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华

新闻传播学界有关列宁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列宁新闻思想的解读，尤其是列宁关于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及功能的论述是学界的研究重点，而对于苏维埃国家成立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思想观点关注不够。本文以俄共（布）三次代表大会有关报刊的决议为线索，梳理列宁在苏维埃初期有关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些观点。

一、改善报刊工作、反映实际生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当时正处于国内战争时期。这次会议上，列宁认为，虽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都反对苏维埃国家”，但由于党和政府所进行的巨大工作，在召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时国内局势已经大大地巩固了。[1]正是基于这种对局势有利于苏维埃的判断，《俄共（布）八大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决议》更多地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贴近人民生活以及恢复重建等方面。

该决议指出：“国内战争时期党的工作普遍削弱，十分有害地影响了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状况。几乎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一切定期出版物的共同缺点，就是脱离当地的生活，而且也往往脱离共同的政治生活。……完全刊载各主管部门和机关的各种指令和决议，却不用所有这些材料汇编成地方生活的生动纪事。”[2]该决议认为造成这种缺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党的优秀的文字工作者都去参加政府工作，而报刊工作多半是由一些缺乏经验的工作人员来掌握。”[3]

不难看出，当时的俄共（布）对报刊工作十分重视。在这一决议中，再次强调了列宁对于“报刊是宣传、鼓动、组织的强大武器”[4]的基本观点。对这一观点的再次强调，与列宁对于当时苏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状况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宁指出：“以前我们是用一般的真理来做宣传，现在我们却是用实际工作来做宣传。”[5]

在改善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工作方面，决议中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要求，力图在坚持党的原则的基础上，保证报纸工作的独立性。它规定党委会给予编辑部政策指示并监督其执行，但是“不要干涉编辑部日常工作的细节”，战时书报检查的范围也应当严格限制在作战和军事组织性质的范围内。[6]

决议对党和苏维埃报纸的监督功能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揭发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犯法行为，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观点”是党和苏维埃报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决议还赋予被监督对象辩驳的权利，它要求报道对象“必须于最短时间在同一报纸上做出认真的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说明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而如果没有进行辩驳的话，革命法庭就对上述人员和机关进行起诉。[7]

决议最后还对地方报刊的工作以及党中央报刊的党建提出了要求，并再次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最坚强、最有毅力、最忠诚的工作人员派去为报刊服务。

这一决议总结了俄共（布）在报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列宁对舆论监督功能强调的体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历史意义。

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规定列宁《论我们的报纸》、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及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八大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的学习资料。决定的内容明显受俄共（布）八大《决议》影响：“使报纸成为群众的组织者、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和热心的鼓动者，以及成为国家建设的战斗武器”“接近群众，影响他们，做他们自觉的和领导的中心。组成巨网散布全国”“反映群众生活、指导群众行动”。

二、列宁对西方报纸歪曲报道的批评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16日大会闭幕，列宁致闭幕词。在闭幕词中，列宁较为集中地谈到了外国媒体歪曲报道苏俄国内情况的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本质。这篇发言同时反映了当时苏俄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范围内不同制度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即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恐慌与敌视。其中原因，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经济损失也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苏俄政府对私有资本的国有化侵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俄的经济利益，因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引发的这些矛盾拉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序幕。

苏维埃俄国在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后，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1日至18日，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舰队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事件。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七百余名大会代表中约有三百人去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军起义。国外媒体和政治力量借此持续攻击苏维埃政权，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称 “世界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空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运动来反对我们……”[8]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列宁批评了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苏俄国内局势的歪曲报道与制造的大量谣言。

列宁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广，计划周密，说明它是由所有主要国家的政府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9]列宁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3月2日到3月14日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媒体对苏俄国内局势的报道。西方的报纸大量刊载了肆意捏造的新闻，大意都在表明苏俄境内局势动荡，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节节败退。

列宁认为：“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10]。苏俄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改善国内经济状况，俄共（布）十大宣布即将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大会上，代表们讨论了同美国恢复经济贸易往来的议题。列宁在闭幕词中讲道：“包围着我们的敌人进行武装干涉不行了，就指望叛乱。喀琅施塔得事件也表明了同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系。”[11]列宁认识到苏俄的发展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想借遏制贸易的手段来改变苏俄的体制。

十大闭幕词中列宁对西方资产阶级报纸的批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关系背景。1921年列宁对西方媒体的批评以及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决定，集中体现了苏俄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三、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报刊问题及解决

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有关报刊和宣传的决议。决议认为，苏维埃和党的办报活动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在报刊种类、发行量都在锐减，同时发行工作混乱；报刊远离群众，对地方经济建设关注不够，不能反映群众的需求与要求；主要原因在于报刊主管单位的态度问题，地方党委多半没有坚决执行俄共（布）八大关于报刊的决议与俄共（布）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地方报刊的决议。决议还要求，党员必须订阅报纸，并将订报视为义务。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市场重新恢复交易，部分行业允许私人企业经营。新闻业方面，私营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纷纷成立，其数量达四百余家。1917—1919年，苏维埃政权通过发布一系列法令，以查封、收买、没收等方式逐渐取缔了资产阶级商业报刊和不同党派的报刊。此时，重新启动了私营报刊的出版。

伴随着国家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想出现在出版物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共（布）十一大提出了报刊与宣传的问题，经大会讨论，最终做出了《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思想问题，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有了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的影响，甚至对最落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党应当千方百计地扩大和深入展开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12]

在这一时期，苏维埃报刊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决议中指明了危机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印刷成本太高，苏维埃报业办报资金不足，造成报纸种类和发行量都在锐减；其次是报纸与群众的联系不强，对地方经济建设关注不够，不能及时反应劳动人民的需求以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情况；再次，报纸在坚持党的政治立场方面不够坚定；最后，发行工作中存在混乱问题。

决议认为，绝大多数党委会没有起到领导报刊的作用，忽视了报刊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党委会应该对报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究其原因，大多数地方党组织没有执行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报刊的八项决议，以及俄共中央关于改进地方报纸工作的指示。在这些决议和指示中，分别提到要重视对地方生活的报道，对经济建设的报道，要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等要求。

针对苏维埃新闻业当时的状况，十一大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要求：为了巩固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在报刊管理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委组织要在今后比过去更注重报刊问题，应当加强党对整个报刊的领导工作，每个党委会都应当配备负责报刊工作的专职干部；延续八大中关于报刊的决议，报纸内容不能脱离社会建设的实际生活，报纸内容应当能够反映地方建设问题、群众生活和工作，要有专门的报纸和版面用来反映农民问题；扩大订户，增加收费部分的发行量，给报刊以必要的物质帮助，采取措施保证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正常出版；在党的省委会领导下，在部分大省保留独立的共青团机关报，其他地区要在党和苏维埃的报刊上开办青年专页；注意同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联系，为非俄民族出版报刊和书籍。

决议中还强调指出，各省委会、区委会没有设立报刊领导机构的应迅速建立报刊处；广大党员应该阅读党报，党组织或党员个人都应把订阅一种党报视为一项义务。决议重申，共产党员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工作，“只有得到相当的党委会的同意以后，才能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去参加私人出版物的工作”。[13]

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质量，决议中要求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要注意，必须设立出版社，创办党的委员会杂志。决议中还要求“采取一切办法来编写和出版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选派足够数量的工作人员来做这一工作，把各地在这方面的工作协调起来。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在最近期间内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是出版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4]同时，决议中赞同中央委员会要出版大量科学和文艺丛书的提议，意在加强对青年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具体工作由中央委员会协同共青团完成。

十一大闭幕后，按照《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精神，各报做出了及时的改正，报纸的宣传重点转向了对经济建设成绩的报道。总之，俄共（布）十一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缘起于当时社会政治出现困难的境遇，决议内容是对报刊的社会功能的加强，使其能够引导和辅助经济建设，并巩固思想政治稳定。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关于《真理报》能否刊登广告的争议，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报刊和宣传》决议中有禁止《真理报》刊登广告的条文。列宁对此提出反对，认为党报可以通过刊登广告增加收入、维持其办报经费，而不应该依赖于国家财政。列宁的建议被大会通过，禁止《真理报》刊登广告的条文遂从《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中删除。

两个月后，1922年6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条例》，宣布成立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Главлит），整合了全国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能，但对广告并没有做出商业限制，只是禁止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非法广告。1928年，斯大林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此后30余年，苏联报刊上的广告就只剩下不多的科研、招生、招聘等科学广告或文教广告了，直到上世纪6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才有所变化。

1954年前后，中国新闻界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报刊经验的高潮，其中就包括对《真理报》不刊登广告的学习。1956年新闻工作改革后，才重新开始重视报纸的广告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