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媛

《笔法记》搜荆浩创作思想的总结，是我国山水画理论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它是中国山水画走向成熟的重要的里程碑。“图真”的说法就是在此文中被提出来的，他阐释了何谓“真”的同时也区分了“真”与“似”的差异。荆浩指出高明的画家应该以“真”为核心的形神兼备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而不应以简单的“似”作为审美标准。他还强调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性。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用“思”从“景”中“搜妙创真”，从而实现作品的“气质俱盛”。而这也是山水画创作的最高要求。

一、“画道”之说

中国画论认为艺与道有着本来的联系，所谓“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1]而“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2]故画即是道，亦称“画道”。道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3]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是神圣无比的，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周易》也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二气，生化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而生。”都说到“万物”由道而生，绘画自然包含在万物之中，故绘画也由道而生。

老子讲“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是道的极高境界。自然对于道来说，它是最根本的东西也是人取法的基本的对象。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也包括社会现实生活），而是指“道”本身存在和运动的内在原因，是一种完全不受外界干扰的完全自在的天然状态。[5]唐王维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为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而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6]说明道在绘画中的体现就是画道。画道通于宇宙之道，反映绘画艺术的根本规律，是绘画活动一切技法形式的内在依据。黄宾虹说：“言‘道法自然’，道是道路，本非高深玄妙，然有路方可入门，再言升堂入室，窥见惊奇玮宝。”[7]他还说：“画者不可不读老、庄之书，论画者不可不见古今名画。”

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不争与庄子的解衣般礴、坐忘心斋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中国人的哲学态度基础。这也自然影响到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及理论研究过程，且意义深远。也是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之下，自然景物和山水才作为艺术表现对象和审美对象在魏晋时期进入画家和诗人的视野。此时，山水画才从人物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画科。而标志着山水画进一步成熟的山水画创作理论《笔法记》则功不可没，在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图真”是《笔法记》的重要理论思想。

二、“真”与“似”的差异

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到：“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荆浩指出绘画是一种创造活动，但绝不是凭画家主观意愿任意捏造的，而是对客观对象内在气质的真实反映。所以他说：“度物象而取其真。”绘画创作应重视对象固有的特点，深入对象本质不能只是停留在“华”之上而要“实”，若华而不实，则“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简单的“似”仅表现在外表之上，而没有内在的精神气质，只有躯体决然没有生命力。“真”则形神兼备，把事物外在形态表现出来的同时内在的精神气质也都充分呈现出来了。正是所谓：“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君形者之矣。”[8]

“真”与“似”的区别在于有无“气”的体现。汉魏以来，首先在人物画的品藻中被提出的“风气韵度”[9]，和之后谢赫“六法”之一的“气韵生动”、荆浩“六要”中的“气、韵”都是说作画要有“生气”、“神气”。荆浩求“真”，以“真”为最高的审美标准。这就要求创作者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主动获取能集中体现物象精神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创作主体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出击，与客观事物用心去交流达到沟通，这样才能发掘出隐于事物内部的精神气质。要做的“搜妙创真”，创作主体就应“度”物象，从看到的景致中提炼出碰撞主体心灵的东西来表现，从而创造“真”达到形神兼备。尊重物象而又有主体色彩在其中，实现了“形似”与“气质”的统一。

“图真”说与顾恺之的“传神”论、谢赫的“气韵生动”有相似之处，而与传统的社会教化功能相异。“真”要求在“似”的基础上净化灵魂，剔去杂欲。因此他认为：“嗜欲者生之贼也。名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这一说法将山水画引向怡悦性情的境界，这与宗炳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具有相通之意。

三、澄怀味象，而后搜妙创真

宗炳《画山水序》开篇就说到：“圣人，含物应道；贤者，澄怀味象。”自古从事艺术创作的大家哪个又不是能耐得住寂寞的“贤者”，画者进行艺术创作必须抛却世俗利害，以虚静之心进入自由的、自然的审美境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面对窗外多姿的世界，画案前画家的孤独尤为珍贵。连庄子也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愿望，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逍遥游”都是人类对于精神得到自由解放的美好憧憬，是画家超越世俗之后而得到的理想境界。只有“澄清”自己的心态，保持“虚静”的心不为世俗所打扰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故然画家的品行修养很重要。

明代王拔《书画传习录》中说“要得腹有百十卷书，笔落笔免尘俗耳”，同时代的李日华在《墨君题语》中也说到：“绘事必须多读书，读书多，见古今事变多……何患不臻妙境？”清代张式《画谭》：“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这些都说明画家在创作时必须以平和之心对待艺术作品，不可急功近利，落入俗套。“今执笔者所不养之不扩充，所览之不淳熟，所经之众多，所取之不精粹……不知何以缀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溪山之巅哉？后生妄语，其病可数。”[10]再者，艺术创作经不得“利”的诱惑，它也是画者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又一大绊脚石。清代华翼纶《画说》中：“画既不求名又和可求利？……且画而求售，骇俗媚俗，在所不免，鲜有不日下者。若以董、巨之笔，悬之五都之市，苍茫荒率，俗士无不厌弃之，岂复有人问价乎？”如果不能摆脱世俗利害得失的困扰，画家的创造能力将得不到发挥，以至于停滞不前，甚至于“日下”的下场。

“解衣般礴”的气度着实值得我们学习，那种“坐忘”也正是我们一直所追求、向往的。庖丁从解牛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的的了奖赏，而是他从中尝到了创造的乐趣，精神得到了自由解放，没有了功利之心不是更快乐吗？唐代张璪讲绘画心得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自然之美是人所不可模拟的和复制的，它是多姿多彩又千变万化的，艺术创作必须来源于现实才能搜美好的令人怦然心动的，正是因为它不能被虚构所以才是最美丽。“画家以自然客观为描绘对象，整理收集有用之材，“迁思妙得”，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再到形象思维的一个循环复始的创作过程，就使动人有生气的作品跃然观者面前。应先“应目会心”，才能达到“目亦同应，心亦俱会”的共鸣，即“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11]

四、结语

艺术家走进自然，深入体察自然，以虚静、坐忘之心感悟自然，师法自然。让心灵在明净、广阔的自然之中得到自由呼吸和解放。安闲适悦，心胸虚静，超越世俗，凝神静思，而“妙悟自然”。首先“澄怀味象”，真切体味万物的内在精神气质，达到生命与自然的融合统一。然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这样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才是最美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