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旺

京津地區，元代隸腹裏大都路。太祖十年(乙亥，1215)，初爲燕京路。至元元年(1264)，改中都。大都城的建設始於至元四年(1267)。至元九年(1272)，改大都。至元二十一年(1284)置大都路總管府，除左右警巡院外，還包括大興、宛平、良鄉、永清、寶坻、昌平等六縣，涿州、霸州、通州、薊州、漷州、順州、檀州、東安州、固安州、龍慶州等十州(1)《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中華書局，1976年，1347—1349頁。。除永清、涿州、霸州、固安州今屬河北省外，其餘州縣今都屬京津地區。因此京津冀地區在元代有着密切的聯繫。

元大都是當時享譽世界的國際大都市，而以大都爲中心的京津地區，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蒙古貴族爲主體統治者所建立的大元都城，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對大都百餘年的經營對元以後中國歷史的走向産生了重要影響。其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也輻射到周圍的大都路所轄地域，從而使大都路呈現出一時繁盛景象。大量存留的碑石，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現出當時大都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風貌。

一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城市建設的發展，元大都地區富有當時重要信息的石刻保護面臨着嚴重的問題。雖然近年來陸續有若干元代碑刻出土，但總體而言，元大都書寫當時文化見證的碑刻正在遭受時間和空間的嚴重挑戰。

北京地區石刻遺存宏富，很早就引起人們的關注。《析津志輯佚》《順天府志》《日下舊聞考》《帝京景物略》等都著録了多種北京地區的元代石刻文獻。其各區縣方誌更是元代碑刻信息資料的重要來源。近些年來，《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誌拓片》《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北京元代史跡圖志》《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所藏石刻拓片編目提要》《新日下訪碑録(三卷)》(2)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編著《新日下訪碑録(房山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新日下訪碑録(石景山卷、門頭溝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新日下訪碑録(大興卷、通州卷、順義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等相關書籍的陸續出版，從不同層面收録了北京地區的元代碑刻，使人們對北京地區的元代碑刻有了直觀的認識。然衆多成果或局限於一地一機構所庋藏，或僅限於墓誌等專類，或爲歷代碑刻彙編，元代碑刻相對比重較少。即使目前收録元代碑刻最全的《北京元代史跡圖誌》(3)齊心主編《北京元代史跡圖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雖然具有照片、説明、拓片、録文等信息，但仍有待進一步充實和完善，碑刻釋録也需釐正。天津地區的元代碑刻數量較少，且多集中於薊州區，目前除《盤山誌》(4)吴夢麟、劉衛東校點《盤山誌》，中國書店，1997年。有所記載外，尚未見有總體考察天津地區元代碑刻的論著。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京津地區所存的元代石刻約290餘通(件)，收藏地點多元，其保存的狀況也不盡相同。《元代北方碑刻匯録(京津卷)》收録元代碑刻149通(件)，其中北京地區146通，天津地區3通。北京地區元代碑刻中，漢文碑刻142通，民族文字碑刻4通。目前來看，由於元代石刻遺存的多元歸屬和時代變遷，使蒐集這一地區元代碑刻增添了很多困難。這次元代碑刻雖未能够收集齊全，但已是我們能力所及做到的最好結果。

京津地區元代碑刻的地理分佈比較集中。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在《北京元代史跡圖誌·概説》中指出“北京地區元代遺阯遺跡的分佈以房山、門頭溝、西城、密雲四個地區最多”，“其次爲東城、昌平、通州”，“再次爲順義、延慶、宣武、海淀”，“大興、朝陽、石景山、懷柔、崇文、平谷最少”，“豐台區在這次調查中没有發現元代遺跡”(5)齊心主編《北京元代史跡圖誌》，1頁。。僅就本卷所收録的149通碑刻的出土地看，北京地區元代碑刻以佛寺衆多的房山最多，西城、東城次之，昌平、門頭溝等地又次之，密雲、順義、海淀、朝陽、石景山、平谷、大興、通州等區縣較少，豐台、延慶、懷柔等區縣元代碑刻未收録。天津地區的元代碑刻數目較少，目前尚未有學術成果對天津地區元代碑刻進行統計。筆者曾查詢了很多信息，據不完全統計，天津元代碑刻約爲10餘件。就本卷收録的3件天津地區的元代碑刻來看，其主要分佈在薊州區。

京津地區的元代碑刻種類繁多，根據碑刻性質，主要可分爲碑記、墓碑、題記、經幢和石經等，是京津地區元代遺存的第一手資料。據其内容分類，又可以分爲宗教碑刻、墓碑(墓誌、神道碑、先塋碑、墓碑等)、碑記、題記等。本卷所收録的宗教碑刻80餘通(件)，約佔本卷所收録碑刻的54%；内容繁多的墓碑30餘件，約佔20%；碑記20餘件，約佔14%。宗教碑刻中，佛教碑刻更是佔有較大等比重。此外，還有題記若干。

就其碑刻内容而言，宗教碑刻佔有相當大比例，佛教碑刻更是其中之大宗。現今所存的大量宗教碑刻成爲記録當時宗教發展狀況的重要載體。由於元代統治者奉行宗教兼容並蓄的政策，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多種宗教並行，從而迎來了宗教發展的活躍期。元代漢傳佛教繼承遼金遺緒，大都地區佛教寺院約200所以上，有所謂“京師佛寺自來甲天下”之稱。其中遼金及更早時期建造的佛寺“舊刹”佔有很大比重，而所建新寺也爲數不少(6)陳高華《元代大都的“舊刹”》，《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15—328頁；陳高華《元代新建佛寺略論》，《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1輯，31—65頁。。雲居寺、潭柘寺、法源寺、靈嶽寺、瑞雲寺、戒臺寺以及薊縣盤山少林寺等寺院所存的佛教碑刻，特别是西堂海雲等大量僧人塔銘，對我們瞭解金元時期漢傳佛教的法脈和歷史演進十分珍貴。東嶽廟所存張留孫碑、燕家台通仙觀碑，以及新修白雲觀碑、霞峰觀碑、福壽興元觀記等等碑刻，爲我們展示了元代玄教、真大道教、全真道教等道教宗派的發展狀況。創建帝師殿記、牛街清真寺内的篩海碑、房山區的十字寺碑，居庸關雲臺等則展現了元代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各種宗教的樣貌，也展示出各種宗教在不斷衝突和碰撞中的發展歷程。一些碑刻還反映了當時佛道之間，甚至僧俗之間争奪廟産的生活面像，十分可貴。

北京地區的元代墓碑中有一批是在發掘東城區明城牆時發現的，主要是墳碑。價值較大的元代墓碑都是後期文物部門考古所得，其中包括耶律鑄及夫人奇渥温氏、張弘綱、鐵可、高信等的墓碑。《元故醫隱賈君阡表》《元故房山賈君墓碣銘并序》《元故儉齋賈先生墓碣銘》則記載了房山賈氏家族的發展脈絡。

京津地區所存碑記涉及内容廣泛。(一) 聖旨碑。其中有《元天開寺白話聖旨碑》《元崇國寺聖旨碑》等。(二) 題名記。其中有《元刑部題名第三記碑》《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至正丙午國子監公試題名記》《元進士題名碑》《元順州官吏士庶銜名碑》《元皇后臺衆都創建石碣銘記》等。(三) 廟學碑。其中有《元大都房山縣新建大成至聖文宣王廟碑》《元順州孔子廟神門記》《元孔子加號詔書碑》《元檀州重修夫子廟碑》《元重修廟學碑記》《大元房山縣重修文廟記》《元加封制辭碑》《元加封宣聖考妣敕詔》《元薊州重修宣聖廟學記》等。(四) 祠廟碑。其中有《元狄梁公祠堂記》《元義勇武安王碑》《元漢義勇武安王祠記》《元重建帝舜廟碑》《元龍王祠題名碑》《元重修昭惠靈顯真君廟碑》《元重修顯靈王廟之記》《元大都房山縣大安山創建黑龍潭廟記》《元昭惠靈顯真君之位碑》等。(五) 功德碑。其中有《元曹宣徽善行記》《元同知都漕運司事趙公去思碑》等。(六) 紀事碑。其中有《元敕建大都路總治碑》《元昌平縣創建石橋之記》等。

二

大都是元政權的都城，當時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京津地區留存的碑刻(或拓片)也較多地反映了當時政治、社會、文化的諸多面像。平谷的皇恩特賜聖旨碑、法源寺所存蛇兒年聖旨碑、房山雲居寺聖旨碑、崇國寺劄子碑、大延洪寺栗園碑等諸多元代公文碑刻爲我們瞭解元代的公文體式提供了實物證據。刑部題名第三記碑可以使我們瞭解元代刑部以及元末刑部官員任職的情況。孔子加號碑、加封四子碑以及多通進士題名碑對於我們瞭解元代的文化政策和科舉制度有着重要的價值。都漕運使司同知趙公去思碑記載了趙温任職京畿都漕運使司的事跡，爲我們考察元代京畿都漕運使司和倉儲等漕運問題提供了直接的證據。順州孔子廟神門記、官吏士庶銜名碑、曹宣徽善行記等石刻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元代順州教育和文化的資料。高公神道碑、系列張公墓碑、系列賈氏家族的墓碑、焦公墓碑等對探討元代大都地區家族有重要價值，而高公神道碑對探討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價值最大(7)馬曉林、求芝蓉《元代異樣局、御用織物與中外交流——以新出土石刻〈高信神道碑〉爲中心》，《西域文史》第十一輯，科學出版社，2017年。。狄梁公祠記、義勇武安王碑等則凸顯出當時大都百姓的民間信仰。一些題名碑對我們考察元代大都路的基層管理組織大有裨益。民族文字碑刻的存在無疑對研究當時的民族文字有重要價值。

元代京津地區地碑刻對我們探究元大都地區的社會生活有着重要的補史作用和校勘價值。今略舉例，可窺見其價值之一斑。

(一) 碑刻的補史價值： 崇國寺，即今護國寺，建於元代，有南北二崇國寺之分，其中北崇國寺“皇慶修之，延祐修之，至正又修之”。《帝京景物略》云北崇國寺明代時有“元遺碑三，斷碑一。至正十一年重修崇國寺碑其一，沙門雪磵法楨撰；至正十四年皇帝敕諭碑其一，學中國字而手未忘乎筆，波畫弱硬，其排置甚難也，譯爲中國語而舌未伸於齒，期期支支，笑且讀之；皇慶元年崇教大師演公碑其一，趙孟頫撰並書也。斷碑者，斷爲七，環鐵束而立之，至正二十四年隆安選公傳戒碑，危素撰並書也”(8)(明)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孫小力校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1頁。。也就是説，當時有四通元碑，分别是《大元重修崇國寺碑》《元崇國寺聖旨碑》《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銘并序》和《大元敕賜傳戒壇主空明圓澄澄慧國師隆安選公碑》。《元代文化史》利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存拓片《大元敕賜大崇國寺壇主空明圓證大法師隆安選公特賜澄慧國師傳戒碑有序》《皇元大都崇國寺重新修建碑》《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銘》對屬於律宗的崇國寺法脈進行了研究(9)陳高華、張帆、劉曉《元代文化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67—69頁。。京津卷所收録的崇國寺碑刻中，除以上四通碑外，還收録有《元清慧寂照志公大師塔銘》《元崇國寺劄付、執照并地産圖》《元特賜佛性圓融崇教大師壽塔記》《元崇國寺退隱僧塔銘》《元轉長生藏經記》《元崇國寺□□禪師塔銘》等，對於研究崇國寺的法脈和演進史有着重要的價值。《大元重修崇國寺碑》碑陰載有《祖師隆安傳嗣之圖》，述南北崇國寺之法脈，包括嗣法和祝髮小師，其中南崇國寺自第四代定演至第十六代妙明慧辨大師堯峰裕公，北崇國寺自定演始至第十代性海融通妙辯大師雲峰菩公。可以看出定演是南北崇國寺發展的重要人物。他是南崇國寺的第四代住持，又是北崇國寺的開山鼻祖。據現有碑刻，南崇國寺曾在至元二十二年時將遵化般若院等“元繫先生佔住二百三十七處數内寺院”，後爲崇國寺下院。崇國寺下院的分佈範圍較廣，包括大都在城的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州龍雲寺、遵化般若院等多所。其中南崇國寺的常住莊田則分佈於大都在城、宛平、香河、寶坻等地，均屬大都路範圍。北崇國寺的常住莊田則分佈在大都在城、遵化縣、昌平縣、保定路易縣等地，超出了大都路的範圍。

(二) 碑刻因其原始性而具有校勘價值。然其不僅限於個别字詞的校勘，而對於認識碑刻背後的隱情有所幫助。如記載房山賈氏事蹟的《元故房山賈君墓碣銘并序》與《滋溪文稿》中的《房山賈君墓碣銘》(10)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一九《房山賈君墓碣銘》，陳高華、孟繁清點校，中華書局，1997年，319— 320頁。有細微區别。這通碑刻的立石時間當爲後至元三年二月。《元故房山賈君墓碣銘并序》云墓主賈和夫人田氏：“君卒時，田氏年二十餘，誓不他適，屏去簪珥，遂着女道士服，深居不出凡五十年，族人時遺蔬米以飲食之。天曆元年二月卒，年八十一。”而《滋溪文稿》中的《房山賈君墓碣銘》則云田氏“深居不出凡四十年”，“天曆元年二月卒，年七十一”。時間相差十年，當是家屬刻碑立石時改正。此外，《元故儉齋賈先生墓碣銘》(本文簡稱《賈君墓碣銘》)，蘇天爵《滋溪文稿》作《處士賈君墓表》(11)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一九《處士賈君墓表》，320—322頁。。由於元碑拓有闕，《滋溪文稿》可補《賈君墓碣銘》之闕字。然《處士賈君墓表》稱“燕南廉訪使趙公以君才可教胄子”，其中“趙公晟”，《賈君墓碣銘》作“趙公晸”。《處士賈君墓表》：“葬抱玉鄉栗原先兆”，而《賈君墓碣銘》作“抱玉里”。除此之外，元代碑刻的内容與文集中的内容尚有一些不同。仍以《賈君墓碣銘》和《處士賈君墓表》爲例。《賈君墓碣銘》云其子嗣：“次即彜也，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從仕郎、保定容城縣尹。女適焦仲平、張世傑、趙大本、劉。孫男昭、勗、溥、臨、履、晉、隨、豐、豫。孫女適王彦、張欽、焦子謙、劉清、焦椿，餘尚幼。”《處士賈君墓表》則作“次即彜也，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女適焦仲平、張世傑、趙大本、劉某。孫男某。”兩相比較，可以看出碑刻《賈君墓碣銘》顯然是脱胎於《處士賈君墓表》，但碑刻刊刻之時，賈彜已經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爲從仕郎、保定容城縣尹，所以其官稱也有所不同。而刊刻時在《處士賈君墓表》的基礎上增加了孫男和孫女的情況。

又如趙孟頫所撰並書丹的《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圖融崇教大師演公碑銘并序》，《松雪齋文集》卷九作《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12)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九《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四部叢刊》本。，其中“佛性圓融崇教大師”作“佛性圓明大師”。元碑云：“至元廿四年，别賜地大都，乃占門人叶力興建，化塊礫爲寶坊，幻篙萊爲金界，作大殿以像三聖，樹高閣以庋藏經，丈室廊廡、齊廚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國有南北寺焉。時昊天宿德雄辯大師授以道宗刺血金書戒本。”而《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作“至成宗時，别賜地於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昊天寺戒壇。宿德號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元碑云：“師自涖講席，數蒙聖恩，嘗賜白玉觀音菩薩像以彰殊渥。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旨以護其法。臨終之日中夜，具湯沐，浄髮，與門人别，怡然長往。舊制： 近郭禁火化。師卒以聞。時上在春宫，特旨有司賻喪，令於城西南浄土院茶毗，異常人也。道俗哀慕，執佛者千衆。既舉火，靈光四達，獲舍利數百粒。翌日，葬魯郭之野，起支提焉。壽七十四，臘僅五十。度弟子百余人，嗣法者幾三十人。惟師戎行嚴潔，如浄琉璃。生死之際，究竟解脱，凡爾四衆，亦又何悲？”然《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云：“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人。師未卒時，其大弟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爲師建塔。至是，奉之以葬焉。壽七十三，臘三十有五。師自蒞講席，數蒙聖恩，嘗賜白玉觀世音像。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懿旨以護其法。”由此可知，趙孟頫所撰崇國寺演公塔最初或由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建塔，然最終碑刻居然删掉了義敬的名字，文字順序也有所調整。

本卷爲更忠實於碑刻的原有信息，所有碑刻的定名都採用其中的現有題額，有額者因其簡便而采其額，次取其碑題。這樣碑刻的定名與此前文物書籍中碑刻的定名略有不同。此外，元人文集和京津地區的歷代方志中收録了部分碑刻。其中有些僅列碑目，爲我們提供了衆多有關碑刻的信息。還收録有碑刻全文或部分文字，爲我們釋讀碑刻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我們擇善而從之。然其中所録碑刻録文皆源於碑文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人爲釋録的錯誤。如何利用方誌和元人文集中的相關文字，則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