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0 引言

红色人物作为革命历史与精神的承载者，其形象塑造既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也从代表着人民群众对于红色历史文化的认同与归属。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动态过程，虽然在各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但是我们无法割裂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更不能以偏概全地截取红色人物形象在某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向社会公众呈现。中国妇女作为一个动态主体形象，见证了从被解放者到参与者再到能动者的进步，也经历了从去性别化到性别化的过程，这也应合了建构主义理论所主张的“身份是建构和变化着的”这一观点。[1]例如沂蒙红嫂这一红色人物形象，它来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发展至今成为了红色人物与中国妇女中的标志性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形象塑造亦是处于变动之中，从战争年代的脱颖而出到如今让世人引以为傲，沂蒙红嫂的形象被不断完善、填充。所以不仅仅是沂蒙红嫂，所有红色人物形象的内涵特征以及影响其塑造的因素都在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以及传媒的延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然而，在红色人物塑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历史记忆重要载体的档案资源却未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中，深入挖掘和开发利用相关档案资源来推动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 档案与红色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档案为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内容支撑，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是对档案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成果。人物形象塑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我意识对于人物形象的主观塑造阶段，也可以被称作精神生产阶段，即人类运用精神生产工具（如思维形式、科学方法、语言文字等）凭藉特殊的精神生产关系，作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2]；二是根据客观凭证进行人物形象的修正补充阶段。前者需要塑造者拥有丰富的阅历以及客观正确的价值取向，而后一阶段则需要档案等具有真实行、记录性和凭证价值的材料作为历史依据和内容支撑。

档案为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内容支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障红色人物的历史真实性，档案具有真实性和原始记录性的独特属性，是对人或事物的客观真实记录，从档案中所记载的红色人物事迹出发进行形象塑造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为保障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提供依据和凭证；二是使得红色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内涵更为丰富。[3]数量庞大、信息全面的馆藏档案可以提供多方面与所塑造对象相关的资料，尤其是在声像档案和口述档案的辅助下，可以让人们更为直观地全方位了解红色人物的特征和事迹，进而红色人物在观众面前就更为形象、具体和丰满。

例如沂蒙红嫂，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塑造和建构起来的典型红色人物形象。沂蒙红嫂代表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拥护共产党的妇女群体形象，但是“红嫂”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作家刘知侠在196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红嫂》当中，“沂蒙红嫂”这一概念也由此产生。[4]小说中，主人公红嫂的人物形象与主要事迹都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并且还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后世也正是沿着小说塑造的红嫂形象不断塑造沂蒙红嫂群体。首先，沂蒙红嫂形象的基础是山东根据地的翻身妇女。在刘知侠的小说《沂蒙故事集》中有关红嫂形象的描述是“红嫂的娘家在河东的王家庄，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红嫂的少女生活，是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度过的。她参加过减租减息、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斗争过地主，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翻身了。随着经济的翻身，文化也翻身了，妇女也得到解放”。[5]山东根据地是党在抗日战争中较早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较早地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农民翻身解放。农村妇女翻身后也被较早地组织起来参加识字班、妇救会等妇女组织，小说主人公红嫂的原型明德英也是如此。后来根据小说《红嫂》和原型明德英创作的芭蕾舞剧《沂蒙颂》中的主人公“英嫂”继续固化了沂蒙红嫂的形象。有关部门在对“沂蒙红嫂”精神内涵发掘的过程中，也在有意识地利用沂蒙地区保存下来的珍贵档案资源来不断考证查询沂蒙红嫂的人物原型，进而逐渐发现了“沂蒙六姐妹”、王换于等其他典型历史人物形象。

总之，在现存档案资源的支撑下，红色人物形象得以更加系统地塑造；通过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使得尘封的红色档案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有关信息也再次形成新形式的红色档案，是对原有红色档案的丰富和补充，二者相互支撑，形成良性循环。

2 红色人物形象塑造中的问题

2.1 同质化严重

潘丽文曾言红色人物所承载的红色精神或红色文化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可供人民大众汲取的重要精神养料，有助于给中国人民精神上“补钙”，增强人民的精神体质。[6]但是当前红色人物形象在其内涵和特点的呈现上不够鲜明，同时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每当提及某一个红色人物时，人们会笼统地将一些精神品质安置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对比其他众多红色人物形象时，人们就会发现红色人物身上的“标签”都是统一的，似乎除了称谓不同实难找出其他可用于区分的不同点了。红色人物形象塑造出现同质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虽然多数红色人物涌现的年代大致相同，但是建构者们却忽略了不同红色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各自的成长经历是不同的，均有其独特之处，不能一概而论。而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者们没有给予档案资源以高度重视，没有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合理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和深入挖掘精神内涵是出现同质化问题的直接原因。

例如沂蒙红嫂，在与其他红色人物形象的横向比较中，作为中国最具有特色的妇女英雄群体，沂蒙红嫂本应具有的突出形象特点和精神内涵，而当今通过多种途径呈现出的沂蒙红嫂人物形象却并未将这一特色发挥到极致；在对沂蒙红嫂进行纵向对比时我们会发现当前集中宣传的红嫂形象多来源于少数几个历史原型，无法体现时代背景变更的历史现实下沂蒙红嫂人物形象所相应作出的改变，这也就使得人物形象在深层内涵上的可拓展性受到很大局限。因此以当今红色人物形象为基础的相关文化产品的新意不足、吸引力低下，未能形成具有标志性的品牌文化效应。

2.2 视角单一

由于红色人物形象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所以历来对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是从政府需求的角度出发，相关学术研究也多关注其政治宣传和文化渲染作用，红色人物自身的特点和个性往往被忽略。例如沂蒙红嫂作为山东地区党史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形象塑造与建构带有浓厚的党史话语色彩，当其在地方社会史、妇女史中代表农村女性群体时，则相应地缺乏立体感。

当今对于沂蒙红嫂形象的塑造多是通过新闻报道、文学作品以及芭蕾舞剧等途径开展，当然这些形式所具备的多样性不可否认，也有助于对红嫂形象进行立体化塑造使得红嫂形象更加鲜活生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物故事大部分的讲述者从来不是沂蒙红嫂本身，转述者在进行讲述时都或多或少地添加了主观感受，人们无法直接客观地了解红嫂群体。由于时代观念的束缚、传媒技术的局限，传统红嫂形象略显单薄、不够全面，也未能达到“平民化”的形象普及效果。如若缺少平民视角的参与，红嫂形象塑造的维度便存在缺失，形象也不够丰满。尤其当老一代红嫂离世后，如果得不到来自其他群体的视角补充，人们无法了解到更多她们身上淳朴的家国情怀、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她们在“保家卫国”和“痛失亲人”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她们的思想、个性、感受以及奉献精神都无法得以直接展现，人们接收到的是架于“圣坛”上不可触及和模仿的存在而非鲜活立体的红色女性形象。

2.3 双重“错位”

一是与时代错位。群体形象的塑造是历史事实、时代需要和技术进步三者相互作用之下的产物，换言之，对任何群体形象的认知与描述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都会在宏观或者微观层面为适应社会变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红色人物也不例外。恰如沂蒙红嫂这一历史群体产生于追求民族解放的抗战时期，对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的数十年间沂蒙红嫂的形象也在逐渐固化，成为一个中华文化中的显著标签。然而，沂蒙红嫂形象的发展并没有享受到新型传媒方式带来的“红利”，旧版书籍和黑白影片仍然是沂蒙红嫂形象的单一载体，互联网、公众号、微博等当下流行且常用的新型传播媒介中却鲜见沂蒙红嫂的“身影”，这直接导致了沂蒙红嫂逐渐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引发了较为严重的记忆危机。

二是与历史事实错位。在数字时代，任何事物的形象塑造都无法回避市场和观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而这两个因素却存在极大的不可控性，可能引导事物走向发展的两个极端。在过度强调关注商业化因素时，就会出现人物形象的扭曲极大地偏离真实历史。但观《刀尖舞者》等系列抗日神剧，其中的女性角色均是在受到性侵犯或家破人亡后才开始复仇性质的“革命事业”，剧中展现的“银针穿喉”、“贴身侦查”等极尽夸张的情节完全是对于红嫂群体形象的扭曲，这不是对于女性品格的赞美而是将创作者个人的臆想强加在红嫂群体的身上，更多展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这类作品不是为了推广传扬红嫂淳朴善良的人文本质，而是单纯寻求感官刺激，通过女性的美貌和暴力迎合市场上部分男性需求，而且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中都存在一个女主背后的“传奇男人”这样一个角色，创作者将其设定为女性成长的导师或是光环，习惯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进行突显，这无疑又将女性群体放置在男性附属的地位上，将她们用男性设想的方向进行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以收视率为目标的历史扭曲，红嫂群体是“平凡的传奇”，她们自始至终没有拿起过钢枪同敌人进行搏斗，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转变革命发展方向的大事，但是她们手中握着的线、拿起的针以及在男性缺失情况下对于家庭的承担都推动了革命历史的前进，且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加入商业因素后，红嫂真实的历史形象、人文底蕴开始渐渐被经济效益所掩盖。所以平衡经济与历史事实，将两者进行有效的融合，使得红嫂形象不失真的前提下具有可扩展的商业价值，也是新时代塑造红色人物形象的一项重要原则。

3 发挥档案力量，助力红嫂形象塑造

随着新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形式日益完善，技术愈发成熟，平台也更加广阔。作为档案开发利用可以参与其中的项目之一，沂蒙红嫂形象塑造更要充分利用档案，发挥档案的力量来丰富内涵，丰满形象，使其更加贴近现实。

3.1 丰富内涵

上文提及到红色人物形象塑造存在同质化严重、内涵展现不足等缺陷，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红色人物档案的挖掘不够系统深入。人物形象内涵的丰富与否跟档案内容的挖掘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对红色人物档案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与开发。在过去红嫂档案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过于局限，档案工作者容易出现思维固化的现象，即他们单从如何进行红嫂档案的宣传着手，从而容易忽略掉档案中蕴含的更为重要的信息，也就是红色人物形象背后所体现的精神内涵。跨学科多领域的项目化合作，从多个专业角度出发进行档案的全方位挖掘，可以为沂蒙红嫂形象内涵的丰富提供可靠的平台。

以档案人员为主，历史学、文学、博物馆学和信息科学等专业方向的成员为辅，通过分工协作实现精神内涵的深度发掘，进而塑造内涵丰富的沂蒙红嫂形象。档案人员作为项目的“大脑”与核心，提供档案资源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的整体思路；博物馆工作者可以为保护和征集红嫂档案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来作为红嫂形象内涵挖掘的物质基础；熟练应用信息科学的成员则运用数据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统计分析，提供数据资源支撑；历史学者可以从档案反映的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红嫂形象的时代特色以及该时期其独有的战斗革命精神；文学方向的工作者可以根据档案中对于人物、历史事件的记录和描写，细腻而敏感地分析和察觉沂蒙红嫂身上所蕴含的人性关怀和奉献精神。项目化运行的思路与当今“大文化观”所强调的各学科领域之间相互交融，共同合作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以红色人物形象内涵深入挖掘为出发点的合作项目是具有理论基础和可实践性的有效途径。

3.2 丰满形象

档案的开发要坚持“资源为王”的原则，红色人物形象塑造也要坚持从内容出发，在沂蒙红嫂形象的补充完善过程中要注意拓展红嫂档案的来源，利用多层次的媒体平台进行口述档案的征集，以充实完善的内容作为塑造丰满而鲜活的红嫂形象的信息资源基础。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自媒体等多种互动交流媒介的产生，形成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可以是新闻的发布者”的现象，同时5G技术使得万物互联，随着5G技术的发展，文字、声音、图像、视频这些常见载体可紧密以结合，未来媒体平台所承载的数据量必会达到更高程度的“超规模”，形成亿级规模的媒介平台。这就使得沂蒙红嫂群体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自媒体或网络平台进行故事的讲述，这将极大程度地便利口述档案的收集和整理。由于观众可以直接了解红嫂故事并且有所感悟，其角色也可以从“接收者”转变为“建构者”，参与红嫂形象的塑造，因此建构过程中多视角的转换也会使红嫂形象更加丰富。

首先，自媒体提供的自我讲述平台可以让红嫂更多地描述内心深处的感受。通过她们真诚质朴的语言和多以音像为主的自媒体，使其讲述更具有感染力，受众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启发和感悟，进而初步建构自我印象中的红嫂形象，同时多样化的讲述形式也为进一步塑造和完善红嫂形象储备了数据量可观的新型档案资源。

其次，随着老一代红嫂的相继离世，相关人员需要针对她们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人群进行信息收集，来真实还原红嫂形象提供数据。全媒体时代下互动交流平台的搭建，打破了信息分散性带来的束缚，为信息的整合收集问题提供了绝佳的解决方案，用户可以通过相关沂蒙红嫂项目平台的信息征集系统自主上传有关资料，并且可以核实与纠正已公开信息，及时反馈项目存在的问题。一个具体的项目所带来的吸引力也会使得用户能够主动参与其中，在提升公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也进行了“平民”视角的补充，有利于在塑造沂蒙红嫂形象时使其更为丰满。

3.3 贴近现实

人物形象贵在真实，即贴近现实，红色人物形象也不例外，沂蒙红嫂形象的塑造亦是如此。通过短短的一段文字或是一张个人照片，社会公众无法从中全面而确切地感受到沂蒙红嫂形象带来的社会教育功效，因为仅仅凭借单纯的文字或是个人照片是不可能深入了解到沂蒙红嫂的生产生活环境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档案部门要重视征集和保护与沂蒙红嫂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物档案，以现存的实物档案为线索，去找寻红嫂的生活痕迹和生产环境。换言之，沂蒙红嫂形象的塑造想要达到贴近现实的效果，是一个相对负责系统性工程。沂蒙红嫂形象不仅仅包括红嫂本身所代表的个体，更需要其生产生活环境的加入，只要这样，红嫂的形象才能够更加真实，具有动态效果，进而实现贴近现实的理想预期。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两大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使得档案开发利用的形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也为沂蒙红嫂形象在塑造中更加贴近现实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式信息接收是当今大部分参观学习者想要体验和追求的方式，红嫂形象塑造者也应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需求，主动做出改变。面对迭代变迁，只有清楚地认识与把握宣传展示手段的变化趋势与发展特点，才能充分地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有所创新，进而真正实现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的目标，打造多元化的宣传阵地。有关部门要以现有的实物档案为基础，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真实还原那段历史岁月，以增强现实技术改善沂蒙红嫂纪念馆、博物馆的展示导览现状，让参观者和学习者能够在亲身经历中，全面客观地了解沂蒙红嫂这一群体，感受到红嫂精神的真谛，这样才能塑造出更加贴近现实的沂蒙红嫂形象。

4 结语

郁达夫曾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讲道：“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可怜的，而一个拥有英雄人物却不知爱戴、拥护、敬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红色人物作为革命英雄的典范更应被大众所铭记，他们的形象塑造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关部门在充分利用现存馆藏档案资源之外，要重视和加强对声像档案、口述档案和实物档案的征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充分开发利用内容和形式多样的丰富档案资源，深入挖掘沂蒙红嫂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内涵，塑造一个血肉丰满、更接地气的红色人物形象；同时，学术机构可以将沂蒙红嫂的形象塑造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项目吸引社会关注度和多种专业人员的加入，深入发掘档案内蕴含的红嫂精神，进而助力沂蒙红嫂形象的成功塑造。正视新时代红色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诸多要素之间的契合处与矛盾点，平衡宣传诉求、商业利益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使得沂蒙红嫂形象的塑造体现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最后，以沂蒙红嫂自身的文化优势为基础，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等营销手段，将档案与红色人物形象塑造相融合，逐步打造现代化、为红色人物形象塑造提供成功的可参考案例，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留基因记忆，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