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在既有的学术史表述中，李安宅（1900-1985年）的头衔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藏学家等多种。在其填写的相关表格中，在“技术特长”一栏，他一般只写“民族学”，但也不忘注明“亦称人类学”。①参见《评级报告表》，李安宅1952年9月1日填写。与其他同时期的多数民族学家很不一样的是，李安宅的研究兴趣特别宽广，其论著也兼跨多个学科。1952年10月，他针对表格中“过去对那些学科有兴趣？有何特长？”的提问，如是填写：“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批评、比较宗教学、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民族文化与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②参见《干部履历登记表》，李安宅1952年1月填写。我们只需检阅其出版的著作，可见其所言不虚。其著作有《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学》《边疆社会工作》《美学》《语言底魔力》《社会学论集》，编译有《巫术与语言》，译著有《交感巫术的心理学》《知识社会学》《两性社会学》《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这些著述大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很多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当然，他最有影响的研究还是藏学，关于藏区宗教的系列论文及《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被誉为“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1］。

李安宅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开中国现代藏学先河的前辈学者，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在学科建构上最有成绩的学者。以李安宅为核心的华西坝上人类学家，是被誉为“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标志性学者群体之一［2］。这个学者群具有与既往人类学界所指称的“南派”“北派”明显差异的学术个性特征，被李绍明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而陈波也以《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为书名，阐释这一命题。③参见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不过陈波该书着意发掘李安宅的人类学及其独特性，对“华西学派”何以成立、有何特征并无论述。2017年李锦以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获准，其旨趣即在学科史上坐实这个学派的存在，并探讨其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无论“华西学派”的提法是否成立，但李安宅作为华西坝上人类学家的核心人物，却为学界所公认。

王铭铭近年来关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及学人的人生与学术，推出了系列学术成果。他特别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是为研究“被选择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一生”，即“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生活”。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宣称“我的追求是历史方面的”，并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3］。这番表述对于从事学科、学人与学术等课题的研究学者，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遥遥呼应了历史学家钱穆关于“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①参见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8页。他在《略论中国史学》一文中也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3-114页。的治史名言。

李安宅在民国学界，尤其是在人类学界和边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其人生的最后30年，他几乎脱离了学术工作。他的学科和领域，在新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处于“失语”的境地。“文革”结束后，年迈的李安宅也不再有重拾学术的热情和能力，不再有传道授业的舞台和机会。所以，他早年的学术贡献多少为后人所忽略和淡忘。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安宅正是王铭铭所言的“重要，却并非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他不似胡适、鲁迅等人在学术和思想界都有重要影响，学术地位也不如顾颉刚、陈寅恪那么显要，但或许更能代表那个时代较为优秀而声名并不昭著的学人群体。由学人而知学术，延及学人所处之时代及其同时代人之研究，应为“知人论世”原则运用在学术史研究中的正途。如桑兵所言，历史的中心是人，历史人物多为各领域出类拔萃者，要想具有了解之同情，实属难事，不了解其人其事，论学论人，难免隔靴搔痒。他主张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可以揣摩考察学人对于历史和时势的观察判断［4］5-9。基于李安宅丰富而跌宕的人生经历及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我们理应对他的学术人生做一个“人生史”的研究。

一、“过渡时代”的动荡社会

梁启超在1901年指出，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停顿时代”来说，当时中国处于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语其大者，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新道德”，均未能取代旧有；言其小者，“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无一不体现“过渡时代”之特征。在这种时代里，当然新旧杂陈，有“老朽者”，也有“青年者”。梁启超呼唤适应过渡时代的具有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择性的英雄，但同时指出，一国之进步，还是要靠多数之国民，其所言英雄，也是“芸芸平等之英雄”［5］！他的“新史学”注重书写“国民”的史观与其对“芸芸平等之英雄”的期盼也是一脉相承。

梁启超此语极有预见性，其后数年发生的科举制度废除及封建帝制的覆亡，便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化，对中国发展及走向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报人张季鸾认为20世纪前30年中国之变化，为“五千年来未有之新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已经重大之变迁。盖由帝制以至共和，由党政以至党治，由筹备立宪以至国民革命。”［6］

对于这点，李安宅也有明确的表达。1938年，他在《社会学论集》的自序中说道：

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一个关心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一面有建设科学的野心，一面又感觉到口头的科学没有用，要在活的人生里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且使理论的知识变成活的人生，结果便流露了这么一点痕迹［7］。

这段话可以视作其夫子自道及其人生注脚，因为这句话几乎可以解释他在变革时代中的人生与学术的全部面相［8］154-160。李安宅这段话所描述的“非常时期”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930年代。此段“空前未有之非常”，主要就是日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及中国的衰败。

无独有偶。另一位民族学家徐益棠也发表过类似的感慨。1945年2月22日，寓居成都的徐益棠在《清代秘史》自序中写道：

士当乱离之世，当必有所建树，或荷戈于疆场，或运筹于帷幄，生何足恋，死亦不惜！乃余避乱他乡，偷生篱间，消磨于图籍之中，俯仰于饥寒之下，掇拾败纸，辑成斯编，得不为贤者所齿冷乎？……壮者待教，幼者待养，东望故乡，又安得使余奋然投袂而起，奔赴国事者耶？他日国军凯旋，挈儿辈翩然返里，重过竹贵轩廊下，风廉凉榻，纨扇流萤，溯往事于当年，哭穷途于斯日，又得毋憬然兴感，泫然流涕也欤？［9］

上述两位学者的喟叹，一在抗战军兴之初期，一在抗战将结之前夕。时势略异，所见略同。作为学人，二人均对无法建树而感到自责。相比一直充满革命情怀的李安宅，徐益棠更多一些感时伤世。但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所处社会的动荡以及他们的无力又奋起的复杂心态。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社会系统的动荡”贯穿了整个20世纪。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多，且变化剧烈而频繁［10］。放眼世界来看，这个世纪并非“天平世界”，而且“环球同此凉热”，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可谓人间的大灾难，而且战后30年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又非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可比，可谓黄金时代。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世界又进入了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时代，对于非洲、苏联及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一灾难时期，然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预知的未来［11］。

二、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

李安宅的人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李安宅出生的那一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中国如火如荼。自那以后，民主革命高潮迭起，学术思潮变化多端。李安宅身处其中，其人生与学术恰是那一时期中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缩影。在他的人生历程里，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国再到无产阶级专政，其间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伴随数次性质不同的战争及各类灾害。20世纪上半期，学术思潮变化多端，政治舞台上“城头变幻大王旗”。李安宅身上同样打满了“过渡时代”的烙印：他既有旧式婚姻的苦涩，也有自由恋爱的甜蜜；既有私塾旧学的功底，也有西洋留学的经历。他钟情于学问，但又对政治有着兴趣。他与国共高层人物的接触，也都有以其学问服务于国家需要的动机。但“毕竟是书生”，他与国共两党都有组织上的关联，但又相对保持了距离。

李安宅的一生，1949年无疑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线。此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成长、成熟的历史；此后，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学者消失和隐逸的历史。在义和团运动甚嚣尘上，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的庚子年，他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祖上经商，家产应属殷实，但其祖父吸鸦片，家道中落。那时科举已名存实亡，西式新学堂已广泛设置。李安宅既受过私塾教育，也进入村中设置的初小。李安宅并不像胡适、顾颉刚等前辈那样大器早成。17岁才读中学，在20岁之前，他基本上未曾走出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

李安宅的教育生涯，从1921年开始转向。这一年，中共成立了，李安宅中学毕业了。他开始走出那个小山村，从“死水微澜”走向“大波”①此处借用成都本土作家李劼人（1891.6-1962.12），撰著的2部小说的书名。李劼人作品被郭沫若誉为“小说的近代史”，其大河三部曲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描绘了自甲午到辛亥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社会的政治风云、人际悲欢和思潮演进。——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经由个人的努力及各种机缘造化，他成为学界名流。李安宅的前半生充满了奋斗和希望。他早期专注于理论的探讨，致力于科学的建设，而后则着眼于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藏族地区的实地研究，对中国边疆建设及边政改良多有论述，以其理论知识服务于“活的人生”［8］。

作为一个学者，李安宅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但是也没有刻意躲避与政治的牵连，而与20世纪影响中国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国共两党都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他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组织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国共关系处于蜜月期，互有所需。但后来国共分家，李安宅处境艰难，失去了组织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后来到了西北，为了“工作需要”，他拿到了国民党证。在西南地区，他演讲边疆工作，成为三青团的“训练导师”。他在政学两界从容行走，与众多重要人物保持了密切互动。

1949年，20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拐点。李安宅的这些光鲜的履历很快就因为国民党政权天翻地覆，成为其人生的污迹，辉煌瞬间变灰黄。他在欢欣鼓舞地回到国内迎接解放的时候，在积极参军入藏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过他的学术生命此后就基本终结，曾经给他带来麻烦也带来荣誉的政治身份，也使他在晚年的政治生活中进退失据，重新加入共产党成为其晚年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愿望。他要为自己昔日复杂的人生经历背书（要坦白自己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蒋老头”的关系）。他被控告成了美蒋双料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这些遭遇对他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但是李安宅后半生的人生遭际，也并非“特殊待遇”，基本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这更加表明他与很多学者一样，都在经历一个同样的时代。他们的学术轨迹，也在被时代所规范和约束。

毕竟是书生。李安宅一生学术兼涉多个学科和领域，其学术路数、学术趣味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侧重，其学术转型与其所处时代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据笔者研究，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从其关注时代来看，是由古及今；从其学术视野来看，是自西徂东；从其研究区域来看，是从北到南；从其学术旨趣来看，是由虚入实［12］。李安宅一生学术随时代更易而“与时俱进”，我觉得不可以“多变”而简单概括之。李安宅学术之变，有其学术及工作经历变化因素，也有时局变化因素，且其学术在多变中也有不变的层面在其中，那就是要将理论知识用于“活的人生”，注重实地调查以求对当下中国的了解，从而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作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努力。这其实更多反映了时代如何影响学术和学人如何因应时代。

伴随李安宅度过幸福而又艰辛时日的于式玉（1904-1969年），在民国时期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藏学专家。她的大哥于道泉是藏学界之泰斗人物、语言学家，而其妹妹于若木是中共领导人陈云的夫人。她自1929年的暑期，因大哥于道泉的介绍而与李安宅相识，此后就与李安宅生死相依，与时沉浮。他们比肩并辔地行走在广袤的边疆原野，堪称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在协助李安宅从事拉卜楞寺调查的同时，自己也做了不少藏族教育和实地研究工作，发表若干论文和游记［1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就是其藏区办学和调查研究的成果汇集。

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1940年代，李安宅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他著译皆丰，基本都在当时的主流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各类媒体，包括海内外，对其著译作品都有书评、书介。①如全增嘏：《李安宅之“意义学”》，《人言周刊》1934年第19期，第382-383页；全增嘏：《书评——意义学》，《出版周刊》1934年第87期，第17-20页；黄举安：《谈边疆教育读后感言》，《边疆通讯》1947年第5期；窦季良：《读过边疆社会工作以后》等。同时期海外也有不少人对其作品进行评述，如Mary Shih-yü Yü：A Tibetan Story of the Transferring of One's Soul into Another Bod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Vol.62，No.243（Jan.-Mar.，1949），pp.34-41；Charles S.Braden：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1948-1949），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Vol.18，No.1（Jan.，1950），pp.48-52；David Crockett Graham：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West China，Man，Vol.39（Aug.，1939），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Stable，p.130；Owen Lattimore：Some Recent Inner Asian Studies，Pacific Af‐fairs，Vol.20，No.3（Sep.，1947），pp.318-327，Pacific Affair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Stable。集中体现李安宅边疆思想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作为国民政府社会部研究室编的“社会行政丛书”之一种，成为那个时代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其“最大特色，在于不是为边疆而论边疆，乃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14］。

在民国边政学界，李安宅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他的研究既能高屋建瓴，又能接地气。他的主张就是研究、服务、训练要三位一体。他主持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和边疆研究所，一度兼任华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社会学系主任，一度担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主编，团聚了大批边疆学者，在华西人类学界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与作用。后来学者视其为华西人类学后期的中心人物（前期是葛维汉），实为公允之论［15］。他是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的核心成员，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最为重要的顾问。他两次被邀请担任教育部直属的中央边疆学校校长或边疆文化馆馆长，但都坚持在边疆搞实地研究而婉拒。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1947年7月17日举行的中国边政学会第二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即对其“在抗战期中对于西南康藏社会文化之研究”高度评价，认为“颇多贡献”。②参见《中国边政学会开会员大会》，《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第359页。

1949年后，李安宅基本没干成什么学问。在新中国的前30年，李安宅从事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早被打入冷宫，在参军入藏的短暂几年虽然艰苦但是还算舒心（其满腹才学还能为国所用）的日子后，他更多是在一种挫折感中生活，开始陷入烦琐、繁重的英语教学中，而且还得无休无止地写思想汇报。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规定动作中，他的学术成就被悄然遗忘，他也主动贬低过去的研究。在新中国，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学，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学问，早已不合时宜。除了其学问的语言载体，可以为民族院校和师范院校所用外，在那时，他几乎是一个无用的人。他也无计可施，基本上将主要精力用在杂务处理和入党憧憬中。由于时代的规约，他丧失了岁月和精力。多数学者只有在各种思想和行动的革命中消磨时光，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迎来第二个春天。1970年代末，民国时期盛极一时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才逐渐重建。但这时李安宅已经年近八旬，耳塞目迷，体弱力衰，又因身处西蜀，膝下无人修习，其学术及思想也就隐而不彰了。横向比较，费孝通、林耀华等，“文革”结束后，才60余岁，身体尚好，在学术上可谓正处盛年，再因处于首都，名校云集，专业、学科建设及学位授权点很快恢复常态，他们指导大批学生，很快枝繁叶茂，其学术成就及其思想广泛传播，也就理所当然。假如李安宅1950年代西藏归来就回到北京去，很有可能，他这个老社会学家，老人类学家，还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至少有人来传承他的学问，来为他写传记、写学记、写年谱，而其生平和思想研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荒芜。

历史的阴差阳错，造就不同的人生。经历30年的沉寂，中国民族学界在1980年代开始恢复元气。李安宅在民族学界也有机会重新发声。但此时老迈且近乎失明的他，尽管担任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研究会顾问等，但在学术表达和发表方面，已近乎“失语”。1983年，他在《西藏研究》创刊号（1981年第1期）发表《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兼谈印藏佛教简史》。这可能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发表李安宅代表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的《出版前言》《文化背景》和《历史概况》三部分，已是遗作选刊。①该刊编者按语：“本文为我国已故知名的社会学家、藏学家李安宅教授的遗作。新中国成立前，他曾长期生活在安多藏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四十年代撰写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就是其中的重要著述之一。此书在国内迄今尚未出版。为了纪念李安宅教授，现选刊该书，以飨读者。”邓锐龄在《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发表《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可能是文革后学界最早对李安宅作品进行评介的文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李安宅的文章，多为作品评介。②如李绍明：《评李安宅遗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83-87页；李绍明：《〈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评介》，《中国藏学》1991年第4期，第83-89页；杨淑贤：《一部直通读者呼吸感受的著作——评李安宅的〈美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第64-69页。近年又有学人撰写有关李安宅论著的书评，如张亚辉：《安多社会的知识性格：读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3-128页；吴银玲：《读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第198-201页，等等。也有学者对李安宅编译、编著或翻译的作品进行评述，如张耀南：《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知识社会学”》，《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第28-33页；唐晓丹：《“意义学”与中国现代学术语言观的自觉》，《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第154-158页；唐晓丹：《〈意义学〉的中国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0期，第117-122页；梁起峰：《〈两性社会学〉再解读》，《文学界》2012年第8期，第184-185页；贾洪伟：《〈巫术与语言〉的译介考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第83-85页。

李安宅本来可能有别样的一种学术人生：如果他不在1938年离开北平，其夫人于式玉不拒绝日本人的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任命，他们可能成了附逆的汉奸；如果不是他执意要在边疆工作，拒绝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属边疆学校或边疆文化教育馆负责人的任命，他可能会“进步”成为国民政府的要人；如果不是赶在成都新中国成立前自国外赶回，他们可能会成为旅美或旅英华人学者，而不会有参军入藏的经历。而这一切的“如果”都没有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安宅自己对人生的设计。由于他的爱国心，他不可能视国家贫弱而无动于衷，做一个置之度外、不问世事的学者；由于他的“学问需要实地研究”的治学理念，他扎根到了边疆就舍不得再离开。不过，所有人生的设计，其实都逃不开时代的规约。正如水，装在什么容器里，确定了它以什么样的姿势存在［8］159。

三、海内外学界对李安宅的研究

李安宅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命运多舛。他见证了大半个20世纪的风雨，与政学两界诸多人士都有密切往来；其学术与时俱变，晚年被迫离开学术而蹉跎岁月。他的人生与学术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与精神史的缩影，具有典范意义：既有时代变动的共性，也有其人格的个性；他既是一位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的学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学术近代转型的使命，又是一位游学欧美、饱读西学的现代学者，在中国特别是边疆地区致力于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安宅的学术研究至今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但在国内学界却有很长一段时间近乎默默无闻。在崇西趋新的国内学界，在这些学科“中国化”历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李安宅那一代学者付出的努力，或多或少受到忽视。其早年所写不少语言学、意义学、美学的相关著作，也因其后来学术转向而为人所淡忘。1990年前后，李安宅遗著部分出版，但学界利用率极低，而且其关于边疆社会的不少论著未被收录。虽然在各类学科史的回顾中，李安宅偶或榜上有名，但都失之简略。零星论著论及李安宅，亦多为介绍性文章，或为书评，近年成果主要是对其学术文本的解读，集中在其人类学思想，研究领域尚嫌狭窄。①这种状况，笔者在《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中已有介绍。关于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还可以参见林日杖：《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学术研究综述的范式转型》，《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李安宅的生平与思想少有人做系统研究，不仅常人不知，许多搞学术史的人也不晓；就是耕耘在李安宅曾经从事的专业领域内的“局内人”，不少也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如岱峻所述，抗战时期“活跃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也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学者”［16］。近年来这一境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有些学者的高论在有关基本史实层面尚存在谬误。这些都告诉我们，应从最基本的史料阅读入手，对李安宅学术人生的丰富面向做更多的发掘。

李安宅学术研究领域广阔，但其学术成就为民族学者提及较多者，在其藏族宗教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对李安宅夫妇的生平与思想进行了初步论述。如王先梅、周群华、张庆有、刘冠群、高云昌等对李安宅夫妇的西北经历及作为藏学专家参与西藏解放的史实做了介绍。②王先梅：《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忆李安宅、于式玉夫妇》，《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第125-137页；张庆有：《记中国藏学先辈-李安宅、于式玉教授在拉卜楞的岁月》，《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40-144页；周群华：《著名藏学家于式玉教授》，《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第29-30页；高云昌：《简论于式玉与藏区边疆教育：以1937-1942年为考察中心》，《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6期，第88页；刘冠群：《贺龙与藏学专家》（1-3），《民族团结》1997年第1-3期；刘冠群：《〈康藏情况报告〉和几位藏学专家》，《文史杂志》1997年第5期，第20-22页。陈波对李安宅的人类学成就颇为关注，对其人类学成就及思想作了深入探讨，其专著《李安宅和华西学派人类学》“把他的藏学研究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不仅是中国人类学的框架，而且是比这个更大的框架，那就是中国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过程的框架，试着揭示李安宅为人类学而奋斗的痕迹，和他的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的他者意义”。③陈波：《李安宅和华西学派人类学》，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前言”第2-3页。另，该书有两个书评可以参考。参见齐钊：《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苏晓棠：《读〈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华人时刊》2013年第3期。还有学者论及李安宅的边疆思想和教育思想，或以李安宅早年作品为材料来研究藏族社区。④陈波：《坝上”的人类学：李安宅的区域与边疆文化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6-41页；苏杰：《试论李安宅的教育思想》，《民族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第87-91页；赵艾东：《从公开法会的布施看民国时期拉卜楞社区内部的关系》，《藏学学刊》2010年，170-177页，295页。

李安宅的经典名作《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谢燕清认为，“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编写了《边疆社会工作》，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工作模式”，边政学突破了最初一些学者主张的失之粗略的同化战略，到“吴文藻高屋建瓴地提出边政学的理论目标和参照体系；最终在李安宅这里形成以西方为榜样的比较成熟的边疆工作模式”［17］。

席婷婷侧重从当今时代生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来解读李安宅的著作，认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虽然是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工作与研究地基础上形成的，但其中提出与发现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民族社会工作应持有文化敏感的视角，研究者或工作者要有一种主客位地看问题的意识。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解决问题的目的与解决办法的温和性、渐进性，使得专业表现出一种“软中有硬”的特点。其提出的一些解决办法，如学徒制、在民族地区或有民族研究的高校中培养民族社会工作的人才、注重社会工作者专业学习的发展空间、保证社会工作者的福利待遇等，对发展今天的民族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仍有借鉴意义。①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席婷婷：《在当今时代中解读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另有中国社科院博士生黄万庭：《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第16期。笔者没看到原文。

常宝指出，在当代国家制度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多人将“民族”与“边疆”混淆在一起，对这些概念的认知很容易出现偏差和误解。当今民族社会工作的起步和发展过程具有制度依赖和问题导向特点，直接影响着其核心价值、目标和方法的塑造、定位和实施过程。他认为李安宅的研究较少这些缺陷。李安宅提出了边疆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对于今日认识和解决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及模式构建等方面均具有启发意义［18］。岳天明则指出，李安宅在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上，从边疆社会工作及其紧迫性和必要性、主要路径，边疆社会工作的困难和准备条件以及对边疆社会工作的展望等方面论述了边疆社会工作的要义，认为李安宅的系列论述“极好地象征了那一代社会学者矢志进行社会学本土化探索的努力，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19］。郭占峰也提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中的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研究服务训练三合一等理念，对于当下边疆社会工作的建构与推进具有借鉴意义［20］。

李安宅研究已由当年的门庭冷落，渐有全面开花的迹象。《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推出王川、龙达瑞、汪洪亮、田利军、林日杖等学者关于李安宅研究的多篇论文，对其学术交往、藏区研究、川西北调查及海外影响等问题做了探讨，兹不赘述。②参见王川：《一个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史的讲述》；汪洪亮：《顾颉刚与李安宅的人生交集与思想学术异同》；林日杖：《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田利军：《李安宅于式玉对民国川西北及德格土司头人的调查与特点》；黄茂：《李安宅藏区应用人类学主位研究中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结》；郭一丹：《早期实地研究的典范》；万栖利：《李安宅先生论著目录》等；均发表于《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其中林日杖从其编辑工作的角度对李安宅研究状况做了分析，并提出了李安宅研究的可能路径。他通过“篇名检索”“主题检索”及“全文检索”三种方式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李安宅”，并结合其他来源的相关论著，对当前学界李安宅研究作初步评估。他认为这3种检索结果直观反映了李安宅研究“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的情况。总体上看，1990年前后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遗著的出版，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2006年起，国内李安宅研究的兴起，汪洪亮、陈波等学者作用较大。他认为，撰写具有人类学味道以及思想史、学术史意味的研究述评，改变当前学术综述“述”多“评”少、过度依赖发表的文献成果进行评述的状况，是学界今后应该努力的一个目标［21］。

在李安宅生前，海外就有不少关于他的学术活动和著作的报道和评论。尤其是其祖尼社会和藏族宗教的研究，最为海外关注。③诸如 Edward P.Dozier，“The Pueblo Indians of the Southwest：A Survey of the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 Review of Theory，Method，and Results，”in Current Anthropology，Vol.5，No.2（Apr.，1964），pp.79-97，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Francis L.K.Hsu，“Prejudice and Its Intellectual Effect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An Ethnographic Report，”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75，No.1（Feb.，1973），pp.1-19；Lowell Holmes，“A Tale of Two Studies，”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85，No.4（Dec.，1983），pp.929-93；A.：Irving Hallowell，“Southwestern Studies of Culture and Personality：Comments，”in American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56，No.4，Southwest Issue（Aug.，1954），pp.700-708；Thomas W.Hill and Robin Room，“On Alcohol and Ethnography：A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in Current Anthropology，Vol.26，No.2（Apr.，1985），pp.282-284，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etc.均引用李安宅教授于1937年发表的有关祖尼社会的论文。龙达瑞对海外有关李安宅的研究状况选介了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康斯坦丁·日斯克斯教授（Constantine Hris‐kos）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讨论会上做了“民国时期人类学的诞生”的发言，认为李安宅是第一个对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思想进行批评的人类学者之一。李安宅认为文化上的偏见可能阻碍也可能帮助民族学调查，提出了“应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必然延伸，这一“应用人类学”往往用于少数民族地区［22］。英国学者罗安国（Andres Rodriguez）认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提供机会和经费，支持学者们到边疆地区做广泛研究，提出了很多关于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改造的建议。李安宅参与了很多工作，如动员青年，训练干部和学生进行“边疆服务”工作，通过办学、办医院和推广农业科技，满足当地的特别需要，建立与该地区的对话。罗安国认为，李安宅提出的“边疆服务”和“文化建设”两个任务不仅是探索在多元文化认同的背景下，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和统一的道路，而且在战争时期也是一种重要的动员力量［23］345-356。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严晓珮的博士论文（2012年）题目是《1920年-1950年中国边疆的古人类学和人类学》。她的论文第四章题目是“人类学地方化，汉化边疆：西南地区的中国人类学”，从第221-246页专门探讨李安宅与应用人类学，认为李安宅及其同事通过人类学的地方化的方法，结合应用人类学，开展边疆社会服务工作。作为战时国家建设计划的一部分，边疆管理和发展成了国民党战时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央要求学者和政府合作研究边疆发展问题。李安宅及其同事在边疆所作的工作符合国家需要。他主张“文化沟通”，坚信只有多民族主义，而非民族隔离，才能最有效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他主张区域分工，因地制宜，不必把边疆改造成农耕地区，应该制定计划使草原经济工业化，这样更适合边疆地区发展。边区的改造关键在于现代化，不需要对其经济文化的现状做出剧烈改变［23］345-376。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对李安宅的研究，仍侧重在其学术思想和观点方面，对其人生经历及学术选择探讨不多。

中国人类学界似乎不太注重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史、学科史的梳理。王建民［24］、胡鸿保［25］等虽然做了努力，但多是展示各个历史阶段学科发展的宏观情形，而对具体某学者如何投入边疆研究，取得了何许成绩少有探讨。他们看到了这些学者纸面的成绩，而很少进入这些学者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研究中罗列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成果，却很难看见成果创造者的学术思想，及其思想的过程。不少在民国人类学界曾经影响很大的学者，在现今的学术史论著中，大多寂静无声，默默无闻。随便列举一下，这个名单就可以拉得很长：凌纯声、柯象峰、徐益棠、张西曼、芮逸夫、卫惠林、吴泽霖、梁瓯第、马长寿、江应樑、任乃强、李有义、吴定良、岑家梧、胡耐安、胡鉴民、庄学本、张少微、蒋旨昂……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消隐在那些泛黄发脆的纸页中。当然，近些年来，情况也有些微变化，部分开设民族学专业的高校在整理和追溯学术史传统的时候，也注意到传承发扬前人学术传统的必要，比如马长寿之于陕西师范大学、吴泽霖之于中南民族大学。笔者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也有多位学者关注曾在该校工作的李安宅、于式玉。当然，就上述名单，所有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总和，都不及费孝通与林耀华研究。那么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研究现状是否能真实反映理应群星璀璨的民国边疆研究与民族学群体？费、林二人能否代表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的大部分面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曾发一宏愿，撰写近代中国边疆学人与学术系列，但所谓独木难支、众擎易举，还是恳请学界同仁共同努力，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四、李安宅人生与学术史研究的路径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本是底蕴深厚的体例，然而，随着20世纪“国族主义”的兴起，“人的专史”逐渐被“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说”取代。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与钱穆都曾提出过“回归史传”的倡导，却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26］。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专门谈到人物的专史研究，提出“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27］。所言关系的伟大，实际上就是其与社会、国家及世界等外在空间的关联；这种关联越是交错密切，其人生就越具有超越个体和区域的特征。人生史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可以有效链接社会科学研究三个层次的空间单位（个体、社会和世界），可以在呈现人生与文明间相互表达关系的同时，为社会科学突破民族—国家内部整合的约束力提供内在动力［28］。李安宅就是这种“关系的伟大”的重要链接体，尽管其在学界地位与受关注度不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国学大师”，但是他在政学两界都有较高的活跃度，其“朋友圈”或者交往范围也是相当宽广，他的学术话题除了有关学术，也与民族国家建设及边疆社会发展有着直接关联，从而使其人生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关系”，与诸多话题都有牵连，那么他就完全具备梁启超所言“专史研究”的“伟大人物”标准了。

社会史是近年来史学界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其概念界定常有专史说、通史说和范式说，各有所本。在我看来，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可以各取所需，不必为其概念所束缚。各类专门史与社会史可以贯通，比如经济史、政治史、学术史，都应注意社会史这个视角。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不是凭空出世的，都有其社会环境、氛围及影响。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并非孤立存在，而其言行及思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位置。我们常强调注意文本与语境的密切关联，就是要设身处地去思考其“位置”，从而有所谓“理解之同情”。我们要注意人物行事及性格的成因，要关注历史事件运行过程中社会各界的互动，要重视人物及事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要探寻其间“关系的伟大”。

学术史在西方相对边缘，但在当下的中国，却可谓异军突起，方兴未艾。老辈学人的学术史研究，常与关注“重要人物”的思想史纠结在一起。不少号称学术史的作品，其实是对学者著作的内容介绍和思想分析；而思想史作品，又往往是学人著述的摘录。①罗志田指出，在清末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思想”与“学术”几乎可以混为一谈。“五四”以后，梁启超写出了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题目中已不见“思想”，仍继承了清末那种融思想学术于一炉的取向。钱穆的同名著作亦然。若依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后来写了一本《清代思想史》，共八章，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继承了此前的“学术史”取向。参见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11期。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关注“一般”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思想史著述中，专注于大人物而忽视更大人群的疏漏。“一般”人往往并没有很多论著，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失语的群体或个体。从这个角度言，葛兆光的思想史，是很难得的没有“学术”的思想史，这是对过去思想史与学术史缠结不清的一个纠偏。罗志田呼吁学术史研究重心要放在人上：学术史应该是学术的历史，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离不开具体的学术文本，更当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学术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学者治学的历史，最好让读者看到学者怎样治学，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29］。如果说学术史是群像，则学人的历史则是单人照。其实相对而言，群像由一个个具体的学人所组成，而单人照往往也有众多学人及其所处之时代与处境为背景。两者之研究都非常重要，相辅相成。由学人而知学术，当属知人论世之取径。对学人之研究，更延及学人所处之时代及其同时代人之研究，掌握其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桑兵批评今人所写学术思想家评传，好将生平与学术思想分离，以为便于架构编排叙述，实则不过方便用后来外在系统，条理解释固有材料，无形中以今人观念揣度解释古人思想。他主张，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研究学人历史，可以探察历史各个层面，揣摩考察学人对于历史和时势的观察判断［4］。

这种“人生史”和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史，关注的往往并非众人皆知的大人物，更多具有目光平视或向下的“平民”或“底层”视角。梁启超认为，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必计其“思想之为良与否、为完全为不完全、为有条理为无条理”。②参见《新民丛报》第6号（1902年4月）《周末学术余议》及梁启超的“记者识语”，转引自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自序第2页。因此，思考和研究李安宅的生平与思想，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学术与政治及学人的心境，都有一种通联性的意义。

李安宅是近代学人中，较为重要，但受人关注甚少的一位。他既不是一个固守书斋、皓首穷经的纯粹书生，也非一个因学入仕，身居高位的政客，但他又时常游走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先后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着组织联系。他在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在关注和评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他的视角，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他提供了镜子。审视他，也能管窥那个时代的某些镜像。近代中国处在一个剧烈而频繁变动的时代，学人在这个变动时代中的选择与作为，是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学术史考察的重要部分。发掘那一代学者在国难民艰的岁月里所做的学术努力，体会那一代学人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命运与个人生命价值的关系，是今日学术史研究者应该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