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洪亮

摘要：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其媒介素养与文化认同有些驳杂，有必要到具体的文化现实中寻求答案。在多元的媒体文化环境下，青年群体对官方主流文化既积极拥护也存有建设性意见，对于大众文化的审美化和浮躁化倾向缺少清醒的认识，而对作为深度范式的精英文化同样缺少认同感。面对大众文化和新媒体文化的消极影响，作为主要参与者的青年人若只惯于接受低质的媒介资讯、作戏谑化的形式抵抗，虽有助于释放压力、放飞自我，却无益于自身的茁壮成长，青年人应时刻保持清醒，学会拒绝浅薄，回归现实。

关键词：新媒体;青年媒介文化;浅薄;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3-0082-05

一般将当代中国文化划分为官方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四大类，但鉴于新媒体环境下崛起的草根文化对青年群体产生了超出民间文化的影响力，因此，针对青年群体的探讨，可从官方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网络草根文化四种形态着手，而更进一步，针对新旧媒体文化影响的延续性，探讨青年问题可简至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媒体文化（包含旧媒体的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分众文化）三个层面入手。具体来讲，不同文化施加于青年群体的影响强度不尽相同，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着眼于青年人的教育问题，新旧媒体文化多为青年人主动接受和参与，而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新媒体的影响日渐突出，显影于传统媒体的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精英文化沉于书斋相对疏于媒体权力，影响力长期有待加强。青年人与新媒体文化具有天然姻亲性并深受其影响和塑性。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抢滩文化格局的较量中，虽不一定占据上风，却很大程度地抢占了青年人的注意力。

这些不同的文化力量，在不同程度的媒体参与中形成强弱差异的权力话语，而混合文化、媒介与权力的信息体系，能够大范围地影响和冲击当代青年人的知识体系和认同话语，这就对他们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的出现，对媒介素养的要求增加了参与实践中的创造、读解以及传播信息的能力。我们注意到，这更需要参与者特别是青年人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在参与性的接受、创造和转发中辨别不良信息，并对有深度的优质信息保持认知热度。媒体文化越来越强势地占据当代青年人的文化接受盘局，而精英文化及其深度话语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此消彼长之间会深刻影响到青年人的媒介素养和文化认同。

一、自主性地认同官方主导文化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官方积极引导消费市场，主导文化的优势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同时，新媒体文化在一定层面冲击官方文化，既可能促成两者的良性互动，也可能拉出两者之间的某种距离感。

首先，官方文化持续地正面引导新旧媒体的舆论方向。官方文化借助报业、广电和教育等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自上而下集中式支配和影响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在趋向官方文化的同时，各成体系并持有别于官方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异军突起的网络新媒体文化，在汇聚民间文化的狂欢元素、亚文化抵抗元素的同时，对其他文化样式构成了某种消解。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强势的经济实力为国富民强的盛世图景奠定坚实基础，各级部门积极顺应发展潮流，推动经济发展，致力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与人民的安居乐业。以传统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官方话语，成为这一发展潮流的坚定诠释者和维护者，并在新媒体环境中依旧保持着正面引导，营造出有别于某些浮躁和媚俗的媒体文化的崇高与严谨。这种高峻严谨的官方话语，通过整治卫视综艺与网络综艺的不良风气，实施限娱令、限薪令以及抵制三俗演员等举措得以强化，并由此促成行业内部形成自觉、自律的底线。官方文化在维护崇高形象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媒体文化、精英文化，并与青年人倚重的新媒体文化碰撞出一定的互动空间。

其次，官方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求新求变。不断翻新花样的新媒体，不同层次地冲击依附于传统媒体的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为文化的多元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在传统媒体框架下，大众文化对官方文化的冲击是相对的，其娱乐至死精神一定意义上消解官方的崇高文化，但官方崇高文化始终高度保持着支配地位，而两者作为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强势文化，也需在新媒体环境中不断调试并谋求新生。一方面，与谋求社會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执政理念相一致的官方传媒，积极探索与不同媒体形式合作，通过官办娱乐节目等丰富文化产业，及以开通各种微博账号、便民公众号等方式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是说，在自媒体的渲染下，官方文化开始学着转变角色，积极地与民互动、与民同乐，在政务宣传中加入自媒体元素，融入“给力”“你懂得”“扎心”“呵呵”等网络词汇，展现出吸纳民众声音的亲民性。同时，网络空间传播的奢侈品等特定图片、高考顶替信息等成为反腐或强化社会公信力的重要触点，显示出官方对于自媒体声音的重视。另一方面，相比于官方传统媒体稳固的主导地位，电视主导的大众文化近年来虽取得长足发展却面临危机，除去一些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节目持续赢得老百姓喜爱之外，一部分节目遭到网络节目和海外制作的冲击，网络综艺节目的年轻卡位、多元内容、碎片化时间以及互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往往更能夺人眼球，大众文化需要不断吸收新媒体元素来完善自身。

再者，青年群体对官方文化以认同为主，并与之保有一定距离。一方面，在网络和新媒体中，青年人积极响应国家和人民号召，自觉抵制西方无良媒体、捍卫中国声音。社会对青年文化的基本期许是相对恒定的，主要包含：“年轻人是充满着生命力的、象征着人类世界未来希望的存在，与此相关联，他们在精神、肉体上应该是纯洁的、纯粹的。”“青年必须是学习的，为担当社会现代化的特殊角色而做准备。”“在个人—社会关系中，青年必须是奉献性的。为民族、国家而战斗、献身，是青年的崇高义务。”“他们必须顺应支配价值，接受成年人为他们设计的文化式样，并服从成年人社会为他们制定的所有的规范的、制度的要求。”[1]纯洁、奋斗、奉献和顺从等特质，中国青年人并不陌生，我们可以在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积极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青年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群体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美好特质。另一方面，青年人的网络新媒体实践，使其成为重要的媒体监督力量。近些年来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促使自媒体从有限的渠道中挤迸出来，凸显为具备较强监督属性的第四权力。网络媒体监督的主要参与者并非来自中产阶级、新型媒介人或精英群体，而是卧爬于新兴媒体的青年或非富群体。他们大都尚未掌握有分量的资本，处于社会整体金字塔层级的底层，但他们对数字装置表现出超越其他阶层、其他年龄的兴趣和参与度，在响应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同时，坚持自我独立并充当着权力监督的角色。在特定事件发生后，他们能够借助声势浩大的网络人群，迅即点染事件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和社会关注，促成问题或事件的合情合法处理。再者，由于青年人身处亲近新媒体而相对疏远传统媒体的文化环境，导致他们不会一味沉浸于大众文化，也不会广泛接触传统媒体的官方文化，如此也会产生一种距离感。诸如学习强国等主旋律应用的推出，让这一局面在一定层面得到改观，但是，让青年人从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习有传统中适度抽身出来，加入主动和自觉学习主导性文化的平台队伍中，仍旧任重道远。

二、无意抵制媒体文化的消极面向

消费文化渲染下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与虚浮化，这在大众媒体中得到直观映现。作为媒体文化主要参与者的青年人，不只在追逐大众文化，而且沉迷于甚或比大众文化更媚俗的网络文化。

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并对此存有批判和肯定的不同声音。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一般源自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无情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强制性、齐一性和平均化等特征，认为它们贻害无穷、乏善可陈。而英国文化研究往往采取肯定态度，威廉斯和霍尔等学者致力于发掘大众文化消解主流话语的面向，肯定受众的抵抗力量而非只是文化工业的消极附庸。中国学界以往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而展开批判，近来涌现出一些持肯定态度的学理分析。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先期膨胀中，人们已经开始感到焦虑的是它们对于青年认知的腐蚀作用。当然，针对大众文化乃至后起的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也都存在不同的声音。大众文化对观众具有超强的操控力，以至把观众改造为受众雇佣，受众雇佣指个体在观看电视节目时，虽身处自家客厅消遣却如同在工厂操作间劳作，并非只是获得身心愉悦，而且受控于消费社会的虚假意识形态。针对网络新媒体的批判声音更进一步，指认个体不止是客厅中的家庭雇工，而且在时空不受限的网络和移动装置使用中成为数字劳动者，遭遇的是比家庭雇工更严重的数字异化劳动，个体在装置操控中获得快感的同时，可能日益陷入资本文化的数据圈套。作为新媒体主要参与者的青年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负面影响。因为新旧媒体从业者，面對媒体与消费文化苟合之态往往认识不足并宣扬物欲现实，而当下消费文化吸纳新媒体在攫取受众注意力方面的主导性，时常利用人际传播、电商平台的优势扩大营销范围，新媒体参与者则在各种自我炫示中主动吸纳这种虚浮观念且越陷越深。

青年人对媒体文化的温和抵抗，并不能形成强力的反思性或革命性力量。承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姿态，青年人对媒体文化中的消极面向虽往往缺少足够的应对能力，却也不是丝毫没有自身的话语空间。青年人不会任凭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将自身蚕食掉，他们总归对此操持着一定的协商话语。胡疆锋认为：“青年无疑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受众群体，大众文化从来不加掩饰的愉悦性和商业性，对当代青年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当代青年有了更多的创造新文化的机会，大众文化从来没有、也不会终结青年文化。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的蔓延速度越来越惊人，其解构和建构的能力与日俱增，也越来越明显地催生或改变着中国的青年文化和文化版图。不过，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关系似乎远非侵蚀与被侵蚀那么简单。”[2]青年人自然不会一味地接受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他们会在相关文本的自我发挥中成为盗猎者。一方面，传统媒体主导的大众文化已成为青年亚文化改写、拼贴和戏仿的对象，而新媒体出现之后，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媒介化现象，展现出不同于大众文化的传播效果，青年人不再热衷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而是投身于自下而上甚至平等的双向传播，在网络空间的恶搞、表情包、火星文和弹幕等亚文化的刺激把玩中，消解其他主文化的传统地位。但这一切的消解是相对温和的，没能改变媒体文化的固有地位，不能因此将其认定为是青年人有意识的、积极的抵制行为。

媒体文化将物欲观念和娱乐至死的理念灌输给青年群体，要说没有丝毫的侵蚀作用是不现实的，针对这种侵蚀的忧虑也无可厚非。新媒体或自媒体文化至今尚未展现出高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和趣味，但对青年的腐蚀作用相比大众文化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如抖音的腐蚀性不是《天天向上》所能比拟。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1992）中宣告审美泛滥时代的到来，时至移动与互动媒体时代，数字化存在日益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理想，人人成为新闻摄影记者和生活艺术家，数字化另类审美以更加碎片化的方式嵌入现实世界，甚至使崇尚外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向推崇强刺激的日常生活粗鄙化。当代青年人大多心怀家国，拥护各项方针大略，并时常在网络空间针砭时弊、嫉恶如仇，大力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狼子野心。但也有一部分人时常激愤互怼、脏话连篇，更有甚者附庸于社会浮夸风气而不自知，或沉于网络海洋而无药可救。一部分相对处于弱势的青年群体，不满于自身的现状，对资本富足者“羡慕嫉妒恨”，甚至在现状暂无法改变时消极厌世，然而他们对消费特别是装置消费热情非凡，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装置消费得不到满足而表现消极。尽管青年人的经济承受力相对是有限的，却丝毫阻拦不住他们购买数字设备的狂热，有的甚至一味沉浸于数字装置的虚拟游戏、虚拟交际空间，漠然于周遭真实世界的人和物。

在国内，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时常以青年人为主要目标群体，却没能给予青年人足够的文化给养，从精英主义视角来看甚至有拉低他们认知水平的风险。放眼中国各地大小影院的观看坐席，青年人满为患，其他年龄段则为少数，因为当前中国的电影市场，往往以青年观者为目标接受群体，但参差不齐的影片质量将之引向拒绝思考的面向。他们对影视艺术的欣赏，沉迷于“小鲜肉”的身体景观，对“老戏骨”的深情达意不以为然，不顾及思想内容，稍显复杂的情节便表示看不懂。疯狂于《捉妖记》《小时代》《西游记女儿国》的矫揉造作，却直呼看不懂《聂隐娘》的慢调叙事，更鲜为问津《地久天长》等好口碑文艺片。如此拒绝深度思考、沉迷视觉奇观或媚俗的行为，被德布雷视为“集体的不思考”[3]，但在国内更准确地说是“青年的不思考”。在移动与社交媒体的影响之下，“浅薄”（尼古拉斯·卡尔），“愚蠢的一代”（马克·鲍尔莱因）更加成为青年人的代名词，沉迷于消费文化、表象美学和网络刺激的他们，被认作不尊重传统、缺乏社会历史责任感、不具备前人的公民意识，无法以合格的组织者和责任者应对社会价值体系和指导公共政策。“最愚蠢的一代的病根就在于此，不是学校，也不是工作，而是他们钟情的游戏、社交网络以及消费支出。”[4]165这就将责任直指网络新媒体文化，认为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的确改变了我们阅读和书写的方式。没多少人想在电脑上阅读《战争与和平》，电脑不适合深入长期阅读。长期阅读更适合在线下，不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电子设备上，当对着一台连着网并且网速很快的电脑，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停止上网、放慢速度或专注地做一件事情。”[5]当然，多数青年人并没有腐朽掉，仍是社会正义力量的积极传播者，仍保有刻苦向上的认知态度，但在浮躁与浅薄的路途上，确实有不少青年人接踵而至。当网络在不断地切割人们的注意力，长期惯于屏幕阅读的青年人，往往缺乏全神贯注的阅读能力、缜密深刻的思维能力，以至对深奥的文章敬而远之，可见从大众文化阶段到网络文化阶段，媒介对个体的影响存在由不思考转向浅薄之嫌，相对有深度的精英文化能否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