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威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在中缅边境地区，由于历史渊源、民族关系、文化传统、社会交往、宗教联系、婚姻网络等因素影响，两边的人力、资源、资金、信息、文化交流密切，跨境流动成为当地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经验，形塑了边境地区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互动和道德情感表达。近些年来，在边境地区做田野调查过程中，经常可以听到中国边民对缅甸的诸多负面评价，此类负面评价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小到个人品行和道德素质，大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内容，形成了一种对缅甸的刻板印象。本研究回到中缅边境地区日常生活语境，讨论在跨境流动过程中污名话语建构过程与实践以及污名话语背后与国家认同的关联。

既有研究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的散布、现代国家机制的形成，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讨论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传播与发展，探究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如何具有合法性，并且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认知领域。但是，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普通人的国家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国家观念如何呈现在社会文化脉络之中？国家观念如何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

自2016年开始，笔者在中缅边境断断续续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累计田野调查时间5个月。虽然笔者主要研究对象是德昂族，而且研究区域集中在芒市三台山德昂族自治乡出冬瓜村。但是，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借鉴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跟随当地人到德宏瑞丽、盈江、梁河等地区，周边德昂族、傣族、景颇族村寨赶摆、走亲访友、游玩等。因此，笔者的田野调查过程基本覆盖到中国边境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村寨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笔者也对嫁到中国的缅甸妇女、来中国打工的缅甸劳工以及来中国走亲访友的缅甸人进行调查。本文的田野调查资料均来自上述调查所得，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一、文献综述：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污名研究

关于污名研究，不同的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心理学者倾向于从污名的心理机制和情感实践角度入手，发掘污名的个体性因素呈现和表达；而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更侧重将污名还原到社会文化的语境，讨论污名背后的社会机制和文化过程。当然，现在的污名研究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都加入进来，并且相互借鉴和影响，对于拓展污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莫大的帮助。

从词源学角度出发，污名（stigma）最初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用灼热的烙铁在侍奉神的人身上留下记号，具有宗教含义。后来转变为指用刺或者烙的方式在奴隶或罪犯的躯体上留下记号，以标示其社会等级、身份地位的低下［1］100。后来，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兴起，并且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宗教，深刻影响到污名的呈现过程与实践意义。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下，污名又重新回到宗教面向，再次具有神圣的意味。戈夫曼认为，此时的污名是指基督教文化中神圣恩典的身体记号以及医学对神圣恩典的病理学阐释［2］1。

在污名研究中，戈夫曼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是集大成之作，对污名现象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颇为遗憾的是，戈夫曼对污名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仅认为污名是“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2］3，对污名的内涵与外延探讨并不充分。但是，戈夫曼从类型学上划分了3种污名，“首先是对身体深恶痛绝，即痛恨各种身体残废；其次是个人的性格缺点，比如软弱的意志、专横或不自然的情欲、叛逆而顽固的信念，还有不诚实。这些可以从记录在案的精神错乱、关押监禁、吸毒上瘾、酗酒、同性恋、失业、自杀未遂和激进政治行为中推断出来；最后是与种族、民族和宗教相关的集团意识强的污名，这种污名可以通过血统传播，让全体家族成员都染上”［2］5。在戈夫曼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科开始介入到污名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污名研究的推进做出了各自的贡献［1］100-108。

台湾学者谢世忠在对台湾原住民研究中，运用污名理论来讨论族群变迁［3］，将污名理论引入到华人学术界。在污名研究引入中国学术界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与艾滋病的研究紧密绑定在一起［4］。随着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污名并不仅仅是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特定事项有关，而是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全球化、现代化和网络化背景下，污名现象日益普遍，并且其形式与内容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从特殊性污名到一般化污名，从单向性污名到交互性污名，从常规性污名到突发性污名（基于网络话语权和信息化效应），从社会污名、自我污名到自主污名，从下行化污名到上行化污名，等等”［5］。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需要放置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讨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发展，国家边界在国际政治和日常生活才开始扮演重要地位，正如吉登斯所说：“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传统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6］因此，民族国家是边界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自上而下的边界划定过程，既是国家意志和国家主权的体现，也是国家统治和国家治理的过程，“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是地理空间上的人为分离以及界限的划分，并借助监视、规制以及科层化的控制，直接、持久且广泛地对各类事物进行干预”［7］。通过“现代分离技术”［8］，一方面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意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家关系体系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现代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机器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国家的控制与治理。

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与民族边界、文化边界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同一民族可能跨境而居，一个国家内也会有多个民族，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内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正是因为受民族和国家两重力量的牵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就十分值得关注，不仅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过程。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大致来说有2种研究取向：一是持“冲突论”，认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民族认同有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主义所扮演的作用，更是强化此印象；二是“共生论”，强调民族与国家的共生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袁娥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细致梳理［9］，可以看出两种研究取向仍然各有千秋，但是坚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生互补关系的研究取向明显占据主流。很多学者提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多种形态，矛盾冲突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而已［10］。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11］。具体到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也较为多样和复杂，从现代政治体系来看，马戎主张慎用“跨境民族”这一概念［12］，但是周建新认为跨境民族的多样认同可以成为“和平跨居”的重要文化资源［13］。

边境与民族存在一个互构过程，形成一个多元的互动场域［14］。边境是国家建构的产物，“边疆是国家以及多重力量互动建构的产物，而且随着国家治理模式、战略选择、实力的消长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等的变化而不断被解构与重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建构者之一的边疆居民在边疆建构与重构过程中的缺位”［15］。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边境的划分是一个政治行为，与边民的关系并不明显。但是，国家追求的是边界、边民与国家的统一［16］，边民在边境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建设只有落实到边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呈现出来。所以，刚性的地理边界与柔性的跨境流动共同作用于边境社会生活，我们需要以一种动态的、过程的、发展的视角来看边境地区认同问题。

以上研究均是采取宏观视角来探讨边境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从国家政策、制度建设和文化实践等维度讨论边境多种认同取向及社会治理路径。但是，却忽略了边境日常生活的经验、情感与实践。相对于硬性的民族国家边界划分，普通民众是如何感受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影响，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如何与日常生活活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议题。民族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不同的人能觉得大家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情感和文化想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提出“想象共同体”，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17］。而通猜测另辟蹊径，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更为重要，旧的本土空间观被新的西方地理学话语替代，边界、主权、边缘等概念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形成“地缘机体”［1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包含自上而下的政治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生活实践、由外到内的制度建设与由内到外的文化想象过程。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认同问题日趋复杂，更需要我们回到普通人的生活情境，了解他们如何认识民族和国家，以及抽象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如何呈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进而形塑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实践和文化逻辑。现在，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的研究路径遮蔽了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对普通人的经验、情感与实践关注不够，因此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于是，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命题，主要关注后现代性背景下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选择，强调与日常生活经验、情感与实践紧密相关的道德与生存问题，以此弥补“解放政治”偏重于宏观政治与权力的不足。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19］，以及“生活的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20］。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既是自下而上的个体生活经验的呈现与表达，也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很多学者开始反思既有的民族主义研究路径，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提倡“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21］，讨论日常生活之中的民族主义认知、情感与经验［22］。

本研究将中国人对缅甸人的污名建构放置于中缅边境日常生活场域，结合戈夫曼的相关论述，笔者将边境地区的污名建构分为身体污名、身份污名、生活污名三个层面，试图从个人到集体、从微观到宏观、从细节到整体的论述路径，来发掘边境地区污名建构的策略与逻辑。需要说明的是，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共同形塑了边境地区的污名话语建构与实践，影响到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社会交往和文化想象。另外，尤其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主要访谈对象是中国边民，研究侧重点是中国边民对缅甸人的刻板印象，因此在后面叙述中基本是从中国边民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知与情感出发。

二、污名建构：刻板印象与他者想象

在中缅边境日常生活之中，关于缅甸人的污名建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不同内容。为了方便论述，笔者将从身体污名、身份污名和生活污名三个维度入手，讨论在中缅边境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人对于缅甸人的他者想象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刻板印象。

（一）身体污名

首先，中国边民认为缅甸人的外貌特征不符合现代审美规范，他们肤色更黑，外貌特征更丑，不符合现代流行的审美文化。在田野调查之初，每次跟着房东大姐去赶街子，她都能在一堆人中迅速判断某人的国籍身份，而在笔者看来，他们服饰、语言和仪态都很类似，很难判断谁是缅甸人。后来，房东大姐告诉笔者一些判断技巧，“你看缅甸人，他们一般比我们黑一些，在下面更晒，你看他们的脸和鼻子，比较明显”。因为身体肤色最为直观，能够很快区分中国人和缅甸人，所以中国边民对缅甸人的身体污名建构从肤色开始。显然，受现代流行审美文化的影响，中国边民对美白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在日常生活中也很注意皮肤保养，缅甸女性也涂一些用于防晒的老缅粉，但是二者的肤色效果还是有明显差异。

其次，中国边民认为缅甸人的卫生观念很差，普遍不爱干净。在调查过程中，经常听到抱怨缅甸人不爱卫生，主要体现在如下2个方面：一是边境地区常年气温较高、天气炎热，而缅甸人不爱洗澡，衣服换洗很少，因此身上总有一股怪怪的味道。二是缅甸人经常随地吐痰，不爱打扫卫生，经常把家里搞得乱哄哄，因此很多雇佣缅甸人工作的家庭，都会单独给缅甸工人准备一个住宿地方，以免影响主人家里的卫生。无论是从个人卫生的角度，还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中国边民都对缅甸人的卫生观念存在较强的负面印象。

最后，他们认为缅甸人性观念开放、随意，会对边境地区人口质量产生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道德伦理和情感文化有其地方性特征。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频繁，中国边境地区很多女性嫁入城市或者外地，因此很多适龄男性找不到对象，于是只能找缅甸媳妇。相比于处于战乱中的缅北地区，中国境内较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安全吸引了很多缅甸女性嫁入中国。对于缅甸媳妇，中国边民一直对她们存在偏见，很多人认为她们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嫁入中国。另外，很多女性在缅甸已经结过婚，她们的前任丈夫很多都有吸毒的习惯，因此十分担心她们的身体会“污染”中国，对中国的人口质量产生影响。

（二）身份污名

首先，中国边民认为缅甸人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威胁到边境地区社会安全和地区稳定。由于缅北地区常年战乱，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再加之赌博、毒品、艾滋病、犯罪及走私等现象十分猖獗。缅甸人大量进入中国境内务工和生活，给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治安刑事案件明显增多，社会风险和社会治理成本也相应增加。因此，中国边民很自然给缅甸人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2016年1月，笔者第一次去德宏做田野调查，坐在从芒市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情不自禁讲起之前发生在瑞丽的一起凶杀案，凶手雇佣2位缅甸人，花费了3 000元。在讲述完犯罪故事后，司机神情激动说道：“那些老缅真的很坏，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你给他们1 500块钱，让他们杀谁就杀谁！”当然，司机的讲述带有很强的主观偏见和情绪色彩，明显在某些部分存在夸张。但是，他对缅甸人的刻板印象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续调查中，此类缅甸人犯罪的故事比比皆是，因此难免会给缅甸人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

其次，在中国边民眼中，缅甸人大多是瘾君子。一般每年的1-2月份，正是收割甘蔗的季节，属于当地农忙的时候，他们会雇佣一些缅甸人过来帮工。每到此时，寨子里面的人都会比较紧张，特别是有青少年的家庭，他们担心家里的男孩跟着缅甸人厮混在一起，沾染吸毒的习惯。有一天下午，房东大姐十分着急找她的侄儿。后来才知道，她的侄儿初中还没毕业就退学，天天在家里玩，没钱了就出去打几天零工，而且喜欢抽烟喝酒，生活开销比较大。因为侄儿这种懒散的生活态度，让她十分担心。以至于农忙季节，寨子里面来了很多缅甸人的时候，她都要看着侄儿，“你看他天天玩，也不干活，现在家里也没钱，要是他再吃四号（笔者注：指吸毒），那真没得救了，我们现在就指望他再大一点，就懂事一些”。

最后，在中国边民眼中，缅甸人很多都是艾滋病患者。中缅边境地区是艾滋病重灾区，特别是吸毒的人也多，再加之性产业泛滥，更是加剧了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难度。在中国边境内，政府在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效遏制了艾滋病的传播与蔓延。但是，由于缅北地区常年战乱，再加之毒品、性产业泛滥，艾滋病问题十分严重。在某边境村寨做调查的时候，村里仅有两位缅甸上门男性，都是艾滋病患者，让村寨十分担心。现在，很多缅甸女性嫁入中国，特别是在缅甸有过婚史的女性，很多人担心她们已经患有艾滋病。

（三）生活污名

首先，中国边民普遍认为缅甸人缺乏法律意识，没有契约精神，经常无缘无故的旷工。李叔叔承包了很多林地，每年都会请缅甸人帮忙砍树，他对于缅甸人缺乏契约精神深有感受，“他们特别随便，要是自己心情不好了，自己不高兴了，他们就走了，也不跟你打声招呼。我以前请几个缅甸人帮我砍竹子，你也知道我是做这个生意的。他们就住在山上面的棚子里面嘛，第一天过去有6个人，第二天就只有2个了，第三天1个都没有了。他们走也不跟你说，搞得你很麻烦，我计划好了砍竹子，跟别人都说好了运出去，就是他们没做成。你说我们中国人会这样么？不会。我们要么就不答应，你要是答应了肯定就去做，你就是不想做了总要说一声，是吧？有时候，我们有重要的事情，都不敢请缅甸人了”。

其次，中国边民认为缅甸人喜欢偷盗。在田野调查中，中国边民经常会讲述缅甸人偷盗的故事，甚至津津乐道。在他们看来，缅甸人在中国偷盗已经司空见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现象。比如，笔者在一个景颇族村寨做调查，村寨一位年轻人讲到他们家被缅甸人偷的经历，“他们缅甸人可坏了，什么都偷，我们寨子里面以前都不锁门的，现在不得了，缅甸人多了。他们什么都偷，他们大到可以偷汽车，小到可以偷针，反正只要我们想不到的，就没有他们不偷的。你知道他们上次在我家里偷了什么吗？锄头上的铁（大笑），这个可以拿去换钱嘛”。

最后，中国边民认为缅甸人没有经营生活的观念。由于中国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很多缅甸人来中国打工。但是，在中国边民印象里面，缅甸人没有经营生活的观念，只要挣到钱了，很快就会消费掉，没有储蓄的观念。比如，笔者采访的一位德昂族大爷对此很有感触，“他们不会过日子，我们请他们过来砍甘蔗，一天得50块钱，他们马上就去买烟、买酒，很快就没有了。他们就不会想今天把钱用完了，明天用什么，他们只要现在高兴就得了。他们也不怎么管家里面，就只顾着自己”。

本研究是从中国边民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边民在跨境流动过程中对缅甸边民的污名建构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认同取向，呈现出中国边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认知取向与道德判断标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性、流变性与地方性，体现出中国边民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实践性。因此，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发掘出边境地区丰富生活经验与情感。

三、污名话语：跨境流动与国家认同

关于认同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认同不仅是自我认知与表达、经验与情感的呈现，而且也与社会发展、国家制度、政治权力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关于族群认同问题，一直存在着“原生论”和“文化论”两种研究路径，看似两种相反的路径其实并不矛盾，反而一同构成了理解族群认同的关键。王明柯对华夏边缘地区族群研究指出：“将族群视作由家庭、家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由来。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需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族群认同便在这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23］可见，“原生论”与“文化论”在日常生活中彼此共存、相互激发，共同形塑了族群的文化认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族群认同背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情境性与地方性。

在族群认同研究中，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他认为族群认同的关键在于文化边界，“作为归属与排外的群体来定义的时候，族群单位延续的性质是清晰的：它依赖于边界的维持”［24］。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更为注重个体的实践选择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族群边界生产、互动与实践。相对于既有的“原生论”和“文化论”，巴斯的族群研究产生了“文化认知”转向，“所谓族群性研究认知转向，建议的是寻找这些更为自然的、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分类实践”［25］。因此，认同问题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脉络，寻找认同的文化根源与逻辑。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着重分析了中缅边境日常生活中的污名话语。中国边民围绕着身体污名、身份污名、生活污名等维度，对缅甸人进行污名话语建构。如何理解污名话语的建构、表达与实践，笔者认为需要回到中缅边境跨境流动的社会事实和国家认同的文化语境之中，更好理解污名话语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

跨境流动是污名建构的重要背景，同时在跨境流动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反差得以呈现，并且强化了二者的区别。对于中国边民来说，缅甸人已经成为齐美尔笔下的兼具联系与隔阂特性的“陌生人”［26］，既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心理和情感上与他们有着明显的隔阂。污名化建构表面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与理解，将中国人与缅甸人进行区别的策略实践。但是，沿着他们的文化逻辑来看，可以清晰辨别出国家观念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跨境流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十分复杂，由于地区政治经济差异、社会文化不同以及权力地位不平等，污名建构必然会在人口、信息、资本、文化、宗教的流动过程中产生。

从边民日常生活出发，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理解认同问题，同时也要关注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介入过程与实践，正是二者的互动形塑了边境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理解中缅边境地区的污名建构，除了贴近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理性与认知，发掘他们的情感表达与文化逻辑，而且还要回到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来，深入理解污名建构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污名建构表面看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区隔，实则关联起中缅边境两侧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边境地区也不例外。针对边境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和贫困现象严重等问题，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先后出台若干政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到边境扶贫攻坚工作中，切实改善了中国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边境地区人民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帮助。在中国边境侧，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安全和民族关系团结的局面，中国边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

与此相反的是，气候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的缅北地区常年陷入战乱状态，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在生存边缘线上。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缅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带来了诸多的难题。同时，缅北地区毒品、艾滋病等社会问题凸出，社会治理难度较大，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社会安全和生存状况。石汉（Hans Steinmüller）的研究指出，缅北是一个“山寨中国”，虽然他们在模仿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和创新实践。但是，缅北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廉价复制［27］。可见，缅北地区受中国的影响之大、影响之深。

因而，跨境民族的认同取决于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政策制度和文化情感认同等因素。笔者的研究也指出，随着中缅边境两侧发展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区隔日益明显，因此污名话语才能够出现，并且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认同是高于本民族认同的，民族认同应该包含在中华民族认同之中，“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28］。虽然，费孝通先生的理论脉络更多是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演变历程，但是对于我们认识中缅边境地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指导意义。很多研究指出，边民的“国家认同具有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29］，体现出边境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殊关系。在中缅边境日常生活中，中国边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而且界限清晰。民族国家框架不仅影响到跨境流动的形式、内容和实践，而且直接影响到边民的情感表达和文化逻辑。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国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日益增长，他们对于中国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日益强烈，超越既有的民族内部情感认同［30］。因此，污名话语沿着民族国家边界，形成以现代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超越于既有的民族认同，呈现出中国边民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污名建构的背后，则体现出国家认同的取向。从中缅边境地区的国家认同实践来看，符合费孝通先生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判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矛盾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且在此理论框架下，民族认同应该内嵌于国家认同。

四、结语

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文化传统互渗、经济交往密切、宗教联系紧密等因素，中缅边民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与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境地区的日益开放，跨境流动现象更为普遍，既为中缅边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交往提供了便利，也为我们更好认识中国社会和缅甸社会提供了参考坐标。正是在“自我”与“他者”对比中，中国边民逐渐以民族国家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切口，强调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以与缅甸区分开来。

污名话语表面是中缅边境日常生活经验与情感表达，背后实则是中缅边境两侧发展差异的呈现。中国边民对缅甸的污名话语建构与认知，实则是中缅边境两地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化呈现。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帮扶力度，从政策到资金、从人力到资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扶助体系。因此，中国边境地区形成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的良好发展局面。中国边民对缅甸的污名话语建构与认知，虽然有其负面作用和影响，但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与实践，更加符合边境地区社会交往的实际情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缅边境地区的日常生活政治语境体现出其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符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要求，同时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境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