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和

原名式昌，又名式和，祖籍广东梅县，生于四川成都。1907年赴日本留学，先习政法，后习音乐，同时加入同盟会。1912年归国，先后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任，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县立中学音乐教师等职，教授声乐、钢琴、小提琴、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等课。介绍西方乐理（五线谱即首由他介绍至中国西南各地）。所著《中国音乐史》-书，为我国第一部音乐史专著。该书上卷于1922年在成都出版，下卷一直未见。（1985年《中国音乐词典》）。1987年为音乐志编辑顾鸿乔在1929年成都<新四川日刊副刊>发现下卷。伯和先生之后有更丰富内容的音乐史手稿，还未付梓，不幸在抗战期间几次搬迁中散佚。

叶伯和终其一生，在倡导新文化、新音乐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二十年代初，著有《诗歌集>出版发行，比胡适<尝试集》晚出版不到两个月。创办了四川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社团：“草堂文学研究会”，自费编印刊物《草堂》，其中载有叶氏诗歌若干及短篇白话小说。三十年代，发起组织成都第一个西洋乐社“成都海灯乐社”，经常义务演出音乐节目，参加抗战时期的社会活动。如至各大中学参加纪念集会，纪念鲁迅逝世周年、追悼王光祈逝世、为水灾难民募捐等等，颇具社会影响。

叶伯和逝于1945，享年56岁。

一

叶伯和，成都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 1889）六月二十七日，卒于民国34年（ 1945） 11月6日。享年56岁。原名叶式倡，又名式和，字伯和，留学归国后即以字行。先世由粤迁蜀，耕读传家。祖父叶祖诚，字筑斯，号屏藩，清五品衔光禄寺署正，诰封朝议大夫，废科举后，捐资创办叶氏崇实学堂。父亲叶大封，清附贡生候选知州，后留学日本，获法学士位。回国后曾任四川省公署秘书长，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母亲廖氏，知书识礼，贤惠仁慈，育子有五，伯和居长。

葉伯和自幼聪慧，6岁起便随母诵读经书。13岁时，翰林院编修郑叙进因奇其才，以成都府学生员见拔。伯和15岁入四川高等学堂普通科，成绩优异。两年后，与表妹廖赞和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在叶伯和的诗篇里对此亦多有流露。廖赞和年长叶伯和一岁，毕业于成都淑行女子学校，并留校教书，喜爱音乐，擅长提琴，常参与叶伯和在通俗教育馆组织的音乐活动。

叶氏音乐家风世代相传。叶伯和曾这样回忆道：“成都叶氏向来是得了琴学中蜀派的正传的。族中有号介福的老辈，从前造过一百张琴，刻过几部琴谱。族中能弹琴的很多，我从小熏染，也懂得一些琴谱，学得几操《陋室铭》《醉鱼》《流水》……后来风琴传人成都，也乱按得几个调子，就立定主意，要到外国去学音乐。”

1907年秋，刚满18岁的叶伯和与弟弟叶仲甫随父买舟东下，赴日本求学。到日本后，他相继考入日本法政大学和东京音乐学院，既学法律又学音乐。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早在东京音乐学院和帝国大学学习的萧友梅（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在萧的影响下，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1912年父子三人同时归国。

二

民国初年，提倡戏剧改良。大约在1913年，24岁的叶伯和与人合作在成都少城关帝祠创办了一个京剧科班——和字班，亦称剧部科班，招募生徒，延师执教，前后二年余。因屡次改组费金巨万，仅得文武戏数出。虽然科班仅两年即夭折，但它是川人办京剧科班最初有益的尝试，也是叶伯和从事艺术教育的开端。

辛亥革命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成都高师率先响应，于1914年筹办乐歌体育专修科（于1917年正式更名为乐歌专修科），除正规的音乐各学科外，叶伯和将五线谱及钢琴等西洋乐器在教学中首次使用。当年9月，25岁的叶伯和接受吴玉章校长聘请，成为全国第一所开办乐歌体育专修科的高等学府第一位担任音乐专科课程的教授，同时兼任成都多所中学及师范学校的专职教员。叶伯和根据自己在国外学得的全部音乐知识，结合高师培养专门人才的教学实际，为专修科设置的音乐课程有乐歌、乐典、乐器使用法、理论、和声学、音乐史。在本世纪初，具备如此完善的音乐专科教学内容，尚属首创，开我国高等学府新音乐教育之先河。

在高师的唱歌十年教学中，他不满足于西洋音乐的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我国国情，结合教学实际，进行了大量的乐歌创作活动。既不用外国的歌曲，也不使用古典诗词，他在一九=O年出版的诗歌集的《自序》中写道：“到了民国三年，我在成都高等师范教音乐。坊间的唱歌集，都不能用，我学的呢？又是西洋文的，高等师范生是要预备教中小学校的，用原文固然不对，若是用些典故结晶体的诗来教，小孩子怎么懂呢？我自己便做了些白描的歌，拿来试一试，居然也受了大家的欢迎。”叶伯和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诗”和“歌”两类，他说：“没有制谱的和不能唱的在一起，暂且把它叫做诗。有了谱的，可以唱的在一起，叫做歌。”他创作了大量的学堂乐歌。这些歌曲中，有学校校歌，有一般的歌曲。歌词中除自己的诗歌外，也选用学生中写得较好的诗作。这些歌曲的曲谱，因年代久远已无处可寻了。所幸其中一些歌词由作者收录在《诗歌集》中仍保存了下来。如《插秧》一首：“几沟流水，数顷秧田;布谷声鸣树颠。无老无少，无女无男，没有一个得闲。出门采桑，归来饲蚕，才经过了三眠。有了穿的，要谋吃的，又来尽力插田。”从下面这首歌词《钟声》里，不难看出他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

在那自由空气之中，传播一种声浪。

他的发人猛省之音，充满了世界十方。

沉沉的睡狮，久鼾卧榻上。

这回是被他惊醒了，你看他的大力量。

除了创作大量学堂乐歌，他还为成都多所学校谱写校歌。这些歌曲，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启迪了学生的智慧，而且通过乐歌的传唱，使作者的民主、进步思想得以传播。历史学家穆济波在为叶伯和的《诗歌集》第一册一九二O年五月四日出版。穆济波在序中写道：“……我很想与叶伯和结个邻，当着那夕阳西下，晚烟纵横;或月明如水，凉风披襟的时候，静听那“Piano”（钢琴）“Violin”（小提琴）合奏的妙音，或是悠扬的笛声，幽咽的琴声，那时我早化作一个蝶儿，醉梦迷离的倩他们的声浪，扶着我到那超“人间世”的“无何有之乡”去了。”读了这一段描述，我们彷佛置身于七十多年前古老都市中的叶宅内，那丝管纷纷、乐音袅袅，和谐抒情令人陶醉的气氛中。

当时的中国，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的表演形式、记谱法、音乐理论陆续由学堂传授而逐渐扩及社会，成为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重要的开端。叶伯和创作的学堂乐歌，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有益于学生智慧的启迪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通过乐歌的传唱，作者的民主进步思想也进一步得以传播。他是四川第一个介绍和使用五线谱，第一个教授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讲授乐理、和声学等西洋音乐理论的音乐教育家。十年教学，造就了滇黔巴蜀数以千计的音乐专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潜心研究中国音乐，结合长期教学实践，辛勤耕耘，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这是我国第一部专业音乐通史，成为第一个编著和讲授音乐史的教授。这书中涉及各历史时期的音乐史料尽管不甚详备，论述不尽邃密，严格的说它是一部提纲式的论著;但在长期处于旧文化的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传播不久，西洋音乐及其理论则刚开始随着学堂乐歌的普遍传唱而得以初步介绍，叶伯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写出了这部具有开创性价值的音乐史专著，为音乐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很可贵的。

史稿分上、下两卷。上卷于1922年由成都昌福公司印刷出版，与此同时，北京《益世报》亦加以连载。下卷全文于1929年在成都《新四川日刊》副刊上登载。书中将中国音乐史划分为四个时代：一、发明时代：黄帝以前;二、进化时代：黄帝至周;三变迁时代：秦汉至唐;四融合时代：宋元至现代。这样的分期是有相当学术见地，是符合历史进化论观点的。

作者在《自序》中，对撰写这本书的动机作了说明：“阅《新教育》载LeonLahsburg所撰叙述中国古代音乐的论文，颇有不满意处，于是就引起我写这本册子的念头。”一九一九年三月，《新教育》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音乐之外论》的文章，作者中译名為兰士卜，文中对中国音乐颇多偏见，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也提出不少疑问。如文中说：“中国国人之为皇帝及国家牺牲者极少，与别国国民之对于本国土元首之诚意绝异，以此故，中国遂不能进步而有真正之国歌。”叶伯和读后激发了他撰写《中国音乐史》的热情和决心。叶伯和在该书《总序》中明确写道：“音乐史，是研究一般思想史、文明史的重要部分……所以编乐史，第一项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的确，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可以说，一部音乐史，是在中国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现出来的，而音乐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叶伯和正是通过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西洋音乐理论和西洋音乐史的学习和研究，结合多年来音乐史的教学实践，在这部著作中，初步采用了全面、相互、发展的研究音乐史的辩证方法，力求从多侧面来认识和考察他所强调的“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例如在音乐史上卷第二个时代“进化时代”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周代的音乐文化。作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到了周代，总算是进化的。这时候哲学、文学、艺术渐渐发达，音乐也随着进步，并且这时候的历史，才有可信的记载了。所以我们读史到此、总该要留心考察他，为什么能发达的原因和发达后的现象，都应该知道的。”周代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过于殷、周之际。”叶伯和对这个时代发达的原因以及发达后的各种社会现象，作了一番仔细的研究，并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各种学术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去探索音乐文化历史的演变及其原因。在“当时音乐与政治”一节中，作者写到：“周礼说‘治其乐政，所以周公为政，首先制礼作乐设了许多乐官……后来一朝一代，也有许多的乐官，都是由这样传下来的。这种办法，虽然不是正当的，但是周代的音乐，因此便收了一点效果。”在第二节中谈到音乐与教育的关系，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作者首先讲道：“古代音乐这科，在教育上也很重要……到了周代无论贵族平民，都是要学的。”接着引证了《周礼》《札记》中有关音乐的记载，最后说：“总以上的引证来看，可知当时音乐，在教育上很重要，所以才能使他发达，并且周代的音乐，能胜过前代，都是教育上的结果。”可见作者极为重视一个时代文化教育的发达对音乐的进步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与音乐文化息息相关的各种艺术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对音乐发展的历史进行综合探讨，提要地展现了我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

“我们现在要把从前的一切旧观念都打消，再用一副哲学的、科学的新眼光来观察它、审定它，要从这样取的，才算得音乐史。”这本音乐史学专著，注重民族大众的音乐文化，强调音乐对时代精神的密切关注，重视历代民间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全书始终贯穿着作者的唯物观和民主进步的思想主张。

三

“五四”运动时期，叶伯和与同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一道，以勇猛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封建文化挑战，在当时四川新文化运动中撒下了新诗的种子，起到了先驱的作用。这个时期，叶伯和创作了大量的白话体新诗、散文、小说。其中出版三期诗歌专集，由穆济波、曾孝谷分别作序，作者作自序、再序、共收诗歌84首。后将三期汇集成一册，名为《叶伯和著的诗歌集》，于1920年5月由上海华东印刷所出版，全国发行，又于1922年5月再版。

1922年2月，在由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上，叶伯和也曾发表诗作，作为传播新诗的阵地。

1923年，诗歌《心乐篇》、小说《一个农夫的话》，分别发表在北京文学研究会的丛刊《诗》和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上。

1924年，《伯和诗草》《叶伯和著述丛稿》在成都相继问世。共辑诗歌62首，小说4篇，诗歌《心乐篇》二十四首、《小笙》十六首、《扁舟集》十七首，并附录郭沫若、康白清、叶绍钧、王怡庵等人对《心乐篇》的评述和叶伯和受业门人撰写的《叶伯和先生传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创作总目类里有诗歌别集《伯和诗草》。

“五四”运动高潮时，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于1919年7月创办了《星期日》周报。叶伯和在上面发表了新诗《30年前做的事》《二弟》等。

在成都以宣传妇女解放而独树一帜的文艺性刊物《直觉》上，叶伯和也曾发表关于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新诗，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中国妇女深表同情，这在成都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朋友、学生纷纷前来索稿，很多人还拿着自己做的诗歌，亲自登门向他请教。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文学研究社团。1922年叶伯和在成都组织了四川第一个文学社团一一草堂文学研究会，并自费主编该会会刊《草堂》。巴金的诗作和第一篇译文<旗号>即在此刊登。中国文坛巨匠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中说：“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像是草堂研究会（成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第四期后，便停顿了，次年一月又出版了草堂的后身《浣花》。”1923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读到《草堂》后，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读草堂》。此文在《草堂》第3期上刊登。文中谈到：“……年来出版界虽然不很热闹，切实而有活气的同人杂志尚有发刊，这是很喜欢的现象。近来看到四川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郭沫若当时在日本留学，读了来自家乡的《草堂》后，热情地向《草堂》诸友致函：“奉读《草堂》月刊第一期，甚欢慰……诸先生常与乡土亲近，且目击乡人痛苦，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召于邦人……久居海外，时念故乡，读诸先生诗文已足疗杀十年来的乡思……”

《草堂》还与全国各地新文化社团、刊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如北京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北京晨光社、广东《南风》、上海文学研究社、上海浅草社、北京《诗学半月刊》、燕京大学《燕大周刊》、云南《翠湖之夜》等。叶伯和为《草堂》创刊、撰稿、组稿直至发行，花费不少心血，对于当时文坛顽固派的嘲笑和攻击进行了有力的反击。1938年10月26日成者都《华西日报》副刊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成都文坛回忆记》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诗人叶伯和在成都撒下了新文学的种子，第一个文艺刊物——《草堂》，在成都出现了。自然，这一定是遭受过顽固的老夫子的嘲笑和毒骂，因为这种争执，在成都，新文艺竟涂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

民国以来，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加之天灾迭降，四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叶伯和在兵乱频仍、民怨沸腾之际，写出了大量揭露军阀暴行，同情苦难民众的作品。如小说《一个农夫的话》《舶来的爆竹》;诗歌《插秧》《战后的少城公园》《乡村的妇人》《做炭团的小孩》等。作者在《种稻歌》中，写道：“灼灼者花，青青者草。食稻者多，种稻者少。将军酒肉为林沼，小民终日难一饱。”在《三十自叙》中曾叹道：“骨肉相残终自杀，不重民权重私见。摧残教育无已时，根本摇摇国事危。”“民族奋斗终未已，安见强权胜公理，自将勇敢换和平，世界大同我心喜。”情真辞切，慷慨感人。

叶伯和的作品，无论小说、新诗或是学堂乐歌，都具感情真挚、语言质朴的特点，这些现实主义作品，融进了作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他对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尤为倾倒，他说，“觉得我自己做的诗，比以前不同些了，究竟是进步，还是退化？我不自知。泰戈尔是诗人兼音乐家，他的诗中，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我很愿意学他。”所以，当叶伯和受泰戈尔影响创作的文笔绮丽、意境清新、如歌似的《心乐篇》问世后，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叶圣陶、康白情、王怡庵等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函，对叶伯和的《心乐篇》给予高度评价。从《心乐篇》中，我们可以看出叶伯和对泰戈尔诗风的汲引之多，不能不说是入其堂奥，得其神髓的。

关于《心乐篇》，作者在序中说道：“郑樵说的‘诗者，人心之乐也，和近代文学家说的‘诗是心琴上弹出来的谐唱，实在是‘词异理同。我借着他这句话，把我的表现心灵和音节好点的诗写在一起，名为《心乐篇》。”《心乐篇》共收诗26首，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叶圣陶在致叶伯和的信中说：“读《心乐篇》与我以无量之欣快，境入陶醉，莫能称誉矣，蜀多诗人，今乃益信……”

王怡庵的信对《心乐篇》称赞不已，认为该作品“情绪既强而意境多趋于清新淡远…‘修辞又极秀丽，所以百读讨厌”。还特别提到在上海与郭沫若等人谈到叶伯和时，都对《心乐篇》由衷赞许。郭沫若在致朱仲英的信上也这样写道：“伯和先生的诗我喜欢《心樂篇》中诸作，足下所说他作诗的主义与泰戈尔差不多，我是很相信的。”

叶伯和在当时新文学运动中颇负盛名。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日本朝鲜籍诗人及音乐家咸警、号召“诗体大解放”的胡适之等，都与叶伯和通函并关心其著述。由此可见，叶伯和努力传播新文化的功绩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在音乐、新诗、白话文、社团组建等方面，皆为伯和先生敢于开风气之先，首创于四川乃至全国！新旧文化交替的碰撞时期，伯和先生在遥远的西南、闭塞的盆地，顶着旧文人的辱骂和社会舆论的讥讽，坚持在新文化事业中不懈地探索、传播。感受到先驱者在时代的变迁之中，是用怎样的新思想与新理念催生新时代，并坚定地推动着这个时代向前，在五四运动的前夕，率先举起新文化的大旗，奠定了先驱者的地位，并为之奋斗一生！伯和先生一生为此努力付出，创新精神尤为可贵，文化先驱的影响源远流长……

有人说，沙河老师之后，四川再无这般在文化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了，而沙河老师所延续的是巴金、李劫人、艾芜之后的文化。而巴金之前呢？我想大概应是先驱伯和了。再后，则是郭沫若（伯和先生比郭沫若年长三岁，并比他早六年留学日本）。这句话是否应为：四川近现代文化的延续是叶伯和、郭沫若、巴金、李劫人、艾芜……这大概是天府之国人才辈出的文化传承罢。

四

由于体弱多病，叶伯和于1924年春辞去高师教授职务。时值杨森督理四川军政，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创办一所市立通俗教育馆，特聘卢作孚任馆长，叶伯和任该馆音乐部主任。叶伯和应聘到职后“唯日孜孜，不敢逸豫”。筹备初期，培置房舍、设置演奏室及教室用具、购置中西乐器、组织音乐队、聘请中西乐专家等，都亲自一一顾及。有关音乐馆活动的组织安排，补习班师资的延请办法等，他都精细筹划，细致人微。 通俗教育馆在每年的重大节日里，如元旦、春节、国庆、中秋等，全馆开放，十分热闹，成为当时成都市辅导民众文化活动的唯一场所。当年国庆，“游人终日拥挤，夜10钟始散，为数至少达两万。国庆之第二日、第三日仍有新剧幻术武技各种表演，中西乐各种演奏，每日游人照所售门票计算，均达一万以上。”

音乐部开设的中西乐器和唱歌补习班，一年来成绩显著。如风琴组，男女生人数共计近200人。除钢琴、提琴、胡琴等器乐补习班外，还开设有专习英文歌的唱歌小组。为了使人们有欣赏音乐的机会，见识各种乐器，特约请在省内素有声望的热心者担任中西乐的演奏及曲目审查。这些人中有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制作者、物理学家张伯龙，留日归来的音乐家李微心，创办四川艺专的邹觉生，高师音乐科主任闵德新等。该馆音乐部的人事安排、活动设备、活动内容，均做到了尽可能的完善。它与现在的艺术馆、活动室相比较，也并不逊色。丰富多采的群众活动，在20年代的成都，可谓别开生面。

一年以后，正当音乐部组建趋于成熟，活动开展井然有序，各项计划正待深入实施之计，叶伯和家中突发事变。当时，叶伯和的父亲叶大丰在南门指挥街开业作律师，与北门律师李华峰（巴金的叔父）同享盛名，在民间素有“南北两峰”之誉。1925年，军阀部队攻占成都后，为勒索叶家钱财，借故开罪于叶大丰，并将其绑架关押。叶家倾家荡产凑足10万银元，才将其赎回。之后，叶大丰躲避至重庆，仍作律师。后因身染痢疾，于1927年6月25日去世，年仅55岁。

家中横遭灾祸，父亲被迫出走，病故他乡，这对叶伯和全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1925年以后叶伯和便辞去音乐部主任一职，闭门索居，课子养病，整理著述。但对音乐部的工作仍依然时时关注。

1928年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逝世百周年，当年12月6日又是贝多芬生辰，在叶伯和的倡议、指导下，成都音乐界人士于12月16日午后一时，在成都青年会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贝多芬、舒伯特纪念音乐会”，节目有合唱、齐唱、独唱、重唱、小提琴独奏、钢琴独奏等。在20世纪末期的成都，低级庸俗的流行歌舞曲随着外国影片的大量流入而风行的时候，能举办这样的音乐活动，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

叶伯和毕生献身于音乐事业。尽管身体状况欠佳，家境突变，但他仍怀着在成都组织一个西洋乐社的愿望。1932年，长女叶胜男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归来，在四川艺专任教，这时由叶伯和发起，叶胜男邀集艺专师生与成都音乐界若干人士组成了成都海灯乐社。因为他们常演奏奥地利音乐家海顿的作品，就以谐音而其命名为“海灯”。每到周末，他们便聚集在叶家排练合奏，由叶伯和临场亲作指导。这是成都第一个介绍西方音乐的乐社，这个自发组织的民间乐社，在当时为宣传、介绍西洋音乐大师及其作品，普及西洋乐器和知识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乐社的活动，除每周作合奏练习外，还经常到一些大中学校演出，也为一些隆重的纪念日演出。成都市文化界在川大舉行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追悼王光祈逝世周年等，乐社都举行演出活动。1937年抗战开始后，乐社为前方募集寒衣，为抗战募集购买飞机款而多次举行义演。抗战第二年，城市居民开始疏散乡下，乐社成员也随单位或学校散居农村，各自东西，海灯乐社的活动遂告结束。

自《中国音乐史》出版发行后，叶伯和并不满意这部著作，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不断地进行资料搜集和研究。在乡间居住的几年中，叶伯和将下卷内容充实后，重新整理、撰写，完稿时由其弟叶季戎亲自手抄一遍。然而他的这些手稿及抄本，因多次搬迁，不慎被后人遗失，实为一大憾事。

叶伯和生于清末，留学归来正值民初动乱年代，而四处内战绵绵不断，直至抗战前夕。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时代，一个曾经满腔热忱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终因环境及思想的局限，长期陷入苦闷压抑、忧患困顿之中。移居乡下期间，妻子廖赞和不幸于1941年10月病故，次年9月，89岁高龄的祖父叶屏藩也病逝乡下。

抗战胜利后，叶氏全家迁入城内。身体赢弱的叶伯和，中年丧妻，备感孤寂。不久，城内住宅失盗，乡下住房又遭火灾，只身多病的叶伯和，遭此意外不幸，精神极度抑郁，又感国事日非，忧怀难释，遂觉毫无生气，顿生自戕之念，竞于1945年11月6日深夜投井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