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程

摘要：《三国演义》描写的赤壁之战和猇亭之战是高度艺术化的长江之战，作家构建的长江古战场，不受客观地理空间和地形地貌的限制，是通过夸张、虚构、延伸等手段而予以审美化的古战场。罗贯中将千里长江化作宏大辽阔而独特的战争舞台，让无数三国英雄豪杰激情表演于其中，场景激昂悲壮，形象生动鲜活，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深刻地突显了我们民族卓绝的智慧胆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的奋斗精神，成就了一曲动人心弦、流芳千古的英雄史诗。

关键词：《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3-0012-07

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离不开客观地理空间，讲述人物故事的叙事文学自然也离不开客观地理空间。但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是一种审美空间，“这种空间不同于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它包含了作者的想象、联想和虚构，但是这些想象、联想和虚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有着或显或隐的联系。”[1]143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对于著名地景“长江”的書写，充分显现了文学地理空间的审美属性。

长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条南北分界线，是分裂割据时期群雄拼死争夺的战略焦点。汉末三国时期，曹魏、刘汉、孙吴三大集团曾在长江中上游及两岸区域（今湖北省东部至重庆市东北角）发生了两次规模巨大、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性战争，即赤壁之战和猇亭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是《三国演义》详尽描写的重点章节，与发生于黄河之滨的官渡之战并称为三国“三大战役”。然而，在作家罗贯中笔下，三大战役尤其是赤壁之战、猇亭之战是高度艺术化、审美化的三国战争，而战争发生之地长江则成为再现三国英雄风采、充满诗情画意的战争舞台，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古战场有着显著的差异。

一、不受地理空间局限的广袤战场

汉末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荆州牧刘琮投降，刘备率残部逃至夏口、樊口（今湖北武汉市、鄂州市）一带;同年十二月间，孙权与刘备联手在赤壁击溃曹操，曹军退守南郡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一带，是为赤壁之战。蜀汉章武二年（222）正月，为了夺回关羽丢失的战略要地荆州，刘备亲率主力东征伐吴，吴蜀双方对峙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市境内）一带;同年闰六月，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蜀军，刘备仓皇退守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东），是为猇亭之战（又称夷陵之战）。古今学术界对于赤壁之战、猇亭之战的具体方位颇多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两场著名战役的主战场均在今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及两岸地带。

所谓“赤壁”，即红色的岩壁，它可以指某一块红色岩壁，也可以指一片范围较大的红色江岸。古荆州境内长江及其支流的江岸经浪涛长期冲刷，多呈现暗红色，如同烈火焚烧过一样，十分引人注目，民间习称“赤壁”。今江汉间有多处“赤壁”，如黄州赤壁、新洲赤壁、蒲圻赤壁、武昌赤壁、汉川赤壁、汉阳赤壁、钟祥赤壁等，其原因正在于此。“猇亭”之名，始见于陈寿《三国志·先主传》，其得名应与刘备有关，可能是刘备设置或更名的一级行政区名，小于乡大于里，也可能是刘备对一处邮亭兼军事瞭望台的更名。吴蜀双方主力对峙于猇亭一带近半年之久，说明此处地形险要，军事价值较高。罗贯中《三国演义》将赤壁之战定位在东汉荆州江夏郡和南郡境内（今湖北江汉地区）的长江及其北岸，将猇亭之战定位在荆州宜都郡境内（今湖北宜昌市）的长江及其南北两岸，乃是两场名副其实的长江大战。

小说对于赤壁之战、猇亭之战战场大体方位的界定，是以《三国志》等魏晋原始史籍的记载为依据的，但罗贯中从不拘泥于史料记载，纵横捭阖，随心所欲，小说中的战争场景从不受客观地理空间的局限，多用夸张之笔，洋溢着浪漫飞扬的想象力。如小说第42回描写曹操进军赤壁云：“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余里。”（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其作品常常杂用古地名和今地名，所言“荆、峡”，指荆州（今湖北荆州市）、峡州（今湖北宜昌市）;“蕲、黄”指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等地）、黄州（今湖北黄州市一带）。小说叙述曹操亲率百万大军水陆并进东征孙权、刘备，其前锋进至黄州、蕲州一带，军营绵延三百余里（相当于今二百三十余里），而后续军队尚在峡州、荆州一带，从峡州至蕲州水路约一千四百里，千里长江沿线均为百万大军驻营扎寨之地。实际上，曹操用于赤壁之战的总兵力远低于一百万。《三国志·诸葛恪传》载诸葛恪作“论”曰：“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2]1057-1058诸葛恪是吴国大都督陆逊死后执掌军权的著名大将军，“论”是古代常用于讨论军国大事的一种公文，所言不可以随意虚夸，诸葛恪说曹操南下荆州的总兵力为三十万是可信的。曹操要部署相当的兵力据守襄阳、樊城、江陵、夷陵等军事重镇，其投入赤壁前线的军队应不会超过二十万。唐宋以来，对于三国赤壁古战场的方位多存歧义，影响最大的是“蒲圻赤壁”说和“黄州赤壁”说，而两处“赤壁”水路相距约六百里。罗贯中《三国演义》综合了这两种说法，先将鄂州西山、樊口（今湖北鄂州市西北郊，与黄州赤壁隔江相对）一带作为孙刘联军的大本营，再将黄州三江口（今湖北团风县至武汉新洲南一带）、黄州赤壁等地作为双方激战之地，后又将蒲圻赤壁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市境内）、华容道（今湖北监利县境内）等地作为孙刘联军火烧营寨和伏击曹军的阵地，还将位于江陵西北二百余里的夷陵道（今湖北宜昌市通往远安县、当阳市一带的驿道）作为曹操败兵逃亡之路，使整个赤壁大战的战场绵延一千余里，东抵大别山南麓，西至荆山东麓，横跨整个江汉平原。这个极其广袤的赤壁古战场是不符合历史常理的，在冷兵器时代，士卒行军、粮草运输十分艰难，无论是曹军还是孙刘联军都不大可能部署在如此辽阔的空间里。显然，小说中的赤壁古战场是经过作家刻意夸张、延展的古战场。

小说描述猇亭之战的规模和范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夸饰之词。从《三国志》等史籍记载可知，吴军参战人数为五万，蜀军约在十二万上下。而《三国演义》描写孙权将二十余万精兵先后投入战场，刘备则亲率七十五万大军伐吴，同样是一场近百万人的大会战，与历史真相相差巨大。在叙述猇亭古战场上，完全无视客观地理空间的限制。第83回描写东吴著名战将甘宁战死的场景云：“甘宁见其势大，不敢交锋，拨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树上群鸦数百，围绕其尸。吴王闻之，哀痛不已，具礼厚葬，立庙祭祀。”富池口，即长江支流富水汇入长江处，位于今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境内。富池口是甘宁的封地和驻守地，距离宜昌猇亭约一千六七百里，年老患病的甘宁在猇亭身负重伤，是不大可能独自逃到一千七百里之外的富池口的。这并非源于罗贯中对于荆楚地理的无知，而是出于艺术需要（即交代甘宁归宿）有意对猇亭古战场进行延伸。

罗贯中还大刀阔斧地调整、扩展了猇亭之战的战场方位和范围，将数百里长江三峡作为吴蜀大军激战之地：“先主从巫峡建平起，直接夷陵界分，七百余里，连结四十余寨”（第82回）;“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晝则旌旗蔽日，夜则火光耀天”（第83回）。是说刘备在长江三峡七百里沿岸设立四十余营寨。“巫峡建平”，指三国时期吴国所置建平郡，辖今重庆巫山县、湖北巴东县、湖北秭归县等地;“夷陵界分”，指夷陵地界（今湖北宜昌市）。刘备连营七百里的描写源自《三国志·文帝纪》：“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2]59但《文帝纪》并未指明刘备在长江沿岸连营七百里。其实，历史上蜀军前锋占据夷陵城（今湖北宜昌西陵峡口附近）后，刘备兵分三路：一路由黄权率江北军进驻夷陵道（横跨今湖北宜昌夷陵区、远安县、当阳市一带）东北端，以防魏军夹击;一路由吴班、陈式率水军驻守夷陵城和西陵峡口，以保障长江三峡航道畅通;一路由刘备率主力进驻夷道猇亭（今湖北宜都市与长阳县交界一带，位于江南清江流域），相机夺取宜都城（今湖北宜都市城区）。三路兵马形成一个“く”形长蛇阵，主攻方向在江南，江北、江中两路兵马以防守为主。从江北夷陵道东北端至西陵峡口再至江南猇亭，道路弯弯曲曲约有六七百里之遥（约今五百余里）。曹丕认为蜀军跨越大江南北布设了一个七百里长蛇阵，兵力过于分散，又阻隔长江，首尾不能相顾，实乃犯兵家之大忌，故而批评刘备不懂兵法。罗贯中无视历史上猇亭之战客观战场方位所在，既依据史籍描写蜀军横跨大江南北排兵布阵，又变更刘备主力驻营之地，描写数十万大军于长江三峡沿岸树栅立寨，横占七百里，气势汹汹，大有泰山压顶之威，“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第83回）。

毫无疑问，罗贯中通过延展、调整、加工等手段，刻意夸张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规模之巨大、战场之广袤、气势之宏伟，是为了突出这两场战役的重要性、关键性，从而使“三江口周郎纵火”与“陆逊营烧七百里”成为三国争战史上令人惊悚的战争奇观，在广大读者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二、不受地形地貌制约的战争场景

《三国演义》不仅随意延伸或变更古战场的地理空间，还不受客观战场地形地貌的制约，虚构了许多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战争场景。地形地貌是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地形地貌，沙漠、戈壁、高原、草地、山丘、平原、湖泊特征各不相同，作战方式亦不尽相同。《孙子兵法·地形篇》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3]178任何成熟的军事统帅，无论进攻还是退兵，都会根据客观地形地貌来制定合理的作战方案或撤退方案，不观察地形地貌、不知占有地利必将付出重大代价。曹操骄傲轻敌，又不习长江水战，终致兵败赤壁。无论曹操是兵败于黄州赤壁，还是兵败于蒲圻赤壁，他向西或向西偏北撤退至荆州南郡郡治江陵县（今湖北荆州市），所经区域均为江汉平原沼泽地。《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放火而无所及。”[2]22华容道即东汉华容县（辖今湖北潜江市、监利县等地）通往江陵等地的驿道，华容县属于古云梦泽逐渐萎缩所形成的低湿平原沼泽区，古夏水斜穿其中。盛弘之《荆州记》卷一《南郡》云：“江津东十余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也。故屈原云：‘经夏首而西浮。又二十余里有涌口，所谓阎敖浮涌而逸。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在其中矣。”[4]17所说阎敖，乃春秋楚国大夫，曾任那处（今湖北荆门市境内）长官，巴人叛乱攻击那处，阎敖从涌水逃逸。从《荆州记》记述可知，汉之华容县处在夏水、涌水之间，是典型的水泽淤积形成的平原沼泽地区，河湖密布、杂草丛生是其突出的地形地貌。这样的地形地貌遇到风雨天气，道路泥泞难行，如果敌人追来，一旦发起火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曹操毕竟精通兵法，面对不利形势和气候果断下令羸弱兵士割草铺路，让骑兵、步兵主力迅速通过，虽然损失了不少羸弱兵卒，但终归使刘备追兵放火一无所得。也就是说，历史上曹操在兵败赤壁后成功地将其精兵安全撤至江陵城。

然而，《三国演义》不是军事教科书，在罗贯中生花妙笔下，曹操的华容道大撤退变得极其狼狈。平原沼泽区行军最怕风雨交加，但没有高山险谷，并不便于敌方伏击战、阻击战的实施。而《三国演义》第50回却将这场刘备并无所得的平原追击战描写成了一波三折的山地伏击战：先写曹操带着残兵败将来到乌林一处“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之地，被预先埋伏此处的赵云杀得人仰马翻;接着，描写曹操夺命逃到空间狭隘、山路陡峭的葫芦口，又被预先埋伏的张飞杀得落荒而逃;最后风尘满面、惊魂未定的曹操逃至“地窄路险，坑坎难行”的华容道，却又一头钻进了关羽布设的口袋，若非关羽陡生怜悯之心，必将在劫难逃。很显然，这场精彩的“华容道伏击战”，不过是《三国演义》精心设计的高度艺术化的战斗场景，路狭山险的地形地貌实出于罗贯中浪漫的文学想象，与历史上华容道水网密布、芦苇杂草丛生的地貌存在着巨大差异。

小说对于猇亭地形地貌的描写更是富于文学想象力。猇亭之战发生在荆州宜都郡（今宜昌市）境内，但三国时期宜都郡地处长江三峡，实为南北之天堑，两岸山岩陡峭，长期不通路径，与今天宜昌市六七座巨桥飞架大江南北的现代化交通格局有着天壤之别（即便如此，宜昌市至今仍有多处江岸峭壁如削，无路可通）。《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记述夷陵县（今宜昌市区）长江地貌曰：“袁山松言：江北多连山，登之望江南诸山，数十百重，莫识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异势，自非烟褰雨霁，不辨见此远山矣。……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山南，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势急峻，故郭景纯《江赋》曰：‘虎牙桀竖以屹崪，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者也。”[5]794袁山松、郭景纯（郭璞）均为东晋名士，都曾在夷陵县做过官或隐居过，十分熟悉夷陵的山山水水，他们对于夷陵长江地貌的描述，多为郦道元所采录。由此可见，古代宜昌长江浪高水急，两岸地形非常复杂险峻，易守难攻，极不利于进攻一方的排兵布阵。

但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伐吴大军却能在长江两岸安营扎寨，还可以纵马奔驰。第83回描写刘备大军兵分八路直扑猇亭：“乃引御林军直至猇亭，大会诸将，分军八路，水陆俱进。水路令黄权领兵，先主自率大军于旱路进发”，一路连斩李异、谢旌、夏恂、周平、甘宁等东吴战将，“杀得那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第84回先写刘备“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下四十余屯，皆依溪傍涧”，后写陆逊乘夜发起火攻，蜀汉江南、江北营寨火光冲天，刘备在江南御营中得知消息，“急令关兴往江北，张苞往江南，探看虚实”，后又写关兴从江北杀到江南马鞍山下，救得被困多时的刘备脱险，最后在赵云的护卫下逃回白帝城。刘备大军沿江两岸安营扎寨，横占七百里，一声令下，万马奔驰，直扑猇亭，杀得吴军上下“尽皆胆裂”，这不过是罗贯中想象中的长江大战。而小说描写关兴一会儿率兵渡江到北岸，一会儿又渡江杀到南岸，水深浪急滩险的长江如同一条小溪沟，任人自由跨越，这更是罗贯中浪漫情思的飞扬。今之学者们将文学景观分为两大类型：即實体性文学景观和虚拟性文学景观。“虚拟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景观，大到一山一水，小到一亭一阁，甚至一草一木”[1]233，虚拟性文学景观的核心即是想象虚构。《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猇亭之战的许多战争场景，实为典型的虚拟性文学景观，具有鲜明的艺术审美特征。

三、三国英雄激情表演的战争舞台

“文学即是人学”，早已成为古今学术界的共识。在叙事文学的地理空间中，人物是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三国演义》建构的赤壁古战场、猇亭古战场上，英雄豪杰始终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罗贯中又是如何评价、如何表现那些身处战争漩涡的三国英雄呢？中外战争文学对于战争从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态度与表现方式：一是厌战，认为战争是杀人恶魔，是极其恐怖的，人类应该远离可怖的战争，因而作品着重描写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表现人在战火中的恐惧心理与厌烦心理。二是直面战争，认为战争固然残酷可怖，但既然战争来临，人就应该勇敢地面对战争而不是消极回避，应该义无反顾地去迎战强敌而不是退缩妥协，因而作品着重表现历史英雄的豪情壮志与战斗风采，讴歌人类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的伟大精神。罗贯中的基本态度和表现方式明显属于后一种，《三国演义》是一曲典型的英雄之歌，作家在叙述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这两场关键性的历史大战过程中，将千里长江作为广大辽阔的战争舞台，让汉末三国时期几乎所有著名的英雄人物现身于这座巨大的舞台之上，向世人尽情展示其独特的音容笑貌、性格气质、胆识智慧和道德精神。

其一，展现三国英雄独特的性情气质。

作为三军统帅和战争决策者，曹操、周瑜、孙权是赤壁之战的核心人物，刘备、陆逊则是猇亭之战的中心人物。《三国演义》细致描写了他们独特的气性，不仅使其形象栩栩如生，也使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动人心弦。小说第48回设计了一出“曹操横槊赋诗”的场景：大战前夕，天色晴明，月出东山，江水如练，曹操下令置酒设乐于楼船之上，大会士众。曹操情绪高涨，即兴赋诗《短歌行》，高举酒樽，横槊而歌，众人应和，气氛欢畅。不料扬州刺史刘馥指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之词乃是“不吉之言”。曹操勃然大怒云：“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宴会不欢而散。史籍并无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横槊赋诗”的记载，扬州刺史刘馥此时已经病逝，不可能跟随曹操南征荆州。罗贯中改造史实虚构横槊赋诗、刘馥被杀的情节，既表现了一代枭雄的杰出诗才，更暴露了曹操喜怒无常的独特性情，暗示了赤壁之战失败的结局。小说第50回又依据史籍中有关曹操过华容道后“大喜”和“哭郭嘉”的记载，精心设计出曹操三次“仰面大笑”招来赵、张、关三将截杀和事后“放声大哭郭嘉”的情节，虽将曹操置于异常尴尬之中，却又使一个豪迈爽朗、喜怒哀乐形于色的一代枭雄形象活跃在舞台之上，令广大读者观众印象十分深刻。

曹操个性鲜明，周瑜同样如此。《三国演义》总体倾向是“拥刘反曹贬孙”，周瑜是坚定的抗曹派代表人物，是赤壁之战的最大功臣，自然受到作家罗贯中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但他同时又是坚定的排刘派代表人物，因而又被罗贯中大加贬抑。于是，在小说中周瑜既是一个志向远大、谋略出众的军事统帅，同时又是一个肆意破坏吴蜀联盟关系的阴谋家，他多次设计图谋陷害诸葛亮、刘备，如聚铁山劫粮、私邀刘备会面、限令孔明造箭、追杀七星坛等等，将他塑造成一个心胸狭隘、不能顾全大局的忌才小人。周瑜忌才故事大多出自作家的艺术虚构和加工，从而使一个个性鲜明、内心复杂的吴军统帅形象跃然纸上，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外，孙权在反复权衡利弊中的沉稳精细，刘备在失去理性的复仇行动中的狂躁残忍，陆逊在众将轻蔑眼光下的忍辱负重，都得到了成功而生动的描写。在战争舞台上全面展现三国英雄独特的音容笑貌和个性气质，正是《三国演义》赢得广大读者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展现三国英雄非凡的胆识智慧。

军事实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谋略智慧更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这是罗贯中最基本的战争理念。因此，《三国演义》特别强调斗智，特别推崇军事将帅们的谋略较量，大量的“妙计”故事均由此而生。曹操、周瑜、鲁肃、庞统、徐庶、诸葛亮等等谋略高手均现身于赤壁之战，“群英会”“草船借箭”“苦肉计”“诈降书”“连环计”“火攻策”等等斗智故事精彩纷呈，周瑜骗蒋干、孔明饮酒借箭、周瑜打黄盖、曹操审阚泽、徐庶一语点破连环计等等情节惊心动魄，三国英雄非凡的胆识与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而在所有施展谋略智慧的高手中，诸葛亮又显得异常出色。他联合周瑜与曹操斗智斗勇，同时又处处提防周瑜陷害，周瑜所有打击曹操的妙计均逃不过他的法眼，周瑜一系列图谋他的阴招又都被他轻松化解。最后，踌躇满志的周瑜遥望江北曹营水寨，“一阵风过，刮起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吐鲜血。诸将急救起时，却早不省人事”（第48回）。原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于是，鬼神莫测的智慧之星诸葛亮亲自出马，登上七星坛祭来一夜东南风：“忽听风声响，旗旛转动。瑜出账看时，旗角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第49回）。诸葛亮以其“夺天地造化之法”，成就了江东周郎一番盖世的功业。历史上诸葛亮不过是吴蜀联盟的牵线人，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能征善战、风流倜傥的周瑜并没有把年轻的白面书生诸葛亮放在眼里，那时的诸葛亮实不足以引起周瑜的忌妒。但罗贯中通过大量虚构加工的故事来突显诸葛亮的特殊作用，让赤壁之战几乎成为周瑜、诸葛亮表演非凡智慧的专场，而诸葛亮则成为这场战争舞台上激情表演的真正主角。

在猇亭之战中，吴军大都督陆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刘备大兵压境，东吴损兵折将，朝野上下一筹莫展，孙权举止失措。当此万分危急时刻，年少书生陆逊登台拜将，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军马，西入长江三峡险地，以其超凡的智慧令刘备一步一步堕入陷阱，最后火烧连营七百里，剿灭蜀军七十万，为吴国扭转乾坤，化险为夷。而陆逊的登台拜将又得益于一人的举荐，这就是谋士阚泽。历史上阚泽只是一个博览群书、精通历数的著名学者，罗贯中对阚泽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头换面，将他塑造成一个见识高远、胆量过人的智勇谋士，他正式出場仅两次：一次在赤壁之战，冒着被曹操识破而砍头的巨大风险替老将黄盖进献诈降书，以其沉着机灵骗过了曹操老谋深算的盘问，使得诈降计得以顺利实施。一次在猇亭之战，当东吴大厦将倾之际，他力主启用书生陆逊，又遭到众多元老大臣的一致反对，“阚泽大呼曰：‘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第83回）终于促成孙权启用陆逊为大都督，拯救了东吴国运。其实，早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冬，东吴偷袭荆州成功之后，孙权便任命陆逊为宜都太守、抚边将军，负责镇守三峡。不久，又因陆逊战功卓著而升任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两年之后即章武二年（222），刘备大举东征宜都，陆逊时年三十九岁，已是一位从军二十年、战功无数的宿将，自然被孙权提拔为吴军大都督，率部抵御刘备大军，不存在少年书生登台拜将的惊人之举。《三国演义》如此大动干戈加工改造史料，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与可读性，另一方面重在说明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和智慧识见对于战争胜负的关键性，表达了作家进步的人才观、战争观。

自然，罗贯中在猇亭之战中依然不忘突出智慧之神诸葛亮的特殊作用，即“孔明巧布八阵图”。诸葛亮与猇亭之战本无密切关联，民间传闻孔明在白帝城外布设“八阵图”，不过是猇亭之战已经结束之后的事：章武二年（222）秋，吴军乘胜追击刘备至鱼复县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白帝城）对岸，刘备诏令诸葛亮来白帝城商讨防御吴军进攻，所谓“八阵图”当是在鱼复县江滨险厄地带布设的一套防守阵地。《三国演义》第84回则将孔明布八阵图的时间提前了十年，即建安十七年（212）率部入川途经鱼腹浦之时：“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当陆逊进入石阵后，立刻迷失方向，无法出阵，最后在孔明丈人黄承彦的引导下才安全脱险。陆逊只得长叹一声而退兵：“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有智慧者不一定能左右战争胜败，但可以使战争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对于刻画智慧之星诸葛亮而言，“八阵图”故事实为充满诗情画意的神来之笔。

其三，展现三国英雄崇高的精神品格。

曹操曾经发表过著名的“英雄论”：“胸怀大志”又“腹有良谋”者，方可称为“英雄”。诚然，战争胜败常常是志向及智慧较量的结果，赢得战争者大多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罗贯中基本认同曹操的英雄观，但他进一步认为英雄又决不可以成败论，成功不是评价英雄的唯一条件，唯有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才是衡量英雄的绝对标准。

在赤壁之战中，面对曹操百万大军的进攻，孙刘联军固然赢在谋略决策上，但更赢在敢于拼死一战的奋斗精神上。小说第43回和第44回集中描写了孙、刘两大集团的抗战意志和奋斗精神。诸葛亮云：“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表达了蜀汉君臣守义不降的决心。东吴君臣的表现更是令人感奋。周瑜云：“决一死战，万死不辞！”黄盖云：“吾头可断，誓不降曹！”程普云：“吾等宁死不辱！”鲁肃怒对诸葛亮云：“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国贼乎！”孙权亦奋起大声云：“孤与老贼，誓不两立！”除了张昭等少数懦弱文士主张降曹外，东吴上下同仇敌忾，充满着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如此朝气勃勃的将帅谋臣，曹操焉能轻易征服？在猇亭之战中，敢斗强敌的拼搏精神亦集中体现在蜀汉文臣武将身上。第84回写蜀汉将军冯习、张南奋力死战，为国捐躯。傅彤被吴军重重包围，往来冲杀，拒不投降，高声怒斥道：“吾乃汉将，安肯降吴狗乎！”最终战死沙场。文士程畿面对吴军蜂拥而至，毫无惧色，部下劝其逃跑，程畿大怒云：“吾自从主上出军，未尝赴敌而逃！”战斗至最后拔剑自刎。他们视死如归的奋斗精神不仅赢得了敌人的尊敬，更赢得了作家的赞扬：“冯习忠无二，张南义少双;沙场甘战死，史册共流芳”，“至死犹然骂吴狗，傅彤不愧汉将军”，“蜀中程祭酒，……声名万古香”。毫无疑问，在宏大的战争舞台上，三国英雄们集中表现了自强不息、永不回头的伟大拼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

如果說罗贯中在赤壁之战、猇亭之战中重在表现曹操、周瑜、诸葛亮、孙权、陆逊等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非凡智慧和伟大精神的话，那么对于关羽和刘备则重在赞扬他们高尚的道德人格。关羽在赤壁之战中出场不多，但小说第50回特意安排了一场“义释曹操”的重头戏：曹操败走南郡，先后遭到赵云、张飞两支精兵伏击，已是人困马乏、狼狈不堪，结果又在华容道遇上关羽五百校刀手拦住去路，曹操部下万难再战，只得采纳程昱建议，以情动人乞求关羽放开一马。“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义释曹操故事纯属作家虚构，目的很明确，即突显关羽的天下义士风范。讲义气、重恩情是一种传统美德，在患难中显得尤为珍贵。关羽私放曹操，固然违反了军令，却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人格，正如作者赋诗所赞：“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猇亭之战中刘备是蜀军统帅，在不改变惨败结局的前提下，罗贯中在具体细节上做了大量戏剧性的虚构和加工：首先，改变了战争性质，将刘备夺取战略要地之战改变为复仇之战。历史上关羽失荆州一年半之后，刘备为完善“隆中对策”战略构想而发起猇亭之战，企图夺回荆州战略重地，而小说则描写刘备不听劝阻，执意报关羽被杀之仇，亲率复仇之师杀奔江东而来。其次，将刘备塑造成一个不爱江山、唯重兄弟情义的仁义之君。赵云等文武大臣极力劝阻刘备东征：“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则固执不从，说道：“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第81回）在刘备心里，兄弟之情永远是第一位。再次，让刘备实现了复仇之志，杀尽了仇人。历史上吴将潘璋、马忠是杀害关羽的仇人，麋芳、士仁（小说写作糜芳、傅士仁）是导致关羽败亡的蜀汉叛将，范强、张达是杀害张飞的仇人，李异、谢旌、朱然等是追杀刘备的急先锋。史籍明载：潘璋、朱然、麋芳、李异等在猇亭之战后还活了许多年，士仁、马忠、范强、张达等虽无明确记载，但被刘备杀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然而，罗贯中不惜颠倒混淆历史，让他们一一“提前毙命”：或被关兴杀掉，或被张苞陵迟，或被刘备刀剐，或被赵云刺死，使刘备痛痛快快地满足了复仇的心愿。刘备虽然最终输掉了猇亭之战，却充分展示了难能可贵的道德人格，赢得了仁义之君的千古美名。

作为中国古典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三国演义》通过扩延地理空间、变更地形地貌、虚构加工故事等等手段，将历史上惨烈严酷的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写得有声有色，令人目不暇接。作者罗贯中以其生花妙笔将千里长江化作宏大而独特的战争舞台，让无数三国英雄激情表演于其中，场景激昂悲壮，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洋溢着诗情画意，集中而深刻地突显了我们民族卓绝的智慧胆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的奋斗精神，成就了一曲动人心弦、流芳千古的英雄史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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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郦道元.水经注[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