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嫱

一、史籀与《史籀篇》

随着秦汉大量简帛资料的出土，秦系文字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尤其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系文字发源于殷周金文，后有《史籀篇》下沿，至分铭刻与手写，铭刻类有《秦子戈》《秦子矛》（为秦出子时的兵器）、《秦公及王姬钟》《秦公及王姬镈》（秦武共时的兵器）、《秦公簋》《石鼓文》等；手写体有《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地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其中《史籀篇》成为文字发展和延续的重要节点，对于《史籀篇》及其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关于史籀较早记载有汉代文献，在《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许慎后于班固，其说多承班志，故《说文序》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班固和许慎只说周宣王时期太史所作大篆十五篇，据此，可以肯定，大篆十五篇时间为周宣王时期所作，作者是史官，具体太史为谁，并未说出名字，并十五篇之字数和篇章也未过多的阐述，然而上述文献中的“史籀”到底为谁？应当做何解释？一直困扰学术界，至民国时期古文字学家王国维有《史籀篇疏证》《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史籀篇》及籀文的诸多问题，但基于民国时期材料有限，王国维先生认为史籀非人名，《史籀篇》得名于句首“太史籀书”，此论令人难以理解。

关于《史籀篇》作者，王国维先生有：“因为《仓颉篇》首句仓颉作书，所以推测《史籀篇》首句为太史籀书，这里籀字为抽读，非人名”，关于《史籀篇》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各执己见。

王静安先生认为：《史籀篇》作者史籀摘自“太史籀书”，史籀非人名；太史籀书犹如太史读书，后陈梦家执王静安先生史籀非人名说，陈梦家对《史籀篇》名字的几个观点：“1.说文叙中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据班固的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籀箸就是作，意为缀集或写定。2.说文叙的讽籀书，艺文志作讽书，讽籀书就是读书，籀就是读的意思。3.史籀和古文相对为文，籀和文皆为名词，而史和古皆为形容词，我们已经说籀即是篆，所以史籀即为大篆，史籀是字体。”王静安和陈梦家二者所讲，基于当时，是大胆判断，但史籀非人名，笔者不认同此说。

关于“史籀”为人名且《史籀篇》作者为史籀的文献记载有：“1.《汉书古今人表》中有史留，周寿昌认为史留为史籀，王先谦在补注也认周说。2.唐兰先生认为《史籀》只是用大篆写的一本书，限《仓颉篇》用小篆写的一本书，情形正同”。我们虽看不见《史籀篇》，在《说文》里还保存了几百个字，是尽量繁复的一种文字，和西周厉、宣期文字不一样，可是和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却很接近，秦公簋、石鼓文也都是属于这一体系。《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史籀篇》的准确时代，我疑心《汉书艺文志》注里面的周宣王应该为周元王，元和宣音近而误（西元前476至前469），后来凡说宣王都受这个误字影响，只改正这一个字，那么，史留就是史籀，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3.高亨在《史籀篇作者考》中也反对王国维史籀非人名，史籀得名于篇首句之说。4. 1982年上海博物馆发表藏品《遤鼎》，其铭文大致如下：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在周康邵宫，各于太室，即位……史留受王命书……

由上述记载可知，关于《史籀篇》作者问题班固和许慎他们继承刘向和刘歆父子之说，认为“籀”为人名；后有周寿昌、王先谦、唐兰、高亨等均反对王说。《遤鼎》中“史留受王命书”，学界一直认定此句中“史留”即为“史籀”，根据《遤鼎》的断代，由花纹、器形、铭文等方面考释，遤鼎的年代有宣王十九年和厉王十九年两说，因此推测《遤鼎》为厉宣时器，随着此新材料的出现，何林仪、李学勤等学者也执此说，认为《史籀篇》作者为宣王时太史籀所作。

二、关于籀文

籀文即《史籀篇》中的文字，也称籀书。籀文是较早的官方字书，其用以教学童，因字体与小篆不同者，汉人将其区分并定名与大篆，大篆是相对小篆较早较古的文字。

《汉书艺文志》中有：“《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书古文异体。《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王国维和罗振玉先生认为“籀文”仅仅为字书，且相对较早较古的字书，不当作字体看待，王国维：“籀文非书体之名”。

笔者认为，籀文即大篆，但大篆并非仅籀文，籀文是大篆的一种，大篆并不完全等同于籀文。籀文上乘殷周金文，下沿铭刻和手写两种形式（前文已论），至“秦国”小篆面试，在形体和风格上区别与小篆，汉人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大篆是相对小篆较古的文字，为籀文极其相近文字。陈梦家认为：“籀文即大篆，籀即为篆，所以籀文亦可以名书体。”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班固和许慎说周宣王时期太史所作大篆十五篇，据此，可以肯定，汉人所讲史籀篇也为大篆之说，卫恒的《四体书势》中也点名了大篆和籀文的关系。

三、关于《史籀篇》的成书时间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关于《史籀篇》的成书时间定格在周宣王时期即西周末年。

王国维将战国文字和《说文》中所收录的籀文进行比对后得出作者为春秋战国之际秦人，有：“《史籀》一书饴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王国维先生将秦文字定为西土籀文，六国用东土古文此论颇有见地，然王氏认为《籀文》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并上乘石鼓文，石鼓文从字体风格接近秦公簋，基本上应该时间定格在秦公簋同一时代，假定此时，按王氏说，将《籀文》的产生延后数百年之多。

依据出土文献《遤鼎》的时间断代（上文已论），为宣王十九年和厉王十九年之说，至宣王十九年，至巧与班固“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时间相吻合；至厉王十九年，因为史留任职三十余年，也刚好吻合。因此目前学界普遍认定《史籀》成书时间为周宣王时期，西周末年较宜，不至王国维先生所讲春秋战国中期。

四、结语

《史籀篇》是西周末年周宣王时期太史史籀所做的最早字书，其性质为官定学童试史的教材，从文字发展史上看《史籀篇》为秦系文字发展的重要节点，秦人李斯、赵高、胡毋敬多取《史籀》文，或颇省改为小篆，《史籀篇》在建武时亡其中六篇，所剩仅九篇，前汉之交，《史籀篇》已不是通行的识字教材，甚至是抛弃不用，取而代之的为《仓颉》《凡将》《急就》等教材，在汉人看，《史籀篇》中的籀文即为古文字，为区分小篆，得名大篆，因此得名于秦书八体中的大篆一席，后因为王莽时期篆书结构使用场合有限，将大篆和小篆合为篆书。

随着新的材料的出土，不得不对前人的一些观点作重新审视，正如王国维先生对《史籀篇》的诸多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