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琳琳，毛小报，毛晓红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下文简称“两山”理念)。2020年是“两山”理念提出十五周年，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浙江省率先走向生态文明之路，守好生态底色。为了系统总结“两山”践行的“浙江”样板，本文首先回顾了“两山”理念的丰富内涵并解析了“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逻辑；其次，以六个生动案例具体分析了浙江省“两山”转化的三大类实践模式；最后，从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土地整治、生态补偿、数字赋能、全域旅游、品牌建设、利益联结七个方面阐述了浙江“两山”践行的路径创新。

1 “两山”理念的内涵与转化逻辑

“两山”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两山”理念在哲学层面上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体现；生态层面上是注重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经济层面上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体现；政治层面上是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方针的体现[1-4]。“绿水青山”并不单纯是指山水资源，还涵盖了适宜气候、清新空气、海浪沙滩、蓝天碧云等自然生态范畴，是优良自然生态资源的统称[5]，“金山银山”也不单指物质财富，而是伴随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6]。“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考虑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因素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7]。众多学者就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的深邃思想进行朴素概括[8]：沈满洪[9]指出，“两山”理念的精神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黎祖交[10]认为，“两山”理念蕴含了绿色发展观、绿色幸福观、绿色财富观；郭占恒[11]认为，“两山”理念体系包含辩证发展观、生态系统观、敬畏自然观、民生福祉观、综合治理观、科学考核观六个方面，是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两山”理念实际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思想，他在主持浙江工作时力推的生态省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强调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都是“两山”理念的具体体现。习总书记指出：“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12]因此，从目的论上看，“金山银山”是为了保持“绿水青山”；从资源论讲，“绿水青山”可转化为“金山银山”；从融合论上谈，“绿水青山”也就是“金山银山”。

“两山”理念还是个系统体系，深化“两山”理念认识，必须把握好“两山”理念的转化逻辑(图1)。首先，假定各地的原始资源禀赋具有一致性，均为“山清水秀”。但如果只开发不保护，就只能成为具有短期收益的“荒山恶水”；如果继续破坏性开发则有可能成为既无收益又无生态的“穷山恶水”，进而不可能成为“金山银山”。其次，生态保护是“绿水青山”赖以存在，并且避免其成为“穷山恶水”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只保护不开发(利用)，“山清水秀”的资源禀赋依然只能是“绿水青山”，成不了“金山银山”。再次，“荒山恶水”通过生态修复就有可能再次成为“绿水青山”，便是通常“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但如果已成为“穷山恶水”再想成为“绿水青山”需要较大的要素投入，治理难度较大；同时，只有既保护又合理开发利用，“绿水青山”才有可能成为“金山银山”。此外，利益联结与制度安排对“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极为重要，不仅适用于“绿水青山”的保护，而且适用于“绿水青山”的开发和开发效益的分享问题，这是“金山银山”能否成为利益相关者共享和可持续的“金山银山”的关键。

图1 “两山”理念的转化逻辑

2 浙江省“两山”转化的实践模式

围绕“两山”理念的转化逻辑，结合十五年来浙江“两山”理念的践行实践，本文将浙江“两山”转化的模式按照其转化状态分为“既保护又开发”的城乡融合绿色提升模式、“先保护后开发”的优势后发绿色崛起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倒逼绿色重振模式三大类。

2.1 “既保护又开发”的城乡融合绿色提升模式

该模式代表性地区主要为杭嘉湖和宁绍两大平原。这些地区生态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基础相对好，城乡融合度高，对外开放性好，创新能力强，在浙江省农业现代化评价中均居前五位。在发展过程中，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布局规划、产村融合等为抓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并进，呈现出量质并举、绿色提升的良好发展势头。

2.1.1 杭州西溪湿地探索湿地保护与利用双赢之路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考察湿地保护利用情况，强调湿地开发要以生态保护为主。西溪湿地作为中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西溪湿地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把保护摆在首位，保持水清岸绿，还湿地生态之美，实现共生共荣，让城市融入自然，成功探索出一条城市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双赢的发展之路。但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杭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溪湿地以年均约1 km2的速度快速萎缩，叠加当地村民生猪养殖的废水污染，湿地水质急剧恶化。紧邻杭州主城区的区位优势，让西溪湿地商业开发潜力巨大，要GDP还是要“绿肺”，一度有过争议，最终杭州政府还是痛下决定，做出保护西溪湿地，保护杭州之肺的关键抉择。2003年，《杭州市西溪湿地保护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标志着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正式启动。西溪湿地坚定地走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的道路，坚持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六大原则，将其分为“三区一廊三带”，采取搬迁整治、封闭封育等措施，恢复原始湿地生态，营造特有的水域、地貌、动植物和历史人文景观。生态修复让西溪湿地再现青山绿水，动植物资源全面盘活，2005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 000万人次，工作人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且70%以上是原住民，以西溪湿地为中心的大西溪经济圈、文化圈和生活圈正在形成。

2.1.2 宁波余姚梁弄镇开展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宁波市余姚市梁弄镇被誉为“浙东延安”，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梁弄镇调研时指出，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镇；2018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给梁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中勉励他们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梁弄镇时刻牢记总书记指示，坚持规划先行，突出多规融合，编制《梁弄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全域规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统筹布局农地整理、耕地垦造、村庄迁并、产业进退和生态治理等整治工程，建成四明山百里风光带等区域生态系统，整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土地开发整理等各类资金近5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近30亿元，打造民宿、会展、培训等产业，推动生态产业发展。2019年，梁弄镇接待游客突破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亿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赋予小镇诗意田园生态价值，让小康梦想照进村民现实生活。

2.2 “先保护后开发”的优势后发绿色崛起模式

该模式代表性地区主要为浙江西南丽水、衢州等地的丘陵与山区。这些地区受到地形地貌、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要素制约，历来是为浙江传统的欠发达地区，也是浙江26个原欠发达县集中区域。但同时，这些地区具有独特、优越的生态资源优势，且在长期的生存性开发中生态能快速得到修复，在系列政策倾力扶持下，这些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优势，吃生态饭、打生态牌、干生态活、出生态品，坚持不懈发展生态农业、理直气壮打造生态工业、大张旗鼓推进生态旅游，坚定不移保护绿水青山，打开了“两山”转化的通道，实现了绿色崛起。

2.2.1 湖州吴兴妙西镇试点推进生态“坡地村镇”建设

妙西镇是湖州吴兴区西部典型的山区乡镇，一度以开矿、采矿为主要收入来源，为保护生态，妙西镇关闭全部矿山，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依托西塞山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但面临着丘陵山地较多、交通不便、开发成本过高，生态价值难以转换的困局。自2015年启动浙江省首批“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以来，妙西镇在“零占耕地、少占农用地，充分利用山坡地”前提下，实行“依山就势、点状布局、垂直开发”，开展“房在林中、园在山中”的生态型村镇建设。试点启动后，妙西镇累计争取试点项目8个，撬动流转333多hm2土地，带动项目投资50多亿元。如慧心谷项目总投资5.1亿元，项目占地20 hm2，其中建设用地0.77 hm2，项目选址在群山环绕的山谷中、依坡而建，由一个精品酒店和63套独立式度假酒店及若干配套用房组成。据不完全统计，在项目开发建设中当地村民参与建设的人工收入达2 000万元，土地征用农民可获得1 500万元收入。同时还吸引了大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慧心谷项目的175位员工当中超过80%为当地年轻人，打破了年轻人只往大城市发展的局面。“坡地村镇”项目让地理位置本不占优势的妙西镇，通过巧借山水，手握跨越发展的“金钥匙”，变道走上了农旅融合的高速路，不但破解了旅游业项目用地保障的瓶颈，还为山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创造了条件，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给老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农民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也抱回了金山银山。

2.2.2 丽水遂昌县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系统化挖掘

丽水市遂昌县位于浙西南山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华东地区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浙江省生态屏障地区，也是浙江26个欠发达县之一。近年来，遂昌坚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惠民、坚定创新驱动，充分发挥生态后发优势，探索出了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健康农业等一系列“遂昌模式”。开先河，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由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全国首份以村为单位的GEP核算报告——《遂昌县大田村GEP核算报告》，显示2018年大田村GEP约为1.6亿元。优环境，生态修复推动转型升级，从2007年起，遂昌累计投入1.8亿元资金用于矿山环境保护与修复，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黄金之旅，昔日废矿摇身一变为4 A级景区，遂昌金矿也成为了全国矿山公园范本、资源枯竭型企业重生的典范。耕农业，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大力发展对标欧盟的健康农业，深入实施《遂昌县发展健康农业三十六条》，做大做强茶叶、中蜂、中药材等高效精品农业。用生态，充分发挥调节服务功能，利用“互联网+”模式，借助“智慧乡村”，全力推进原生态精品农业发展，主打高山避暑游。强文化，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内涵，依托独特的汤显祖文化、好川文化、红色文化、黄金文化等，打造特色文旅融合产品，在城市发展与景区建设、产品开发等方面充分融入县域特色文化元素。创特色，“赶街模式”助力价值实现，坚持电商化营销模式，通过“赶街”公司+村级电商服务站，借助淘宝等平台，推动越来越多农特产品走出大山、成为“网红”，点绿成金，价值增值；2018年，遂昌实现网络零售额21.27亿元，创造青年就业岗位8 000余个，带动2 100余户农户从事电商相关产业，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 000万元。

2.3 “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倒逼绿色重振模式

该模式主要集中在浙江金华、台州、温州等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块，个体民营经济发展较快，但主要还是以污染较大、相对低端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原始生态环境。近十多年来，这些地区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赢环境污染综合整治攻坚战，全面推进生态治水，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换来“生态引力”。经过多年努力，这些地区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绿色重振再创佳绩。

2.3.1 湖州安吉余村治山探索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是“两山”理念发源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余村一举关停所有矿山和污染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路子。曾经的安吉余村，矿山、水泥厂遍布，虽然靠“卖石头”致了富，一度成为安吉县规模最大的石灰石开采区和“首富村”，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村里灰尘漫天、岩石裸露、山林失色，“石头经济”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粗放发展代价大，余村痛定思痛，2002年逐步关停矿山想走生态之路，可是直线下降的收入又让他们陷入犹豫和彷徨；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村里考察时，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举措，称他们的做法是高明之举，坚定了余村发展生态经济的决心。此后，余村关停全部污染工业企业，实施污水分流纳管，加快推进村庄生态修复；2016年，余村成为3 A级旅游景区，“卖石头”的村庄完成“美丽蜕变”，走上“卖风景”的致富路；此后，余村统筹规划，深化内涵，发展乡愁产业和品牌农业，“宜学宜居宜旅”的“两山”生态游大格局初见雏形。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访余村时指出“余村现在已经在全国起示范作用，这里的发展后劲、潜力我也很看好，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胜前进，芝麻开花节节高”。十五年来，余村努力将“生态资本”转化为“富民资本”，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模范生和样板地，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2005年的8 732元增加到2019年的49 598元。

2.3.2 金华浦江县治水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在生态环境大账面前，浦江理清利弊，在全省率先打响“治水战”，提前完成治水目标，为全省“五水共治”树立了“浦江样板”。水之殇，非治不可的浦阳江。上世纪80年代起，浦江的水晶产业实现从无到有，日益壮大，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支柱产业，浦江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晶之都”，但由此带来的是全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浦阳江也成为钱塘江支流乃至全省水质最差的一条河。水之治，全民动员的向心力。浦江治水困难重重，2006年、2011年连续两次“亮剑”，终因水晶业主的大范围反弹而宣告失败，浦江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必须凝聚民心，全民参与，通过层层动员、全面发动、媒体宣传，浦江治水由点及面、由政府到全民迅速铺开，终于取得了胜利。水之美，诗画浦江的新蝶变。大量污染水晶作坊的关停，为浦江产业发展开拓了新思路、拓展了新空间，生态农业、农村电商、休闲旅游、民宿经济等业态日益兴起，绿色发展项目；而四大水晶产业集聚区的打造也使浦江水晶产业更为规范、合理，焕发出更大的能量。

3 浙江省“两山”转化的路径创新

浙江省在“两山”转化过程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形成了特有发展路径。

3.1 GEP核算，“两山”价值新衡量

浙江以丽水为试点，改革GDP核算体系，探索全新的核算方法，初步形成县域GEP(生态系统生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让生态价值清晰量化。目前，GEP核算体系正在继续“下沉”，使其成为一套更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广泛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体系和实现制度体系，使空气、水流、土壤、森林、气候、湿地等生态资源，不仅可以界定价值、明码标价，也能出让交易、转移支付、抵押担保等，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变，实现不看GDP看GEP的考核转变，从而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对于绿色发展行为的引导。

3.2 土地整治，“两山”空间新扩展

浙江省人多地少、经济活跃，但耕地后备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为提升农村土地利用的集成性、系统性、节约性、生态性，浙江因地制宜的出台了土地流转与整理、标准农田建设、“坡地村镇”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等政策文件，从而对农村生态、农业、建设空间进行全域优化布局，对“田水路林村”等进行全要素综合整治，对高标准农田进行连片提质建设，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集中盘活，对美丽乡村和产业融合发展用地进行集约精准配置，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修复治理，逐步构建农田集中连片、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空间形态高效节约的土地利用新格局。

3.3 生态补偿，“两山”运营新规则

从2004年起，浙江就全面实施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期间10次提高补偿标准，从最初的每年每667 m28元，提高到2019的667 m231元(主要干流和重要支流源头县及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区域省级以上公益林的最低补偿标准达到每667 m240元)，为全国省级最高。此外，浙江省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上的探索实践也值得借鉴和推荐。在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中，鼓励重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属主体及权利，自主探索公益林分类补偿、生态修复产权激励机制。2012年起，浙江和安徽两省针对新安江流域的环境问题，实施两轮生态补偿试点，并签署了《关于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实现补偿机制向长效化、常态化发展。

3.4 数字赋能，“两山”转化新引擎

浙江电商发展特别是农村电商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中，电子商务专业村和电商镇均居全国首位，农村电商服务站覆盖了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行政村，成为全国领先的“两山”转化数字样板。继农村电商后，浙江安吉又开创了“两山”数据超市、“两山”银行、“两山”转化数字研究院等数字乡村新载体，对生态资源进行收储和交易，实现资源变现，着力在生态产品交易机制、品牌体系、质量监管和考核机制等方面开展创新探索；同时，安吉逐步推进生态资源转化成生态产品，按照“一村一码、一户一码、一物一码”的标准，试点推行“两山优品”平台，打开了优质农产品与游客间的“最后一扇窗”，探索出一条数字赋能“两山”转化的新路径。

3.5 全域旅游，“两山”转化新通道

作为较早提出并践行全域旅游的省份，浙江坚持“原生态是旅游的资本，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围绕“全域大景区、全省大花园”的建设目标，以“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建设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为蓝图，以旅游风情小镇建设、高品质景区打造、万村千镇百城景区化、“百县千碗”乡愁产业发展等为抓手，创新推动美丽乡村夜经济发展，延伸全域旅游的时间范畴，推进“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激发产业融合“新引擎”，把握空间布局优化“梁柱图”，强化政策保障“支撑架”，注重市场监管服务“净化器”，走出了一条政府市场齐发力、共同探索全域旅游发展的道路。2019年，全省旅游增加值达5 325亿元，旅游人次超7亿，对GDP综合贡献超过19%。

3.6 品牌建设，“两山”转化新坚守

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品牌振兴行动和农业“三名”工程，打造全域化、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地域特色公用品牌体系，提高产品附加值，丽水山耕、安吉白茶等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凸显。如“丽水山耕”作为全国首个地级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进一步完善品牌标准化，建立“商商融合”营销体系，打造供应链金融，推动农产品向旅游地商品转化等手段，助力丽水精品农产品集体穿上了“丽水山耕”的区域品牌外衣，显现出强大的溢价力，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蝉联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类榜首，有力助推产业兴旺、赋能生态产品、激活生态价值，成为丽水创新实践“两山”理念的鲜活样本。

3.7 利益联结，“两山”转化新分享

浙江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的作用，使其成为实现“两山”利益共享的中间力量。如安吉鲁家村采用“公司+村+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打造村级服务平台，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使全体村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获得绿色福利与绿色效益，在推动“三生”融合中提高生活品质和精神风貌；丽水松阳县创新“政府+工商资本+村集体+村民”模式，探索混合所有制下的生态强村公司运营新机制，构建“资源经营权流转+优先雇用”“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两种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政府、工商资本、村集体和村民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