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向下超越：从“鱼缸文学史”到“江湖文学史”

法国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曾指出，“文学的优先行动是一种挑衅。真正的文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于违抗当时社会的基本法规。文学怀疑规律和谨言慎行的原则。”(1)[法]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董澄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若以此指针衡量，那么论者认定昭和初期的日本文学是文学史上的“暗黑时代”“全黑时代”，战后初期文学亦乏善可陈(2)[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0页。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那些时代，政治威权几乎已使反抗变得不可能。然而，这一适用于法国文学的价值准则对于标榜“脱政治”传统的日本文学史家而言，却似乎不足为训。对于后者而言，对昭和初期、战后初期的不待见，恐怕是以纯文学观念下单一的审美尺度对法西斯政治权力肆虐的文学“无美时代”进行价值衡定的结果。如果我们知道，文学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一样，不过是一种特定视角的历史叙事，那么历史叙述者们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被评论家和学者们提纯了的船舶(流派、社团)、乘客(文学家)和勋章(代表作)(3)王升远：《作者荐书》，《解放日报》2017年12月23日(第6版)。，更是承载这一切的江河湖海。混沌的水中生活着各种浮游生物、微生物、水草、大鱼小虾和鲸鲨蚺鳄等等，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形态的水下丛林法则，相互成就，相互牵制，相互厮杀。甚至当你认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之时，实情恐怕也并非如此，因为白鹳和鱼鹰之类也常常置喙水中讨生活。这种自然生态绝非以净水、鱼食养育着观赏鱼的封闭鱼缸之原理可以通约的，因为后者是人工的、封闭的、单调的，而非自在的、开放的、丰富的。通过“鱼缸文学史”，我们看到了后来者人为营构出的、未必实然的日本式审美传统(4)例如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保田与重郎等作家抑或军国主义吹鼓手对所谓“传统”的“制作”，以这类虚构、架空的观念无法解释历史。，并试图获得的是某种一元、单向文学史观下的规律性抑或某种本质性、绝对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并据此认知、解释日本文学、文化现象和问题。从文学的视角切入国民性、国民思想论述是明治以降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潮流的一种展开向度，其中津田左右吉的巨著《文学中所见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一思路甚至影响到了晚清留日归国一代国民性批判的具体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性批判的旗手鲁迅在阅读了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后，尽管也认为“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但他依然对安冈氏道听途说的一些谬论、臆说感到荒诞不经。(5)鲁迅：《马上支日记》(原载《语丝》1926年第87至92期)，收入《华盖集续编》，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351页。同样道理，就如同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所批评的那样，所谓“日本性”实际上也是近代以降人为拼凑、虚构的产物：

日本各岛虽然位置上临近，但岛上的森林、山脉及短急河流却有碍交通运输，政治上不易统一。今天的日本政治上团结，民族认同感强烈，乍看即会把此种团结及民族情感归因到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实这是错觉。在近代以前，中央政权大都仅在首都周围，除此以外地区的统治能力十分有限。(中略)地方统治者仍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今天所说的日本共同文化，能见于当日(德川时期——引者注)一般民众者其实并不多。所谓日本是个万众一心的地方，人民因此能组成一个团结的民族，此种看法是现代才形成的观念。“日本性”其实只不过是硬拼凑起来的认同概念，与其地理实况并不相称。(6)[美]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不仅海外学者如此评述，战后日本作家、学者中亦有持此论者。战后初期，坂口安吾就曾直言：“所谓传统、国民性里时而隐藏着这种谎言。大凡与自己脾性相悖的习惯和传统，人们都必须去背负，就好像自己生来就希望那样做似的。因此，以前日本通行的事，不能因为它以前一直通行，就将其奉为日本的经典。”(7)[日]坂口安吾：《日本文化之我见》，载坂口安吾：《堕落论》，高培明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子安宣邦指出，“战后我们的历史认识、历史研究，不正是从与‘从日本内部、结合日本现实观察日本’之类与日本同一性(日本原理)相关的、国体论式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言论之斗争开始的吗？”(8)[日]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青土社2012年版，第311頁。这类批判与川岛武宜、柳田国男、和辻哲郎、道格拉斯·拉米斯(Douglas Lummis)等人战后对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名著《菊与刀》的批评是相通的。强调海外学者、战后初期以及川岛等人的参与，意在凸显“日本之外”的横向视角和军国主义宣传的束缚消解之后的自由主张与民间立场。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而言，上述这类人为提纯和制作出的“审美传统”“日本精神”与文学史涵育万物的阔大、混沌、多样性和包容性必会形成难以克服的对立，因为后者更多地映照出了人性的本能、人世间的本真。而当我们将重心下沉到后者层面，便有可能进入被传统文学史熨平的历史褶皱，从文学史的实然层发现新的思想资源、召唤出新的叙事动力，从而赋予文学史叙事以新的生产性和批判性，“水至清则无鱼”，我们毕竟无法用“鱼缸”来拒斥“江河”。

鱼缸赠我以美，江河馈我以真，二者虽花开两朵，但却各表一枝、各美其美，其面向、功能有所不同，却又相互勾连，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各自不同的位相和关系形态。丸山真男曾以类似逻辑区分了政治思想史的两个不同向度：一是广义政治学领域中归属政治理论学科分科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二“则归属于包括政治、经济、教育、艺术、宗教等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的整体领域”(9)[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0-81页。。在认识论层面，以同样的逻辑思考“文学史”的不同层级也似无不可。落实到昭和初期、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学史叙事上来，揖别“鱼缸文学史”，回到“江湖文学史”，是一个重要的赋值维度调整，被以单纯的审美原则为由拒斥于传统文学史叙事之外的失踪者们(例如战争研究视域下的殖民地文学、宣抚文学、返迁文学、战争文学等，抑或旅行文学等非虚构类型文学等)将被激活，从而成为冲击既有文学史定见、定论的学术、思想资源，而事实上这些也确是近些年来国际日本文学研究疆域拓展、业绩累积的重要分野。

从“鱼缸文学史”到“江湖文学史”并非观念层面不及物的概念置换和观念调整。从昭和初期到战后初期，文学创作、思想表达遭受政治权力的严重袭扰、清剿和宰制，文学家觳觫不已，这是一个美学意义上诸神流窜、文学被放逐的时代，“鱼缸”碎裂，文坛几乎沦为“无文之坛”，文化人大多遭受到降维打击。当我们在历史维度上前后略作延展，就会发现，无论是转向时代、军国主义时代抑或战后初期的盟军占领时代，文学家、思想家大多都无法超然于时代政治之外，他们常被裹挟进民族国家大历史，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政治议题的参与者、介入者，日本文学被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称扬的“脱政治性”难以为继，甚至成为战后评论家们批判的渊薮。换言之，“鱼缸”中的观赏鱼被放逐到混沌浊臭的江河之中，无人饲育，生死未卜。然而，从文学史叙事的意义上来说，“文”虽乏善可陈，但“坛”依然存在，“史”依旧可写。战争、战败作为一种堪称“反应装置”的特殊历史空间，正为我们提供了验视日本文学家精神质地、考察日本文学根本属性的、不可多得的极端语境。较之素常，无论是“八纮一宇”、征服、凌虐的近代对外侵略史，抑或“拥抱战败”、被征服、被改造的盟军占领史，都更能让人看清哪些是虚构出的“文学传统”“日本精神”，哪些才是根底层面“执拗的低音”。战后，坂口安吾亦坦言，“特攻队的勇士只不过是幻影，他们不是从成为黑市商人的时候才成为人的吗？圣女般的寡妇也不过是幻影，她们不是从心中思念新情郎的时候才开始成为人的吗？天皇或许也不过是幻影，真实的天皇的历史说不定会从他成为普通人的时候开始。”(10)[日]坂口安吾：《堕落论》，高培明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80页。打破明治以降文化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们所制造的神圣、纯美的幻象，回归人性本真正是战后初期在日本影响巨大的战后派、无赖派文学之基本特质。如此说来，思考昭和初期直至战后初期文学时，我们的考察对象除了形而上层面的审美问题，还可以是“去神化”之后、形而下层面的“人”的问题和江湖问题——它们原本便是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前者是要求研究者摆脱本能和直觉的“向上超越”，那么回到直觉、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层面、实现“向下超越”则是后者向史家提出的课业，它着力呈现的是文学家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作用关系。带着这种观念，我们将觅得对昭和初期、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另一种或多种切入维度与书写路径，发现前述诸要素之间复杂交错的互动和调适关系；更可以以昭和初期、战后初期的日本为方法，在“人”的层面发现超越日本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普遍意义。

二、“跨战争”视野：“战败体验”不等于“8·15体验”

作为一部兼顾文坛史的文学断代史，川西政明的三卷本《昭和文学史》无疑已意识到基于单一价值审美取向处理昭和文学史的先天不足，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该书后记对其写作旨趣做了一番“夫子自道”：

(一)……本书之目的在于写作一部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时代贯通起来的文学史。在反复思忖写作方法之后，我决定将其命名为“昭和文学史”。这是因为我觉得“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的说法过于严肃了。……(三)二十世纪被称作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一直以来，文学史只写革命，却不写战争。本书内容也包括了二十世纪文学的重大命题——“战争与文学”“文人与战争”。(四)基于同样的旨趣，我写作了“日本与亚洲”的部分。……(11)[日]川西政明：『昭和文学史』(下巻)，講談社2001年版，第590-591頁。

从芥川龙之介之死(1927年)写到“村上龙、村上春树之登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川西带着“二十世纪”的观念却写出了“昭和文学史”。在笔者看来，以昭和时代(1926—1989)观照和命名“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学并非仅仅是因后者“过于严肃”之故，“昭和”也是“40后”的川西这代人对“二十世纪”的认知方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引文中，川西将“二十世纪”称作“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让人不由得想到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短二十世纪”之说。霍布斯鲍姆认为“短促的20世纪时期，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到苏联解体为止，如今看来，应该属于一段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历史时期”。(1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在时限意义上，“短二十世纪”显然已覆盖了漫长的昭和时期。当然，以“世纪”还是“年号”为单位认知历史并为其断代，这其中也有些尚需理顺的逻辑前提。就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那样：

依靠明治、大正、昭和这些年号来区分历史，就会组成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而忘却了与外部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全部放弃用年号的区分而用西历来思考即可吗？然而，也行不通。“明治文学”并不能单纯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舍弃明治这个固有名词的话，就会使某些东西消失。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日本存在着独特的“位相”或者封闭在内部的时间和空间。相反，这个固有名词包含着与外部的关联性，不允许内部的完结。而且，“明治的”或者“大正的”未必与天皇的在位时期严格对应。我们称呼“明治的”或者“大正的”，只要它们象征某一段历史的结构，就可以说它是确实存在的，废弃这样的名称就等于舍弃了这一段历史。……每个地域都有其各自固有的话语空间，一定也有时代的划分。用西历思考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失去。(13)[日]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57页。

如此说来，川西以“昭和”为认知单位，打通了1945年8月15日的“阻隔”，在保留了这一时期“历史结构”的同时，兼顾了日本与亚洲诸国的连带性，成就了一部具有“短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特征的著述。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发布《终战诏书》。战败不仅深刻影响了日本本国的历史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构图。从全球史的意义上来说，1945年日本的“再度开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在日本史和东亚史的意义上而言，“8·15”又别具意味。小金芳弘认为，“在日本，历史回转的分界线出现在了八月十五日”(14)[日]小金芳弘：『小金芳弘·戦中日記』，東海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第154頁。。作为军国主义覆亡的隐喻符码，“8·15”始终是一个“咒怨”，在东亚地区盘桓不去，它就像一条指向未来的射线，频现于战后日本文学、思想文本和人们的语言生活中，在一些特殊时刻，又会被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被激活，时而成为照亮当下和未来思想进路的光源，时而又成为右翼思想家推动日本从宪法规定的“和平国家”转型为“正常国家”的悲情原点。“日本最漫长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维新”(15)[日]大宅壮一：《序》，载[日]半藤一利：《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决定命运的八月十五日》，杨庆庆、王萍、吴小敏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存在于硝烟甫定时的作家日记中，也存在于医院、剧场里，存在于广场、街头上，更存在于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协约和法规条文间；它是时人笔下的精神志，更是后来者眼中的墓志铭。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白井聪的《永续战败论》等著自不待言，时至2012年，子安宣邦还是将“8·15”与“3·11”并论，直言：“今年的8月15日，我在重思‘战争’的结束方式、或曰终结方式。之所以作此思考，是因为我们正直面终结日本‘原子能发电’体制之难。终结‘原发’体制，是一个在结构上与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之结束方式、终结方式深刻关联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将8·15和3·11并行思考。”(16)[日]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青土社2012年版，第263頁。非但日本学者作如是观，海外学者亦大有持此论者。如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Gavan McCormack)就指出，“日本的危机接连不断，不仅仅有其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根源在于60年前被占领期间日本所选择的认同方案”。(17)[英]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3页。如果我们将战后至今70余年的文学史、思想史历程视作一个断代史意义上的“源流”，那么“8·15”似乎始终是其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日本现代文学史叙事也往往以此为限便宜行事，强调天皇制的瓦解、盟军占领等政治事态的发生及其影响对战后社会结构、文学思想全面而深刻的改造和塑形。从结构断裂和思想新变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承认，如此界分是不无其合理性的。但事实上，对不同阶层、群体的日本人而言，1945年8月15日的意义实不可同日而语，就像戈登所指出的那样：

根据他们(日本人——引者注)日后回忆，8月15日中午这一刻是“重生”的开始，过去的价值及经验立马失去了其合法性，他们决定无论为个人也好，还是为整个民族也好，都要探求一个全新方向；另一些人原来已为空袭所困，天天挣扎于粮食与居住问题中，显得一片绝望与消极；还有一些人决心要包围传统世界，其中又以在高位者为然。因此败战虽为全国共同经验，但每个人的感觉并不相同。(18)[美]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页。

戈登在其历史著述中将美国占领下日本的特征归结为“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强调“一个‘跨战争’的历史断代，亦即跨越战争的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是一个完整的时期”。就如同本书译者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大事更张，学界向来把这一时间节点看作日本战后历史的起点。到20世纪70年代，不少学者开始检讨此一观念。如学者查尔玛·约翰逊(Chalmer Johnson)及伊藤隆均指出战争中制定及执行的各种政策，并非随战争结束而湮灭，它们对战后日本的发展仍有影响。”(19)[美]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戈登的“跨战争(transwar)”观念凸显的是战时日本政经结构的战后延续，小熊英二等日本学者亦与此同调。(20)[日]小熊英二：《改变社会》，王俊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页。亲历了战争的加藤周一在承认战后平等主义普及的同时，敏锐地洞察到，“强调集团归属性的价值观，并没有以1945年为界而发生变化。1945年以后的日本社会，和以前一样是集团志向型的社会。”(21)[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叶渭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页。事实上，藕断丝连的却不止这些，未能被“8·15”所终结的重大问题还包括中日之间延宕至今的历史了断。子安宣邦指出：

1945年的终战，对日本人而言，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战败，所有人都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事实上，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烧光了大部分城市并占领了日本，承担起战后处置之任。因此，“战争”的终结只与美国有关，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都不想把战败视作在中国大陆这场深陷泥沼的战争之失败。昭和日本的战争是始于中国的战争， 而且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始终在延续着。然而，这场发生在大陆但从未被称为“战争”的战争，却是以太平洋战争的战败而被终结的。但那是日美之间的了断(22)永井荷风在1945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就将战败理解、表述为“日美战争停战”。参见[日]永井壮吉：『永井荷風日記』(第七巻)，東都書房1959年版，第60頁。，而非日中之间的了断。 在日本战败的同时进入激化状态的中国内战，以及人民中国成立后的朝鲜战争，延宕了日中 之间的了断。日中之间的了断长期以来都处于被搁置的状态。(23)[日]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青土社2012年版，第14頁。

战争的“终结”只是表象，它依然留下了诸多“未完结”的课题。日本对于战争、战败的认知和作为“感情记忆”的战争创伤便是其一。高桥哲哉依照《哈姆雷特》中的台词“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时间脱臼)，提出了“战争记忆的时代错误”之说，并指出，“时间关系混乱，在定出善恶以前，从历史的表面已经消失的战争记忆在预想不到的时候又返了回来。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亚洲的战争记忆时代错误性地返回’这样的‘时间脱臼’的局面。”(24)[日]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丸山真男所谓“无构造的传统”(25)[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7页。之后果。在战后数十年间，战败体验、战败记忆在思想、情感、观念诸层面依然具有极强的活性，安保斗争、越战、朝战等都不断地刺激着战争记忆、战争体验、战败体验的思想再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有意无意中强调“8·15”的断代意义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则有凸显政治、军事、民族尊严意义上的胜败结果之虞，却易使战争亲历者和后来者们淡忘了战争在日常生活、个体生命层面上带来的“痛与苦”，遑论“战后责任”(26)高桥哲哉指出，“负起‘作为日本人’的战后责任，是要从根本上克服、改变曾经使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成为可能的社会现状，把日本变革成为‘与日本不同’的开明的‘另一个日本’”。参见[日]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页。。尤其在战中派一代凋零无几、战后世代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全球的当下，让人记住“败”而忘了“痛”、忘记使日本走向战败之政治体制根源的导向性恐怕是不无危险的，毋宁说这已是既成事实。记住因战而败的历史真实，会在人心中夯实好战必亡的认知基础，培养出捍卫和平主义的坚定信念；而若抽空了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及其自身造成的真实痛感，仅记住“败”的结局，则易在某些国内、国际力量的复杂作用下催生出修宪，甚至因败而战的情感冲动。

当我们揖别“断代史”思维而对日本近代做长时段的历史思考，那么，“8·15”事实上只是一个阶段性结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抽象符号；而从殖民地到本土，从政治军事到民生日常，“战败”都是一个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困苦的“过程”(27)这一点从日本文化人所撰写的各种“终战日记”“败战日记”中都可以看出其对“战败”时限与意味的认知。，并因其深刻关涉到每个日本人的生活、嵌入每个日本人的生命而更具实际影响。对于日本文学界和思想界而言，较之于政治话语中抽象化、符号化、飘忽不可感的“8·15”论述，战争后期外部力量对日本的亚洲殖民地及其本土的强力介入、闯入在其身体以及情感、观念表达诸层面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战争从隔洋遥望、隔岸观火转变为无可回避、可感可及的事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5年NHK记者、纪实文学家柳田邦男的话颇具代表性：

自那以后，光阴荏苒，60年过去了。战时和战后，我都成长于农村的平常人家。平心而论，战争、战败、国家经济崩溃等重大变动势必会将那些农村人家裹挟其间，让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能感知到其影响。(中略)我因空袭而对死亡产生的恐惧，在那一年的8月15日烟消云散。但那时我觉得，自己反复感受到的恐惧感已在内心深处形成了心灵创伤，铭刻于心的创痛至今依旧存在，它会拒斥危及生命的战争、灾害和疾病，并不断动摇着我的感情和想法。这一创伤根深蒂固，成为我人生构图的决定性动力。(28)[日]柳田邦男：「人生を支配した恐怖のトラウマ」，岩波新書編集部編：『子どもたちの8月15日』，岩波書店2005年版，第134頁。

战争中后期日常生活的日渐窘困、战争末期前所未有的“原爆体验”“被轰炸体验”“疏散体验”“返迁体验”中的种种饥饿、沮丧、悲愤、绝望等切肤之痛，和被占领初期的解放感以及其后的压迫感、焦灼感等等都是具体而深刻的。从都市到乡村的疏散，和作为败国之民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返迁历程都是日本史上罕有的大规模人口跨界/跨境迁徙，使得所谓“日本性”“帝国”叙事遭受了空前的考验；而美国针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更使日本成为迄今为止这个星球上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催动文学家和思想家们直面人类生存、精神危机等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日本人对法西斯主义暴行影响的理解，从“他们(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害者)的灾难”内化、共有为“我们大家(包括自身在内)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构成了战后初期甚至其后日本文学的题材、情感与价值的基础、底色和特质，也是思想界忏悔、反思、重建和展望的基点。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说，“在长时段里，时期是有一席之地的”(29)[法]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短二十世纪”，“8·15”可以成为一个“时期”节点，但它只能是一个空心(而非实心)的节点、象征物，从文学与思想的历史继起、流变的意义上来说，过度强调甚至夸大“8·15”的终点意义抑或起点价值恐怕都有失偏颇。当我们思考应该以什么为单位思考“战争”时，历史连贯性是不应被打破的。鹤见俊辅甚至在《与战争不可分割的战后》中援引了战时的日本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提出的“打一场百年战争”的说法，展望在2027年(张作霖被炸死开始计算)战争百年之际，“我在幻想着若到那时还能有战争记忆的话，对日本而言便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后。在那里，日本是世界上的一方土地，作为长于此地者之公约，人们还有养成与战时日本国家所不同的习惯之空间。”(30)[日]鶴見俊輔：『戦争と不可分の戦後——あとがき』，『鶴見俊輔座談·戦争とはなんだろうか』，晶文社1996年版，第450頁。鹤见在与小熊英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提到，“我五岁的时候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从那以后起就对日本会如何变化抱有不信任感”，这也是鹤见式战争认识的一个重要起点。参见[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此说，正是强调了战争记忆之于当下和未来日本的重大意义。

加藤周一指出，“日本的战后文学的主要条件，前半期，即战后至1960年，是战争体验和‘第二次开国’。……战败这个现实，直接或间接地反应在许多文学作品里。”(31)[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叶渭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482页。相应地，我们的相关研究亦应有“跨战争”的视野，试举一例言之。在思考“返迁体验”和“返迁文学”时，如若切断历史脉络而将其作为一个孤立问题去看待，看到的就只能是悲情泛滥的历史和文学叙事。事实上，正如竹内好所批评的那样，战后返迁文学所呈现的也正是这样一部无反思的“哀史”，“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似乎从中得不出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也并无指导未来的可能性”。(32)[日]竹内好、鶴見俊輔：『本当の被害者は誰なのか』，『潮』1971年8月号，第101頁。显然，竹内的感慨乃是站在为未来提供史鉴的期待上发出的。然而，当我们将这一切与日本大陆开拓的历史以及大陆开拓文学中呈现出的昂扬意气结合起来(而不是非历史性的分而治之路线)，在“若无侵略，便无返迁”的因果链条上、在共时意义上日本殖民体制的差异性自觉之中，在返迁一代的“历史体验”与返迁二代的“历史经验”相结合的视野下重审大陆开拓文学和返迁文学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位相，便会发现与以往研究所不同的一面。唯此，这段对日本人、日本文学家而言亦可谓沉痛的历史及其文学表达才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历史经验。因为唯有感知到资本和侵略战争对个体生命残酷操弄的过往，才能看清当下的方向和未来的路，因为过去从未真正“过去”，当下和未来也不允许“过去”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

三、“不可靠”的情感：体验、实感如何拯救经验和失忆

约翰·道尔(John Dower)在《拥抱战败》的结尾处引述了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被免职回国后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所做的那段深深刺痛了日本人的评论：

当然，德国的问题与日本的问题大相径庭。德国人是成熟的民族。

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

正如任何处于受指导期的儿童，他们易于学习新的规范、新的观念。你能够在他们那儿灌输基本的概念。他们还来得及从头开始，足够灵活并接受新的观念。(33)[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0页。

麦克阿瑟毫不掩饰美国君临日本的家长式权威，他在炫示美国对日本的绝对统治力之同时，亦强调了欧美文化视野下日本巨大的“可塑性”。而客观上提供了这种可塑性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心智年龄”，更是战后初期一片废墟、百废待举的时代状况。这一时期是整个日本社会虚脱、失重、混乱、失序、颓废、权威放逐、正统不再、绝对价值缺席的时代，对此，道尔已经进行了全面而生动的论述，可资参考。丸山真男在讨论日本传统思想的问题时指出，“与其拘泥于其思想到达的归结点，不如说更需要注意其出发点，其孕育时的多重价值及其难以推测的可能性”(34)[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5页。。如果我们将“战后”视作某种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的范畴和历史过程，那么战后初期这一“难以推测”的出发点便是值得我们不断重返现场、测定来时路的不二法门——我们何以从变动不居的时代走到了僵化不易的当下，那些微弱的声音、隐秘的潜流如何一一消散、湮没，所谓主流又是何以在与其相互作用中成为主流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战败体验”能否/如何发挥其结构性功能，有何意义？

“战败体验”指的是战争亲历者对其战败经历的感受、认知、表述和记忆。可以说，它内在于战争体验，又是战争体验的一个特殊部分。众所周知，日语中有两个词常用来表述此次战败——終戦、敗戦，在日本人现今的语言生活中，前者的使用频度上要远胜于后者。战争确实是在败北的情况下终结的，但前者在词意上强调的是一种主观选择，而后者才强调了实力不济、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真实。而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差异实则事关重大。田中正俊愤怒地指出，“战争责任及其历史性的继承，对于日本政府当局好像是毫无关系的事情似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对于当局来说，这种战败不是真正自觉的战败，不过是‘终战’而已。”(35)[日]田中正俊：《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罗福惠、刘大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至今在日本，投降纪念日依然被称作“终战纪念日”，并日渐沉淀、内化为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而被淡忘的不仅是亚洲诸国受害者，也包括14年战争时期一个个日本士兵、日本民众为战争付出的生命、财产代价。而值得警惕的是，就像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具有“神格”的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实则是将战败纪念日转化为“祭日”，“国家举行的仪式使他们(250万战死者遗属——引者注)的悲哀一下子转化成了喜悦”，“这正是靖国信仰得以维系的‘感情的炼金术’”。(36)[日]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25页。

而能够对这种指向“失忆”的宏大叙事形成冲击的重要策略，便是将那沉默的、单数的巨大整体还原为复数的、曾经鲜活的个体生命，为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正名。换言之，即不以“日本”为名，而以一个个独立个体为叙事单位。对战争、战败的失忆并非晚近之事。古厩忠夫指出，“如果说战后的民主主义意识方面存在问题的话，那绝不在于‘自虐’而在于‘自爱’。”(37)[日]古厩忠夫：《〈“感情记忆”和“事实记录”之间〉——古厩先生最后的文章》，载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加藤阳子敏锐地观察到，“在20世纪70年代，美化自己经历的倾向变得显著起来。不过仅仅30年，日本和日本人似乎将过去忘记了，这让中井(中井英夫——引者注)先生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他说那时候觉得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将自己和周围的战友对于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38)[日]加藤阳子、佐高信：《战争与日本人》，张永亮、陶小军译，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如其所言，对“职业军人的无知与傲慢在生理上感到难以忍受”的中井，愤怒地表示：“大家对那些全然不顾世界发展的大势、将显而易见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的欺瞒，难道不会觉得恨之入骨吗？即便一本社会科学的书都不去看，就凭自己的体肤感受、以灼烂的皮肤不就能感知到他们是错的吗？”(39)[日]中井英夫：『中井英夫戦中日記——彼方より(完全版)』，河出書房新社2005年版，第279頁。同样，战时曾“学徒出阵”到菲律宾和台北等地从军、战后又任教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田中正俊批驳那些美化战争者时说，“曾经体验过后方的或者上述这种司令部里工作的高级将校们，他们谈论的就是这种充满粉饰、毫无反省的‘回忆’。如果把这种‘回忆’当作典型的战争体验的话，不能不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40)[日]田中正俊：《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罗福惠、刘大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有感于此，田中在《战中战后》一书的“上篇”中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战争体验，以为反击。在《读〈终战日记〉》中，作者野坂昭如在讨论日本作家战败体验时甚至直接将自家体验代入其中，而其目标也很明确，在该书结尾处他卒章见志地指出：

亚洲·太平洋战争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伤害和牺牲，给他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而我们却将追究其原因、责任之事全都交由外国、特别是美国处置。当时或许是事出无奈，但原本应该是稍微尘埃落定后，由日本人自己去探究战争的原因和当时政治的错误，就追究真正的战争犯罪者。对应反省之事做出反省，向应去谢罪之人谢罪，并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未及国民生存的事态再度发生。(中略)战争尚未终结，至少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战争，将战争的真实传递下去是已垂垂老矣的战争体验者之责。(41)[日]野坂昭如：『「終戦日記」を読む』，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年版，第211-212頁。

野坂意识到有关战败的记忆将随着战争经验者之凋零而日渐风化。而撰写此书是在以亲历者之自觉向公共空间投放包括自己在内的“同时代者”之经验与记忆，以对抗遗忘和美化惨痛战史的主流话语导向，刺激日本人对战争的整体性省思。不仅日本人如此，在日朝鲜人作家徐京植也曾坦言，“我们被日本式新民族主义消磨得精疲力竭，更不堪忍受围绕它的言论已经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消费品在流通的现实。危机迫在眉睫。期待率真而直截了当地阐述道理。”(42)[日]徐京植：《不许侮辱我的母亲》，载小森阳一、高桥哲哉：《超越民族与历史》，赵仲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在与其德国论敌蒙森(Theodor Mommsen)论战时，就曾逻辑清晰地界定了区别于学术研究、历史学家介入当下事务时可资利用的论述资源，他认为：“语及当下时，请让我们别将目光太多地倾注于历史。种族属于历史，属于过去；语言同样属于历史——它无非是遥远过去残存的遗迹与符号而已。属于当下且生动鲜活的，却是动机、观念、兴趣与情感。”(43)[美]帕特里克·格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者》，张画沙译，载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3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亲历历史的中井英夫等人以基于个人体验的鲜明动机和情感回应了1970年代的“当下”问题。

面对7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的自怜自悯、自我正当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舆论动向，鹤见、竹内(详见前述引文)与中井、田中等分别采取了“以理思哀”和“以真抗玄”的两条不同回应路径，但却殊途同归。只不过前者呼吁在浮泛的哀史叙事上建立起历史性认知维度，而后者则旨在以直观的肌肤感觉、情绪对抗失忆、玄虚和饶舌，其动人的力量正源于情感的真切和面对历史的真诚。佐高信在与加藤阳子对谈时谈到了日本反战运动的缺陷，他犀利地指出，“学者总想要依据井井有条的逻辑来讲述‘反战’。但是直接表达出他们厌恶战争而骚动不已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谎来逃避兵役的心情，难道不好吗？我感觉如果学者不从这里开始讲，就很难成为广泛的‘反战’运动。”(44)[日]加藤阳子、佐高信：《战争与日本人》，张永亮、陶小军译，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耶鲁大学社会学研究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指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即‘创伤记忆’——引者注)，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45)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3页、第276页。战中一代的体验只有被战后一代共享，将“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灾难”转化为“我们大家须共同面对的灾难”，才能使复数的个体体验转变为有效的历史经验，并跨越代际隔阂传承下去，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

事实上，早在战后初期，日本的战争论述、国家论述便已有脱离个人体验之弊。1957年大熊信行在批评战后日本相关言论状况时，也曾指摘其客观性有余，而过于主体性、精神性、体验性的问题：

战争结束至今，可以说我们学界、思想界、言论界都没有处理这里所说的国家问题。(中略)所有这些理论从本质上讲都不过是没有超出历史形势论框架的客观性理论。在目前的具有精神性内涵的思想性论文中，还很少看到由日本人从其战争和战败双重体验的深处，也就是带着这双重体验的斑痕，怀着不可抑止的主体反省和深深的悔悟之心而写成的作品。总之，缺少以这场大战前前后后的主体性经历和责任感为基础的思想之产生，是战后日本言论界的主要特征。(46)[日]大熊信行：『国家悪——戦争責任は誰のものか』，中央公論社1957年版，第17-18頁。

在大熊看来，缺乏主体体验的理论不知其可，毋宁说这也指向了近代以降日本思想界的痼疾。加藤周一在讨论“知识分子协助战争这一事实的内部结构”时指出，“日本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与思想是分开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是无法创造出超越实际生活的价值和真理的。”(47)[日]加藤周一：《战争与知识分子》，载加藤周一：《日本人的皮囊》，李友敏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而能将知识人的知识生产与生活感觉、现实介入联结起来的关键媒介正是个体体验。社会学家后藤宏行在1957年出版的《陷落的一代：战后派的自我主张》中指出，他们这一代人由于全无“战时的抵抗意识”，对于价值转换只剩下“自己的肉体感觉”，而对于战后派的越轨放纵，后藤则在正面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战后虚无颓废派”是“禁忌的出色批判者”，彻底的虚无主义带来了“自我诚实性”，体验“实感”的成败并从挫折中汲取“生活的智慧”的“行动的主体性”。横尾夏织在《“实感”争论与〈思想的科学〉》中指出：“久野主张日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战争的合作者’是因为他们轻易认同了‘目的这个东西是由外部提供的’，‘真正地把抵抗的据点放在主体的意识当中去，时时刻刻从中抽出作为行动基准的目的，这样一种姿态’是很有必要的。……久野与鹤见在不是所给的目的而是由亲身的‘实感’来行动的‘战后派’身上去发现克服知识分子弱点的新主体的理想状态。”(48)陈立新译著：《日本战后思想的潜流——以〈思想的科学〉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47-48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于个人体验基础上产生的实感为战后思想提供了“主体的思考与行动”。尤其在有关战败体验和战争责任的讨论中，主体性缺失的战争责任论容易走向两个歧途：一则将战争责任置换为战败责任，在逻辑层面有意无意地将言说者排除在罪责主体之外，避免惹火烧身，似乎一切皆为他人之事，战后初期日本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论争便是其鲜活的注脚；(49)参见王升远：《对“明治一代”的追责与“大正一代”的诉求——〈近代文学〉同人战争责任追究的细节考辨》，《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二则将具体的、有温度、有痛苦的战败讨论、罪责讨论，转换到抽象的、冰冷的、无情的理论层面，有意无意地将问题讨论限定在了受众极为有限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这种精英姿态将潜在读者——一般民众摒除在外，从而失去了社会动员的阶层基础。这两点恐怕也正是中井英夫和徐京植们所面对的时代状况。

而事实上，那些文本中弥漫着情绪(无论是挫败、沮丧、义愤还是欣喜)、散落着思考，其个人性和不确定性却正是回应诸种确定性、历史规律性这类抽象理论的重要论据。从历史实证的角度而言，那些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戏剧等虚构文本自然是不足为凭的。然而，对那些日记、回忆录、对谈等我们常引以为据的非虚构文本便可信以为真吗？就像佐高信所直言的那样，“人类为了让自己活下去，确实会适时替换掉自己的记忆”，鹤见俊辅称之为“‘揉搓’感情”。(50)[日]加藤阳子、佐高信：《战争与日本人》，张永亮、陶小军译，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甚至有时，连日记都不那么可信。野坂昭如在《读〈终战日记〉》中讨论“日本人和日记”时坦言，“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心情，即便不说谎，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叙述。自己既是写作者，又是读者，在无意识当中就会出现歪曲。”(51)[日]野坂昭如：『「終戦日記」を読む』，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年版，第13頁。日记尚且如此，面向公共领域出版的回忆录、对谈录等就更难免因时空流转、现实遭际等因素之限，出现有意无意的文饰、虚构抑或增删。当事人的“战争体验”由于“身在此山中”的视野缺陷、外部政治/社会环境约束、现实利益诉求等因素，会出现很多若干不可靠叙述，有限地、局部地呈现真实，甚至推卸责任，将自身言行进行合理化想象、重构、进而信以为真，亦是常见之事、人之常情。在大本营管控、垄断了资讯传播渠道、言论审查严厉的年代，试图以日记中的军政时事记录去“求真”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可靠”的情感、当事者的“体验”是应被旨在求真的历史研究者们所弃绝的。阿维夏伊·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指出：

情感的历史有变成修正主义历史的倾向，一种我们对过往情感再解读的历史。修正主义历史不完全是欺骗的历史——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历史中被欺骗过。然而，对于记住情感的问题而言，什么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情感自身、我们对过往情感的认识，或者二者兼有？每一种可能性对我们如何评价生活、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意义。(52)[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02页。

在历史学研究视域中不可靠的“情感”，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亦能传达出别样的真实，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野坂昭如虽说日本人日记不足信，但他同时也承认，“无论是修饰，还是混杂着摇摆，字里行间都会流露出单凭‘文字’所无法传递出的真实。”(53)[日]野坂昭如：『「終戦日記」を読む』、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年版，第14頁。那么，那是一种怎样的真实，我们又当如何理解这种“不可靠”的情感所传递出的真实？沟口雄三在分析中日两国围绕南京大屠杀产生的分歧和对抗时指出：

请允许我使用一个挑战性的说法：这里存在着两种历史学的态度，一种是死的历史学，另一种是活的历史学。

在死的历史学那里，只有以某种形态留存下来的史料才是历史史料，而与这种史料相关联的流动着的现实，更遑论感情记忆，将被排除于史料之外。拘泥于三十万这个数值的所谓科学的“良心”态度，不仅将感情记忆从历史中抹杀掉，而且是一种把事件非历史化的共谋行为。

在活的历史学那里，感情记忆的现实存在，是作为历史的现在时态而被接受的。人们自觉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事实之中，而且还起因于感情记忆至今仍然存活着这一结构的多重性。进而，如何把这种感情记忆与历史事实的二重奏历史化，也就意味着如何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化。(54)[日]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赵京华译，《读书》2001年第5期。

而如何以更为开放的心态(55)古厩忠夫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其与孙歌关于“感情记忆”的分歧，并直言：“‘南京大屠杀30万人’这一‘感情记忆’是有国籍的。……在内心深处有民族主义的时候，‘感情记忆’往往都伴随着自我陶醉的情绪。……个人的‘感情记忆’很容易与国家相联系而被升华并与之交织在一起。”参见[日]古厩忠夫：《〈“感情记忆”和“事实记录”之间〉——古厩先生最后的文章》，载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417页。、带着“活的历史学”感觉给予“不可靠”的情感以必要的尊重，并将其有效地历史化，是而今处理“战败体验”相关文学文本、思想文本须注意的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暂且不论，对于学者而言，面对战争、战败，除了以实证方法进行“事实记录”之外，亦不可忘记那些不可靠的“情感”。无论是加藤所描述的1970年代中井英夫、田中正俊等的“以私抗公”，还是2005年野坂昭如的“责无旁贷”，都是战争亲历者在身体力行地以个人体验回应宏大、冰冷的“逻辑”“责任”和“犯罪”等宏大命题，旨在使个体体验发挥更大的公共性功能。“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毕竟“在道德教训可能只对个人有用的同时，政治教训却必须由公民群体一起来汲取”。(56)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3-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世界公民”之一员，唯有超越时空阻隔，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继承“前人的苦难”，共享“他者的痛苦”，才能让我们从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短二十世纪”中获取有效的历史经验，并以此为思想资源，理解当下问题，探求未来进路，此亦“战败体验”之于今人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