黄万华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五四文化的海外开启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百年，五四新文化(传统)也已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的欧洲，曾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重要发源地。而五四后，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中国作家旅居欧洲，在海外写作的语境中丰富、发展五四新文化，书写了欧洲华文文学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页，也让世界第一次认识了作为中华文化新组成部分的五四新文化。而盛成当是五四新文化在海外的重要开启者。

盛成(1899—1996，江苏仪征人)是继晚清的陈季同(1)陈季同晚清时期的海外写作情况，可参阅黄万华：《序幕是这样拉开的——晚清陈季同旅欧创作中的中华文化传播》，《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之后，又一位可视为欧华文学开拓者的作家。五四前后，成批中国知识分子前往欧洲，欧洲成为五四思想、精神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而盛成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当年年末留法勤工俭学的，直至1931年(1929年曾游近东)归国；1935年前后又曾重回欧洲，1965—1978年也侨居法国，前后旅居欧洲的时间长达20余年。与其他五四旅欧又较快归国的中国作家(他们的海外写作大部分还是留学背景下的创作)不同，盛成不仅在法国开始其文学创作，并在法国出版其最重要的作品，而且其创作与陈季同一样，面向法国读者，甚至就是为法国读者而写的，有着自觉而独特的跨文化意识。法国读者正是通过他的著作，得以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与陈季同不同的是，他的重要作品同时期也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本，称得上是第一位双语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这在海外华文文学历史上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而他归国时期的活动，也始终处于跨文化语境中，例如他1947年后在台湾的18年中，任教于台大、文化大学等高校，同时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和孔孟荀哲学等中西课程，而其笔耕，既将中国古典名著(《易经》《老残游记》等)译成法文，或以法语创作诗集，在法国出版，又将法国文学名著(但丁、巴尔扎克、瓦雷里等人作品)译成汉语，或以中文撰写诸多中西比较研究著述，在中国多地出版。盛成的写作和文化活动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由此获得法国总统所颁发的法国荣誉骑士勋章。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可以将他视为欧华文学的又一位先行者。

盛成出身传统士人家庭，浸染古典文化甚深。而与陈季同不同的是，他已经投身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创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潮流。他曾被称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以“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2)许宗元：《盛成教授与〈盛成文集〉》，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之言慰勉于他。五四那年，他是北京长辛店工人领袖，在北京等地直接参与了“五四”到“六三”的爱国运动，之后又以“五四运动嫡系的延续”(3)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勤工俭学的身份来到欧洲。旅欧后，他曾加入法国社会党，随后又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任法共南方省委书记。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写作之前，所以，他的作品会让人看到古典与五四双重传统的影响，即在吸取中外古典传统的境遇中寻求五四开启的“人的解放”的道路。盛成的创作也确实可以看作五四在海外的回应。1922年8月23日，盛成在徒步穷游意大利途中，特地拜访了当时栖居在地中海海岛的高尔基，他以“流浪遇着流浪”的喜悦称这次相见为“不曾失过望的初恋”。在那次相见中，盛成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面对大海，从“许多国界”有如“鬼的造物”隔绝、囚禁人，谈到“人类造下许多的藩篱，许多的牢笼，自己来束缚自己，自己来幽囚自己，不做人要做囚犯”，而当“有人打破了牢门，去救他出来，叫他出来的时候，他还要问你，外面怎么样啊？我从来不曾出去过啊！我出了牢门，没有牢饭吃，岂不要饿死了吗？”(4)盛成：《地球村里》，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165页。每个中国人，都会从这话语中听到鲁迅等五四先驱者的声音。盛成的海外写作，正是他要打破那些“自己来束缚自己，自己来幽囚自己”(5)许宗元编：《 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的牢笼，不做囚犯而做人的努力。这使得他的创作，真正成为五四文化的海外展开。盛成曾在他最早的作品中开篇引用“梁惠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6)盛成：《我的母亲·叙言》(1933)，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并将他1920年代旅欧写作的结集命名为《归一集》(7)法文版《归一集》共5卷，分别为《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与我》《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东方与西方》《归一与体合》。。“归一”，即“人类是一体，人道无二用”，“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文化”，却“仍不能不归于一”，都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8)盛成：《我的母亲·叙言》(1933)，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归一”反映出盛成所接受的古典传统与五四文化的双重影响，成为他旅欧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归一”的层面上看待五四新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发展，正是在人类解放的层面上，揭示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本质。而“归一的方式很多”(9)盛成：《我的母亲·叙言》(1933)，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盛成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写作。

二、《我的母亲》: 中国新文化的海外创建

“因世界现势，非提倡民族意识，不足以图存，更无新文化之可言”(10)盛成：《我的母亲·叙言》(1933)，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盛成的这一宣言，清楚地表明，其海外写作之民族意识的高扬，是为了积极创建中国新文化。

长篇传记《我的母亲》是盛成的第一部作品，就其在欧洲产生的影响而言，显然是五四后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我的母亲》用法文写成，1928年在巴黎出版，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瓦乃理(Paul Valery，今译瓦雷里)被曾任法国总理的著名学者班乐卫称为“一字千金”(11)盛成：《汉学家庭》，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却为《我的母亲》作长篇《引言》，称《我的母亲》以一种“最高最上的情感”在“吾人”(欧洲人)面前“宣传中国民族的文化”，是一部“令吾人去敬爱吾人素来所漠视、所轻视、所仇视、所嘲弄之事物”的作品。(12)[法]瓦乃理：《引言》(1928)，载《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作品出版后，一版再版，发行达百万册，法国《世界报》《巴黎时报》《欧洲杂志》等数十种报刊，《纽约时报》等国际性媒体，罗曼·罗兰、萧伯纳、居里夫人、比利时作家梅特林等知名人士，都撰文给予好评，评论文章有20种文字之多。《我的母亲》被译成16种文字，一些章节被收入法国中小学课本，迄今仍是法国高校文科必读名著。1935年，《我的母亲》中文版在上海出版，书内有章太炎所题《盛母郭太夫人》、徐悲鸿所作《盛母像》和马相伯、齐白石等5人分别作的《像赞》，称赞此书作为“子之文”，所写“母之德”，皆为“动人之性，沸人之血”。(13)许静仁：《像赞》，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插页8。

瓦乃理当年言：“拿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盛成则自觉地以“我的母亲”为“中国的本来面目”。(14)[法]瓦乃理：《引言》，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一位日本学者读到《我的母亲》后对盛成说：“我只见你是人，我忘记了你是中国人。”(15)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68页。盛成1919年出国时，拜别母亲，母亲说：“你到外国去很好……我想你拿待我的心去待人，我相信天下人都是你的母亲。”(16)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这些表明，无论从创作的层面，还是从接受的角度，《我的母亲》不仅是以“人人有的”“母亲”、“人人受的”“母教”来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性格、历史和命运，而且是要由此(天下母亲的“归一”)来探求人类的“大同”、世界的“归一”。同时，针对当时中国“上面的罪恶，把下面的功德，都掩盖着了”，以致“初到的外国人”往往对中国人产生误解的情况，《我的母亲》要以“母亲”忍苦耐劳的一生，展示中国民间的“功德”及其包含的生命力。(17)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而这一切，是在作者的“五四”眼光中得以呈现的。欧洲的读者，也就通过这位他们完全可以理解的母亲感受到包括五四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

《我的母亲》第一、二章《仪征塔》《浣纱女》，描述盛成故乡仪征的地貌、人物，以仪征塔之诗味、浣纱女之忠烈，表达自己为“我的母亲”立传的初衷：“中国的家族制度，向重父系，不重母系”，然而，晚近人类学、近代生物学，都揭示了“母系遗传力之大”“母系遗传力之强”；数千年历史所呈现的“中华民族万寿无疆的佳兆”“无一非天性中之至情”，而“我的母亲，是人中至情者！”(18)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此处无论是从近代科学出发去看待女性，还是立足个人感受深切怀念母亲，都突破了中国家族制度的历史局限，以经受了五四洗礼的胸襟和视野来为母亲立传。

《我的母亲》“特详细申述我母系祖宗之历史”，那是一部“主张民族革命”的“圣人”历史，无论是殉身民族大义的家族正史，还是诸事“听其自然”的家政逸事，体现出来的都是知行合一之风，这些都“遗传到我的外祖父郭省吾，再传到我的母亲身上，成了天性。自然我的母亲，是平、实、精、详的一个人”(19)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平、实、精、详”乃仪征学派的学风，以此来描述母亲的“天性”，正是将母亲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代表、“中国本来的面目”来表现。写活母亲，也就是写活中华民族之生命力。

《我的母亲》记叙母亲的一生时有个中心意象——“返魂梅”，那本是仪征东门外准堤庵里一棵一本五干、两度复活的千年古梅，每年早春，雪里开花，香闻数里。而母亲就是“一个庄严、慷慨、八面玲珑、婆娑浑沌之浣纱女的返魂梅”(20)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我的母亲》述及母亲的生活时，往往用母亲的亲口述说，鲜活地呈现生命力顽强的“返魂梅”形象。例如，母亲述说她丧母之后，被父亲强令裹脚三年的“童子牢”生活之苦痛：“有时我将这对足，放在我双手之中。它们都是同胞手足，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现在手哥哥，一天一天的长大，心理也不变。足妹妹，一天一天的萎小，心理天天变。世间事，真是有幸有不幸！手哥哥有时，怜惜足妹妹……可是足妹妹是暗暗地哭，使手哥哥见不到，觉不着。实在说一句：我的母亲死的时候，我都不觉着这万般的苦痛！”年幼母亲渴望“梅儿自然长，花儿自然放”的心愿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稚真话语成为对“弯枝”“曲本”的封建礼教摧残女性、无视生命自然成长的有力控诉。通观全书，“返魂梅”在国事家事交织中处处映现出母亲“做人”心愿中极其强韧的生命力，从而鲜明地表达了反封建、尊人性的五四精神。

盛成写母亲的柔笔将三方面的人事交织在一起：一是晚清风云变幻中的政治变革，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勋等政治人物的沉浮，往往用活泼直率的笔意生动点染出来，从而展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50年的历史；二是母亲一家的家事，礼仪习俗、风土人情，在起起伏伏而从不断绝的日常生活中延续，中国的人情世故得以直率地呈现；三是盛成兄弟的成长，身处变革年代，年轻人的心热切向往新的生活、新的世界……而将这三方面融成亲切回忆的，是母亲的挚爱和强韧的生命力。《我的母亲》不仅“以母氏口中所述极琐屑极细微之家庭痛苦，表现中国人之风尚与情性”，而且“常借家事喻国事，而又隐切世界各国之一切政治”，其“精心妙绪”当年就受到高度赞誉。(21)万叶：《中国少年海外立志者之成功史》，《上海时报》1928年7月27日；转引自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65页。母亲平素对子女所言往往是以妇人持家之言喻天下治国之理。例如，母亲说得最多的是“忍”：“死是易事，忍是难事”；“做烈妇易，做寡妇难，做寡妇，教子成人尤难”；“我每天过日子，好像爬刀山”，“可是刀山有顶，这日子甚么时候，才能完咧？我指望你们成人，我就忍下去”；“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如果“人家欺我孤儿寡妇，把我的头砍下地，我都不能承受的”。(22)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忍”之古训，在母亲艰难持家的生涯中生发出强韧的生命力，成为一种生命哲学、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得母亲日常要承受的最大压力来自“我”的祖母，“礼教到衰落的时候，是上不尽其职，而下尽其职”，所以“我祖母可以不要三从，我母亲却要谨守四德”，面对祖母不近情理的行为，“我的母亲，反跪在她面前，请她恕她初次”。然而，母亲的“忍”，是为了把子女抚养成人，她内心刚强，绝不屈从恶势力的压迫。1905年，西太后下谕，停止科举，遣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后，新思潮在民间如火如荼，“禁烟”“天足”等民间运动蒸蒸日上，家里也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冲击。外祖、年哥和“我”都决心做新人物，尽管我们当时只懂得空空洞洞的几个新名词，而祖母开口就说我们是“学洋鬼子”，于是“天天同我们冲突”。母亲则“极力斡旋于新旧两种潮流之间，自然，她受到两方面的抨击”。然而，当年哥的革命言论“遭了土豪劣绅之忌”，祖母被人欺骗，家产被人趁火打劫之时，“知文识字的祖母，不知道如何办法”，母亲成了“我们家中唯一有办法的人”。她认定“欺人孤儿寡妇，玩弄无知之人”，是“社会的罪恶”，“绝不让他一步！”当时是清王朝刚被推翻的“青黄不接的革命时代”，大清律例似乎已无效，而“民国律例不曾规定”，社会恶势力趁此“尽其欺侮凌辱之能事”，就连“年哥和我”都感叹，“能革清朝皇帝的龙命，独无法来革恶社会的狗命”。母亲却有胆有识，既抱有“拼一个你死我活”的决心，又坚持“革命世界，更要说理”，挺身闯公堂，占衙门，硬生生让恶势力败下阵去。此时的家事国事，都指向了对人的尊严、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追求；母亲以一个中国传统妇人朴真的家事回应了晚清民初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23)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11页。

盛成的母亲于1931年去世，葬于仪征西门外青山，《我的母亲》终结一章题为《青山训》，记录了母亲生前对儿女常说的话，共86条。这些“家训”饱含慈母爱意，更引导子女成人做事，甚至可以说，盛成兄弟后来投身社会革命，正是遵循了母亲的“家训”。《青山训》中，母亲曾发问：“何以有许多知书识字的人，往往会误了自己的儿女，弄成新不新，旧不旧；高不成，低不就！”这一发问，恰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子女中日夜思虑的。而在《青山训》中，她也回答了这一问题。她对子女费尽心力照料，“家里这几年来，弄得山穷水尽”，“把好的让你们，好让你们成人，做大事”，然而，“你们下代的事，你们自己作主”；“我服事上人，仍依老规矩。我待你们，依新规矩，只要你们把新规矩告诉我，我都依着去行”。这样一种母亲胸怀，容纳了守成和变革，足以让子女在新旧变革的年代把握自己、造福社会。在五四前后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年代，母亲常说：“你们现在以为我不懂国家大事，国家还不是同人家一样，得人就好，不得人就坏么。”“私争私斗，不顾大局，如何得见太平世界。”“我没有私亲、没有私产、没有私见，所以我对得起天地鬼神，还有甚么对不起你们”。这些朴素见解包含的真知灼见，恰恰是日后儿女们报效国家、社会的久远之道。而母亲的为人处事，又有力地引导着儿女们投入五四新潮：“做人要做仁人！要做君子人！”“饿肚子的人，给他饭吃。”“受苦的人，拿心去安慰他。”“我遇着苦人，才能谈到一起。”一个生活在传统中的母亲，其人生观却如此应合五四的变革主张。(24)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9页。

正是母亲这种言行，使得盛成在五四运动中投身于工农之中。盛成1914年到上海震旦学院读书，1917年考入京汉铁路长辛店车务见习所。五四运动爆发，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他担任铁路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准备罢工。“‘五四’之后，接着‘六三’。大家非常兴高采烈！每天工作之后，不觉得疲乏，仍跑到乡间去宣传，组织农民学校，工人夜校。我们初到乡下去的时候，农人……有的以为我们是来传教的。等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铁路工人，并且在工作之余，来演讲同胞爱国。他说：‘你们真正是好人，我们只相信仁人君子的话。’许多人都来认字。我们每次走的时候，他们都送我们到好远。”盛成由此强烈感受到，“中国是有希望的！”(25)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劳苦大众的道德和他们新的觉醒上。而对于“五四”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大运动”要做什么，盛成作为亲历者回答说，当时的“世界太不讲公理了”，“中国人是很仁道的”，“假如世界上的人不仁道，我们就该去仁道他们……我们去以仁道征服世界”。(26)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这一“五四”看法，似乎是“母亲”在替他回答。“五四”是中国人面对“不讲公理”的列强世界的“仁道”反抗，而其“仁道”，就是母亲言传身教让盛成铭记的天下为公、人人平等。

三、中国传统与西方“复兴”的沟通:五四精神的深化

牢记“母训”的盛成“到欧洲之后，即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27)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再版序言》，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组织劳动学会，倡导劳工神圣，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各种“勤工”活动，例如他最初在木工厂做“搬木头，抗木头”的重活，凌晨5点就要起床上工，“每天晚上，工余之遐，遂专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社会学说”。(28)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4页。这显然延续了他在国内五四运动中的理想和追求，但视野、胸襟都大大拓展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至今保存的共产国际法国党部公报，1921年第54期刊有盛成的《一位中国同志来函》。盛成写此信的目的是希望各国民众(同志)间能“彼此互相爱护，彼此互相了解，彼此互相补充，以期于至善”，为此，他在信函中这样说道：“中国人，也与你们一样是一个人……有一个与你们相同的头脑，可以想象自由，一双手，为劳动，为生产，为建立世界人民一致的团结。最后，还有一颗心，可以爱，爱我们的兄弟朋友，爱人类的平等公理。”他呼吁欧洲人与中国人“携起手来”，打倒“三大敌”：“打倒中国反动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欧美资本主义！”(29)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再版序言》，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深重压迫中国民众的“反动政权”、严重侵犯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横行世界的“欧美资本主义”，被盛成视为一体，五四所昭示的中国民众的解放之路也就与世界各国的平等、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作为盛成的个人实践，除了积极参与欧洲的社会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力行“工学主义”。盛成是勤工俭学到欧洲的，但他一直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俭学者”多，“勤工者”少。盛成是要踏踏实实做个“勤工者”，“勤工”才能获得欧洲的“在地”经验，切切实实了解欧洲，反观中国。于是，有了他那本《海外工读十年纪实》，而这本书正是“借英、法、德、意、俄、土、埃及、印度为镜，直照出中国的本来面目”(30)盛成: 《我的母亲·叙言》，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随后，又有了《意国留踪记》，这本讲述1922年“我”转学到意大利后的经历的作品，是盛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它“化合了神曲和十日谈的体裁”，杂糅的游记、随笔、诗歌、小说等各种写法，显得水乳交融，使得作者对“欧洲的精神”的介绍“不是从外面的介绍”，而是一种深刻的“内心的介绍”(31)盛成:《意国留踪记·卷头语》，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从而进一步在走近欧洲中观照中国。

《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意国留踪记》与《我的母亲》一样，当年都有了法文、中文版本，不同的是法文版《归一集》面向法国读者宣扬中华文化，就以《我的母亲》为第一卷，而中文版《归一集》以《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为第一卷，是因为作者期望“知彼可以知己，借镜自照，或能复识”(32)盛成:《我的母亲·叙言》，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盛成海外工读十余年，苦苦寻求的就是中华民族如何才能从身受的多重压迫中挣脱，走上复兴、富强之路；而以他国为镜，“自识自知”，是经受了五四洗礼的盛成探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要途径。

欧洲历史、欧洲精神中，盛成最看重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他曾斩钉截铁地说：“欧洲虽有许多民族，却只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希腊、罗马合一的精神，也就是欧洲精神！文艺复兴，就是代表这种精神的运动！”(33)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149页。而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反观中国五四运动，是盛成旅欧寻求“归一”的重要内容。盛成视文艺复兴为欧洲各国的“自识自知之运动”，而五四本身就是一场中华民族“自识自知”的启蒙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变革的大潮中，中华民族何以自处。为此，他将康德的弟子费修题(Fichte,1762—1814，今译“费希特”)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启者之一看待，因为正是费修题的“自我论”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知道，费修题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哲学界都被长期忽视，他往往被视为从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过渡性人物，1990年代后，费修题的自我意识理论才得到充分重视。而早在1920年代，盛成就高度重视并评价费修题的“自我意识论”，写下了这样赞誉费修题的文字：“1814年，他死在柏林；而他的精神不死，他一我的精神，遂变成德意志联邦全体民众之精神……德意志人人皆认识已定绝对的我，认识我祖宗系统之自由的我，曾几何时，自由变成实际！欧战后的德意志……确是费修题的德意志！不是铁血的德意志，确是发真理造自由的德意志……”(34)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6-127页。这段文字中“德意志人人皆认识”的内容正是费修题几十年学术生涯探究的问题：“你究竟是甚么人？”盛成在《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用两段粗体大号字对“四万万中国同胞”表达了他所理解的费修题的“自我认识论”，“我有两个我：一个是现在我，一个是原始我。现在我是实验的，是个人的我。原始我，是族系的，是祖宗的我。”“我是种族的代表，我是种族的相貌，绝对的我，是已定的。因为这一种族与那一种族相比较，然后就知道这绝对的我，是已定的。假如人人觉到他实在的自由，他的祖宗的我与个人的我就完全独立，不受外人压迫了！”(35)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4-125页。盛成强调人的精神自由，认为社会变革就应该“以发展理性，推尊自由为宗旨”，让“祖宗的我”和“个人的我”得以统一(36)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6页。，由此出发，在与其他民族的对照中，我们才能回答：“我是甚么人？东方人。”“我是甚么人？中国人。”(37)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31页。，从而完成中华民族“自识自知”的启蒙运动。

《意国留踪记》的开篇借一位在意大利打工的德国人海拜儿·毕特纳之口，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可投机于社会主义的买卖”的现实，人被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墨索里尼的黑衣党则正利用社会的种种不公不平，企图夺取政权；而在“我”浪迹罗马的行程中，也时时点缀出“白色的恐怖，人命不如狗命，坏人当道，好人仁人，监狱里都坐满了，帝国主义的威严，军人封建的惨酷，布满了这不仁的世界”的当今现实，这些认识显然都有“我”在中国国内的“五四”经历所打下的印记。(38)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56页。这种背景使得“我”对欧洲精神，尤其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寻找，成为“五四”精神的一种海外延续；而这种“五四”精神的延续，在海外语境中，又沟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是盛成以他国为镜，“自识自知”最有价值之处。

最先向“我”提及“文艺复兴”的是“我”就读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校长，他在向“我”介绍该校700年历史时让“我”明白，欧洲文艺复兴的人生哲学揭示的是，幸福不在以往神学所说“修来”的“天堂”，而“是拿经验换来的，是苦来的”“今生”，我们要关注的恰恰也是作为现实的“今生”。但“我”的“文艺复兴”启蒙老师是意大利恋人露意莎，她“热爱乡土”的感情使她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极为熟悉。两人坠入爱河的浪漫行程，几乎是露意莎一曲曲口诵《神曲》、一步步引导“我”进入《神曲》等为代表的欧洲文艺复兴世界。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异族恋，露意莎“自儿童时代就把《神曲》当作《圣经》读”，而“我”和露意莎最心心相印的时刻，便是她向“我”讲述但丁的身世和《神曲》的始末。但丁一生凄凉悲惨，但其情感始终“驰骋在自由的思想里”，而“他的意识，是以生命为中心，以人道为鹄的，以民族为归宿的”。(39)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58页。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独立，恰恰在于这个民族拥有尊重生命、实行人道的意识，并努力去创造一个自由人的环境。《神曲》百首，正是但丁以“生命意识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产生的心灵历程；而意大利有了但丁，也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当“我”聆听露意莎娓娓道来但丁和《神曲》时，“我”不断地反躬自问：但丁无时无处不登峰造极而产生生命意识，那么中国呢?这让“我”去深入思考中华传统与生命意识的关系。

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画家的壁画杰作，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在“我”心中唤起的是“以生命为意识以人为主脑而造成的全自然大革命”：“天的这里，天的那里；地的这里，地的那里；人的这里，人的那里；都含蓄着这种全自然的大革命！文艺复兴，原来是这生命意识底全自然的大革命！”(40)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57页。盛成显然以中国传统的“天地人合一”的生命整体观念应和、理解、把握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想。正是在这种生命意识中，盛成重新理解了他在国内1920年代(左翼)阶级斗争中接受的思想：“要有阶级意识，先须有民族意识；要有民族意识，先须有人道意识；要有人道意识，先须有生命意识。”(41)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57页。此时的盛成，全然没有国内五四时期与传统决裂的激进，相反，中国传统与西方“复兴”的沟通，深化了盛成的五四精神。

其实，少年的盛成，就有“见了先生骂圣人，见了圣人骂门生”的叛逆性格；辛亥革命期间，他更是“跑到学宫里去，痛击孔子的牌位”(42)盛成:《我的母亲》，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然而，当年的法国学者却看出了，“孔子的敌人”盛成，写出来的书“却含有圣贤所传中庸之道”，而其行为“与圣人的教训反而极其相近”，甚至他“人道的观念，以及人类归一的意义……不过是孔子人道主义的扩张”。(43)[法]弗利德门:《盛成之使命》，《欧洲杂志》1930年4月15日；转引自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61页。为什么五四时期激烈反孔的盛成，实际上却传承了孔子的“仁道”？除了海外的语境使得盛成在向西方传达中国文化时必然关注中华文化传统外，还在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达成目的的理解。前述盛成极为看重欧洲文艺复兴，是要由此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他非常推崇他称之为“文艺复兴”“鼻祖”的潘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o，1304—1374，今译彼特拉克，盛成当时有的著述中也称其为“佩特拉克”)，走访潘特拉克的多处旧居，苦苦探究“潘特拉克是如何的人，意大利又如何地出了这位孔子？”(44)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13页。盛成视欧洲“文艺复兴”的“鼻祖”为“西方的孔子”，不仅在于潘特拉克的诗集“为意国文字语言的母胎”，其政治、历史、地理著作都确认了“罗马子孙意大利本性民族的精神”，从而使得“意大利，有语言，有精神，有族性，遂离教廷而独立了”；而且在于其人文思想建立在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古典文化成为潘特拉克反对教会封建文化的强大思想资源。(45)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18页。盛成将潘特拉克的这种努力视为对民族的“根本正性之功”(46)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0页。。显然，在盛成的心目中，文艺复兴的精神实质在于一个民族由此“有语言，有精神，有族性”，从而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五四”反封建的时代使命，恰恰是要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反对历朝历代等级森严、礼教压迫的封建思想，从而在语言、精神、族性上获得民族的复兴。

盛成称意大利为自己“西方的中国”(47)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90页。，不只是因为他在那里遇见了令他刻骨铭心的异国恋人，更因为他们恋人之间情感、思想的交流往往是东西方文化的共鸣、应和(《意国留踪记》的恋情部分完全在男女主人公“唐诗”与“神曲”的吟和中展开：“唐诗鼓荡着我们，《神曲》摆动着我们。”(48)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42页。)，盛成总会从恋人向他讲述的意大利文化中情不自禁地回到中国文化的境界，由此思考中华文化复兴等问题。这是盛成海外写作最重要的心境，这种心境也使他沟通了五四和传统。例如，他踏访罗马，“好像是到了基督的家乡”，深感“罗马所受基督教之影响，等于中国所受佛教之影响”，其最大的特点是“外来居上”。他由此去思考：面对“外来居上”，自己民族的“灵魂今何在”？他细细考察罗马教堂中“文艺复兴”诸先杰的绘画，也去感受整座罗马城的雕刻艺术，深感“文艺复兴”已让“罗马与希腊再生”，“欧洲灵魂复活”。(49)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146页。他由此领悟到，“在这外来居上的时期，如依苏格拉底‘自己要认识自己’的原则，自然可以使固有的文化，重新复活起来”，那么，五四的中国面对“外来居上”，自然也该“使固有的文化，重新复活起来”(50)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145-147页。，现代的五四，完全应该，也可以激活传统的中华。“现代”提升“传统”，以“传统”拓展“现代”，这就是盛成“复活”传统之道。

这种“复活”，是五四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的本来之道的沟通。盛成当年的恋人露意莎崇拜潘特拉克，她和盛成一起登山凭吊潘特拉克的老死之地时，对盛成说道，如果“人”这个字还有“人”的意义的话，那么潘特拉克“是一个人、第一个人”，这让盛成非常深切地体悟到，封建社会的发展，使人在等级观念等束缚中“有种种区别，自有种种区别之后，原来‘人’的意义，就消灭了”，“家庭底教训”“宗教底指示”，都在教“人”“做社会上的人”，而“唯最进了社会，反倒见不到人”。(51)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65-66页。所以，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要“有力能造成一个自由人底事物”，就是“造成自由人”所需的“自由底环境”。(52)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94页。以“平等”为核心的“自由”是盛成这样一位五四青年信奉的核心价值，在破除了“消灭人的意义”的种种“区别”之后，孔子的人道思想恰恰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建立平等、自由的重要资源，因为孔子作为“初期儒家，原始孔教”(而非后来的儒教)，最应该为当今世界看重的是，“宽容一切的异端学说，以形成人类的仁，即人道。孔子的开明，不但光照出人世的大同，还要启示着宇宙诸神的和合”(53)盛成：《法译〈老残游记〉序言》，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即人类的“归一”。

四、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科学精神: 五四“人的解放”的重要途径

盛成曾这样总结：“民国8年，我曾参加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救国。认为中国一切不科学，不民主；必须鼓吹‘德谟克拉西’，提倡‘赛因斯’，始能救亡图存。”(54)盛成：《真科学与假科学》，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他留学法国，也是在五四精神的召唤下，“研习科学，来救中国”(55)盛成：《真科学与假科学》，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而盛成以科学精神学习、研究科学，科学依然成为他寻求“人的解放”的重要途径。

1920年，盛成进入法国国立农专学习，而他“学习科学救国之始”，是第一堂课，老师要他们“将过去的科学，即一加一等于二的老科学，丢在教室的外面”，而来学“二十世纪的真科学，爱因斯坦相对论”。(56)盛成：《真科学与假科学》，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后来，他就读意大利巴都大学时，亲耳聆听了前来演讲的爱因斯坦的雄辩：“旧的科学，旧的科学方法，是旧了；落伍了！我们须要新科学，与新的科学方法。”爱因斯坦的思想让盛成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反反复复思考科学新旧之分的问题，意识到，旧科学方法，例如因果法则的科学，“不容许有任何例外”，往往视“例外的异论”为“科学的异端邪说”；而新科学方法，则有更开阔的视野，例如对于因果关系，要意识到事物是“相关的，相依的，而不是相同的”，要在诸多“空间的差别”与“时间的差别”中把握事物，恰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7)盛成：《谈新科学方法》，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8页。旧科学方法不仅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往往信奉单一真理，视单一真理的“科学”为上帝，等同于人人要遵奉的“道德”，结果禁锢思想、僵化方法，恰恰是违背科学的。盛成海外求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新旧科学之分，他甚至由此去重新思考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唯物史观辩证法(58)盛成：《谈新科学方法》，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将五四的科学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科学的力量在于打开人类正确认识新世界的大门，其方法必然从事物的复杂性、差异性出发，求得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盛成求学欧洲，学的是理科，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之后在意大利蒙白里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桑蚕学的教学、研究。然而，他在自己的专业实践中发现，现实中常有“假科学赶走真科学”的事情发生，恰如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的科学”“教人类以正当生活的方法”，而“假科学造成奴隶与主人，将人类分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级”，“假科学之主要罪孽，不在于它以冗赘不合理的知识，填满世界上人的脑海；而在于它僭窃真科学的地位，而代行真科学的功用”，而人们往往不加认真思考，将假科学作为“真理”欣然接受。(59)盛成：《真科学与假科学》，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科学本应造福人类，但假科学“今乃变成万恶之源”(60)[俄]托尔斯泰：《真科学与假科学》，《东方杂志》1912年9月号；转引自盛成：《真科学与假科学》，载盛成：《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盛成极为认同托尔斯泰在他的遗作《真科学与假科学》一文中阐明的这些观点，他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关注真科学与假科学之间的冲突，让科学成为人类实现平等和解放的有效途径。

五四倡导的“科学”，在盛成那里有了新旧之分、真假之辨，不仅是他主动积极地汲取科学最新成果的表现，也是他身处欧洲各种思潮激荡之中，坚持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反映。他曾讲过，“信”和“疑”之间的冲突，是欧洲思想界“今日的情况”，而这恰恰最应该成为“我国的镜子”。他推崇康德的学说“是改造人生的知识”，康德是“纯理”“用理”的“评论者”，“又是批判的评论者”，其一生，“自疑字出发去重新造信字”(61)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3页。，其倡导的思想启蒙正是视一切依附、顺从既成秩序、思想的存在状态为蒙昧，号召人们要争得思想的自由，由此也促成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倡导“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的“普遍倾向”。(6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盛成所理解、追求的科学，自“疑”出发而“信”，对其追求和批判同时发生。这正是五四“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体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需要在“疑”和“信”的自觉把握中走向科学的真谛。盛成90多年前自觉倡导的“自疑字出发去重新造信字”，是五四精神核心的体现，对日后的欧华文学影响深远。

盛成崇尚真科学、新科学，并非关在书斋里的“纯科学”，而是积极面向人生。盛成幼时有十年寒窗的私塾教育，后来读中学，读些洋八股，进大学所受的也是耶稣会的教育，皆非自然的教育。旅欧后，他和众多中国旅欧学子一样，攻读自然科学，大学校长也极力提倡野外自然教育，他开始意识到，到自然中去，主动地学习，在认识自然中掌握真理，是坐在教室、实验室里的学习无法替代的。他留学欧洲10年，师从赫胥黎的大弟子、鼎鼎大名的生物学家介德思(Patrick Geddes 1854—1932)就达六七年之久。赫胥黎是达尔文的高足，而介德思不愧为达尔文再传弟子，他在生物学上的三大理论——性论(Sex)、演易论(Evolut on)、生物论(Biology)影响巨大，他也被公认为20世纪苏格兰学派之领袖。盛成言“受他的影响最深，而受苏格兰常识学派的熏陶，亦最重”。(63)盛成：《地球村里·苏格兰学院回忆录》，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苏格兰学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9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约翰·司各脱·伊烈基那(Johannes Scotus Erigena，883？—875？)，此人被视为“自由思想家的始祖”，其见解“不受丝毫拘束，理论极端自由”，敢于挑战神学与君主，其理论强调“在公理之前，强弱平权”，也坚持“人类虽堕落于物质境界，但不会失去人性之太清”。(64)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经过几代学人的理论建构，至18世纪的黎德(Tllonas Rcid,1710—1796)，强调心灵的主动性，“在常识的原则之下，作人性之研究”，“遂为苏格兰学派之宗师”。(65)盛成：《地球村里·苏格兰学院回忆录》，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黎德的门人极多，包括打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界岭的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1758—1823)等。介思德创办苏格兰学院，广招各国学生，注重通过日常实践，让“科学变成常识，知识变成真理”。盛成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一脉思想，它再次显示了与五四中国人追求的呼应：思想自由，人权平等，普及普通常识，改善日常人生。非常有意味的是，介德思向盛成讲述这些苏格兰学派的来龙去脉时，开头就说，苏格兰学派的思想“很像中国哲学”，终结时又希望，“中国学者，多来欧洲，向我们传教，广播普通常识的孔子人生哲学！”(66)盛成：《地球村里·苏格兰学院回忆录》，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218页。科学关注人生，注重身体力行，西方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再次沟通。这对盛成影响极大。他不仅在介思德门下积极、主动通过实践学习现代自然科学，还在就学之余，与他国几位志同道合者步行走访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亲身体验欧洲历史，广泛接触普通民众，从中了解世界、反观中国，也利用一切机会向欧洲民众宣讲中国五四新文化。

盛成推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然而，他对欧洲现代历史上的种种却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和欧洲民众的接触中显示出五四鲜明的反帝立场。他的纪实文学作品中记录了众多生动事例。例如，一次他由一位邮差带去见英国总工会的书记。闲谈中，对方问起：“中国人对于这次世界的大战争，有什么感想？”盛成一针见血地回答：“这不是世界的大战争，这不过是英吉利与德意志两个帝国的一个小冲突。别的国家之参加‘同盟’与‘协约’，或者是偶然，或者是利害，或者是感情作用。”随后，盛成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而发生的冲突，以老子“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之言断言，帝国主义的扩展野心必给欧洲带来“铁血耗废后之凶年”。(67)许宗元编：《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172、175页。对方听了，目瞪口呆，而我们却从其中听到五四反帝的声音通过一位旅欧的中国青年之口在英伦土地上的回响。盛成1935年2月考察当时世界最负盛名的丹麦农村教育时，与丹麦农业兽医专门学校的师生座谈。未想到的是学农科的丹麦学生却问起“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冲突”的问题，而盛成随即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彼此间没有冲突的。假如没有民族，何来世界？世界是由各个民族组织成的。假如没有民族文学，何来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由荷马、韦吉尔、但丁、莎翁、歌德、安徒生铸成功的”，而“现代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冲突的，那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可以说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相冲突，并非民族思想与世界观念间相互矛盾所产生的”。(68)盛成：《地球村里》，载许宗元编：《盛成文集·散文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194页。盛成所意识到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民族与世界的统一，区分开了国际资本背景下民族与世界的冲突，让丹麦年轻人感受到了持有五四文化立场的中国学子在民族思想和世界观念上的开阔胸襟和进步意识。

盛成的创作开启了五四文化在海外的延续、发展，在身处世界变革的潮流中，将五四新文化所高扬的“人的解放”旗帜，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接通了与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不仅让人在与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的对照中更深刻地理解五四文化的丰富内涵，也让五四新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