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炜炜 （太原师范学院）

道情是一种古老的曲艺艺术。北魏时道士寇谦之改造道教科仪音乐，制定“乐章诵戒新法”，“将经词配上曲调进行演唱”，称为“经韵”。后受唐代佛教与道教“俗讲”的影响，宋代“经韵”演变为道士布道时演唱的道歌，又称“新经韵”。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器）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伦所撰鼓子词。’”此“鼓子词”今存，原书名为《道情鼓子词》。元燕南芝庵《唱论》云：“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称散曲“道情”为“黄冠体”，云：“神游广漠，寄情太虚，有餐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明清时期由于声腔音乐的分化，流行于南方的道情多演变为“诗赞体”说唱道情，流行于北方的道情多演变为“曲牌体”戏曲道情。

山西的道情戏较有代表性的有晋北道情、晋西道情（也称临县道情）、洪洞道情、河东道情（也称永济道情）等。这些道情戏均为地方小戏，其传承大多靠艺人口传心授，基本没有文字资料保存下来，历史上无人对之进行专门研究，迄今未见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至今，先后出现了一些对山西道情戏的研究成果，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区域性调查与研究为特色

中国戏剧家协会1959年主编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山西卷》，是对山西地方戏曲剧目的收集整理，其中道情戏剧目极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保存道情戏剧目的稀缺致使收集困难。1960年完稿的张存斌《离石道情音乐》（内部资料），仅是对晋西道情戏曲谱的收集整理。1990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有关词条中有对山西晋北、晋西、洪洞、河东道情戏源流、剧目、音乐的梳理，也有个别艺人、班社、剧团的介绍。1997年武艺民著《中国道情艺术概论》，上编主要论述了道情艺术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发展概况，特别是对“法曲道情”与“俗曲道情”的内在联系及艺术差异做了清晰的解释；中编重点研究山西以及与山西相邻的陕西省中部与北部、宁夏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北省西北部、河南省东部的道情戏；下编总论道情音乐的发展、变革、板式结构、乐器、曲牌等；该书的出版是道情艺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2006年之后，随着山西道情戏先后入选国家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对道情戏的调查研究渐兴高潮，有关各道情戏的著述陆续问世，有些虽然是内部资料，应该说对道情戏的保护、生存与发展还是起到了一些确实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有张春、王书东著《静乐道情》，张月异著、张根年主编《月异文集》，王付全著《晋西北优秀民间戏剧辑》，陈壁、郝强、王海成、池卫军著《右玉道情音乐》等，都是区域性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些著述多偏重资料的汇集与整理，主体内容为剧目内容简述和音乐曲谱的堆砌，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衡量缺乏研究深度。此外，山西省各地新出的县志，有的概述本县道情的渊源流变、发展状况、班社艺人等，也多属于资料的整合，虽较全面却欠深入。

与社会文化工作者的著述相比，以山西道情戏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先后出现，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有席庆华《洪洞道情调查与研究》，王萍《右玉道情调查与研究》、张晓洁《永济道情调查与研究》、张建芳《神池道情调查与研究》，山西大学有薛超文《临县民间音乐调查研究》、杨利利《山西道情戏研究》，此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张燕丽《晋北道情剧种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张志娟《道情戏从悦神到悦人的发展衍变——以晋北右玉道情的传承变迁为例》等。这些论文多以山西某一道情戏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山西各道情剧种的源流、剧目、班社、艺人、传承和艺术特色等方面的资料作了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与论述，有的还对该剧种所涉及的民俗文化做了探讨，为从宏观上研究山西道情戏艺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依据。不足之处是，由于受所学专业的限制，在道情戏音乐研究方面稍显孱弱。

二、专题性研究为重点

近些年来，专题性研究在学界比较热门，这种研究方式针对性强，其具体的梳理、分析，对道情戏来说，主要是从道情戏音乐的渊源衍变、音乐形式、唱腔曲式结构等角度来剖析，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全国范围来说，孙福轩《“道情”考释》，对说唱道情的源起、体制、发展及几部重要的说唱道情作品与其现代形态作了论述，尤其将现代各地的“道情”与古代的“道情”作了比较，从“道情”的内容变化、演唱形式的多样性、曲式的丰富化、乐器的改进这四方面分析，体现出说唱道情在发展过程中与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以至发生了合流共振，方法值得借鉴。宫文华、石凤珍《晋北道情历史渊源、艺术特点及生存现状的考察》，考察了晋北道情的源流衍变、音乐特征、政府保护等几方面的状况，对存在问题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在当前戏曲发展整体衰微的情势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个案参考。安永明《右玉道情的现状分析及发展研究》，在对右玉道情戏流变、剧目、音乐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发展思路。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宫文华《晋北道情性状渊流考》、王永革《阳城道情及其传承与发展探讨》、路畅《山西兴县李家湾道情的现状与保护》、何茜《晋北道情戏及其文化生态环境研究》等。这些学术成果，虽涉及到了道情戏的音乐，但对其体制结构、内在规律等重要问题的探究仍旧欠缺。余从先生在《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中曾说：“剧种与剧种的差别在音乐上最为鲜明。”因此，加强对道情戏音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音乐研究角度看，武兆鹏著《晋北道情音乐研究》一书，对晋北道情戏音乐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在形成、衍变、发展、唱腔音乐的旋法特点、调式、伴奏、曲式结构、乐队及织体特点等方面颇有一些创见，不过仅限于晋北道情，还不能囊括其他道情戏的音乐特色。柴广育、郭威《晋东南道情音乐现状研究》，通过对晋东南说唱道情音乐的现状调查分析其衰落的原因，提出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应利用现代新媒体宣传手段来开展有效保护与传承。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音乐研究》、《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音乐研究》，对河东道情（包括永济道情）的宝卷文本、说唱音乐及班社艺人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河东道情遗存的宝卷是山西最具特色的说唱道情艺术，具有鲜明的宗教性与仪式性，着重对唱腔的曲式结构和器乐伴奏做了剖析，于说唱道情音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对道情戏唱腔曲式结构的研究，杜广林《道情音乐的艺术风格》，认为道情戏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音乐上的差异性，特别是唱腔风格、曲牌、伴奏等，从而形成各自具有的地方特色。高鹤《临县道情音乐和唱词的特点初探》，论述了临县道情戏音乐在“道歌”基础上，吸收晋剧和民歌的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特点，揭示了唱词在运用方言语音方面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学者全面了解该地方小戏的音乐特色。

三、对道情的多视角分析研究

从宗教学、社会学文化视角对道情戏加以研究的有：李艳《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从总体上探讨了明清时期有关道教的文化现象，分析了道教与戏剧的关系，尤其是对重要剧作家如汤显祖、朱权、徐渭、朱有燉、叶小纨等人作品加以阐释，同时着力对道情戏戏神及八仙戏剧进行探讨（其中包括晋北道情戏），以揭示明清道教文化现象的实质、发展流变及明清戏剧作品面貌。童翊汉《中国道教与戏曲》，对道教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作出论述，纵向上梳理了西汉时期到现代的历史脉络，横向上从宗教、文化、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究。

与道情音乐和道情戏音乐联系紧密的成果有，韩军《山西戏曲唱腔体式研究》，对山西地方戏曲剧种中的道情戏、山西四大梆子、耍孩儿、眉户、秧歌等众多剧种唱腔构成状况加以对比分析，将其具体分为梆板类、牌曲类，归纳总结出山西戏曲唱腔体式结构的新见解，对中国民族音乐学、戏剧戏曲学等学科的建设大有裨益。张明亮主编《山西道教音乐》一书，从道教音乐的分类应用、曲体结构、音乐风格与特色等方面，阐述了晋文化“兼收并蓄”与“顺势应变”的特征，印证了山西道教音乐是山西民间音乐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实，同时也是对山西道情戏音乐研究的重要补充。

四、山西道情音乐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观山西道情音乐的研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针对山西道情的研究领域不够全面。“戏曲”从字面上理解，是由“戏”和“曲”构成的，大部分学者关注“戏”这一层面的研究，对“曲”的研究比较薄弱。前期重点是对山西道情的历史源流、传承、剧本、班社、艺人及民俗文化等领域的调查研究，关于道情音乐形态，语言特色，风格，曲式，调式，旋法和伴奏等问题的研究有待开拓，从而使山西道情研究更加多元化。

第二、研究的深度不足，有待提升。从山西道情音乐研究的文献资料来看，具有表面性、梳理性、整理性、概述性等特点，涉及道情音乐的专题研究较少，目前关于戏曲的音乐结构形式及乐理体系较乱，导致理论深度浅显，不利于深入研究山西道情的音乐体系。

第三、研究的范围具有片面性，有待扩大。山西道情音乐的研究，针对单一的剧种较多，只能够体现出这一剧种的区域性民俗文化及其艺术特色，虽然可以了解该剧种的戏曲文化和较为客观的理论依据，但是比较片面，无法体现出山西道情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没有放眼整个山西地区，对道情各剧种音乐作系统的比较研究，挖掘其共性与差异性的音乐特征。

结 语

通过以上对山西道情音乐研究成果的综述可见，目前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山西道情这一地方小戏具有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虽然对其研究的领域、深度和范围还不足，但随着专业人士和学者不断深入的研究，已使得该剧种逐步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势头。国家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也给山西道情注入新的活力，迎来历史上的春天，相信这一朵戏曲小花将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