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刘晏与杨炎是唐代两位经济才干，刘晏以整顿财政改善国家收入，稳定动乱后的唐财政而名垂青史，杨炎以创建颠覆性新税制而留名于史。前者为杨炎所陷，而杨炎又为卢杞所害。刘晏青史留名，而史籍记载的杨炎则是毁誉参半。那么历史上的杨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悲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顺应社会进步的颠覆性税制革命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八月，杨炎到任为相，首辅崔祐甫全力支持杨炎，对他放权，次年又以“病身”而退，举荐杨炎秉持国政。这使得杨炎得以全力以赴对混乱的税制进行大刀阔斧的颠覆性改革。唐政府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仍是财政问题。他之前的刘晏曾做了大量工作，挽救了濒临破产的财政，使刚经过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由于土地兼并日久，承担赋税的课户减少，地方政府遂变着花样搜括百姓。刘晏死后不久，盐官们层层加码，斗盐加价百文，德宗继位，一些地方加价370文，盐价犹如翻筋斗般上去了，老百姓还吃得起吗？农民逃亡，赋税则加于未逃亡者，全国百姓无不徘徊在死亡线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并非诗人的想象，而是写实。

这一切，坚定了杨炎从根本上解决安史之乱以来财政乱象的决心。在他主持下，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全新的赋税制度——两税法。

两税法规定所有人都要有现居住地的户籍，按财产多少确定纳税等级。没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贩运经商，坐地开店经商称贾），一律在所在的州县登记在册，缴纳资产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杂税，统一于夏秋两季征收。“两税法”课税的主要项目分为地税（即田亩税）和户税（即资产税）两类。地税是按亩纳米、麦，户税是按户等（全国人户按财产多寡共分九等）高低定税钱多少。

这种税法，简单说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纳税多少同丁男多少没有关系。这是帝制时代税制的一种全新的形态。它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变化！在中国整个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这一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税制变化，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我国自战国以来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从此开始了以征收实物为主的新的赋税形态，也就是从劳役地租开始了向实物地租的转变。800年后的1581年，明代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到清康熙末年实行“摊丁入亩”的地丁税，完成了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人头税取消，这是历史的大进步。地租的演变反映人身依附关系递次减弱，人的自由度大了，可以任意流动，不再对土地有依附关系;种植什么的自由度放开了，种什么、怎么种，农民自己说了算。它是沿着人身权利解放的路径发展变化的，反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伴随的是社会进步。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王朝收入税钱1000余万缗，税米麦200多万石，岁入大增，政府的财力增强了。

杨炎功不可没，对唐政权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理应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既然如此，为何他却惨遭贬杀？

二、尔虞我诈的权斗

杨炎之死完全是个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权斗、倾轧。搞权术是专制政治的痼疾，即使像唐太宗这样的政治家，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夜不闭户、近乎完美的专制帝王，也是一位把权术玩得出神入化的高手。李勣是唐太宗的重臣，有一年，李勣患重病。有一方药可治，其中一味须是胡须的灰。唐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这是何等的恩典！李勣病愈后，泣涕谢恩，“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说，我是为社稷才这样做的，你不必深谢。如此契合的君臣关系，按理说彼此之间应是推心置腹的了，可实际并非如此。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死前对太子李治（唐高宗）面授机宜：“李勣才智卓越，屡次担当大任，你对他无恩，恐怕不能服你，因此，我将他贬官。你可仔细观察他，如果他立即赴任，將来可以重用;如果他迟疑观望，立刻杀了他。”李勣时为宰相，唐太宗降其为叠州都督。叠州（治所在合川，今甘肃迭部县）地处唐朝西部边陲，距首都长安1300余里，是戎狄居住区。久浸政治中心的李勣完全明白唐太宗的用意，受诏后，家都不回立马离京赴任。元代著名史家胡三省评论此事时说：“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勣，李勣亦以机心而事君。”双方对权术的运用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不露声色中过招。

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妒忌唐太宗喜欢四弟魏王李泰，担心自己的太子位会被彼取而代之，常与身边侍臣密谋如何在父皇面前进谗，谁知隔墙有耳，遭人告密，检举他有反状，关死在狱中。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见大外甥已死，通过运作让自己的另一外甥即长孙皇后所生第三子、唐太宗第九子李治成为太子。本来唐太宗第四子李泰有条件继位为东宫太子，因为李泰与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而且李泰还长于李治。二人也进行过激烈的争夺。但由于李治得到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而胜出。长孙无忌支持李治，原因有二：一是在太原发现一块巨石，上刻“治万吉”三字。长孙无忌说石文显示了上天的意志，立李治为太子天下大吉。这当然是一种附会。另一原因是李治性格软弱，将来便于控制，不似李泰难以驾驭。这才是长孙无忌支持李治为太子的内心真实。

李治继位后，舅甥二人合谋借口蜀王李恪“谋反”，将其处死。李恪排行老三，是唐太宗的妃子杨氏（隋炀帝的女儿）所生。李恪文武全才，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过，此子很像我！欲立其为太子，因长孙无忌再三反对才作罢。按理说，唐高宗上位了，应对自己的这位亲舅父感恩戴德吧？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长孙无忌在唐高宗时，被诬以“谋反”罪流放，不过给予一品官饮食，算是对舅父的报答。可不久长孙无忌还是被逼自缢，家族被灭。

唐太宗共有14个儿子，除上述外，其余皇子们的结局如何？第二子早亡。第四子李泰因夺嫡，被幽闭，后死于郧乡，年仅35岁。第五子李祐在王府整日与小流氓鬼混，屡教不改，还杀了敢于犯颜直谏的王府长史权万纪，被赐死。第六子李愔是浪荡公子，田猎无度，损坏庄稼，为封地百姓所怨，犯事后死在流放地巴州。第七子李恽在遭人诬告谋反，惶惧中自杀。第八子李贞反对武则天被杀，第十子李慎聪明好学，谨慎胆小，李贞反武则天，约他同反，他拒绝，但武则天还是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流放，死于流放途中。第十一子李嚣，封江王，夭折于贞观六年，谥曰“殇”。第十二子李简贞观五年受封，当年就死了。第十四子李明，在唐太宗晚年与人串通谋反，贬至黔州，被黔州都督逼令自尽。这就是说唐太宗14个儿子，除第二子早死，十一子夭折，十二子正常死亡，第十三子李福，因平庸无能得以活了下去，第五子与六子，虽没有介入权力之争，但因藐视国法，胡作非为下场不好外，其他七个儿子皆因宫廷权斗无一善终。至于官场权斗也同样残酷，且更多于皇室。

当然，贞观时期的官场比起其他时期的官场来说还是不知要好多少倍！可贞观之后的唐代宫廷、官场最常见的仍是钩心斗角，尤其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倘若武则天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权术高手，她也做不了女皇，改不了国号。为了上位，她不惜捂死亲生女儿，嫁祸王皇后，这种泯灭人性的权斗，早已突破了人性的底线。然而，类似这样的不择手段在中国极权政治中已不是新鲜事，久浸其中往往见怪不怪了，且身不由己地介入，有的人想躲都躲不了。

杨炎的悲剧正是源于官场的权斗。他陷害刘晏，导致刘晏之死。杨炎既不是佞臣，更不是奸臣，而是唐王朝的忠臣，他之所以陷害刘晏，只是为了报答元载着意培养他为接班人，错误地认为刘晏是致死元载的元凶。以个人恩怨看事酿成了他从政的一大污点，让人痛惜。而陷害杨炎的卢杞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佞小人。此人妒贤嫉能，心狠手辣。《新唐书》将其列入《奸臣传》，说他“贤者媢，能者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所以，那时官场中人人惧怕他，连平定安史之乱、“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帝国勋臣、誉称尚父的郭子仪也对卢杞惧让三分。卢杞长得奇丑无比：“体陋甚，鬼貌蓝色”。但他口才是一流的，能言善辩。建中初（780年），郭子仪病，百官皆赴郭子仪府造问。对于所有来探视的官员，郭子仪皆不屏姬妾仆役。而卢杞来时，郭子仪让家中所有人一律回避，独自一人坐着倚靠在茶几上接待盧杞。等卢杞离开后，家人问，为何让我们回避？郭子仪告诉她们：卢杞这个人长得丑陋，内心阴险，你们见了他的长相一定会笑，他记仇，一旦他掌握了大权，我们郭氏全族就要遭大难了。以郭子仪这样功勋盖世的大臣对卢杞尚且顾忌，着意提防，那么一般官员对卢杞的惧怕就可想而知了。大臣韦处厚说：“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杨炎也就在劫难逃了。

三、悲剧酿于宰相朋党

杨炎是凤翔（今陕西凤翔）人，他“美须眉，凤骨峻峙，文藻雄丽”，可谓相貌堂堂，一手好文章，是位文章高手的帅哥。在家乡和京城颇有名气。其家不是名门大族，他也不是科举出身，曾祖父做过龙门县令，祖父没有功名，以“孝行”受过朝廷表彰。父亲杨播进士出身，却“隐居不仕”，玄宗授他谏议大夫，他却辞官回家。杨炎与其父不同的是，他认为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做官，而且官越大，权越大，越能做大事。所以他选择给节度使做僚属，踏入仕途，但一直在地方任职。这使得他对国家的税收制度“租庸调制”存在的弊端，有了清醒认识。杨炎仕途的转机出现在代宗朝。代宗时，元载拜相，这是一个工于心计，善于玩弄权术的人。他拜相后，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在朝廷内外网罗人才，广结亲信。元载与杨炎是同乡，还有点亲戚关系，元载很欣赏杨炎的才华，予以拉拢，由此杨炎进入了元载的圈子。元载在朝中广结党羽，培植势力，成为代宗朝势力最大的一个政治集团。

和唐朝各代权佞相比，元载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出身寒微，自幼好学，博览诸子百家书与史籍，人也极聪明。他笼络杨炎虽有扩大个人权势的一面，但也有看中杨炎才能的一面。杨炎进入元载的圈子后，受到元载的刻意栽培，元载“厚遇之，将以代己”，一心要把杨炎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喜欢拉帮结派的元载有个长项，就是善于用人、识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刘晏。刘晏作为杰出的理财家，主理唐朝财经20余年。刘晏理财取得的成就，多在代宗朝。而刘晏不属于元载圈子中人，但元载始终给刘晏以高度信任，“悉以钱谷之务”委于刘晏。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全在于刘晏的治理，元载是完全放权。这说明，元载不仅有知人之明，也有用人之量。也正是元载对刘晏的信任，而元载恰恰又是经刘晏审定罪状招致死刑，这是杨炎要置刘晏于死的主要原因。

遗憾的是元载不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他从宝应元年（762年）三月任相，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长达15年之久。元载当政时期，贿赂公行，他本人聚敛无度，广占良田，大修宫室，生活奢侈。仅在长安城外就有数十处庄园，城内两处府邸占了长安城大宁、安仁两坊，他家的祖庙占了大奉坊。唐代长安都城居民居住区称“坊”，当时全城共有坊109个，元载就占了三个，可见其府邸规模之大。查抄元载宅院时，抄出来的珍贵物品堆积如山，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最蔚为大观的是从他的庄园中抄出800石胡椒（一种中药，也可制作调味香料），总重约合今64吨。当时有人作《都庐缘橦歌》讽戒他，可他一意孤行，终至败亡。

四、杨炎之死

代宗杀了元载，杨炎被贬道州。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德宗感恩元载反对代宗欲立宠妃独孤氏之子韩王李回为太子，坚持立长，才得以使自己保住太子之位。而且德宗得立为太子也是元载提议的。德宗做了皇帝后，饮水思源，自然想起了元载的拥立之功。可元载已死，因此重用杨炎，再加上德宗做太子时就早闻杨炎文名。于是没有任何悬念，是年八月杨炎调京担任了宰相。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七月卢杞任相，两人同朝。杨炎自恃文才过人，从内心看不起卢杞，更鄙视卢杞的为人。有时甚至托病不与卢杞在政事堂共餐，全然不给卢杞面子。卢杞恨得牙痒痒，遂四处搜罗杨炎的罪状，最终从杨炎的儿子杨弘业身上实现了突破，该子“不肖，多犯禁受贿请托”。卢杞先安插自己的亲信严郢为御史大夫，由他出面逮捕杨弘业，严刑审讯，从杨弘业身上牵连到杨炎。搜罗到了三条罪证：一是杨炎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一处宅子卖给了官府，所得之钱高于价值，让政府蒙受了损失。二是杨炎在长安曲江（今西安市东南）盖了一座家庙，而此处是唐玄宗“巡幸之所”。卢杞使人散布谣言：“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在帝制时代，这条足以要了杨炎的命。而另一件也是很严重的。刘晏为官清廉，深孚众望，却遭冤杀，舆情纷纷。在舆论压力下，杨炎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为了减轻冤杀刘晏的责任，派心腹散布杀刘晏出自上意。德宗听到这个消息，加上内心已潜伏着的对杨炎平时咄咄逼人的不满，立即萌生了杀杨炎之念。卢杞不失时机地向德宗进言杨炎盖家庙有“异图”之志。十月，杨炎在贬往崖州的途中，德宗赐他自缢。这年他刚刚55岁。杨炎被杀，查抄其家，并无余财，可见杨炎与刘晏一样也是个清官。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