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7）

0 引言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档案领域也不例外，档案用户、档案工作者与档案学者是档案领域三类重要的主体。档案工作者凭借自己的知识、理论与技能为档案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则将自身的感受与诉求反馈给档案工作者，倒逼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档案实践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则要依靠档案学者的不断求索和钻研，而档案工作者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学者拓展新思路、开辟新方向的源泉。这三大主体相辅相成，共同在档案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档案学界对“人”的研究开始较早，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但数量非常少，且增速极慢，近二十年来，相关文献虽逐年增加，但与其他主题相比，成果总量仍偏少。为便利后续研究，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和比较，梳理并总结近二十年来档案学界关于“人”的研究成果，以期指出已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并提出后续研究展望。

笔者在CNKI中文文献数据库中，以“全文”为检索项，以“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档案与建设+黑龙江档案+北京档案+浙江档案+档案管理+中国档案+图书情报工作+兰台世界+山西档案”为文献来源，分别将“档案用户”或含“档案利用者”“档案学者”或含“档案研究者”“档案职业”或含“档案工作者”3组词汇作为检索词，在2000-2019年度范围内进行精确检索，经过人工筛选，剔除弱相关及重复文献，后对所有论文的题名、关键词、摘要乃至全文逐一排查，将与主题不符的文献排除，得到相关文献139篇，并从中再次筛选出61篇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

1 研究成果综述

1.1 对档案用户的研究

档案用户是档案资源的使用者、档案服务的对象、是档案利用的主体，也是档案价值的评判者。对档案用户进行研究对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价值、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笔者共总结出“用户类型”“用户心理”“用户需求”“用户权利”“用户教育”“潜在用户”与“档案用户信息利用行为”七个针对档案用户的研究主题。

1.1.1 档案用户类型

对档案用户类型进行研究有利于确立科学的分类标准，深入了解各类用户的需求和特点，进而为档案利用工作提供参考、提高档案工作的效率。目前，学界对档案用户类型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用户进行研究、分类。总的来说，多数学者认可并提倡对用户进行多层次的分类，但具体的分类角度和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学者[1]基于复杂的社会活动和细密社会分工提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档案用户分类方法，并以是否具有需求行为、组织结构、用户的职业或任务、需求时间、需求内容为划分标准，将用户划分为不同类型。这种划分方式是目前较为全面、具体的，也相对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但是，其仅仅关注静态角度，不利于潜在用户的挖掘。陈海平[2]则首次提出用动态变化的眼光划分用户类型，引入公共关系领域的分类方法，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将用户划分为非公众、潜在公众、知晓公众和行动公众，同时他还从一个新的视角—交叉视角审视档案用户。这是一种从更广阔的视域对用户类型进行划分的方法，是该领域研究的创新性成果。但是，以动态视角审视用户类型的观点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其具体内涵还需进一步挖掘与阐述。

1.1.2 档案用户心理

研究档案用户心理对于掌握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提高档案利用率起着重要作用。在该领域，学者多在用户心理类型、影响因素与应对措施三方面开展研究。而其中，有关用户心理类型的研究成果较多。王宇晖[3]在对180名用户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得出档案用户利用档案的五种基本心理和利用档案过程中的六种心理，并指出职业特点、受教育程度等是导致用户心理存在差异的原因，最后呼吁档案部门细心体察用户心理，减轻用户不良情绪，从而提高公民档案意识。闫立衡[4]认为，档案用户心理是在产生利用需求以及实际发生利用行为时所产生的心理状态，具体包括“简单方便心理、背景匹配特征、用户焦虑的心理特征、信赖权威的心理特征、用户体验和从众心理、需求评判心理”等特征。还有学者[5]着重关注对用户利用档案有着直接影响的消极心理，在分析用户利用前、利用中和利用后的消极心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1.1.3 档案用户需求

档案用户需求直接关系到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因此学界对用户需求问题的关注较多，且这些研究多数围绕需求特点、需求变化及其规律展开。有人[6]将档案用户分成个体用户和群体用户，分别分析了其需求特点，并且指出需求规律的普遍性、层次型、地域性，进而提出提升利用需求的对策。郑越文[7]认为，档案用户需求变化呈现多层次、立体化、市场化趋势，并强调深入分析需求变化的重要性。还有学者[8]通过对不同层次的用户进行追踪研究发现，与传统用户相比，现代档案用户需求具有多样性，且对档案服务有更多期待，对档案检索的深度和广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王运彬[9]则强调客观环境对用户需求及其变化的影响，分别从社会全面发展与需求立体化、网络环境与需求的关联性、市场发展与需求的多元化三方面进行论证。邓君[10]等人探讨了用户需求、用户期望与用户感知和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指出用户需求研究是档案用户服务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并对档案用户需求内涵、档案用户需求形成、档案用户需求的多元化进行了具体阐释，得出档案用户服务需求是服务期望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需求驱动下用户服务期望与服务质量的关系。此外，基于近年来信息服务环境的深刻变化，米维红[11]指出，档案信息服务应以全新的方式、内容等展现在大众面前，以适应网络信息服务环境，为此，她深入分析了网络环境下档案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规律、以及对策。

1.1.4 档案用户权利

维护档案用户权利，是以人为本、建设法治社会在档案领域的集中体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对档案用户享有哪些权利、如何在档案工作中切实维护其合法权利进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李圆圆[12]从信息伦理角度指出，档案用户享有隐私权和信息资源获取权，并且提出法律、教育、技术三方面的具体措施以维护用户权利、解决信息伦理问题。有学者[13]认为，信息时代，获取政府电子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私权利，而这一权利需要由以压力机制、助动力机制、推力机制组成的动力机制来保障。也有学者[14]在对隐私权和信息隐私权的涵义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对用户信息隐私侵害的形式，并指出保护档案用户信息隐私权的举措。罗传祥[15]认为，我国档案界对用户档案信息权缺少宏观的认识，因此，他对公民档案信息权进行了详细界定，进而探讨了对公民档案信息权的保护路径，并且提到了基于档案用户视角的信息获取权及具体内涵。李财富[16]等人指出在实施基于档案用户小数据的精准化档案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应注意对档案用户的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还有学者[17]具体分析了大数据环境下档案用户信息特性、数字档案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数字档案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面临威胁的原因以及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综上，多数学者认为档案用户应当享有知情权和隐私权，但对于如何有效保障这些权利还需深入研究。

1.1.5 档案用户素质与用户教育

对档案用户进行教育是充分、高效、安全地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则要求用户具有利用档案的意识、技能和道德等素质，可是事实上，绝大多数档案用户或多或少在这几项素质方面存在欠缺，因此，许多学者呼吁档案部门要加强对用户的教育。邱彩芳[18]等人在对档案利用过程中一个基本特征——信息不对称，档案用户的一个基本行为倾向——机会主义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档案利用存在着道德风险，即档案用户存在道德缺失问题，并且讨论了解决道德风险的途径，但是仅仅提出运用外部的监督激励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途径治标不治本，还是应该通过对用户进行教育来提高用户道德素质。有学者[19]认为，仅仅进行档案宣传工作对提高档案资源利用率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要想激发用户利用档案的热情，就必须要进行用户教育工作，而档案部门开展用户教育，首先要对用户群体进行研究，对于不同的群体要采取不同的针对性的措施。也有人[20]指出，档案用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群体，用户教育应该是与用户一生平行的，具体可划分为基础教育、核心教育、选择教育三个阶段。终身教育的观点是一种发展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模式是科学可行的，可是实际工作中还少有运用。王海丰[21]对高校档案用户接受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思考后，提出高校档案用户教育的具体内容及模式。于玲[22]通过将档案馆与性质相似的图书馆、博物馆进行比较，得出档案用户教育环节甚为薄弱、用户教育工作势在必行的结论，并且提出若干实施对策。

1.1.6 潜在用户

潜在用户是档案用户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辨析潜在用户内涵、促使其向现实用户转化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23]强调，明晰潜在用户的概念及外延是进行“档案潜在用户”研究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并对已有的四个定义方式进行了梳理，进而分别对档案潜在用户、档案机构潜在用户、档案馆潜在用户的概念进行了细分。也有人[24]认为，现行用户的数量只是冰山一角，而潜在用户群体却很庞大，尽可能地挖掘潜在用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在分析档案利用现状、制约档案潜在用户向现实用户转化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促进档案潜在用户转化的途径。然而也有不同的观点，杨静[25]认为潜在用户是一个生态圈，而不再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并将潜在用户置于“互联网+”环境下进行研究，指出“互联网+”时代档案潜在用户转化的必要性和对策。郑伽[26]则将长尾理论与潜在用户结合，通过阐释长尾理论内涵，指出挖掘档案用户“潜在长尾”的措施。这是潜在用户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1.1.7 用户利用行为

档案用户利用行为反映了用户需求，对用户利用行为进行研究，有利于档案部门明确用户需求，更好地提供服务。对用户利用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档案用户信息搜寻行为和信息采纳行为展开。有学者[27]根据当前档案服务工作领域的用户需求分析情况难以适应档案知识集成服务发展要求的现状，提出要构建基于用户利用行为分析的档案知识集成服务的实现框架，并从采集和管理用户利用行为记录、转变思想观念、生成用户行为知识以及构建服务实现系统等方面给出了建议。档案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是档案用户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目前仅有少量文章涉及。王萌[28]等人在利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档案用户进行调查后，指出档案用户搜寻信息的类型、网上搜寻信息的途径、信息搜索行为的类型，并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用户信息采纳程度则关系到档案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匹配程度，关系到档案工作的效率。宋雪雁[29]在阐释用户与档案资源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含义及多元复杂的影响因素，并且指出，研究用户信息采纳行为有利于档案管理、服务工作提升与完善。

1.2 对档案工作者的研究

档案工作者是档案资源的管理者，档案服务的提供者，是档案工作实践的主体。对档案工作者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档案工作者，了解档案工作，进而改善档案工作，以更好地提供服务。纵观近二十年来对档案工作者进行研究的众多文献，不难发现，对档案工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角色定位”“职业素养”“职业伦理道德”以及“身份认同”几个方面。

1.2.1 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因时而异，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档案工作者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进而推动档案工作与时俱进。学者们普遍认为，信息时代是一个重要节点，档案工作者应顺应时代变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有学者[30]认为，信息时代是档案工作者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契机，档案工作者的职能、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档案保管者向知识管理者转变，档案工作者应将注意力集中到档案知识管理和信息管理，从而实现角色的重新定位和自身职能的历史回归。宋群豹[31]指出，知识经济时代对档案工作者的角色转型和职业形象重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档案工作者的定位应该是档案保管者和社会记忆的捍卫者、档案信息专家和档案知识专家。也有学者对具体行业中的档案工作者角色定位进行了研究。吴雨希等人[32]在分析企业文化建设与档案工作者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企业档案工作者是企业文化的收集者、开发者和传承者。通过阐释高校档案工作者重新进行角色定位的必然性，张亚伦[33]提出高校档案工作者应该扮演好信息的管理者、文件的审核者、档案服务手段和方式的创新者等角色。

1.2.2 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档案工作者是档案工作的主体，档案工作者的素养直接关系到档案工作的质量，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素养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多数学者认为档案工作者应具备业务能力、专业知识、服务意识以及政治、道德等方面的素养。薛四新[34]根据新技术环境下档案工作新业态以及档案管理人员角色转变新趋向指出，现代档案工作者应具备制度建设、业务管控、利用服务、系统实现和电子档案保护五方面的素养。有人[35]将现代档案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概括为增强党性、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创新和服务意识。李云鹏[36]通过辨析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档案人员面临的种种挑战，指出，档案人员要注意技术知识、文化素养、业务能力、政治素养等的提升，并且强调要促成档案工作者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基于信息时代的背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王君秋[37]通过阐释信息时代档案工作的基本原理，指出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掌握计算机知识与技能的必要性，并且提出培养档案工作者良好素养的策略。也有人[38]认为，信息时代给档案工作者带来了便捷的存储、检索、复制、编辑、研究条件，同时给档案工作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较强的工作能力、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警觉性、正确的功利观、良好的职业操守。总之，在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服务意识等基本素养，还应该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能力、掌握新技术，以顺应时代的要求。

1.2.3 档案职业伦理与道德

档案职业伦理指档案相关活动中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档案学界关于职业伦理研究多侧重于职业伦理内涵剖析、职业伦理失范现象及其应对措施，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关联度较小。姚芹[39]以社会正义为基点分析了社会正义与档案职业伦理的关系，指出“档案正义是档案应急功能的体现，档案正义是档案职业伦理的延伸”。有学者[40]对档案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指出其基本内涵是：保真求实、主动服务和着重权益，并对档案伦理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失真、信息隐私、信息安全和信息价值追求问题进行阐述，进而提出新时期加强档案伦理建设的方案。也有学者[41]通过阐述信息时代的档案工作特点，分析了隐私权受侵、利用者“歧视”、档案信息产权受侵害以及档案信息的失真和泄露等有悖档案伦理的现象，并且提出进行信息伦理建设以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素质。杨光[42]在道德结构视角下对档案职业伦理的界定与结构进行了解读，指出档案职业伦理在制度、意义内涵以及实践上存在欠缺，并针对这三方面欠缺进行了具体解读，并且提出档案职业伦理的建构的具体措施。

1.2.4 档案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及公信力

对档案工作者身份认同与公信力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档案工作者“自信”与“公信”状况进行研究。有学者[43]在对档案工作者的工作现状和身份认同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统计发现：档案工作者整体职业认同度偏低，且自我认同度高于社会认同度；女性档案工作者职业认同度远远高于男性；职业认同度与收入水平成反比；地级城市的档案职业认同度最高，且县级城市认同度高于直辖市及省会。也有人[44]通过对档案身份认同的含义进行探讨，分析不同阶段信息技术对于档案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而对未来档案身份认同的发展演变进行了预测。档案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现状满意与否直接影响到其工作态度与效果，而用户对档案工作的满意度、认可度则间接影响档案工作的开展。孙大东[45]在对影响档案职业公信力的四个主要因素—档案职业主体、职业客体、档案职业技能、档案职业条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各自影响力的大小，并且提出应向提高档案服务的公正性、保障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加强档案专业技能培训、改进档案检索技术设备四个方向努力以提升公信力。值得一提的是，曲春梅[46]从国际化的视角分析后现代主义者对档案职业的解构与质疑，提出从保障档案的可信性、实现档案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增强档案工作的透明性等方面提升档案职业的公信力，重建信任。笔者认为，“自信”与“公信”相辅相成，档案工作者的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公信度的影响，而先“自信”方能以饱满的热情开展高质量的档案工作，如此才能赢得“公信”。

1.3 对档案学者的研究

档案学者是档案事业的指路者，档案工作实践的智力支持者，是档案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对档案学者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为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进而促进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笔者通过阅读这一领域的相关文献发现，近二十年来，研究者们多就“学者素养”“研究方向”“学术环境”“学术共同体”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1.3.1 档案学者与学术环境

环境是指人生存的空间与其中各种可能影响人生活与发展的因素，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对人进行研究，自然也不能无视其所处的环境。因此，对档案学者进行研究，必然要从学术环境入手。有学者[47]从生态学视角切入，在对构成档案学术生态系统的三大因素——学术、学人、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若干档案学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且指出，档案学术的发展其实就是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博弈的过程，档案学术系统协调且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协调机制。也有学者[48]认为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相互影响，并在指出我国档案学术环境存在研究队伍结构欠优化、借鉴国外或其他领域理论时具有盲目性、学术研究规范欠缺等问题的基础上，对相应的原因与建议进行了阐述。总体看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档案学术环境与学术主体关系密切，且存在学术不规范等若干问题。但研究这一主题的文献还十分缺乏，对档案学术环境的研究是档案学领域一个很薄弱的环节，这一点需要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1.3.2 档案学者的素养

档案学者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体，档案学者的素养决定着档案学术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胡鸿杰[49]将中国档案学者的特质概括为：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合理的知识结构、对实践有充分的感情。有学者[50]认为档案学术理性发展的关键是档案学者的主体意识，并分别对档案学者的学术反思意识、档案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档案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档案学者的学术信仰意识等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进行了具体阐释。还有学者[51]认为档案史学者要具备大历史的视野，并对其原因和实现途径进行了分析。赵爱学[52]通过分析档案学者、档案学科和档案学术的关系及其各自在档案事业中的作用，指出了档案学者应具有的素养，并且提出“学者的心智活动造就了学术的本质属性，档案学者要协调档案学术和档案学科的关系”。此外，潘连根[53]对档案学研究的主体进行了界定和特征分析，从思想品质、能力素质、人格独立、主体意识、知识结构、充分实践几方面对研究主体应具备的素养进行阐述。关于档案学者素养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化。学者们视角普遍宏大，对微观角度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深入，且与实践联系较少。

1.3.3 档案学者的研究角度

档案学者的研究角度反映了档案学术研究热点与趋势，反映着社会关切。档案学界对档案学者研究角度的研究关注不够，相关文献的数量偏少，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有学者[54]认为，档案学研究需要不断转变研究角度以适应实践的需要，研究角度的转变引领观念更新。并且指出，档案学研究有四个先后承接的角度：历史学视野下的档案学研究、文件运动视野下的档案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视野下的档案学研究、电子政务视野下的档案学研究。其中，学者们应重视起后两种角度的研究来。还有学者[55]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阐述了档案学者研究视角变化。通过对九个年代的共一百名学者在不同年代研究方向的变化特征进行调查，分析了其转向类型与特征，指出我国档案学研究角度的演化特征：电子文件与电子政务研究的兴起；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衰；“三个体系”建设引发研究集聚；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方向分化。进而探讨了数据时代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进路。潘连根[56]则主要以时间为研究线索，指出，档案学曾经的研究视角有历史学、文件运动规律、信息资源管理，当下有本原视角、多学科视角、范式视角等,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1.3.4 档案学者的使命与档案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是由有相近的目标、理念、兴趣、专业技能、价值取向且遵循一定行为规范的人构成的群体。学界对档案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责任及其构建等方面。有人[57]认为，信息时代给档案学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档案学者有责任提升档案学的发展空间，推动档案学良性发展，而建构学术共同体则是档案学者实现其历史使命、维护学术尊严的路径，并对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功能做出具体阐释。王新才[58]等人将档案学共同体看作档案学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不足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上两位学者着重强调了档案学共同体存在于完善的重要性，还有部分学者侧重于对其定义与使命进行研究。陈祖芬[59]认为“档案学共同体是进行档案科学研究,拥有档案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并在对档案学共同体能力发挥状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组织责任和学术责任这两大重要使命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有学者[60]进一步对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指出对档案学共同体进行研究有身份认同、理论范式、交流平台三方面的意义，并且提出相关建设构想。连志英[61]提出，我国档案学术共同体还应有更多的责任担当，才能为档案学困境的突围与发展助力。此外，也有学者[62]将档案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并对当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发展中的困局以及当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变革的途径进行了阐述。综上，我国档案学共同体在档案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档案学共同体的发展存在某些问题，需要进行变革以寻找出路。

2 结语

总体而言，档案学界有关“人”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展，研究角度也逐渐多样化，但研究成果数量还相对较少，学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度总体偏低。此外，有关档案“人”的研究，在侧重点与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三大主体的关注度失衡，有关档案用户的文献远远多于研究档案学者、档案工作者的文献。此外，从分主题的层面来看，关于用户类型、学术环境、学者研究方向、档案用户信息利用行为等角度的研究成果极少，有待深入研究。第二，经验研究不足。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思辨方法，对三类主体的认识主要来自传统的印象，或基于某种假定与推测，少有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收集经验材料与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第三，将“人”的研究与大数据联系起来的意识薄弱，只有少数研究是基于大数据的背景展开的。

笔者认为，后续研究可以在如下两个方面寻求突破：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应注重将档案领域的“人”与大数据结合起来研究，如开展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用户类型、信息搜寻行为、权利保障、用户教育新途径与新内容，大数据时代对档案工作者素养的新要求，大数据背景下档案学者研究视角转变、素养要求等方面的研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应加强经验研究，注重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在收集一手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以增强研究成果的现实针对性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