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志华

一、参与性艺术在中国

由于中国社会现状，国内的社会参与艺术项目大多围绕社会问题展开，如环境污染、城乡发展、性别意识、弱势群体等领域的相关议题，其中热度最高的是城乡发展问题。当然这也和艺术发生的语境息息相关：中国有大面积的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同时各类政府扶贫政策层出不穷。艺术家们身在其中、感同身受，或触目惊心等偶然机缘，开始以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组织方式展开相关的艺术活动，试图用艺术创造在社会现场或开放的美术馆中打开这些话题的讨论。

在如今活跃的这些乡村建设精神文明参与项目背后，我们其实可以明显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拉美、东亚世界中已出现过的相关参与式实践的影子。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东亚农业社会种植生态的社群结构相似；另一方面，现代化及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地区凋敝境遇产生了命运的相似感。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乡村的问题要远比日本这样的现代化海岛国家复杂得多，只靠模仿他乡已有的艺术参与方法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的艺术家们需要对乡土及未来有更具体的认知、理解和判断，而他们也在不断为之努力着 。

需要考量的问题有很多，如在中国社会语境之下，所谓的“乡村”并不是一个可以靠头脑简单描绘的单一共同体，而是若干各有千秋的不同个体；再者，在项目中，被参与者的声音是否可以被听见？是否可以改变除策划者之外其他参与者一直以来的被描述、被表达、被改善的境遇？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参与性”如何体现出来？还有就是，策划者在整个项目中是否需要考虑如何退出的问题？ 以及更重要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未来最终会指向哪里？是否更具有创造力和实验性的新的艺术实践形式的可能？等等。

二、建构现场

杜汉曾经在《行动者归来》中谈道：“如果有一种社会学叫行动社会学，那么这种社会学教导我们，社会学其实是研究者与民众一起生产的，为的是解决民众的问题，社会理论的生产是可以让民众透过理论来解决问题，而非麻醉他们，使他们忘记，或者从天上街市他们的问题，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学。”基于此，我们提出疑问，有没有一种行动的艺术方法论，是由艺术家与被参与者（客体），以及观众一同生产的，既可保留彼此的差异性认知，又能互助共生，引发新的故事？

在此以一种建构现场的社会参与方式进行简单阐释。在这种实践形式之中，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场域的选择与搭建

以“共在 共情 共生：中国社区美育行动计划展”上的其中一个艺术项目（让我们彼此印证——隐私强制性同形）为例，策划者以隐私为主题，在社区中搭建了一个现场，组织了多场聊天会，以达到其参与的目的。在聊天会这样的对话形式之中，前期的调研图像和结果已经不是重点。相反，会成为其场域化搭建的一个部分，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特殊的现场，一个奇异的世界，一个异质空间。策划者把所有的监控影像视频围成一圈，构造了一个幻象空间，将参与者从惯有的生存语境中抽离出来。但这个特殊的区域现场又不是脱离实际的，相反成为现实的集中呈现。这是一个几近压缩的监控世界，无处下脚的屏幕 成了这个真实社会略显荒诞的替身。无论是讨论还是实际生活，我们都身处其中。

就像朗西埃的思想一样。美学是对既定秩序的扰动重组，是对可感性的重新分配。聊天会的目的不是现代主义式地将艺术独立在日常经验之外，而是在艺术的现实性和日常的虚构性之间创立某种联系。

（二）去主体性

在身份认知上，作为策划者和参与者，我们需尽可能地努力使自己抛开先入为主的经验和预想。在传统的多数创作中，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其主体是自我封闭的，是以个体的表达为核心的。但在一场社会参与性项目之中，艺术家必须完成一次或多次的身份和主体性转换。

（三）观者身份的消解

对于观者来说，在艺术家主动建构的奇异空间存在的时候，或许可以引发其从既定的身份和现实情境中抽离出来，与策划者进行合作，用行动的感受代替以往单方面的被动的视觉感知。如羊蹬艺术合作社——冯豆花美术馆，这是一个经过艺术改造加工的豆花店，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实际价值的美术馆。艺术家们通过各种形式赋予了一个普通店面另一层价值。同时，美术馆与豆花店的日常营业水乳交融，参与者们既是美术馆的观众，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食客，实际意义上完成了观者身份的消解。

三、结语

除此之外，重建使用价值、触发事件等等，也是在建构现场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以上仅仅是我的观点。显然，社会参与性艺术实践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发展依旧值得期盼。毕竟，小荷才露尖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