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晨阳

一、关于女性性别的“生理决定论”

两性的诸如性腺、染色体、性激素、生殖器及第二特征的区别，似乎就根据女性性别的“生理决定论”认为女性同男性具有不同的生理结构。“生理决定论”认为女性由于承担生儿育女的基本职能而与男性区别开来，男性需要表现出男性的气质，而女性则被加诸柔顺、攀附、母性等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在“在家从父，出嫁随夫，夫死从子”“女性在娘家不上家谱”“女性被冠以夫家姓氏”等思想的引导下，古代中国女性的形象被物化为男性的附属。

不谋而合的是，西方学者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书中，认为正在与女性话语权力的缺乏而导致在父系时代下，女性一般不作为单独的主体而存在，而是根据男性对于女性的期望及期许，作为依附于男性的另类及客体而存在。其存在意义在于男性能够借助女性彰显个人存在，只为了巩固本身的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女性本身意识的觉醒，其逐渐意识到本身的行为及所受限制，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也被社会因素所影响，如何做一个不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是所有女性艺术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女性主义艺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女性主义艺术话语体系借助于当代艺术文化及商业史上的品牌，以贴近生活的点滴艺术展示出女性主义者对于历史及现实的对比及对于未来发展的畅想，探讨如何获取话语权，并且围绕着男女之间的性别取向，结合女性经验，在不贬低他人的情况下与艺术层面上建构女性在人类史上的主体性。通过物质减法的有限手段生产出无穷尽的主题及数群。这就意味着女性可以通过对身体和欲望控制，去避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它涵盖了一种新的无限的内容的输出，一种新的光亮的生产。这才是女性主义艺术存在的价值所在。

艺术不是一场崇高的降落，在女性主义艺术话语体系建构时也同样如此。自古以来，无论是家族群体、历史还是在权威场所中，有正面意义的图案及符号往往与女性无关，比如东西方艺术机构中不存在有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同艺术一样，话语权从来不是随机降落能够取得的，而应该是在广大女性的共同创造中，才逐渐争取而来的。在当今社会，女性意识到父系社会的压迫，逐渐醒悟本身的话语权，借助语言的力量塑造自我，以本身的语言区分开男性及女性，使女性不作为人类的第二性而存在。

三、女性主义艺术同生活的关系

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生活中的女性元素随处可在，呈现在物品外包装、衣物鞋帽、交通工具以及电视广告中。就服饰而言，由原始时期的兽皮树叶，到夏商周时期的传统服饰，再到如今的现代服饰，中国女性始终与红色、黄色、绿色这类鲜艳的色彩以及各类裙装等服饰类别紧密联系，男性则大多为西装长裤，一般身着灰色、黑色或白色等颜色。在此过程中，如今在流行文化及社会角色多样化的信息冲击下使女性在潜移默化中争取了一定的话语权，并由服饰领域向外渗透，逐渐彰显出了对未来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在如今的商品时代，女性服装品牌占据了现代服装产业的绝大部分，品牌及品类繁多，款式更新快于男性，而深藏于人们内心，更偏重设计风格及审美意识的体现。

四、女性权力及女性艺术家

即使在现今男性力量居上的社会环境中，面对着男性目光的世界，女性社会群体虽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似乎仍然作为男性的点缀而存在。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波及到世界各个领域并在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例如在辛迪·舍曼的《无名电影剧照》系列作品中呈现出了基于男性审美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形象无一不透露着疏离、空虚、优雅及美丽，但定格中却潜在着被窥视及威胁的危机处境；再如美国史学家林达·诺克林在论文中提及到“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认为女性主义历史体系有必要构建完整；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学家劳拉·穆尔维则提出了男性等同观众，女性的表演，伪男性的视觉快感而存在的“男性凝视”理论；同时詹妮·萨维尔则从空间层面的肢体艺术出发，在作品中应用更多抽象化元素，以人体的错位表现对于女性的模糊定义。以上致力于女性权力保护的女性艺术家认为如今女性并没有真正成为文化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广泛渗透下，女性艺术家的存在角色越来越得到认同。

综上所述，建构起女性主义艺术话语体系非常有必要，而中国作为女性主义历史中的观察者，尽管曾经有诸如“女性撑起半边天”等女性主义口号的发出，却始终没有女性艺术运动浪潮的掀起。要打破根深蒂固的父权背景，则要求构建起女性主义艺术话语体系，摆脱女性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影响，摒弃诸如女性艺术家及男性艺术家等专业术语，使女性不再作为人类始终的“第二性”，而是真正成为世界文化语言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