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诚 吴慧欣

“君子”一词在华夏文化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地位，直至今日，它仍代表国人所普遍向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说文·口部》：“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段玉裁注：“尹，治也。”因此，“君子”原本表示身份地位，指在位者或贵族阶层，如《诗·小雅·采菽》“君子来朝”，毛传：“君子谓诸侯也。”《国语·周语下》“恺悌君子”，韦昭注：“君子，谓君长也。”《周易·乾卦·象传》“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疏：“言‘君子’者，谓君临上位，子爱下民，通天子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从出土器物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如春秋早期的《晋姜鼎》，铭文云“用康夒(扰)妥怀远执君子”，意谓使远近各国的统治者都来归附晋国。又如《敬事天王钟》“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乐君子”、《黑敢钟》“歌乐自喜，凡及君子父兄”的“君子”当指异姓贵族。作为贵族阶层，君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而到了春秋战国，原有的贵族分封和宗法等级制度逐渐瓦解，世袭制和世卿世禄为选士任官和专职官僚制度所取代，在学术文化上，继王官之学而起的是诸子之学。在这种背景下，“君子”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一、孔子对“君子”的含义作了创造性转化

在西周社会等级中，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和士都属于贵族阶级，而且这种结构是基本固定的，社会流动性较小。到了孔子的时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难以为继，周天子式微，逐渐失去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诸侯各自为政，同时，公卿的权力日渐增强，甚至可以胁迫诸侯。另一方面，部分王公贵族在社会转型中失利，或者因为失去土地而没落，乃至沦为士或庶民，而一些优秀的庶民则被拔擢为士。因此，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质，社会的阶级壁垒被打破，上下流动的机制逐步形成，士成为上下阶层流通的枢纽。孔子谈论“君子”主要针对的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崛起的士阶层，他赋予了“君子”新的时代内涵，将“君子”树立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以此引导和勉励新兴士人，希望他们修养砥砺德行，成为社会中坚，以实现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由此，“君子”被注入了德性的意义，从原来的指称身份地位发展为具备道德内涵，因而也就不再专属于世袭贵族。

《论语》提到“君子”多达百余处，涉及修身、求学、交友、为政等方面。孔子所树立的君子人格，其核心原则是“仁”“义”“礼”，其中又以“仁”为纲领。《里仁》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仁”，须臾不曾背离这一宗旨。“义”指行为正当，是做事应当遵循的原则，《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相对而言，“礼”是外在的规范和要求，“义”则是内在的实质和根本。孔子为“君子”的本质内涵作了原则性的界定，但他所说的“君子”并非完美无缺，也不脱离世俗。君子会犯过错，但“如日月之食”，过而能改；君子重视自己的名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并不总被人接受，但仍能守道不移，其品格在困境中愈发得到彰显。在《论语》中我们看到的是以孝悌为本、仁礼兼备、修己安人、文质彬彬、好学、坦荡的君子形象，不觉心向往之，生起效仿的愿望。

二、孟子从心性层面深化了“君子”的内涵

孟子和荀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两大巨擘，他们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孟、荀都推崇君子的人格和教化作用，但又各有侧重，比较而言，孟子偏向于“内圣”的层面，而荀子更强调“外王”的维度。孟子将君子的人格境界与天地相提并论，认为君子的教化就好比是天地化物，极言其广大和深远。这种感化力和影响力来源于君子自身内在的修养，《孟子·尽心下》：“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在孟子看来，坚持君子的操守、培养君子的人格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基础。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君子的品格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共同的基础是“仁”，《告子下》：“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而君子之仁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尊舜为君子的典范，君子正是在与他人的交互关联中，体认仁心，践行仁道，故能“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广义上的“仁”包括“爱”和“亲”，由于关系的远近，爱、仁、亲在程度或方式上存在差别。《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君子对于物的“爱”和对他人的“仁”是以对父母的“亲”为前提和基础的，这就是儒家所讲的“爱有差等”。孔子以仁为基础初步建立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但他只是确定了仁的本质内涵，强调仁对于君子至关重要，却很少谈及缘由，孟子则对“仁”作了深层次的论证，将“仁”和“心”联系起来，阐明了仁的内在根据和行仁道的可能性，在心性层面深化了“君子”的内涵。

三、荀子阐述了“君子”和“礼”的相互关系

与孟子侧重于内在心性不同，荀子强调“礼”，即外在规范的约束。正如牟宗三所说，“荀子之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则转而为‘通体是礼义’”，“孔子与孟子俱由内转，而荀子则自外转。孔、孟俱由仁、义出，而荀子则由礼、法入”。荀子并不否定孟子所说的“仁义礼知”四端本乎人心，但他更看重礼义外在的现实效用，更关心运用礼义来治理社会。荀子对“君子”和“礼”的关系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这里的“君子”是有地位的执政者，这里的“礼”侧重指整体的礼法纲纪，或者社群的制度规范。《荀子·不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礼”成为君子的“治术”，这是荀子相较于孔、孟的一大转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礼”必须通过君子才能得到推行，换言之，君子是“礼”施于众人的重要中介和关键环节。《王制》：“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可见，孟、荀都认为君子是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石与核心，孟子强调君子如“天地化物”，荀子强调“君子理天地”。在 “人”和“法”之间，荀子认为人的因素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致士》：“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在“礼义”和“良法”之间，荀子将“礼义”摆在优先的位置，而君子又是“礼义之始”。从中可以看到荀子的儒家立场，与其后受其影响的法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小结

孔子首先对“君子”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使“君子”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孟子和荀子在其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君子”的内涵。相较于《论语》中被视作人格榜样的“君子”，《孟子》和《荀子》中所提到的“君子”有了更多的政治意味。这当然与时代的剧烈变革密切相关，同时也和言说的对象有关。《论语》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主要以日常教学为背景，而《孟子》和《荀子》则更多的是以君主或执政者为谈话对象。孟子注重心性修养，主张向内探求道德的依据。荀子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约束相结合，体现了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不过依然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