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柱柱,郭丛斌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一、问题提出

著名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写道,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自卑以及对自卑感的超越,而自我效能感正是个体战胜自卑的强大持久动力[1]。在教育心理学中,自我效能感通常是指对个体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一任务或行为的主观判断[2]。一个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种事务的人,在生活中才会更加积极主动。而且,他们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行动目标,并长期保持昂扬的奋斗状态。一旦行动开始,他们总是付出更多的努力,始终坚持不懈,即使遇到挫折也能很快恢复过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我效能感理论得到了丰富和进一步发展,并且获得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3-4]。这些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不仅影响动机和行为,还会对个体身心健康、学业表现以及自我价值等产生积极的影响[5]。与此同时,还有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认知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且这一影响稳定而持久。因为家庭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单位,是影响子女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自我意识和学业发展的影响要比学校环境更为深远[6]。受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7],学者们比较关注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且多数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父母参与、教育期望等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学业发展产生作用[8-9]。与家庭因素相比,自我效能感对学生教育结果有着更直接的促进作用[10]。因此近些年,部分学者开始转向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过影响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个体行为表现[11],相形之下,单独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事实上,教育的获得和成功不只是学业上的进步,还包括行为态度和自我意识的成熟。所以,在青少年群体中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对促进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自我效能感

与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类似,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也是基于以下两种理论模型,即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其中,家庭压力模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会影响家庭环境和个体适应[12],因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更有可能因处境不利出现情绪不佳和行为问题,并且相对较重的经济负担也会使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子女的学业和心理健康,从而他们的孩子也更容易出现发展方面的问题[13];家庭投资模型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投资来影响子女的学业发展和教育期望。因此,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只能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情感关怀倾注于孩子身上,从而使子女在自我意识和学业发展方面都处于弱势[14]。总体上,上述两种理论的预测都得到过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且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家庭背景是影响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发展的重要因素[15-16],尤其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具有促进作用[17],来自较高家庭社会地位的学生往往比生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同伴拥有更高水平的学业自我效能[18]。鉴于此,本研究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促进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提升(H1)。

(二)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

结合前文对两种理论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都强调父母参与的价值,且不少研究也肯定了父母参与在子女学业发展和自我意识等方面的促进作用[19]。通常,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所获得的父母参与水平往往较低。例如,家庭压力模型就认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可能更容易因环境因素的影响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从而导致家庭冲突和抑郁,进而减少了父母参与的行为,还有家庭投资模型也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如父母参与和教育期望等)用于投资子女的发展,因而对子女的自我意识、学习态度及未来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20]。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儿童的身体健康、认知发展、情绪适应和行为问题等方面均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21]。此外,上述理论预测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如有研究者通过元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父母参与水平[22]。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确是影响父母参与的重要因素。

同时,父母参与对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具有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是从个体内部动力源角度来探讨主体自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家庭正是塑造青少年自我意识和心理品质的最佳场所,并且许多国外研究者认为父母的榜样作用和教育卷入会对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参与能够显著影响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其学业成就[23];Choi等人的实证研究则进一步表明父母参与能促进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24]。不仅如此,国内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参与能够提升子女的学业效能感[17]。实际上,从自我效能感的来源来看,家庭、同伴以及各种社会因素都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相对而言,父母对孩子等各种形式的鼓励,都有助于子女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25]。另外,现有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不仅体现于直接影响,往往还可能通过一些其他变量间接地发挥作用[21],其中尤以探讨父母教育行为为中介变量的研究最为突出[26]。因为长期身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之中,子女对自我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不确定性,从而其父母的行为更有可能给子女带来无助感、低自我认知等悲观情绪,进而削弱子女的自我效能[27]。因此,本研究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通过父母参与发挥作用(H2)。

(三)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和低自我效能感等[28],并且这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父母教育参与的差异。根据资源稀释理论,随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每个孩子所获得的资源自然会减少。独生子女作为家庭教育的唯一受众,自然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和呵护[29]。而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他们都极度渴望得到尊重、理解和支持,家庭成员间尤其是父母给予的关爱、理解和支持可以给青少年所需的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在他们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也会得到安慰和支持[30]。此外,一些研究也指出家庭子女数量是父母参与和其他个体适应性行为(如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的重要调节变量[31]。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逐渐放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已悄然发生变化,父母教育投入的唯一性也有所改变,此时非独生子女会比独生子女获得的受益更多。据此,本研究假设: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参与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独生状况起调节作用。较之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参与对其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更大(H3)。

针对以上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及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模型

因此,综上分析和模型假设,本研究将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以性别为控制变量,重点探讨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影响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独生状况在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主要来源教育部直属A 大学的2019年新生基线调查数据。A 大学在各种排行榜上均处于国内前列。此外,作为全国最好的文理综合类大学之一,A 大学历年高考招收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学生,其生源在高中阶段大都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并且,他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水平也相对较高。本研究主要调查A 大学新生在高中时期的家庭环境和个人自我效能感的发展状况。通过清洗原始数据后得到有效样本1 107份,其中男生691人,占比为62.4%,女生416人,占比为37.6%;独生子女836人,占比为75.5%,非独生子女271人,占比为24.5%。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相关统计方法分别合成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指标(表1)。

表1 统计分析中的变量说明

续表1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简称“SES”)的测量,学界常用加权均数法、回归方程法、因子分析法以及项目反应理论法来合成指标[32]。本研究将从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水平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指标以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依据,最终选取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更高一方的最高学历水平作为测度。类似地,父母职业水平指标参照李春玲[33]关于社会职业分层的划分方式,将学生父母的职业分为下层、中层和上层三类,选取父母一方中最高职业分类作为测度;接下来,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测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使用因子分析法,以获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最终经过因子分析后合成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指标解释了约65%的方差变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标=(父母受教育程度*0.45+父母职业地位*0.09+家庭经济水平*0.11)/0.65

2.父母参与。父母参与(或称“父母教育卷入”)一般是指父母参与到子女的教育当中。但在实际中,父母参与的形式多样[34],通常可将其定义为父母对子女教育资源的各种投入。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参与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参与以及父母在其子女学校教育中的参与[35]。此次本科新生调查组自编了父母参与量表,共有10道题组成,专用于测查大学新生在高中阶段其父母参与的基本情况。其中,父母家庭参与由“父母经常辅导我的学习”“父母经常检查我的家庭作业”“父母经常监督我看电视或打游戏等娱乐时间”等题目组成;父母学校参与由“父母经常主动联系老师,与老师讨论我在学校的表现”等类似的题目组成,均为李克特式四点量纲。选项依次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记1～4分,本研究使用学生在上述10道题目作答后的平均得分来作为父母参与指标的测度;该指标得分越高,表明其所处家庭的父母教育参与度越高。本量表的信度较好,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0,分半信度为0.639,并且该量表也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CFI=0.828,RMSEA=0.166)①本文主要以相对拟合指数(CF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作为结构效度的参考指标,下同。。

3.自我效能感。如何评估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对自我效能感的测评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以班杜拉为代表的领域特殊性自我效能感测量与评估,另一种则是考察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此次新生基线调查主要是为了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故采用Schwarzer等人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简称GSES)的中文版展开测查[36]。该量表最初共有10个题目,出于研究需要,本次调查选择了其中的8道,包括“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解决问题的”“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我相信自己能够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等类似的题目组成,均为李克特式四点量纲。选项依次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分别记1～4分,并且以学生在这8道题目作答后的平均得分作为其自我效能感指标的测度;该指标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本量表的信效度都比较好。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6,分半信度为0.784,相对拟合指数为0.938,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108。

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中,调查结果常会因同一数据来源和测试环境而造成共同方法偏差。为此,本研究对此次问卷中可能出现的系统误差进行了控制,具体使用了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评估共同方法变异程度[37],结果发现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1.8%(一般临界标准为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产生的间接效应以及独生状况在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影响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本文参照温忠麟等人[38]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2):

其中,Y为青少年自我效能感,X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M为父母参与,U为独生状况。公式(1)的系数c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总效应;公式(2)的系数a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的效应;公式(3)的系数b1+b2U是在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独生状况与父母参与的交互影响后,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效应;系数c'是在控制了父母参与的影响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效应。此时,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等于乘积a(b1+b2U)。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关系如下:

总效应(c)=直接效应(c')+间接效应(ab1+ab2U)

图2 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不同群体相关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2和表3。其中,男生与女生仅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父母参与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此外,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且独生子女在各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

表2 男生与女生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2 男生与女生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p<0.001,**p<0.01,*p<0.05,下同。

表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4呈现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均显著正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参与越好、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越高。此外,性别仅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参与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都不显著;另一方面,父母参与、独生状况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相关,这为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提供了支持。

表4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n=1107)

(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使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来执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操作采用Hayes[39]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检验。首先使用PROCESS的模型4进行父母参与的简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图3。

表5 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

图3 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青少年的性别后,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比为57.1%,说明无论男女,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可通过父母参与进而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并且,控制中介变量父母参与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直接影响依然显著,占总效应比为42.9%。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父母的教育卷入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可直接促进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接下来,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前文假设,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参与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会受到独生状况的调节,故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14进行检验,即在控制性别后以父母参与为中介变量,独生状况为调节变量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将独生状况加入模型以后,父母参与与独生状况的交互作用显著(β=-0.196,t=-3.544,p<0.001),说明独生状况在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表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具体说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见图4。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参与度越高,则对子女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越明显(βsimple=0.269,t=8.068,p<0.001);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参与虽然也能促进子女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更小(βsimple=0.144,t=2.395,p<0.05),这也说明独生状况的调节效应对于独生子女群体更为显著。

图4 独生状况对父母参与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发现,对独生子女而言,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46(95% CI=0.032,0.063);而对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11(95% CI=-0.005,0.028)。这表明,相比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的部分中介作用更为突出,即独生子女家庭通过父母参与来影响子女自我效能感的效果更加明显。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了教育部直属A 大学的1 107名新生基线调查数据,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影响机制,厘清了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自我效能感之间所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指出了父母参与在独生状况的调节下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变化。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其中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并且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独生状况对父母参与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这一调节效应对于独生子女更为显著。

(一)不同群体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差异表现

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教育影响存在多方面的性别差异,女生通常比男生在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参与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40],并且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相对更低[41]。但本研究的结果却指出,学生在父母参与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并且女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具优势。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这与刘保中等[42]、刘丽英[43]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上述结果也表明,较之于普通高中学生,A 大学新生在高中阶段的父母教育参与和自我效能感受独生状况的影响可能要高于性别,此时关注非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显得十分必要,家长尤其要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学校表现以及自我意识的成熟。

(二)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即出生在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的子女,其个人自我效能感相对会更高,这也再次凸显了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塑造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父母参与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关系的中介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而且主要通过加强父母参与度来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

青少年处于自我意识形成及思维成熟的重要阶段,其认知及心理发展的可塑性较大[44],而一旦教育干预不当或失利,都会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事实上,不少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更有助于教育的成功,家庭因素不仅制约着个体心理发展的成熟,还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变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学校因素更好地解释青少年自我价值和学业表现[45-46]。本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会主动参与到其子女的日常生活和学校事务中。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参与度的提高不仅可以帮助孩子激发自身的学习动力和自我监控能力,并且也会极大地提升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47]。由此可见,家庭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是叠加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有效促进父母参与,最终间接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

综上,父母参与的加入,有助于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相较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而言,父母参与是家庭塑造个体自我效能感的直接近端因素,对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更为深刻。本研究提示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十分必要,应积极促使父母参与到子女的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当中,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尤其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生家庭,更要加强父母参与的积极性,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子女可能出现的某些心理健康问题和不良行为的发生频率。

(三)独生状况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也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指出,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环节的后半段。即独生子女的父母参与对其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非独生子女,这一促进作用实际有限。具体而言,独生子女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其家庭的亲密度自然会更高,从而使个体从中获益更多,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也会更多地受到父母参与的影响;而非独生子女,由于兄弟姐妹的存在而不得不共享有限的家庭资源和父母的关爱,从而其自我效能感受父母参与的影响相对也会更少。

由表3可知,独生子女的父母参与和自我效能感的总体表现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表明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可以得到更多的父母关注和教育卷入,并且比非独生子女自我效能感更高。该结果也得到了资源稀释模型的支持[31],该理论认为每个孩子所获得家庭资源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而减少,因而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会享受更多的日常关爱和教育期待;而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家庭中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源及父母教育参与都会被其他兄弟姐妹稀释。并且,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更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到子女身上,包括日常关心和学业卷入,进而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也会更高。即使家庭在遇到诸如经济等方面压力时,独生子女受到的不利影响也相对更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对独生子女自我效能感预测更强,而对非独生子女作用更小。

另外,还有研究指出家庭结构对子女的自我效能感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即头生和独生子女都会表现出相对更强的内部控制信念,而单亲家庭中的子女则具有更强外部控制信念;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孩子的内部控制信念也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呈现一定程度的相关性[48]。因此,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要尽可能关注每个子女的教育,日常生活中给予他们同等的关心,并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与教养中,以增强家庭亲密度,避免出现各种“顾此失彼”现象。

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教育部直属大学本科新生,他们在高中阶段的自我效能感相对较高,并且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参与方面也更有优势,故部分结论很难推广到普通高中生源,如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其次,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产生环境和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单纯有调节中介模型可能无法揭示全局信息,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虑多步中介效应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链式作用,以深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最后,本研究仍属于横断面研究,因而没能深入探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成长环境和影响条件,如考察二胎政策放宽前后独生状况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参与影响自我效能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故后续可采用追踪设计进行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