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期刊社 上海 200444）

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福柯认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1]福柯的观点既表明了社会记忆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社会记忆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要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必须要对社会记忆进行控制。当前，对社会控制的探讨大多侧重于政治、权力等方面，而极少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去考察社会控制的问题，即社会控制归根结底是记忆控制。

为了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采用法律、规则、道德、舆论、价值观等多种控制手段，而仔细思考，可以发现这些控制手段都与社会记忆有着密切的关联，记忆可以说是各种控制手段的基础。[2]社会记忆作为人们头脑中观念性的存在，具有不同于实体的特殊性，对社会记忆的控制也不同于法律、纪律等控制手段，不能采取强制性控制，当前，我们所说的社会记忆控制是指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对人们进行引导和控制，它强调方向性和引导性，因此，基于社会控制理论提出社会记忆管控的概念是社会控制理论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控制理论的拓展和延伸。

随着档案记忆观的兴起，档案在传承、建构和控制社会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存下来的档案不仅为我们了解史实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凭证，而且使得社会记忆得以延续下去，是建构、传承和控制社会记忆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当前，针对日本企图否认、歪曲历史的恶劣行径，国家档案局和各级档案部门将侵华日军档案进行公布，通过再现日军侵华历史，用事实说话，有力地反驳了日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利用历史的证据档案帮助人们认清历史真相，形成正确的社会记忆，成为档案界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1 社会记忆管控及其性质

1.1 社会记忆管控的内涵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曾说过，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控制问题。社会控制一词最早是由19世纪美国的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Ross)在他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不打算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像纸牌塔搭成的房屋一样倒塌，社会就必须控制他们。”[3]社会控制是社会功能高度复杂化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历程中伴随社会矛盾产生而出现的普遍社会现象。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任何一个领域和层次上的行动系统，都是控制等级中的一阶。[4]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制，从社会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到分工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控制广泛存在并贯穿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当内部的自发调节难以满足社会的各项功能时，就出现了专门的管理系统来担负内部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与社会控制是同义的。

罗斯把社会控制的客体归为三类，即人们的情感、意识和判断，通过控制人们的情感、意识和判断，最终实现对人们社会行为的控制。社会记忆作为以往生活的体验，与人们的情感、意识和判断密切相关。自从人类产生以后，记忆就相伴而行，记忆能够塑造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社会选择，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都会受到社会记忆的影响和制约。社会记忆管控指借助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通过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社会记忆进行合理引导和正确建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强化正确的和主流的社会记忆，凝聚民族和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再现客观真实的历史，对否认、歪曲历史等行为进行反击，从而达到批判“反记忆”、纠正记忆偏差、引领记忆走向的目的。

1.2 社会记忆管控的演进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5]这种对过去和现在的控制能力需要借助社会记忆的力量来实现。记忆可以成为各种集团演绎权力的方式，如强者可以通过塑造记忆来控制弱者；记忆也可以成为民众的弱者武器。[6]古往今来，在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中，无不体现着对社会记忆的操纵。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再到民国时期的剪辫易服、近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对社会记忆的重新塑造。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记忆的记录权和解释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记忆也就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争夺的对象，成为衡量社会中权力大小的工具。因此，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等于控制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新时期，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和国家话语权的释放，对社会记忆的控制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强迫性和压制性控制，而是通过有序地引导人们追溯和反思历史，建构真实完整的社会记忆，充分发挥社会记忆在实现民族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而达到维护历史尊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社会记忆管控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个人，一方面，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社会记忆管控的职能，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国家又委托各级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行使社会记忆管控的职能；另一方面，个人也有了参与社会记忆管控的可能，个人可以以“群体”或“公众”的身份，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发挥对社会记忆的管控职能。

1.3 社会记忆管控的性质

社会记忆连接着社会成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都具有深远影响。社会记忆的建构主要通过“唤起、重构、固化、刻写”[7]四个过程来实现，在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受到诸如国家权力、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哪些记忆可以被保留，哪些记忆将要被删除。究竟是谁在记忆，记忆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涉及到社会记忆的管控。社会记忆受制于权力，其本身也是权力，潜移默化地强迫人们按照它的意愿记忆、思考或行动。[8]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或是因为血缘关系、地域关系、职业关系，或因为记忆内容的同一性而形成一个个群体，这些群体分享着各自的记忆，这些记忆在社会群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不同的记忆控制着其各自的成员，既形塑着他们的过去，又影响着他们的未来。[9]这种影响有时是以明显的方式作用，但大多数时候是隐蔽性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着社会群体对未来的想象。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能脱离记忆而存在，换言之，我们对历史的回忆和追溯，也就是对记忆的重现和表达。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认同不断分化、社会记忆冲突不断等，虽然我们国家已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积极应对，但通过对社会记忆的管控来应对也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拿抗战记忆管控来说，通过历史事实的再现，反击否认和歪曲历史的行为，能够帮助人们以正确的历史观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培养正确的历史意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档案的社会记忆管控功能分析

自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后，国内外档案界掀起了一股档案记忆研究热潮，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权力对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影响以及档案记忆观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等问题，但关于档案与社会记忆控制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又隐含着社会记忆管控的成分，社会记忆建构的目标和方向也是社会记忆管控的目标和方向，社会记忆建构的普遍性决定了社会记忆管控的普遍性。档案较之其他记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在社会记忆的管控中发挥了独特功能。

2.1 社会记忆引导功能

作为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档案的保存和流传使得社会记忆得以延续下去，换言之，档案决定着哪些记忆可以被长久保存，哪些记忆能够被人们所利用，哪些记忆将被销毁。因此，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真实记录的档案自然而然就成为社会记忆管控的工具。一方面，档案中所记载的管理性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管控手段，能够实现对社会记忆的引导。另一方面，档案是有组织、有选择的社会记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活动所形成的记录都可以成为档案，档案所记载的活动是经过社会选择的结果，通过档案向社会传递的是一种被选择和重构的记忆。古往今来，统治者往往通过档案达到社会记忆管控的目的。从西周时期的“登于天府”、“藏于金匮”，到宋朝的“置册分类编目”，再到现代的档案开放，这些档案管理的制度和方法无不体现着对社会记忆的引导。

社会记忆是对过去的回忆，它必须要在历史和社会中去理解，社会记忆的管控需要以客观真实的历史为标准，只有历史的证据才最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档案中所记载的信息是原生态的信息，它并不是事后为了使用而另行编制的，也不是为了向未来的我们揭示过去的事实而记录和留下的，只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记录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种不在意的存留使其成为历史的“原材料”和证据，成为社会记忆管控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档案作为典型的记忆形态在同其他记忆形态的斗争中保留下来，充分体现了它的高度认同性。档案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它对每个人的记忆都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建构社会认同、引领记忆走向的重要资源。

2.2 社会记忆修正功能

社会记忆与记忆主体的个人主观感受有关，因此，社会记忆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社会记忆极易遭受破坏，甚至衰落或消亡。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主体与记忆的事件相距的时间越来越远，再加上受到后来国家制度、社会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记忆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有些人妄图利用记忆的特点，通过记忆的误差来完全否认或歪曲历史事实，误导社会记忆，从而影响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当这种“反记忆”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群体间记忆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这时就需要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嵌入一个正确的、具有高度认同的社会记忆，对“反记忆”予以批判，对错误的社会记忆予以批判，以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但社会记忆并不是个人记忆的累加，既不能简单还原成个人记忆，也不能单纯地用个人记忆来证实和修正。虽然，在社会记忆的管控中能够发挥作用的还有身体实践、纪念仪式以及图书、资料、报刊等各种刻写符号，但社会记忆具有相对于历史的独立性，在社会记忆的传承中难免会发生记忆的遗忘和偏差，档案作为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具有凭证属性、经验属性、社会记忆属性等，可以作为社会活动的“证据”，不仅能够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而且能够对社会记忆给予补充和修正，这是档案较之于其他记忆对象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档案是具有高度认同的记忆资源，它体现了广大社会群体共同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具有强大的凝聚和粘合功能。在不同群体的社会记忆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可以通过档案来帮助人们构建正确的社会记忆，实现对“反记忆”的批判和对错误记忆的修正。

2.3 社会记忆重构功能

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还“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10]记忆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它通过遗忘某些需要隐匿的记忆，并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内容，保持社会记忆的现实意义，最终使社会记忆在这个既定的框架内传承并不断变迁。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1]按照哈布瓦赫的理解，社会记忆不是被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的，而是根据社会需要被不断地重新建构的，这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塑造的过程。在社会记忆建构和传承的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事件的丢失，也有相应的补充，社会记忆建构的结果是不断满足社会主导群体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诉求。

我们生活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等不同，每个群体都保持着各自独特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逐渐被人们重构、修正与传承。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12]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记忆的管控是记忆主体在某种观念引导下对记忆客体的重新塑造，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对原有社会记忆进行的重新阐释和改造。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建构性资源以及建构性行为和结果。[13]档案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与其他的记录形式相比，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社会记忆的工具和载体，虽然档案中蕴含的信息内容不会更改，但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对档案的内容进行理论化或系统化阐释，人们通过档案中的内容能够形成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完整认识，从而建构、强化或激活有关的记忆，这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记忆的重构。

3 档案公布在推动档案社会记忆管控功能实现中的作用

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不等于档案就是“记忆”本身。[14]档案要成为社会记忆，还需经过社会认知、记忆重构的复杂过程。[15]档案是社会记忆管控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档案记录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记忆，且档案的形成和传播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档案信息要想真正成为社会公众的记忆，被社会广泛认知和认同，发挥对社会成员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就需要借助一定的纽带与公众建立起联系，以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作为中介手段的档案公布便在社会记忆建构和管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1 档案公布促进档案社会记忆引导功能的实现

社会记忆是人们对以往社会生活的体验，是对过去的感知和再现，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重构，它必须被描述、说明和阐释。我们无法拥有与当事人同样的经历或体验，我们只能通过社会记忆的再现和重述来体验过去的经历。档案公布是档案部门主动面对社会提供服务的工作，是档案部门有目的、有计划地建构和管控社会记忆的行为，可以清晰地向社会公众展现真实的历史，实现从档案到社会记忆的转变。档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档案公布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规定了人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可以帮助人们找回即将被遗忘或已经被遗忘的珍贵社会记忆，真实地再现历史，促使部分珍贵的社会记忆激活，从而保持社会记忆的连续性。

档案部门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布活动能够激发和管控社会公众的历史意识，使得社会记忆被人们牢牢记住，使个体的记忆转变成为整个集体、整个社会的记忆，甚至通过对过往某些时刻的回忆引发人们对未来的某种思考，它时刻提醒国人不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并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不断奋勇向前。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文化风俗，人们通过公布的档案信息能够获取丰富详实的信息，深化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形成集体记忆，有助于增强社会共同体的荣誉感、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也是档案公布社会记忆管控功能的深层次表现。档案公布以主流的社会历史意识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展现和放大社会需要的记忆，强化主流的社会记忆，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治理记忆的冲突，因此，档案公布是引领记忆走向的有效途径。

3.2 档案公布促进档案社会记忆修正功能的实现

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必定会遭到历史的惩罚，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直面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要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16]对社会记忆的个体来说，档案公布通过历史的再现力图使人们记住历史以及历史在当代的意义。档案公布通过对档案信息的系统加工和再现，一方面能够使个体的记忆转变成为整个集体、整个社会的记忆，使社会记忆的内容更加连贯、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也能批判“反记忆”和修正错误的社会记忆。

面对否认和歪曲历史的“反记忆”，社会记忆本身并不会给予批判或打击，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可以让历史的证据——档案发挥作用，通过公布历史档案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将正确的史实传递给社会，对于那些违背史实、歪曲否认历史的“反记忆”予以驳斥、反击，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记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捍卫社会公平正义。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阻滞，档案的历史证据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等未得到充分发挥，但当档案部门主动面向社会传达档案信息，再现真实历史记忆，帮助人们构建真实完整的社会记忆时，其社会记忆修正功能就凸显出来了。拿抗战记忆来说，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否认侵华史实的逆流，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抗战记忆的了解和认知，面对日本否认和歪曲历史、误导社会记忆的行为，国家档案局和各级档案部门通过将侵华日军档案进行公布，以血淋淋的证据将日军对中国人民所做的残暴行径生动地展现出来，真实地还原了日军侵华史实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用事实反驳了日本，帮助日本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民众的受害经历，批判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史实的恶劣行径，修正了日本方面歪曲的战争记忆，实现了对社会记忆的管控。

3.3 档案公布促进档案社会记忆重构功能的实现

档案公布对档案材料的选择、加工、再现的全过程都体现着对社会记忆的管控。在古代，档案馆被视为“机密库”，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档案，广大人民群众无权利用档案。到了近代，由于档案开放政策的提出，使得社会公众利用档案成为可能，但由于社会档案意识以及档案馆服务能力限制等原因，导致档案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利用程度有限，对公众社会记忆造成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近年来，档案公布的范围逐渐扩大，公布的手段更加多样，从以往的档案编纂公布到现在的档案信息发布，从以往的实体展览到现在的虚拟展览，从图书到照片、音频、视频，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渠道利用到档案信息，扩大了社会记忆的范围，丰富了社会记忆的内涵。

档案公布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创造性和建构性的过程，带有社会记忆管控的一般性质，通过收集、整合、再现以往事件的零碎材料，将它们汇总到社会记忆的一个焦点之中，结合时代需求进行重新解读，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布，增加了档案内容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并通过促进社会认知和情感认同重构社会记忆。此外，档案公布多角度、针对性的选材对社会记忆的重构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效应，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社会记忆都可以通过档案公布展示出来，人们通过公布的档案不仅能够增加对社会记忆的了解和认知，也能够从社会记忆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档案公布通过对档案信息的选择和加工，在特定的时机将档案信息传达给社会公众，对社会记忆进行引导和固化，从而帮助人们重构真实完整的社会记忆，完成了社会记忆的管控。

4 结语

档案公布是将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将以往被动提供档案信息转变为主动传播，改变了以往档案信息单向、被动传递的缺点，通过对记载历史事件的档案进行选择、组织和整合，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公布出来，扩大了公布档案信息的社会影响力，使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通过档案了解到历史的真实状况，触发人们内心的联想和判断，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和追溯，并将这种回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起到干预和管控社会记忆的效果，促使潜在的社会记忆得以激活、断裂的社会记忆得以延续、破碎的社会记忆得以整合、主流的社会记忆得以固化、错误的社会记忆得以修正，从而实现对社会记忆的管控。在如今高度强调牢记历史和社会记忆的时代，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仍将继续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档案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档案界也应开拓思维，将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促进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的档案公布工作不断改进传统的技术手段，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艺术化的表现形式，进行档案记忆的多重展演，在社会记忆管控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总之，社会记忆管控为档案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而档案公布与社会记忆管控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本文所阐述的仅仅是一个浅层次的分析，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档案学相关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引发相应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