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梅

(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意识及两性文化书写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将两性文本简单地对立起来，既不能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也无法展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之全貌。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固守着性别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导致男性文本较少出现在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即便从性别维度对男性文学创作进行了尝试性的文本厘定，然其多数也仅起到标签式的靶子作用。事实上，不管是男性文学创作还是女性作家文本，都对中国现代性别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二者互鉴互融。因此，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不能仅囿于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应该关注男作家的女性书写，进而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对话与文本互鉴，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文化资源。

一、研究范畴：指向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契约，关注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女性文学”概念虽已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但其内涵与外延界定迄今仍存争议。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学者谢玉娥教授在纵观各家说法的基础上，指出“女性文学”概念界定主要有三种基本观点：其一，主张以文学题材为依据，认为讲述女性故事的文学作品皆为女性文学；其二，以作家性别为依据，主张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乃女性文学；其三，秉持作者性别和女性意识双重依据，认为女性作家创作的具有明显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然而，在后续的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持第一种观点者寥寥，而持第二、三观点者却不少。事实上，80年代以前的学界普遍将女性文学理解为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如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研究，就按照当时的审美经验对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叙事进行了简单勾勒。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出“女性文学”概念，但它们是较早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成果，其贡献在于对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创作史料进行了及时收集与整理。在此期间，黄英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贺玉波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复兴书局1936年版)、草野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人文书局1932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这种研究模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才出现新的范式转换。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实现了对之前“无性状态”的纠正，转而回到对“人”之脉络的阐释，注重从生理差异理解性别。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就转向对女性作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貌及其美学特征进行挖掘，其中经典代表作有于青的《女性文学成熟的曙光——论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之演变》(《文学评论家》1987年第2期)、吴黛英的《从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若干特征》(《文艺评论》1985年第4期)、任一鸣的《女性文学现代性衍进》(《小说评论》1988年第3期)与《女性文学一种新的审美流变——“荒诞”》(《艺术广角》1988年第1期)等。其二，实现了从之前的审美批评到意识形态批评的转换。80年代以后，受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实践逐渐转向借助文学文本对男权思想进行揭露与批判，并主张张扬“女性意识”，以实现对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文本阐释。阮忆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新时期女性文学断想》(《文艺评论》1987年第4期)、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研究。然而，无论是对“无性状态”的纠正，还是对批评范式的转换，这些经典研究都强化了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女性文学研究等同于对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研究。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女性文学”就是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集锦吗？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叙事文本也要被排除在外吗？女性作家创作的无关女性问题甚至与女性意识背道而驰的文学作品天然就是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吗？对此，当代女作家张洁就曾提出质疑，她认为有些女作家不仅“不会客观地去对待妇女问题”，还可能不自觉地利用性别特点“销售女人矫情的东西”。(1)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因此，不少女性作家拒绝“女作家”称号，也拒绝从“女作家”角度对她们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此外，将男作家的创作完全排除在“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外，其潜意识中是性别对立观念在作祟。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男权思想并不等同于男性。事实上，有些女性的男权主义思想比男性更为严重。因此，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指向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形式，要抨击的应该是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而非男性本身。

近十多年来，“社会性别”这个词在女性文学研究专著与论文中频频出现，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由“女性”转向“性别”。可以说，性别批评是女性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引入了“社会性别”这一重要范畴，对性别尤其是对女性的研究才有了质的飞跃。福柯认为：“身体只有在权力关系的语境下于话语中获得意义。性别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空里由权力、话语、身体与情感构成的一个整体。”(2)[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2页。换句话说，性别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建构，应重点关注由“生理性别”向“社会性别”转化的内在机制及其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朱迪斯·巴特勒顺势而为，提出了已成为她个人标记的“性别操演”理论。她强调：“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但它也不是一组自由流动的属性……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通过操演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3)[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页。也就是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别在于前者只是物质基础，而后者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上以一种文化铭刻的行动运作。这种理解超越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更有利于对性别问题的科学认知。需要强调的是，性别批评仍然以女性主体性为价值支点，只是研究者使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查性别问题，用以克服性别问题认识上的偏狭。“性别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从后现代主义建构论出发的，要求在认识和判断文学中的社会性别时取消男女两极、以承认性别具有交互与越界的可能的社会文化立场考察性别建构的开放性话语方式。”(4)乔以钢、张磊：《论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载刘思谦、屈雅君等：《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也就是说，女作家文本、男作家文本和历史文化语境构成的文本，都能以一种“互文”方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将男性文本纳入女性文学研究范畴的必要性。

另外，这样的考虑主要还基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实际情形。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多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就两性文化而言，这一时期的男女两性文化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就以现代女性觉醒而言，“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确确实实是在反对男性霸权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反对‘五四’时期男性文学的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反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及其在现实社会的严重影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时期男女两性的文学是站在同样一条战线上的。”(5)王富仁：《一个男性眼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以文学创作实绩而言，与刚刚起步的女作家相比，男作家无论是对叙述技巧的掌握还是对话语系统的驾驭，都已累积大量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架构女性故事和传达女性愿望等方面，大都比才获得话语权的女作家叙述得更加深入和成熟，鲁迅的《伤逝》、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曹禺的《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巴金的《寒夜》等作品即为明证。有鉴于此，尽管女性文学概念的具体内涵至今仍较模糊，但是学界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把女性文学限定在对传统男权思想文化的否定以及对现代女性解放的肯定的思想框架之内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许多研究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趣，也在于把男权思想文化统治下的女性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来关注，并由此延伸出对男权文化本身的反思。

据此而观之，女性文学研究虽然以女性作家的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并不能武断地认为所有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文本天然属于女性文学；同样也并不能把所有男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排斥在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外。事实上，凡是对传统男权思想文化持一种具有女性意识立场的反思态度之文学文本，都应该被纳入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框架中，我们尤其不能忽略那些严肃思考女性问题、关切女性未来的男性文本。这样的界定不仅有益于理解女性生活本身，也有益于全面考查女性问题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发展轨迹及其出现变化的原因。

二、叙事主题：强调性别、婚恋与国族的逻辑互动，关注对中国新女性的书写

与现代女性作家更倾向于关注女性内心世界不同，现代男性作家更注重女性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他们通常在人物与外部世界、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自身等层层递进、相互冲突的关系中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轨迹，以达到实现创作意图的目的。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主要聚焦以下三个主题：

首先，在“婚恋与事业”矛盾中书写中国新女性，“深度挖掘新女性层层叠加的生存困境”(6)谭梅：《现代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2日。。以《伤逝》为例，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对子君与以胞叔为代表的一批次要人物、子君与涓生、作为“鬼魂”的子君与涓生等三层矛盾关系的书写，层层递进地将子君荒诞尴尬的生存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新女性与旧势力这对实力悬殊的第一层矛盾关系中，子君以坚定的意志、决绝的勇气捍卫了自己婚恋自由的权利。在第二层的性别关系中，子君主动承担起日常家务，自觉返回家庭生活空间。有人据此指责子君的退让与妥协，事实上，在那个连涓生因为自由恋爱都难以谋生的社会，离家出走的子君又能有多少生存空间呢？在第三层生与死的对话中，我们不仅感受到社会对子君死亡的漠然，也从涓生非死不生的诡辩逻辑中替子君感到死得不值，进而领悟到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独立宣言背后的荒诞。曹禺的《日出》则接续着《伤逝》中的女性故事，以新女性陈白露从新式家庭逃离出来作为叙述的起点，着重在“女性与社会生存空间”这一层面上探讨新女性的命运。作者通过两条线索展开陈白露的悲剧命运：一是陈白露与出入酒店的达官显贵们之间的周旋，二是陈白露与方达生之间的纠葛。前者逼仄的社会生存空间让陈白露承受着因心灵分裂而带来的剧烈疼痛，后者却时时让陈白露想起那难以返回的男主女从的家庭怪圈，这两条线索相互呼应、佐证。最后，作者只能以陈白露必死无疑的结局来昭示新女性企图跨越追求自由道路上的障碍物的艰难险阻。

可见，“这种由外至内的写作方法，不仅道出了新女性在‘婚恋自由与个性解放’启蒙下内心的果敢，而且折射出知识女性在外部世界寻求探索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道路上内外夹击的彷徨与艰辛。”(7)谭梅：《现代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2日。更为难得的是，男性作家们不仅由此“对两性不平等历史中直接的男性责任”进行了反思与自责，而且觉察到了由“婚恋自由与个性解放”启蒙所引发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并对此进行了思考。有人指责他们对女性故事的叙述主要是在“个人与家族”“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二元框架中进行的，“性别”作为女性解放最为核心的要素却被弱化了。这种批评不乏合理之处，但是一味地将这种认识引向极端不免矫枉过正。事实上，在具体的婚恋故事叙述中，性别要素从一开始就撑破了个人主义脉络中女性解放的话语逻辑，显示出自身的不可规约性。况且，对女性权利的捍卫一开始就从抨击与反思父权文化开始，这在现代男性作家中是不乏其人的，鲁迅、曹禺都是极佳的例子。他们替女性代言的思路与后来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策略不谋而合。并且，在鼓励女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对比陈衡哲、庐隐、冯沅君等女性作家在“女性、婚恋与社会事业”这同一主题下的代表作品，我们发现：她们重在从内心体验的角度倾诉女性遭遇“解放”之后的困境，即新女性如何面对婚恋理想与新旧混杂的婚恋现实之间的落差？如何陷入家庭与事业不可兼得的困境？如何应对她们自身所感到的“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客观地说，这种叙说由于缺乏必要的外部事件交代而显得啰唆与乏力。就庐隐的《象牙戒指》而言，我们无从知道沁珠如何发表了她的第一首新诗，也不知道她如何在职场上奋斗，更不知道她与曹先生具体的情感纠葛，这就让庐隐直击人物内心的洞见缺乏足够的感染力与说服力。(8)参见郑积梅：《都市：现代女性小说中别样叙事——以庐隐、丁玲、张爱玲等为考察视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其次，在“女性与国族”的互动关系中叙述女性命运。现代中国，女性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大革命前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革命成了时代主旋律，女性运动出现新的转向。茅盾、叶紫、柔石等男性作家将女性放在与革命的互动关系中来书写，直面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与困顿，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女性在革命中的真实处境。茅盾在长篇小说《蚀》中准确地觉察到孙舞阳、慧女士和章秋柳等从五四而来的知识女性在大革命中的真实状态。她们由于革命身份合法性的焦灼而引发的凭借个人肉身在革命乱流中奋力搏击的激进姿态，是当时革命女性典型的状态之一。当爱情失去反传统能力，甚至渐渐为社会所诟病的时候，革命才是女性反抗社会化角色可选择的主要途径。然而，当女性选择投身革命，革命又会给女性带来怎样的前景呢？叶紫的《星》通过春梅姐这一农村革命女性形象的书写指出，无论革命还是不革命，女性所处的客体位置都难以根本改变，她们归属权的变迁不过是政治权力转移的象征。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作者通过对“母亲”这一底层受难妇女形象的刻画证明了革命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联系柔石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小说《二月》，这个文本最出彩的地方是对革命的效能边界进行了追问与深思：革命的合法性充分了，但革命的效能边界又在哪里？换句话说，革命能解救受难的母亲以及与母亲一样的弱势群体吗？这应该是一直困扰柔石的问题。革命对于青年人来说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律令，在他们的理念中，革命因其道义上不可辩驳的地位而始终处于思想的主导位置。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他们愿意极力维护自身革命的信念。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我们很难看到革命对受难母亲的解救，反而是母亲用伟大的爱和牺牲精神支持了革命，抚慰了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一颗颗脆弱的心灵。

就同一主题而言，女性作家由于专注人物内心世界刻画的写作特点容易忽略“女性”与“革命”二者之间复杂微妙的动态关系，而在不自觉中滑向通过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塑造来实现对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表态的目的。在丁玲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革命理性渐渐压制女性自身情感，女性在挣扎之后逐渐撤退；谢冰莹的文本更多地展示了一个懵懂少女对革命简单、直接、热情的认可；在冯铿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革命女性在革命浪潮中不惜以抹杀女性的性别特点为代价来跻身历史、勇往直前的身影。女作家偏执于主流社会的认可，放弃了刚刚在五四时期努力建构的主体性，这让浮出历史地表不久的女作家不仅忽略了对革命洪流中革命女性复杂的生存状况的书写，而且错失了对“女性”与“革命”这对有着丰富内涵的矛盾关系的深入探究，还失去了深挖大众崇拜这种新型意识形态弱点的机会，最终让革命理性生硬地将可能从女性视角生发出来的洞见压制下去。

最后，在“女性与个性”关系中讲述女性故事。中国女性命运与国家民族前途紧密相连的另一表现是，妇女个性的张扬有赖于国族的振兴。“女间谍”是抗战时期男性作家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之一，与之前相比，抗战时期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展示出对性别、政治和道德这三者关系更敏锐的思考。细读茅盾的《腐蚀》与徐讦的《风萧萧》，我们发现男性作家在想象女间谍的时候，由于注重从女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透视女性，容易与人物保持一个有效距离。这个距离既能防止隐含作者将文本作为一己极端体验宣泄的工具，又能对言说对象进行一种反思性的文化思考，从而让文本拥有足够的张力。在《腐蚀》中，茅盾纠结于“为什么一个被骗失足愿意自拔的女间谍就没有自新之路”这一问题，客观显示了政治认同与文学创作、社会空间与主体表述之间的拉锯；对于茅盾的困惑，徐讦在《风萧萧》中则直接表明，“爱与光明”不仅比民族国家那套动员话语更具普世价值，而且比后者更具有穿越性别与政治伦理、政治认同与文学创作之间二元对立壁垒的优势。对比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张爱玲的《色，戒》，我们发现，女作家注重人物内心的写作方式让她们采取的是结合自己敏锐的性别体验，从身体的政治辩诘出发，直指女间谍悲剧命运的言说思路。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中，隐含作者着重表现的是贞贞由身体伦理引发的两难处境。此外,更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在振兴民族国家这一恢宏的背景下思考女性问题，所以女性问题在男性作家的经典文本中继五四之后再次被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反思和历史反思的力量。此时，男性作家对“女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对“个性”的认识，也不是对五四式理解的简单回归。巴金的《寒夜》通过对曾树生这个形象的塑造，既批判以含糊不清的社会正义名义随意牺牲个体自由意志的做法，又认识到“女性”“个性”与“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等问题都是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裹挟在一起而很难独立解决的。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通过对郭素娥这个四川底层农村妇女的刻画，彰显出作者既主张唤醒人民中蕴含的原始反抗力量来将受损的人性从历史与现实的暴力中拯救出来的意识，又辩证地认识到不能将人民群众绝对神圣化。通过《围城》对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等现代知识女性的书写，钱钟书不仅冷静地回顾与反思了新女性的解放之路，还从新女性身上深刻反省了传统文化的滞重，从而对现代中国的文化策略进行了理性的检讨和反省。这几部小说都兼有女性与个体的主题。女性与个体这一天然的文化盟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次联系到一起，知识分子也因此再度携手而获得破解集体专制与文化反思的力量。

三、叙述方式：运用“故事化”的饱满叙说，关注对女性人生轨迹的呈现

“故事化”叙述方式是相对于“心态化”叙述方式而言的。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的文本大多呈现出以描写内心情绪与心理活动为主的“心态化”的叙述特点。这并不是说女性作家缺乏精心架构故事并对人物重大的人生选择进行理性书写的能力，而是说对大多数女性作家而言，激荡的变革时代所导致的个人经验的模糊与矛盾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跌宕起伏的情绪，超越了日常生活与逻辑思维的常态。因此，她们常常把叙述的重心放在关注人物内在的情感变化上。谢冰莹的成名作《从军日记》并没有对北伐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交代，而是重在宣泄北伐这一历史事件给第一次以女性身份当兵入伍的青年女性带来的情感冲击。作者感叹历史终于给了女性莫大的际遇，女性第一次从客体变成了主体，第一次有了参与构建历史的机会，第一次有了引以为傲的大事业。这种兴奋感让作者忘记了性别差异，甚至企图去除女性意识，模仿男性意识，以追求与男性拥有同样的能力和建树，进而嵌入历史。相比之下，“故事化”叙述更偏重表现人物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它具体表现为小说中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事件。受以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关系为主要写作主题的制约，与现代女作家们更加属意“心态化”叙述方式不同，现代男性作家更倾向于“故事化”的叙述方式。

在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中，路翎选择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动作来搭建情节、塑造人物，进而推动故事发展。有学者考证，主人公郭素娥所在的这个乡场和矿区“在巴县、合川、江北交界处，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再加上峡谷地势的险要，曾经是袍哥(又称“哥老会”)出没的地方，民风非常骠悍”，有学者把这片土地称为四川“荒地”。(9)倪海燕：《四川“荒地”与〈饥饿的郭素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年第2期。其土地的贫瘠、社会的落后和人情的冰冷可想而知，加之一个从肉体到精神都猥琐不堪的老鬼丈夫，这一切都让郭素娥感到难以继续忍受。立足于主人公的生存环境和生命诉求，作者运用了一连串包含着饱满动作的事件来勾勒她怒放的生命轨迹。工厂的建立和接连的战事打破了死水般平静的乡村，这不但让乡村基层的行政秩序发生松动，也让社会伦理放松了警惕，农村妇女有了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于是，“饥饿”的郭素娥就顺势在厂区里摆起香烟摊子来，正如叙述人所暗示的那样，她寻求的不仅仅是满足肉体欲望的机会，更是从悲惨生活生发出来的改变目前从肉体到精神备受压抑的生存状况的契机。因此，当她抓住了机械工人张振山这根救命稻草时，便发了疯似的去爱，以至于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有一种盲目的力量几乎迫使她要急剧地冲出去。”(10)路翎：《路翎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当家族势力、乡村政权和地痞流氓等恶势力以堂而皇之的理由联手要将她卖掉时，郭素娥发出了歇底斯里的吼叫。“我是女人，不准动我！……你们是畜牲，你们要遭雷殛火烧。”(11)路翎：《路翎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即使在生死抉择之际，她也没有给自己委曲求全的机会，而是给敌人以最致命的反击：“突然，一个恶魔出现了。这恶魔甩着头发，喷着口沫，张牙舞爪地扑在老妇人的颈子上，扼住她的脆弱的喉管。”(12)路翎：《路翎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这里巨大的如火山般喷发出来的行动能量，是郭素娥长期遭受非人待遇之后的爆发式反抗。路翎通过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叙述，旨在唤醒深藏在大众之中的可以救民族于危亡的原始强力。

叶紫的小说《星》中，春梅姐的人生轨迹也随着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展开而被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不但对春梅姐的准革命经验进行了真实而不失艺术的传达，并且对革命与女性个性解放之间的直接效能进行了反思。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叶紫为了使其讲述的故事成为一个真正饱满的故事，恰当地处理了概述和场景、讲述和展示之间的关系。为了证明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作者运用展示的手法再现了春梅姐嫁给陈灯笼之后内被毒打、外遭嘲讽的非人处境；而对春梅姐参加革命之后思想进步、生活甜蜜的情形，作者则更多地运用了讲述的手法。隐含作者跳出来说话的目的，在于倡导一种合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伦理道德。对于春梅姐倾向革命的内心变化，作者运用了场景客观化的手法，展现了她在黑夜中痛苦、悲哀、孤独、空虚等暗自忧伤的心情，逼真地再现了春梅姐的肉体与情感在内忧外困之下悄然变化的过程。小说结尾，春梅姐不堪忍受黄副会长死后陈灯笼变本加厉的折磨，怀抱着希望离家出走追随革命。作者对于这一情节的处理更多的是采用概述的手法，这样的叙述方式增加了文本的容纳度，起到了极好的意义弥散效果。此外，在遵循革命成长故事叙述模式的同时，作者对此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其中，被拯救者、革命者与反对者并不是如革命成长叙事模式所设定的那般非好即坏。村里的封建顽固势力代表，如四公公和李六伯伯等人，之前对村里女人参加革命一事一律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而在黄副会长被杀、春梅入狱后，却又联合起来游说陈灯笼卖地将其救出来。春梅姐也不是一夜之间由愚昧变觉醒的，而是在消极度日与积极争取自由之间来回徘徊。

可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主要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通过一系列经过时间运行并展示出统一性和重要性的事件来客观地描述人物的人生轨迹，以达到实现作者写作意图的目的。在西方，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们深受理性主义价值原则的影响，并据此对人物重要的人生抉择做出判断；现代中国的男性作家们由于有着强烈的民族现代化焦虑，他们在讲好行动中人物的故事之外，其作品也呈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特点。并且，随着时代更迭，女性书写的主题也因之被频频更换。二是“运用各种元素精心结构故事，使作品成为一个真正的饱满的故事，而不是片段的干瘪说教”(13)谭梅：《现代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2日。。如前所述，鲁迅在《伤逝》中将故事层面作为“外层”，而将话语层面作为“里层”，以这种里外结合的结构方式对子君的艰难处境进行深入透析。这种精巧的结构使得整个故事意味深远、引人深思。

四、审美风格：呈现“流动易变”的书写笔调，开启中国新女性的思想解放

虽然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性格多样，但其叙事风格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易变”的审美特征，甚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径渭分明的变化。比如五四时期，男性作家在书写中国底层女性时，曾历经从稚嫩言说到成熟叙写的过程。最先表现这“沉默的大多数”的作品有叶绍钧的《一生》与《低能儿》、杨振声的《贞女》、汪敬熙的《雪夜》等。这些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用震惊的笔调叙述了这群受尽苦难、像牲畜般被蹂躏被剥削被奴役的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境况。她们大多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没有清晰的面庞，悄无声息地出生，又悄无声息地死去，现代男性作家用她们非人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社会的专制与残忍。继问题小说之后，受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响，乡土写实派的男性作家们又不断地开掘新的思考角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呈现底层妇女在苦难中挣扎的一面，还要进一步追问问题的根源及她们自身的问题，从而开启中国新女性的思想解放。这群面庞不清的“她们”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标记，如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菊英妈的封建与无知、鲁迅《祝福》中祥林嫂“间或一轮”的呆滞、《风波》中九斤老太的守旧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与悲惨生活相比，她们精神上的创伤更让读者震撼。

而后的大革命及抗战时期，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五四知识精英重回被统治的“子”位置。此时恰逢“马列主义的大众革命的社会理论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14)刘传霞：《被言说的祥林嫂——论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性自我主体建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即以“受压迫的大众英雄推翻政父暴君的结构，以此作为对现实结构的否决”(1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社会局势的变迁致使男作家对创作对象的认知发生了裂变。在他们的文本中，之前苦难、无知而麻木的底层妇女形象蜕变为现在宽厚、坚韧而无私的新形象，这也隐含着作者的叙述态度已由过去的同情和批判转变为欣赏与称赞。叶绍钧继五四创作《一生》之后，又推出了描写中国农村妇女的小说《夜》。与《一生》中苦难无言的“伊”不同的是，《夜》中的母亲觉醒了，她挺身而出，勇挑家庭重担，让女婿能够了无牵挂地为革命从容就义。与此类似的人物形象还有吴组缃《樊家铺》中的线子姑娘、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荷姐等。此外，艾芜还塑造了一些游走在乡间的妇女形象，比如《三峡中》的野猫子、《芭蕉谷》中的姜姓女人等。在这些“野猫子们”身上蕴含的顽强生命力，引起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无限钦佩。五四时期男性作家对“祥林嫂们”的怜悯与悲愤已被此刻“我”对“野猫子们”的敬佩以及对自身软弱的反省替代。抗战时期，国统区、沦陷区的男性作家与解放区的男性作家笔下的母亲叙事略有区别。在萧军《八月的乡村》中，李七嫂的被辱和反抗不仅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还引发了国人的复仇情绪。因此，在前者笔下，母亲反抗与受难叙事主要承载着对民族意志的赞扬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而在后者笔下，母亲反抗与受难叙事不仅承载着对民族意志的凝聚，还伴随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对新政权的支持。比如王鲁彦《陈老奶》中的陈老奶、刘白羽《孙彩花》中的孙彩花、粱彦《磨麦女》中的桂英等女性的成长，莫不伴随着阶级观念的觉悟与思想启蒙。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男性作家的笔下依然续写着中国农村女性身上坚韧的反抗品质，如艾芜《石青嫂子》中的石青嫂和《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四嫂，其身上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绽放着中国新女性不屈的思想光芒。她们老实本分、勤劳善良、任劳任怨，但是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她们努力抗争却又无法化解。显然，作家借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抨击了国统区因政治腐败和战祸不断引起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也表达了自身对现状的失望与担忧之情。与国统区灰暗的农村女性形象不同，由于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深度参与，解放区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底层妇女却展现出生气勃勃的特点：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孔厥，《一个女人的翻身故事》中的折聚英、洪林，《李秀兰》中的李秀兰等，都是该系列的经典形象。作者大多采用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述模式，进行新旧社会的反观与对照。这些妇女以新政权为坚强后盾，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新生。在文本中，隐含作者不惜以男性知识分子“我”不断萎缩的精神状态来反衬底层劳动妇女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在五四时期，“我”看到祥林嫂，心中马上燃起了启蒙拯救的社会责任感；而在30年代，“我”被野猫子用“人血馒头”医治，企图重新激发出生命中的热能；到了40年代的解放区，“我”被吴召儿所救，心中情不自禁地燃起了钦佩之情。在文本中，吴召儿身上承载的是新政权的力量。漂泊无依的知识分子“我”通过对吴召儿的赞美，表达了对新生共产党政权的认同与对新女性思想觉醒的关注。受写作内容上注重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心态化”叙述等特点的影响，女作家创作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作家相比在总体面貌上要相对稳定一些。即无论处于何种历史时段，女性坚韧、奉献、宽容、柔弱的生命底色是一以贯之的。五四时期，陈衡哲在《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一文中塑造了一个隐忍却并不愚昧麻木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她在逼仄的生活空间里顽强地生活着；冯沅君在《贞妇》一文中，除了对何姑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更多地表达了对其身处弱势地位的理解与同情。抗战时期，萧红的《生死场》在高昂的救亡声浪中也真实地呈现了女性身体之痛；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讲述了被日本侵略者侮辱过的贞贞在肉体与心灵上遭受的苦难；冰心的《张嫂》、杨刚的《母难》与罗淑的《刘嫂》着重写出了母亲们在苦难中健康而舒展的心灵、坚强不屈的意志以及用弱小身体保护更弱者的胸怀，据此唤起底层妇女的觉醒，以赢得做人的尊严与存在的价值。

通过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女性书写的勾勒，我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现代中国社会“男女主体性平等的观念，既是现代文化内部的一种历史需求，但同时又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16)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我们不应该固守男女反叛、轮流坐庄式的研究思维而对男性文本过度曲解或视而不见。因为这既抹杀了男性作家对合理性别思想的贡献，又看不见男性作家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超越，进而在不自知中制造新的性别对立。当然，正如有的女性作家创作屈从男权意识一样，男性作家创作也有男权思想意识残留。但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至今，我们应该看到男性作家创作对中国现代性别文化做出的贡献。因为女性文学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女性本身的生命逻辑与真实欲念，也应该关注男性的生命本真并回应其生命所求，“理智地审视两性关系”，“在开放性的多元融合之中，以积极的建设性姿态……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尊重、平等的共赢”。(17)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唯此才能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深入的性别反思，并有效参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