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丹 张立新

[摘   要]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诉求。教师作为教育实践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其专业内涵的边界、知识权威的地位以及教学设计工作范式，均在人工智能作用下发生巨大变革。在对教育进行回归原点式的反思与审视基础上，将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限度与教育本质的理性向度相融合，以技术使用哲学作为思考框架，提出教师应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入融合的过程中完成角色重构，成为：积极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者，为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提供动力与知识源;理性的人工智能技术教育应用的建构者，探索并规范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理性使用路径，完成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核心和导向的自我更新与自主建构;自觉的人工智能技术教育应用的责任者，不仅对最终技术使用行为负责，而且为学习者理性使用技术提供可借鉴和模仿的榜样。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教师角色; 技术使用; 发展者; 建构者; 责任者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秦丹（1981—），女，山东莱芜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信息化教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qin_et@126.com。

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作為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创造新的强大引擎，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时代逐渐迈入“人工智能+”时代[1]，以智能化领跑教育信息化2.0逐渐成为教育信息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共识[2]。随着知识表示方法、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深度学习及情感计算等核心技术的日渐成熟，人工智能在其自身不断迭代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入到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感知、知识及认知[3]三个层面，必将引发教育教学过程的变革。在这场由人工智能引发的教育变革中，教学实践活动开始进入由教师智能和机器智能共存并共同主导和控制的二元智能场域。人作为教师形象唯一承担者的传统角色开始受到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智能评阅系统、智能导师系统、自适应学习系统以及陪伴机器人等典型应用的出现与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工智能对教师工作的模拟、延伸甚至替代，也由此引发了教师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教师角色与价值，如何重新划定人工智能应用背景中教师实践工作的边界，如何重新认识教师专业特质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如何寻求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协同融合的平衡点等问题，业已成为人工智能倒逼教育领域必须回应与反思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工智能对教师专业内涵及边界的挑战入手，将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限度与教育本质的理性向度相融合，在对教育进行回归原点式的反思与审视的基础上，以技术使用哲学作为思考框架，对人工智能环境中的教师角色转化进行学理性分析。

二、人机协同：人工智能环境中教师工作新场域

（一）人工智能对教师专业内涵及边界的挑战

1. 人工智能的应用扩展了教师实践活动的边界

教育，作为底特利希·本纳所描述的人类六大基本实践类型之一[4]，从产生之日起，便以属人性作为其本质属性。这也意味着，无论教育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无论其目的及价值取向如何，人始终是教学活动中的单一实践主体。在传统主体性实践活动中，教师凭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内在地选择教学方法、规划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利用大量传统技术（如粉笔、黑板、PPT等）延伸身体和体力。传统技术始终未能突破单一功能的局限，往往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此在”中[5]，与教师形成“具身”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成熟，其在某些方面达到或超越人类智能已成为现实。技术开始以具有自身存在和固有逻辑的自在本体角色参与教学实践，呈现出模拟甚至取代教师工作的发展趋势，教学实践也由此出现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并存的二元实践主体态势，开始由人作为唯一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实践逐步向延展实践和离体实践扩展。在延展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人的物能行为的取代，教师只需从事发出指令的信息行为[6]。离体实践表现为人工智能可以外包教师在数据计算、特征感知、模式认知和社会交互四个层面的智能[7]，代替教师完成自动出题与批卷、智能导师、学习障碍诊断与及时反馈等[8]日常性工作。在教学实践边界扩展的过程中，教师需努力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理念，逐渐接受并适应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实践的新工作场景。

2. 人工智能的应用弱化了教师知识权威的传统地位

教育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行业，知识传播与传承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为了满足近代社会发展对大量知识型劳动力规模化培养的需求，近代教育始终受限于简单思维范式，用分离、还原和抽象的原则解构教学[9]，强调依靠制度化方式，通过教师讲授将各领域专家生产的知识进行高效传递。师生之间在知识占有面及占有量上的非对称关系，使教师成为教学知识链中的上位节点，更高的知识话语权也使他们始终保有教学系统中知识权威的传统地位。当教育进入智慧教育发展阶段后，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始打破这种延续了数百年的局面：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搭建的智慧教育环境中，学习者有更加多样化的渠道获取相关知识、共享他人思想与智慧，这也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客观占有性、师生之间知识占有的非对称关系受到巨大冲击，教师原有的知识话语权逐渐弱化，教育的后喻文化[10]阶段初现端倪;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拥有自身独特的庞大数据库（知识）和超强的记忆力[11]，在对结构化知识、程序性知识以及显性知识的收集、整合和提取等方面具有教师难以企及的优势，这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冲击教师知识权威的基本前提。由此，以传递知识为表征的“教书”功能将不再是教师特有的职业属性，教师应如何突破刻板遵从教学技巧的局面，如何突破教学知识传输系统中知识传递熟练工的角色，如何重新定位教师工作的核心价值，已成为教师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存的基础。

3. 人工智能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教学设计的工作范式

教学设计技术是教师的核心专业技术，通过“分析—策略—评价”三个阶段的工作，为教学目标—手段一致性提供技术保障[12]。在教学设计实践中，教师作为有限的理性人，除去借鉴相关教学理论、心理学理论之外，往往更依赖个体教学经验和主观判断完成诸如学习者特征分析、教学内容分析等工作，而这一切又通常受限于教师个人价值观的规约。教学设计实践中呈现出的经验性，使其难以真正打开教与学过程的“黑箱”，难以明确看到其中实质性的转变[13]。以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教学设计领域后，人们开始通过数据发现教育状态、探索教育教学活动规律，引导教育教学行为向着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迈进。人工智能通过各种算法对从访问层获取的大量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最终形成针对学生的个体画像、群体分层建议等;可以自动创建知识图谱，形成明确而精准的知识层级关系和整体结构，为每个知识点建立评测点，并形成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路径推荐;可以从多维细粒度分析知识点被学生掌握的程度，并依靠视觉转化（如折线图、饼形图等）将抽象的数据转化为可供教师直接读取的可视化语言符号，简单、清晰地阐释教与学中的变化，为教师进一步的教学决策提供直观的支持。由此可见，在人工智能支持下，教师经验性的教学设计活动开始呈现更多的科学性和理性化特征，从某种程度上积极回应理论与实践领域对教育应更加科学化和精确化的现实诉求。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作为利用人工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而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机器智能[8]，不仅扩展了教师实践活动的边界，而且凭借其在存储量和计算速度等方面的强大技术优势，弱化了教师知识权威的传统地位、改变了教师习以为常的传统教学设计工作范式，新一轮教师被“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和影响的时代即将到来[14]。

（二）人机协同：回归教育原点的思考

在人工智能与教学不断融合的过程中，那些原本由教师完成的具有重复性、程式化特征，并且追求精确度、稳定性和快速响应的教学任务，开始由人工智能接手，并在完成效率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技术优势。从某种程度看，如果将教育简单还原为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那么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具备取代教师的可能性。但是，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15]。相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教师工作往往具备非预设、非逻辑、非线性等特点，他们所具有的反思能力、直觉力、洞察力、同情心等天赋本能，使其能够不局限于教书的实践边界之内，而更多地担负起育人职责，引导学习者实现自身理性显现，促使他们完成从“可见的世界”到“可知的世界”的灵魂转向[16]。

1. 通过人机协同，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匹配

作为主体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技术的基本功能表现为支持主体性目的的实现[17]。自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以来，基于事实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最具合法性和价值性的知识类型，教育实践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知识主义价值取向。一种技术是否能够被教育领域接纳，往往取决于该技术是否能够提升知识传递的效率以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对“知识人”和“技术人”的需求的现实目的，是否缩小了教育输出与教育预设目标之间的距离，是否帮助教育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更多的任务[18]。若依此为标准审视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它所具备的工具理性使其天然地以目标和效率为核心，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对教育的变革[19]。但是，在利用技术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教学实践越发呈现出标准化、绩效化的特征，教育的诸多方面都变得扁平、空洞与单维，最初所指称的“事实、客观、标准”在技术的机制运用中被片面化和狭隘化[20]，教育异化为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的生产机制和过程[21]。相比于人类社会的其他实践领域，教育从来都不应被桎梏于效率的追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依靠技术“电灌”的工业化模式，而是需要在慢的过程中追求有品位和有精神层次的实践;在慢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体验学习的过程，在人与人的心灵沟通中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这些仅靠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是难以实现的。教师却恰恰可以以个体生命的方式，参与学习者的生命历程，在对话的过程中给予学习者更多的人文关怀，成为学习者“心智的激励唤醒者”和“精神导师”[22]。

另一方面，虽然人工智能在传授显性、结构化知识方面具有其他技术甚至教师难以企及的优势，但它们却没有人类现实世界的丰富经验和体验，难以真正像教师那样做到对知识的理解、迁移与创新性应用。同时，教育的目的也远不止于纯粹的知识传递[23]。教育作为一个促进生命健康成长、人格陶冶健全、独立自由精神内化养成的价值过程[20]，其目的最终将指向提高学习者的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这就要求教师应该走出“知识本位”陷阱，发挥人类智能优势，一方面更加关注知识在传递过程中教会学习者批判性思维、学会质疑、体验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未来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生活情境。另一方面，教师要努力完成从“教书”到“育人”的角色转换，从人的整体性、具体性、丰富性等角度重新思考并定位学习者，引导他们在“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过程中“学以成人”，坚守自身在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情操、爱心等精神世界方面的不可替代性[24]。由此可见，未来教育所依赖的二元智能场域，必将通过寻求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相互融合的路径，实现人机之间的合理分工，努力促成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与教育追求的价值理性之间的高度匹配。

2. 通過人机协同，实现固化预设与动态生成性的互融

人工智能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进入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往往以某个特定教育领域或学科的知识库为基础，利用归纳、预测或直推等数学模型不断“训练”，让机器形成对教师思维和工作的模拟。在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实践中，一旦机器获取到的数据量足够大时，强大的计算能力便可以帮助它以纯理性的方式处理数据，并在教学正式开始之前，制定出精确的教学路径、预设教学结果及评价和符合逻辑的补救方式。一种典型的数据驱动型教学范式，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开始显现并成熟，以应对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教育应该更加科学化和精确化的诉求。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教学过程虽精准，却也饱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术局限以及预设性、程序化的实施机制，它背后所蕴含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使其仍局限于工业时代主导的科学主义教学范式[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