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质量管理处(病案室) 苏州 215002）

当前，档案记忆观已经从档案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探讨档案与社会记忆传承、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保存的档案是谁的记录，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记忆是谁的记忆？康那顿认为，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操纵“社会忘却”，国家机器被系统的用来剥夺公民记忆，如此看来，国家记忆与社会记忆似乎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千百年来，普通民众不仅在积极的争取记忆权和话语权，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东巴族文献、侨批档案、徽州文书、水族文书、家族档案等数不胜数，其中家庭（家族）档案正是普通民众争取社会记忆权最有力的武器。社会记忆研究范式下，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建构工具，而家庭档案作为普通民众声音和记忆的“代言人”，似乎并没有在记忆范式下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社会记忆的建构工具。本文从社会记忆的视角触发，对家庭档案参与社会记忆建构必要性和建构机制进行阐释，试图为家庭档案参与构建全民的社会记忆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缘起

1.1 人本意识崛起

中国哲学史上，管仲是最早强调人本思想的思想家，夫霸王之所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而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孟子：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传统的人本思想是以承认封建等级制度为前提，维护封建君主有效管理人民的利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本思想实质是集体主义价值追求导向下的民哲思想。近代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后，以追求个人精神生活解放和个人成就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个人人本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满足个人经济诉求、社会诉求和文化诉求成为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依据。我国现代人本意识正是在东西方人本思想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新人本主义，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不损害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满足个人诉求。

新人本主义下，人们的民主意识普遍觉醒，随之而来的是民众对话语权和记忆权的诉求。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更多的还要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1]其核心思想是要档案反映社会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记录普通民众的记忆和历史。

1.2 档案工作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计划是英国布莱尔新政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实行的特别行动，社会排斥本质上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与不公平的问题，是主流群体依靠体制占有既得利益后不愿与其他群体分享并排斥剥夺其他群体权益的过程。社会融入计划开始后，档案部门迅速给于回应，将档案资源发展、鉴定和访问共享、受众发展、档案展示、教育和研究、多方协同创造变迁中心等措施列入社会融入计划。[2]有学者统计分析1985-2018年我国家庭建档情况之后发现，档案馆对家庭建档的研究成果居多，占全部文献量的38.7%，可见家庭档案的研究已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他还指出档案行政部门应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引导家庭档案事业的发展，或者设立专门的机构和部门或挂靠在现有机构和档案学会下，配备专业人才从家庭档案的宣传、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利用针对性的指导，[3]如沈阳率先成立了家庭档案研究会和开通了家庭档案网。

在我国档案部门的社会融入计划应该包含：社会档案资源体系构建、资源共建共享、档案的社会意识、社会的档案意识和全民记忆的构建。档案馆是社会变迁的中心，[4]而全民记忆的构建是档案工作社会融入的核心内容。社会排斥的最后阶段是社会认同危机的产生，当认同危机产生时，人们失去共同建设社会的动力，甚至会产生仇恨报复社会[5]。冯惠玲教授提出集体记忆是连接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档案通过参与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6]为确保在公民身份认同中提供合法性依据，缓解社会排斥现象的恶性演变，就需要构建全面的社会记忆，需要构覆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对边缘群体给予充分重视，家庭档案资源作为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直接伴生物，成为构建全民记忆的重要的资源支持。目前，档案馆仍未形成关于家庭档案工作如何指导和引导的指导性文件，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等。各地民间档案和家庭档案的收集主要以媒体宣传来引导民众主要移交至档案馆为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档案馆虽然可获得部分有价值的家庭档案，但是处于完全被动地位，档案的质量完全取决于民众。[7]国家档案局9、10号令的贯彻落实，《实施意见》中指出：“规范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把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作为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各级档案部门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民间作用，拓展档案馆藏建设、保管途径，支持建立民间馆，提倡民间档案资源代管、托管、专管。[8]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家庭建档方面的立法工作，严格践行社会融入计划，促进全面社会记忆的构建。

1.3 社会记忆过程论

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关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档案种类、结构与社会记忆层次的对应关系，葛荣玲认为社会记忆的层次构造可分为三层：由掌握权利的政治主体主控记忆、由掌握知识的精英主导记忆和有来自草根社会的地方主体记忆，[9]与之对应的正是的政府档案资源、企事业单位档案资源和普通民众档案资源，这是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关系的第一层。社会学认为社会记忆的建构流程可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环节，首先是唤起过去的记忆，其次是对记忆内容进行重构，注入新的内涵；然后对新的记忆内容进行固化，用各种方式给予新的记忆认同感和合法性；最后通过在个人、群体和各种政治环境中的刻写，将固化的社会记忆传递下去。[10]丁华东教授提出档案在社会记忆进程中呈现出控制、建构、客化、载体四种功能，[11]这四种功能基本上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四个缓解相对应，成为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关系的第二个层次。当前我国档案工作的主体倾向于政治主体和精英主体，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实践，记录草根记忆的档案则大部分藏于民，即家庭所留存反映家庭成员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资料——家庭档案。这些材料承载了家庭的历史轨迹，鲜活的记录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历史记忆，是构建草根群体社会记忆的核心因素。在家庭档案与社会记忆层次关系的基础上，以档案的建构功能与社会记忆建构流程的对应关系为视角，剖析家庭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2 留存机制

载体关系是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的基本认识，载体关系的实质是档案对社会记忆的留存，借助于刻写实践，把固化的社会记忆刻写在文本之上，实现留存和传递。就一个家庭而言，所留存的档案反映的只是这个家庭的零碎的历史和记忆，但成千上万户家庭的档案汇集在一起，则构建出一副完整的底层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活图。

2.1 积沙成塔，聚腋成裘

家庭档案的价值具有双重性，一是对建档主体即家庭的第一价值，主要表现为凭证价值和记忆价值；二是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即对社会记忆建构和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价值。家庭档案与政务档案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容的私有性，就单份家庭档案而言，一般不具有社会参考价值。因此，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留存是通过家庭档案群——即空间范围上的家庭档案集群来实现的。一个村庄、一个地区留存的较为完整的家庭档案群记录了这个区域真实的生活图景，留存了这个区域乃至这个社会阶层的社会记忆。

徽州历史档案的内容以记录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为主，是一个典型的家庭档案集群，几乎涵盖了徽州各个家族的世系递嬗、宗祠管理、族产管理和运营、文化教育水平、科举状况、外部关系协调等家族活动的全部内容，详细到每家每户，甚至具体到每一个人。[12]这些完整的家庭档案集群自然的形成了一个集体记忆框架，徽州民众的个体思想置于这些框架之内，汇入到能够回忆的记忆中去，就能建构关于那个时期的社会记忆。从另一个层面看，徽州历史档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可触可感的徽州农村，展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承载了中国七个世纪的历史记忆，成为农村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框架和工具。

2.2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以空间聚集为特征的家庭档案群记录了固定时间某一区域的社会记忆，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局势激荡，这种空间档案聚集很难在战争中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规模完整的几个档案集群都存在于交通闭塞的山区，因交通不便得以免于战祸。而以时间维系为特征的家族档案成为平民记忆最主要、也是最安全的留存形式，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维系数百年的族谱档案并不罕见。相比来看，这种历时悠久的家族档案更强调社会记忆的重构性和传承性，它所留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记忆的片段及传承。

孔府档案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份家族档案，它记载的不只是一个贵族府第的历代兴衰，而是以一个贵族的视角对明朝以来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建设进行记录，[13]某种程度上是以微小、细腻的角度展现以贵族统治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兴衰变迁史。在我国传统社会记忆及儒家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孔府档案的其系统性、完整性、鲜活性和延续性，其记忆框架价值远超档案馆所存留的历史政务档案。正是因为孔府档案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才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保管，后代才得以察看历史的变迁。家庭档案的主要保管场所应在各个家庭，如果家庭认为不具备保管条件或者不想保管的可以通过捐赠、寄存、出卖、等形式交由档案馆或中介机构保管，防止珍贵档案的散失和破坏。[14]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家庭档案可以进各级国家档案馆进行保存和展示。

2.3 正野之辩，官民之争

传统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表现在社会记忆层面就是记忆侵略，即统治阶级借助其对文化权、书写权、教育和出版等权利的控制，侵略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记忆侵略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公民国家记忆的侵略，即国家对公民记忆的控制，特别是对某些重大历史史实的记忆。雍正为证明即位正统性，采编大量宫廷史实编著《大义觉迷录》，对公民记忆进行正向控制；乾隆更青睐愚民政策，收缴《大义觉迷录》，对公民记忆进行反向控制。第二个层面是对公民阶层记忆的侵略，表现为记忆排斥，即国家记忆对公民草根记忆的排斥，公平的社会记忆权是以话语权、记录权为基础的，我国传统社会一向奉行愚民政策，话语权、记录权、宣传权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在国家记忆的排斥下，公民没有能力留下自身阶层的社会记忆，所以会形成传统社会平民阶层的结构性失忆。

在以官方档案为代表的制度性记忆侵略之下，平民记忆往往被强制性遗忘，但普罗大众并没有放弃争取集体记忆话语权的斗争，反而积极的利用留存社会记忆的工具——档案来留存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家庭档案借助自身的私有性、分散性等固有特征，成为平民记忆之争的重要成果，承载着家庭记忆、阶层记忆和基层视角的国家记忆。这部分档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承载了社会记忆中的草根记忆，更重要的是“以野史消解正史，以谣言倒逼真想”，成为平民阶层积极的介入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建构进程的工具。

3 维系机制——由零散转化为整体

“所有的开头都包含着回忆因素”，档案是人们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过程及经验成果等各项信息的储备载体，这一载体将历朝历代人们的活动信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限传递给后代，成为后代子孙“所有开头”的“回忆因素”。[15]古老的村庄、弱势的平民阶层、分散的家庭能维系他们的记忆传承，家庭档案是最为重要的载体。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维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内化和外化。内化机制是指社会记忆内化在家庭档案中进行传承，这种内化表现为家庭档案在记录时代背景、传承风土人情、展示社会演变进程的重要作用。家庭档案守护社会的记忆，进而转化为家庭的内生力量，融入家庭的文化和历史中，成为家庭文化力场的重要内容[16]，成为维系家庭的延续和继承的核心力量。徽商记忆和晋商记忆作为明清时期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封建社会晚期经济、政治、文化、建筑等多个领域的社会记忆，但我们往往很难对徽商和晋商有一个完整准确的描述和界定，他们是一个不规则的群体，没有规范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条例，甚至没有固定的形态，有关徽商和晋商记忆的记载大部分存留在几个大的商帮和家族的档案中，这是典型的社会记忆内化为家庭记忆进行传承现象。

家庭档案维系社会记忆的外化机制是指记载于家庭档案中的家庭记忆、文化外化为社会记忆，以家庭认同维系社会认同，以家庭档案传承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天然相连，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17]这种认同感成为社会记忆维系的重要动力机制，而家庭档案则成为建构社会记忆，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清代朱柏庐作《朱子治家格言》（又名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精辟地阐释了修身治家之道，旨在训诫后世子孙勤俭持家、安分守己。朱子家训本是朱伯庐教子治家的私人家训，因其思想根植深厚、含义博大精深、形以名言警句，刻写挂于厅堂，逐渐演变为成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治家教子的座右铭，后来甚至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18]至此，朱伯庐的家庭记忆已完全外化为社会记忆，这份记载着朱子家训的档案也成为封建社会晚期家庭教育记忆的重要载体。

4 触发机制——由潜在转化为现实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的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19]要实现由潜在记忆向现实记忆的转化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图像、语言、仪式、文献等，档案作为人脑记忆的延展物，既是刻写、固化的社会记忆，也是引燃人们记忆之火的触媒、“磷片”。[20]就自身而言，家庭档案的内容和作用具有小众性，记录的主要是家庭成员的活动轨迹和社会记忆，但从广义层面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各个家庭结构、功能、实践活动、社会轨迹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因此，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触发效用呈现出明显的“连带性”和“扩展性”，即家庭档案所触发的记忆已经超出了其本身所构建的记忆框架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具有相似经历的群体（集体）。以2014春晚节目《时间都去哪儿了》为例，一首舒缓的曲调，在大萌子“30年父女合影”舞台背景的衬托下，将小家的父女情升华为整个社会的亲情，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亲情记忆。一组平凡的家庭照片档案，记录了大萌子30年的成长轨迹和小家父女情，却在那一刻触发了整个社会的家庭记忆。家庭档案的社会记忆触发机制，不仅展现出了家庭档案在记忆建构中的特有效用，而且要求我们要把握触发社会记忆的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时机。

心理学家勒温始终把社会情境看作是一个动力系统，强调整体性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指出情境不仅指环境，而且包括人的活动，情境是人的活动与环境的统一。黄涛认为社会情境就是特定文化传统规约下与具体时空条件中的社会处境，情境是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境的交汇。综合两种观点，我认为社会情境是个体活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体，社会环境触发人的主观需要和实践活动，同时又规约、影响着人的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哈布瓦赫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这个框架的实质就是特定的社会情境，回忆的社会情境与记忆的社会情境的相交点就是社会记忆的触发点。过去的记忆与社会进程无法截然分开，而社会进程是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价值的保留和传送的结果，社会记忆与历史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21]如果社会记忆是一棵树，档案只是这棵树的主干，社会情境则构成了鲜活和完整的一个大树。整个记忆的留存、维系、触发、重构都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把握社会情境可以控制记忆触发的时间、强度、方向和建构效果。

在一些特定的时空里，人们往往更需要获得有关历史性知识，去触发、强化我们的记忆，即所谓记忆的社会时机。扬阿斯曼认为节日把时间的河流加以结构化和节奏化之后，形成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时间秩序——社会时间，[22]日常生活在这种秩序当中才得到了自己的位置。家庭生活的时间秩序则是由国家性的节假日、家族性的活动节期（如祭修族谱、婚嫁嫁娶等）、家庭内部的重要纪念日三个层次的时间秩序交织形成，节日时间是家庭生活时间线上的节点，同时也是触发社会记忆最佳的社会时机。大萌子的照片很早就在微博上进行了展示，虽然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并没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反响，恰恰是在除夕这种万家团圆的时间才显示出其激发社会记忆的巨大效用。

5 重构机制——由个体转化为集体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之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23]记忆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只有在社会框架中，个人才能进行记忆，也只有在社会框架中，才能实现社会记忆的重构。同时哈布瓦赫提出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和机构，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建构正是通过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来实现的。家庭档案承载的是单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社会记忆，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和构成方式，每个家庭的记忆都是社会记忆的要素，王明珂认为：个人从社会中得到与建立部分记忆的同时，他与其他群体成员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共同保存、回忆、构建社会记忆。[24]一方面，家庭以一个整体为单位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形成历史记录，构建社会记忆；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作为社会个体在其他群体中形成的记忆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留存于家庭档案中。家庭最小的社群形态，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认同感和排外性，家庭档案作为家庭物权的重要部分，具有产权私有性、内容隐私性，很难实现家庭档案自发参与的社会记忆建构，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进行引导，将个体的、零散的家庭记忆整合、转化为社会记忆，实现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重构。

家庭档案参与社会记忆的重构机制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是以记忆构建记忆，家庭档案的“来源”是家庭，其首要价值是记录家庭历史、传承家族记忆，为家庭成员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归属感。大到修祭族谱仪式、家族婚丧嫁娶、民俗节庆、寿辰、纪念日，小到闲暇时光翻阅日记、相册、账本、家庭DV等各种形式的家庭记录，无论是仪式（身体）实践，还是翻阅刻写记忆，家庭成员都会在特定的记忆框架中实现对于家庭记忆的回忆、重温、强化和重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记忆也是社会记忆的重要部分，家庭记忆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进行社会记忆的重构。同时，家庭记忆的重构不是完全在家庭内部进行的一个建构活动，家庭记忆重构以后，会在社会平台上与其他个体的家庭记忆发生互构，通过在身份背景相似、情感体验相同的群体中产生记忆共鸣，将个体的家庭记忆升华为普遍性记忆，家庭记忆会形成集群化或群体化效应，由此实现社会记忆的建构。

第二个维度是以档案重构记忆。刘易斯·科瑟《论集体记忆》的绪论中写道：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较之于这里所提及的时间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23]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物，是历史史实和社会记忆的载体，自然而然的扮演着社会记忆建构的工具和依据角色。在我国档案管理体制以及档案馆政治性、机密性的限制下，档案馆所保存的大多是国家机构、事业单位的的记忆，要真正成为记忆宫殿，为社会乃至民族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认同感，就要从人民的立场和角度收集反映人民生活和历史的档案材料，家庭档案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鉴于家庭档案的分散性和私有性，发挥家庭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要以优质的家庭档案资源整合、共享为基础，以先进的家庭档案开发、利用机制为手段、以完善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规范为保障，实现家庭档案有零散、片面向系统、优质转化，社会记忆由个体层面向社会层面的转化。具体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利用新旧媒体创新家庭档案宣传形式，推介建档示范户，拍摄家庭档案专题纪录片，充分发挥社区和村庄的积极作用，利用“国际档案日”等特殊节日举办现场家庭档案流动展览；通过政府部门积极宣传倡导、档案部门积极上门指导和家庭自身的主动作为三方面结合起来改善建档方法，促进家庭档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开发家庭档案特色产品、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家庭档案的修复修裱和消毒、定期保障档案安全；档案行政部门可通过行政手段和奖励机制加大家庭档案的征集力度，努力拓展社会化服务功能，简化手续开展家庭档案寄存服务。档案馆可联手软件公司，设计适合家庭建档的专业软件，建设家庭档案数字存取平台，实现家庭档案的共享模式，如湖南省设计的照片管理系统软件能实现对家庭和个人照片档案的归档管理。档案馆应加强对档案信息的综合分析研究和深度开发，挖掘具有家庭特色和地域特色家庭档案的社会价值，编研出版档案信息精品、举办优秀家庭档案展览、拓展家谱族谱的利用、制作优秀的电视节目等。

6 结语

家庭档案作为档案家族中的“元老”，承载了家庭的历史轨迹，鲜活的记录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历史记忆，是构建草根群体社会记忆的核心因素。数千年来，以其特有的方式传承着国家、社会、民族、家庭、个人的社会记忆，在无限的周期循环和重复之后，家庭档案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记忆资源，成为民间的“记忆宫殿”。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留存是通过家庭档案群——即空间范围上的家庭档案集群来实现的,真实记录了固定时间某一区域的社会记忆，承载着家庭记忆、阶层记忆和基层视角的国家记忆。家庭档案在记录时代背景、传承土人情、展示社会演变进程上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守护社会的记忆，进而转化为家庭的内生力量，融入家庭的文化和历史中，成为家庭文化力场的重要内容，成为维系家庭的延续和继承的核心力量。记载于家庭档案中的家庭记忆、文化外化为社会记忆，以家庭认同维系社会认同，以家庭档案传承社会记忆。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内化和外化维护机制，进而实现社会记忆由零散走向整体。档案作为人脑记忆的延展物，既是刻写、固化的社会记忆，也可以引燃人们记忆之火。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触发效用具有明显的“连带性”和“扩展性”，其触发的记忆已经超出了其本身所构建的记忆框架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具有相似经历的群体（集体）。社会情境将档案和社会记忆成为一棵完整的大树，把握社会情境可以控制记忆触发的时间、强度、方向和建构效果，进而实现社会记忆由潜在转化为现实。人们在社会中获得记忆，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家庭档案本身的私有性、内容隐私性，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进行引导，将个体的、零散的家庭记忆整合、转化为社会记忆，实现家庭档案对社会记忆的重构,记录家庭历史、传承家族记忆，为家庭成员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归属感,进而实现社会以及由个体转化为集体。家庭档案在社会记忆的构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家庭档案信息资源是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行政部门定当改善自身服务功能，立足人本思想，积极促成家庭档案构建的社会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