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聞

大弘道觀是唐代洛陽最重要的官立道觀之一，位於洛陽宫城之南定鼎門街東第一街由南往北第五坊的修文坊。它不僅規模巨大，獨佔一坊之地，而且自永隆元年(680)八月由太子李哲(即後來的中宗李顯)舊第改立爲道觀之後，它就在武周至玄宗時期洛陽的政治、宗教舞臺上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2013年，筆者曾利用傳世文獻與新出碑誌，對大弘道觀的建立及發展歷程做了初步梳理(1)雷聞《唐洛陽大弘道觀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34—1248頁。。最近，筆者又有緣在網上購得一份《中都大弘道觀主上清大洞劉尊師玄臺銘》(以下簡稱作《劉敬銓墓誌》)拓片(圖1)，無誌蓋，據稱原石係考古發掘所得，今藏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此誌高41.5釐米，寬40釐米，正書，24行，每行滿格24字。誌主劉敬銓活躍於開、天年間，去世於“安史之亂”中，爲我們認識大弘道觀補充了寶貴的新資料，本文僅對其中涉及的幾個問題略作疏證。先録文如下：

中都大弘道觀主上清大洞劉尊師玄臺銘并序

弟子彭通玄撰文并書

尊師姓劉，法諱敬銓，河南府澠池人也。劉氏之先，帝王苗裔，大/則君臨萬國，小則鼎據一方。霸業雄圖，編諸史策，公侯卿相，何/代無人！高祖叔真，晉宜陽侯；曾祖郭長，隨朝伊闕縣令；祖仁則，/唐彭州長史。父智才，别敕授左衛執戟，率性閑雅，惡處喧里，位/不顯身，捨官不仕。尊師即第二子也。猗夫賢哲胤嗣，習氣相傳，/爰自幼沖，邈焉有異，風儀殊俗，骨相應真，天假聰明，博聞强識。/神龍元年，始十四矣，以經業精通，妙選入道，至於凝心虚極，運/思杳冥，密叩玄關，陰修德行。外揚波而混物，内積善以累功。雖/比肩而遊，同器而食，莫能知之矣。以開元十一年三月二日，詣/此觀内供奉王尊師授洞玄法，潔齋千日之外，醮籙八會之辰，/企望仙階，若瞻雲漢。又詣本師進上清大洞法，法既圓備，道亦/崇高，入静登壇，畢究能事。道門使蕭玄裕特加激賞，補爲威儀。/居無何，徒衆推美，舉充上座。不踰數載，又遷觀主。凡三歷仙職，/一變紀綱，和人之冤，息人之訟，俾上下清肅，咸言繄賴，不可得/而稱也。尊師仁慈救物，撫養孤遺，謀而必成，積而便散，利如長/劍，聲若鴻鐘。雖奄然遘疾，神色不變。彌留燕寢，七日而化。時歲/在丁酉，春秋六十有九，以四月廿日葬於鼎郊南龍門鄉之平/原，禮也。嗚嘑！旻天伐善，奪我 師尊，涕泗無從，攀號罔及，猶/子前左武衛司戈庭秀擊心隕血，痛貫幽明，罄竭家産之資，以/具送終之禮。式刊貞石，以記玄臺，銘曰： 法門重寶，仙職英才。乘/化長往，無時再來。門人感愴，猶子增哀。號慕罔及，心傷氣摧。辭洞/房於白日，謝真侣於玄臺。雖傳芳於貞石，曆萬祀兮誰開！

一、 “中都”解

誌題“中都大弘道觀主上清大洞劉尊師玄臺銘”中的“中都”，需稍作解釋。洛陽在唐代有東都、河南府、東京等不同名稱，惟《唐會要》卷六八《河南尹》條記載：“元年建卯月，改爲中都。”(2)《唐會要》卷六八《河南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407頁。案肅宗在上元二年(761)九月下詔去年號，僅稱“元年”(3)關於此舉的政治意涵，參看孫英剛《無年號與改正朔： 安史之亂中肅宗重塑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係》，《人文雜誌》2013年第2期，65—76頁。，據此則洛陽似乎曾在此年改稱“中都”，但這條記載顯然是有問題的。同書同卷《河中府》條記載：“開元九年正月八日，改爲河中府，號中都 ，以姜師度爲尹。六月三日，停中都，卻爲州。乾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改爲河中府，以蕭華爲尹。元年建卯月一日，號爲中都。元和三年三月，復爲河中府。”(4)《唐會要》卷六八《河中府》，1410頁。然則開元九年(721)正月至六月，蒲州曾短暫改號“中都”，而“元年建卯月一日，號爲中都”的記載，則明顯與“河南尹”條的記載相矛盾。肅宗時曾數次改易京、都體系，先後建立了“五京”“五都”體制，如《資治通鑑》記載：“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5)《資治通鑑》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條，中華書局，1956年，7119頁。這是肅宗寶應元年(762)之事，其關鍵是肅宗爲消解與玄宗關係密切的成都的地位，而改以江陵爲南都(6)關於肅宗朝改易京、都體系的政治背景，參看張達志《唐肅宗改立“五都”與“三府”州縣置廢探微》，《學術月刊》2015年第1期，153—159頁。另參齊子通《孝道與悖逆之間： 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期，205—222頁。。關於蒲州的“中都”之號，可能還有討論的餘地(7)張達志前引文發現了《舊唐書·地理志》蒲州“元年建卯月，又爲中都；元和三年，復爲河中府”的記載，但認爲它是孤證，“與其他史料均不相合，頗爲費解”(157頁)，但他未注意到前引《唐會要》卷六八《河中府》的記載，與《舊唐書》的記載完全一致，且置、廢的時間甚至具體到月日，顯然是有根據的。關於蒲州的“中都”地位，可能還需再斟酌。，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知，唐王朝從來不曾將洛陽稱爲“中都”。那麽，《劉敬銓墓誌》誌題中的“中都”，很可能來自大燕政權。

事實上，毛陽光先生早就根據聖武二年四月二十日的《大燕故尚輦奉御樂安任府君墓誌銘》“因官中都河南府”、同年七月的《燕故萊州司倉參軍李府君(萬)墓誌銘》誌主終於“中都從善里”的記載，指出安禄山稱帝時，洛陽已改稱“中都”(8)毛陽光《隋唐洛陽——隋唐時代絲綢之路起點》，三秦出版社，2015年，35頁。。在他稍後刊佈的沙門靈所撰《大燕故司膳卿阿史那公(明義之)墓誌銘》中，也有“以大燕聖武二年八月遘疾，越八日，薨於中都尊賢里之私第”的記載(9)毛陽光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202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406—407頁。，可見安禄山政權的確已將洛陽改爲“中都”，這與《安禄山事蹟》中安氏“以范陽爲東都”(10)姚汝能《安禄山事蹟》卷下，曾貽芬點校，收入《開元天寶遺事·安禄山事蹟》，中華書局，2006年，102頁。的記載也可相互印證。

不過，雖然誌題稱“中都”而非“東都”，但並不表明主持葬事者對安禄山政權的認同。《劉敬銓墓誌》稱：“時歲在丁酉，春秋六十有九，以四月廿日葬於鼎郊南龍門鄉之平原，禮也。”案丁酉歲，即肅宗至德二載(757)，四月洛陽城尚在叛軍之手，安禄山在756年攻陷洛陽之後，建立大燕政權，改年號爲“聖武”。直到至德二載十月，唐軍纔收復洛陽，這已經是劉敬銓去世的半年之後了。劉氏的葬事由弟子彭通玄與侄子劉庭秀操辦，前者撰寫墓誌，後者竭財送終。仇鹿鳴先生曾指出：“自從漢武帝創制年號已來，建元與改元便成爲構築王朝正統的重要一環，是帝王受命繼統的標誌之一，而干支紀年這一古老的方式漸演變爲拒絶承認現政權合法性但又不願公開反抗士人所運用‘弱者的武器’，生出了褒貶的藴意。”(11)仇鹿鳴《墓誌書寫與葬事安排——安史亂中的政治與社會一瞥》，原刊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此據氏著《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95頁。《劉敬銓墓誌》以干支而非年號紀年，應該也顯示了彭通玄、劉庭秀等人對安禄山政權的某種不合作態度，這或許也代表了劉敬銓本人的意願。而且，誌題未標國號，當是不願用“大燕”，但又不敢公然使用“大唐”，於是採取了不書國號的處理方式。

二、 關於“王尊師”的推論

劉敬銓終於至德二載(757)，時年六十九，然則他生於武則天永昌元年(689)。據墓誌記載，他是“河南府澠池人”，算是洛陽本地人，其父祖在隋唐擔任低級官吏。誌載其“神龍元年(705)，始十四矣，以經業精通，妙選入道”，不過依其生年計算，神龍元年入道的年紀當爲十五歲。墓誌没有載明其入道的因緣及出家的道觀，從上下文來看，他可能就是在大弘道觀出家的。如所周知，“神龍政變”之後，中宗復興唐室，詔天下諸州各立寺觀紀念，初以“中興”爲名(12)參看拙撰《唐兩京龍興觀略考》，《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38—159頁。。現在看來，當時爲了紀念此事，其他宫觀也可能曾新度人入道，劉敬銓或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進入弘道觀的。

如所周知，唐代道教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傳授經籙的體系，入道之後均需隨師學習不同的經戒，以取得相應的法簶與法位。劉仲宇先生認爲，唐代法簶雖然有七等，但最基本的還是正一、洞神、靈寶及上清四大法簶(13)劉仲宇《道教授籙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93—94頁。。《劉敬銓墓誌》記載其受籙過程：“以開元十一年(723)三月二日，詣此觀内供奉王尊師授洞玄法，潔齋千日之外，醮籙八會之辰，企望仙階，若瞻雲漢。又詣本師進上清大洞法，法既圓備，道亦崇高，入静登壇，畢究能事。”通常情況下，唐代道士入門是需要受“正一盟威籙”，接着受洞神籙即“三皇籙”，不過誌文並未提及，而直接記載兩次更高等級的受簶經歷： 一是所謂“洞玄法”，即受靈寶籙，誌文非常具體地記載了劉敬銓從王尊師受靈寶法的日期，很可能誌文撰者彭通玄親眼看到了其師的靈寶簶原件。二是隨王尊師受“上清大洞法”，在唐代的法簶體系中，上清經法屬於最高等級，故誌文稱其“法既圓備，道亦崇高”。可惜誌文並未記載這次受籙的具體時間，因此我們無法確知這兩次授籙儀式的間隔。

誌文稱劉敬銓“以開元十一年三月二日，詣此觀内供奉王尊師授洞玄法”。既稱“此觀”，無疑當指大弘道觀，因爲誌文並未提及其他道觀。據開元十五年(727)二月的《大唐大弘道觀故常法師(存)墓誌銘》記載：“屬則天昇中，度爲道士，住弘道觀。乃詣南嶽桓尊師受洞經秘要、三録五法，又詣西嶽王尊師，遷陽平治。至開元四年，擢授本觀監齋，兼任法師。”(14)録文見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081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09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122頁。誌文中常存法師的第一位老師“桓尊師”無疑是指大弘道觀觀主桓道彦(15)參見前引拙文《唐洛陽大弘道觀考》，1241—1243頁。，而其第二位老師“西嶽王尊師”，或與劉敬銓的授籙恩師爲同一人。可惜這兩方墓誌都没有明載其名諱，我們只能結合史籍略加推測。

案這位王尊師有“内供奉”的頭銜，顯然在當時頗有地位。張九齡曾撰《賀皇太子制碑狀》，文曰：

右： 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制王尊師碑文並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理絶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義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輒，宜留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抃躍之至！(16)熊飛《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五《賀皇太子制碑狀》，中華書局，2008年，793—794頁。

熊飛先生據文後玄宗御批“卿在左右，因以呈示”，認爲張九齡此狀當作於爲相期間，而此皇太子當指廢太子李瑛，故將此狀置於開元二十三年(735)(17)熊飛《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五《賀皇太子制碑狀》，794頁，注(1)。。文中的“王尊師”不詳其人，然能使皇太子撰碑文、壽王親書，則規格相當之高，應該是當時位望顯赫的兩京高道。而開元年間地位最爲尊崇的王姓大德，可能是來自巴蜀的王仙卿。

據天寶二年(743)大弘道觀法師蔡瑋所撰之《唐東京道門威儀使聖真玄元兩觀主清虚洞府靈都仙臺貞玄先生張尊師遺烈碑銘》云：

先生諱探玄，字體微，家世南陽，正一真人道陵師君之胄也。……開元初，補西京景龍觀大德，恩詔供奉，將授諫官。先生執心堅明，守道純固，固辭見許。十四年，朝廷增崇大聖祖玄元廟。祠庭有侐，密邇宫垣，擇賢才以時禋潔。天子精選黄褐，親垂紫書。先生與峨眉王仙卿、青城趙仙甫、漢中梁虚舟、齊國田仙寮等，允膺宸鑒。有司備禮，冠蓋紛迎，登邙山，俯河洛，飄飄明霞之外，窅窅凝玄之際，望者以爲神仙之會也。(18)録文見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136—137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5册，35頁。

可見，開元十年(722)因朝廷增修洛陽邙山上的玄元廟，從天下妙選高道如張探玄、田仙寮等人舉行齋醮儀式，并充任大德(19)田仙寮的墓誌藏於千唐誌齋博物館，誌文對此亦有記載：“國家肇開王跡，受神册於玄元。攻位山川，爰圖像設，閟宫何許，瞻洛偩邙。擇仙侣之疏明，奉祖廟之禋潔，以先生爲大德，實綱統之。”録文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開元532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522頁。録文斷句原略有誤，此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4册145頁圖版改。，俱可謂一時之選，而王仙卿亦在其列，他在洛陽道門的地位可見一斑。至遲到開元十八年，他已經來到長安，擔任了著名的東明觀觀主，並曾奉詔出使巴蜀(20)《青城山常道觀碑》右側，《道家金石略》，111頁。。

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知劉敬銓之師“王尊師”是否就是王仙卿，畢竟目前所見的文獻裏並無他隸籍弘道觀的明確記載，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張探玄遺烈碑》中，“峨眉”“齊國”等都只是標明這幾位高道的籍貫。王仙卿來自峨眉，可能早就來到洛陽，在大弘道觀居止，並在開元十年因其名望而被選調參加邙山玄元廟的盛會，數年之後，更成爲長安東明觀觀主。開元二十三年張九齡《賀皇太子制碑狀》中的“王尊師”，可能也是他。能拜這樣一位高道爲師，或許正是劉敬銓之後能在弘道觀“三歷仙職”的重要因緣之一。當然，這個推測還有待今後出土文獻的證實。

三、 道門威儀使蕭玄裕

《劉敬銓墓誌》又曰：“道門使蕭玄裕特加激賞，補爲威儀。居無何，徒衆推美，舉充上座。不踰數載，又遷觀主。凡三曆仙職，一變紀綱，和人之冤，息人之訟，俾上下清肅，咸言繄賴，不可得而稱也。”不難看出，在跟隨王尊師先後受靈寶、上清法簶之後，劉敬銓的道門素養有了長足進步：“法既圓備，道亦崇高，入静登壇，畢究能事。”這引起了天下道門威儀使蕭玄裕的注意，於是將其補爲大弘道觀威儀，後來他又相繼擔任本觀的上座與觀主。可惜誌文並未記載劉敬銓“三曆仙職”的具體時間，我們只能通過蕭玄裕的事蹟做一大致的推測。

據日本明治大學所藏的天寶十一載(752)的《東京大安國觀故觀主彭尊師(太和)誌銘》記載，誌主彭太和來自長沙，於開元二十三年(735)奉詔入東都，受到玄宗賞識，并奉敕正式入道成爲女冠。誌文隨後又載：“開廿七載首春，詣上清大洞法師蕭下，奉受天書玉字、靈寶五符真文、八景、内音之籙也。瑶壇相繼，遷受上清八籙、金虎、七元之秘。”(21)參看氣賀澤保規《新發現的彭尊師墓誌及其鎮墓石》，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4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69—80頁。據氣賀澤先生介紹，包括此誌在内的23件墓誌係2008年一位日本藏家寄藏於明治大學，它們在二戰之前購自以經營中國古代藝術品聞名的日本著名古董商山中商會。關於此誌的具體研究，參看王永平《一方流失海外的珍貴道教銘刻——唐代〈彭尊師墓誌銘〉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45—157頁。王永平先生推測誌文中的“上清大洞法師蕭”，即指“玄宗時著名道士道門威儀蕭元裕”(22)王永平前揭文，147頁。。應該説，這個推測是合理的。也就是説，開元二十七年時，作爲上清大洞法師的蕭玄裕先後爲年過六旬的女冠彭太和授靈寶、上清法簶，其道門地位不言而喻。

晚唐五代道教大師杜光庭在《道教靈驗記》中，也記載了蕭玄裕的一些事蹟：

上都昭成觀，明皇爲昭成太后所立，在頒政里，南通坊内，北臨安福門，街與金仙觀相對。觀有百尺老君像，在層閣之中，坐折三十尺。像設圖繢，皆吴道子、王仙喬、楊退之親跡。命天下道門使蕭邈字玄俗(裕)爲使以董之。閣上觚稜高八尺，兩廓簷霤去地三十餘尺，京師法宇，最爲宏麗，唯玄都觀殿可以亞焉。(23)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一《上都昭成觀驗》，收入羅争鳴《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中華書局，2013年，159—160頁。文中的“玄俗”當作“玄裕”，此書失校。

同書卷一四《玄宗昭成觀齋驗》載：

玄宗命天下道門使蘭陵蕭邈監造昭成觀。既畢，於觀爲昭成太后追福，修明真道場七日。至第二日，祥雲覆壇，天樂奏於殿上。夜有介金神兵三十餘人，立侍壇側，空中言曰：“孝德動天。”皆具以上聞，載其事於《蕭玄裕傳》及碑文中焉。(24)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一四《玄宗昭成觀齋驗》，收入羅争鳴《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292頁。

可見，蕭玄裕本名蕭邈，以字行。他身爲天下道門威儀使，曾奉玄宗之命負責監造長安的昭成觀，可惜杜光庭所説的“蕭玄裕傳”及宣揚昭成觀齋慶靈驗的“碑文”如今都已無從查考了。案《唐會要》載：“昭成觀 頒政坊。本楊士建(達)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爲母度太平公主爲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觀，尋移於大業坊。垂拱二年，遂改爲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爲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爲昭成皇后追福，改爲昭成觀。”(25)《唐會要》卷五〇《觀》，1027頁。然則崇福觀改名爲昭成觀是在開元二十七年，從杜光庭的記載來看，顯然當時不僅是觀名的改易，其建築規模也有巨大提升，負責改造工程與齋醮儀式的正是蕭玄裕。此外，在天寶元年(742)七月十五中元日樓觀臺所立的《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夢烈祖玄元皇帝靈應頌》文末的撰、書人之後，還有“敕檢校道門威儀昭成觀主道士蕭□裕”的題名(26)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133頁。，雖有闕字，但顯然就是蕭玄裕，他是以天下道門領袖的身份出現在碑上的。案樓觀立碑的背後推手是玉真公主，而杜光庭《青城山記》記載：“玉真公主，肅宗之姑也，築室丈人觀西，嘗詣天下道門使蕭邈字元(玄)裕受三洞秘法籙，遊謁五嶽，寓止山中。”(27)杜光庭《青城山記》，收入羅争鳴《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933頁。然則蕭氏也似曾爲玉真公主傳授法簶，不過尚未得到其他材料的證實(28)案玉真公主先拜長安太清觀主史崇玄爲師，在史氏因參與太平公主之亂被處死之後，又追認著名高道葉法善爲師，後來還一度隨上清宗師司馬承禎修道，但目前文獻中尚未發現玉真公主從蕭玄裕受籙的佐證。。另據杜氏《歷代崇道記》記載，開元二十九年(741)玄宗夢老君真容後，“遂差内使與道門威儀蕭玄裕於城西南尋訪”(29)杜光庭《歷代崇道記》，收入羅争鳴《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364—365頁。，隨着新出墓誌的發現，我們可知具體負責其事的是楊貴妃之師——景龍觀威儀田僓(30)田僓卒於天寶六載(747)，其墓誌是由“敕道門使翰林供奉興唐觀主撰”，我曾推測這位道門使或許正是蕭玄裕。參看拙撰《貴妃之師： 新出〈景龍觀威儀田僓墓誌〉所見盛唐道教》，《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1期，342頁。。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雖無法確定蕭玄裕擔任天下道門威儀使的具體時段，但至少可以肯定，從開元二十七年春至天寶元年七月他確在此任，且備受玄宗器重，對於兩京的道教事務有深度參與。而劉敬銓因受其賞識而被補爲大弘道觀威儀，可能也在此前後。

或許是因爲葬於“安史之亂”的非常時期，彭通玄爲其師所撰的墓誌比較簡略，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劉敬銓出生於洛陽當地一個普通的官宦人家，神龍元年出家於大弘道觀，開元十一年隨本觀王尊師(可能即王仙卿)受靈寶法簶，後來又從其受上清經法。隨着道門修養的提高，他引起天下道門威儀使蕭玄裕的注意，大約在開元末，他被補爲大弘道觀威儀，進而相繼昇任上座、觀主，直至“安史之亂”爆發。劉敬銓去世於唐軍第一次收復洛陽的半年之前，這使其墓誌的書寫比較特殊，誌題不書國號，但使用了叛軍的“中都”之稱；葬事亦以干支紀年，而不用年號。顯然，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即使是方外人士的葬禮，也得小心翼翼，畢竟大弘道觀是盛唐洛陽最具影響力的宫觀之一，有濃厚的唐王朝的官方色彩。事實上，“安史之亂”後，大弘道觀一蹶不振，不僅失去了盛唐時顯赫的政治地位，也幾乎没有什麽知名的高道於此棲止，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安史之亂”的破壞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説，劉敬銓是大弘道觀最後一位見證盛唐輝煌的觀主了。

附記： 本文寫作曾得到仇鹿鳴、孫齊、毛陽光等三位先生指正，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