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茹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引言

宋初士风承五代余绪萎靡颓废，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宋初诗文也延续五代浮靡绮艳的文风整体呈现出“气格摧弱,沦于鄙俚”[1]348之态。北宋立国后，在士风重建过程中，“忠义”作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精神，被统治者与觉醒的良知士人特别强调，并积极践行于儒学复兴的政治实践中，而忠义士风也在此过程中由星星之火渐成蓬勃发展之势。在宋初士风研究中，学界大多以主流士风为研究对象，而对深微要眇潜存发展的忠义士风及其影响下文学创作的研究稍显薄弱，本文拟就宋初忠义士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做全面深刻论述。

一、宋初忠义士风的发展

晚唐五代，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在污浊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土崩瓦解，士人苟且偷生，不能以名节自立。欧阳修对此感慨:“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2]355就清楚地说明了士人缺乏气节，苟且逢迎的处世现状。而宋太祖陈桥兵变的成功也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当时士人“享人之禄”的苟安心理，他的那句“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3]327即为显证。历史的演进存在惯性，宋初士风毋庸置疑地沿袭了五代消极颓靡风气。五代入宋的士人，或“虽有美才良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闾而效力于官事”；[4]445或“食天子之禄,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绶,徒吏卒，纵横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5]1661太宗时，“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6]621的不良现象随处可见；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7]4164的恶劣状况更使阶级矛盾剑拔弩张；且西夏、契丹国势日盛，宋朝立国前后，他们与赵宋王朝或对峙，或战争，始终威胁压迫着赵宋王朝；这种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迫使宋初统治者振兴儒学、矫俗救弊，而“忠义”作为历代政统的核心要义，在士风振兴的浪潮中被当权者及有识之士重新提起，使其由潜存发展之态渐成蔚然兴盛之势。

（一）统治者：褒奖忠义，推行重文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忠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想始终被统治者用以约束封建统治下的臣民，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在宋代，人们对“忠义”一词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如“夫忠者，臣下之高行；义者，制事以合宜”[8]9035，这是宋人对“忠义”的理解。而忠义士风是指士人鞠躬尽瘁爱国为民、赤诚无私、坚守道义的爱国精神与公正适宜为人处世的士君子风气，这种风气彰显了士人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和超迈高远的道德风尚，具有安邦治世的作用。

就宋初统治者来讲，当权者主要通过褒扬忠义之士，推行重文政策来挽救建国以来的颓靡士风。一方面，宋太祖立国后，便对易代之际的忠义之士大肆褒奖。《随隐漫录》载:“太祖自陈桥驿拥兵入觐,长入袛侯班，乔、陆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杀咸义不臣自缢,太祖亲至直舍叹曰:‘忠义孩儿,赐庙曰忠义,易班曰孩儿’。”[9]而对政敌韩通也是“赠韩通中书令,命以礼收葬。”[10]4适时，太祖兵变立国，社会秩序与政治根基都很脆弱，褒扬“忠义”虽然是其在非常时期安抚人心、稳定秩序、维护统治的政治手段，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忠义思想对安邦定国 的“定海神针”之用。另一方面，为整肃士风，统治者还实行了一系列重文政策，如重视教育，完善发展科举制等。这些重文政策蕴涵着儒家传统的政治价值理念，因为儒学始终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且“儒学精神的消长总是和王权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1]所以，要稳定国家根基、重振士风、力倡儒学是根本，而重文政策是复兴儒学直接有效的手段。其中，“重视教育，完善各级官学体制，扩大生员人数，并允许地方书院自由发展,”[12]289掀起了全民学习的热潮，“不仅提高了社会知识素质，而且提升了人们的道德素质，这对纠正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沦丧，重建社会伦理道德，具有重大作用。”[13]73在完善发展科举制方面，为选出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才，弥封和誊录之法的应用减少了人为偏私，促进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而提高及第士人的社会地位激发了文人的功名心与参政热情；增多科举取士人数，扩大录取范围，使有才干的贫寒士子成为维护政权稳定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真宗的那句：“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业，以副朕心”[14]5621是落到实处的。宋初重文政策的多方推行，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显扬，并为赵宋王朝培养了大量以经世致用为立身准则的忠义之士，振奋了社会风气，促进了忠义士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统治根基。

由以上可知，宋初统治者重文政策的推行，培养了大批合乎国家需要的新兴士人，为持重守旧的官僚机构注入了纯净且充满活力的新兴力量。宋太宗的那句“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15]49凸显了当权者对新兴政治力量的热切期望。当然，统治者如此重用文臣，是以其对新兴士大夫阶层的本质认识为前提的。这些通过科考选拔的新兴士人大多出身寒微，没有强大的世家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关系，对封建君主来讲这是一股难能可贵且十分具有“安全感”的统治力量。而这些在重文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新兴士人，他们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在科考历程中尊儒重德意识的蕴养，使其在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占据重要角色和地位的同时也对皇室产生了极强的依附性，促其精诚竭力地为赵宋王朝服务。在这一条件下，宋初忠义士风渐呈自觉发展之势。

（二）士人：宣扬儒学，仕以行道

那些在重文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文士，他们慕志尚气、砥砺品行，鄙薄晚唐五代消极颓靡士风，并在真、仁之世，积极宣扬儒学、仕以行道，为忠义士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宋初三先生”身体力行教授儒家经典，宣扬有补于政事教化的文化价值观，为宋初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宋初三先生”指的是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位阐扬儒学的文士。胡瑗“教授弟子分经义、治事二科，”[16]293教“经义”为继承弘扬儒学，授“治事”意培养治世之才服务于官府。孙复和胡瑗大体一致，也是弘扬儒道，兼顾政事。石介“是儒家道统的极力捍卫者”，“三先生”以己之力传播儒学，培养士人修己为民的治世意识，使其浮薄知劝，对整饬士风、宣扬忠义功不可没。

其次，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重要角色和地位的新兴士人们，“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17]316，彰显了宋初士大夫经国治民、仕以行道的忠义之气。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便是忠义士子的典型。身为股肱之臣，范仲淹“上诚于君，下诚于民”[18]29，且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9]10268以致“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20]10268另外，与尊儒重德取向相适应，文士们也格外关注个体的道德修养，以期创立温厚儒素、中正平和、渊静高雅的精神风貌来敦促士风士节的发展。如“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21]10769的范质；砥砺名节、尚志任远、忠君报国的张齐贤；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修己安民的包拯等士大夫们都为淳正士风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总是有机统一的。”[22]4集政治、文学和经术于一身的士大夫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统治者的政治实践辅应而行，建构以儒为本，融汇佛老的新儒学来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为后来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宋初种放、穆修、李之才等人承前启后“融合释道，吸收道家宇宙生成的理论框架、释家精密深微的思维方式……再和儒家道德性命学说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出新儒学的理论框架”[23]5-6，使得五代以来芜鄙衰靡的儒学重振乾坤，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影响意义深远。毕竟，“宋初三朝是宋代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确立和巩固的重要时期，”[24]107在这一时期内，外部剑拔弩张的民族关系让根基未稳的宋初王朝惴惴不安，而对国计民生负有全局责任的士大夫们为改变国家命运，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开始对宋初三教的“学术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传统儒学创新，使传统儒学以崭新的学术形态化解儒、释、道的冲突，并超越释道”[25]57，建立一个“既安顿国计民生，又安顿自我人生，既安顿社会家园，又安顿精神天地的原则道理”[26]6。如此不仅振奋了世俗人心，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使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国家观凸显于社会文化观念中，成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内在精神动力。”[27]268文士们的这种深谋远虑对维护赵宋王朝的社会稳定意义深远，其忠义之心天地可鉴。

综上，宋初朝廷为了改变芜鄙衰靡的士风重振儒学，从统治者到贤良士人均倾其所能尽心竭力。值得称道的是，新兴士人为改变宋初靡弱士风，他们积极入世、砥砺品行，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文化复兴为担当，展露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为宋初忠义士风的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使得在真、仁之世，忠义士风初以形成。正如《宋史·忠义传》所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28]13149

二、忠义士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曾说：“宋兴七十余年……斯文终有愧于古。”[29]316也就是说在宋初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宋代文学延续五代文风成就不及前代。而入宋以来，文学在儒学重建、士风振兴的政治文化思潮中随着时代与人文环境的巨变，在对前代文学继承与延续的同时又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如在忠义士风日益发展的环境中，文学创作一改旧时卑弱浮靡之气，创作理念上注重复古重道、议政纪实，创作风格上变得古朴质实、平易致用，这是因为宋代士大夫们官僚、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社会角色“直接地、内在地决定了宋代政治与文学的互动。在互动中，政治对文学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通过主体这个中介，深入地渗透到文学创作之中，决定创作的价值取向。”[30]220以下分别阐述。

（一）创作理念：复古重道，议政纪实

与五代入宋以来柔靡浮艳的文风相比，复古重道、议政纪实是宋初文学变革的显著特征。“复古”，就表面意义上讲是倡导古文，弘扬古道。就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来看，“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复古都不是为了古，出发点不在于古，目的也不是为了复古，‘复古’实是为了革新，是出于现状的不满而谋求某种变革。”[31]457陈柱先生在《中国散文史》里也提到：“所谓古文者，非真复古，摹拟古人之谓也。去六朝之排偶声律及其秾丽，而一复两汉之淳朴与其奇偶并用之自由而已。”[32]208晚唐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诗风或征逐浮靡，或沦于鄙俚，总归气格摧弱，一派衰薄。”[33]51而沿袭至宋的衰薄浮靡文风，引起了柳开、王禹偁等有识之士的不满，为阐扬古道，矫俗救弊，他们起而矫之。如在宋初文坛，柳开在文学理论层面提出了自己的复古主张：“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34]366还认为“文章为道之筌也”[35]284。王禹偁也对宋初衰颓芜鄙的文风非常不满，要“革弊复古，宜其有闻。”[36]424并认为文章应“传道而明心也。”[37]395与此相类似，孙复也称：“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38]313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呼吁“请救文弊”“兴复古道”。尹洙更是明确指出：“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39]33之后，石介、苏舜钦亦是倡导古文古道。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不同，提出“道”的含义及侧重点也多有差异，但这些有识之士均在各自从事的领域积极实践顺时而行的文学创作理念，使文章复古重道、议政纪实，并最终达到了“无卑唐文”的创作实绩。

就宋初儒学复兴、士风重振这一文化环境与散文创作的范畴来讲，儒学复兴、士风重振的文化思潮调动了同时作为政治之身的创作主体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而古文作为一种自由广泛的文体形式，“宜于发表思想、擅长议论”[40]11，在宋初政治文化领域被文人士子们广泛地用于论政、论文、论史。该文学样式随着文学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同步发展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普遍需要，参政主体们以古文关注国事民瘼、议政纪实，促进了经学、史学、文学的立体发展。由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来看，宋初文学复古重道、议政纪实已不仅仅是文学遵从自身发展规律的事，而是在政治与思想文化的渗透夹击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结果。

（二）创作风格：古朴质实，平易致用

宋初忠义士风的兴盛激起了文士们兴儒传道、垂教致化的社会责任感，致使其文学创作风格整体趋于古朴质实、平易致用。所谓“古朴”，是宋初复古派文学家们提出的文学理念，他们倡导文章要质朴且有古风，与宋初骈体文浮靡绮艳的文风相对立；“质实”则指文章有内容、紧扣现实，不空泛。柳开散文以古朴质实见长，如在《代王昭君谢汉帝疏》里，柳开借古讽今，暗喻当权者对“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的无所作为，内容“实而有华，有裨政教”。而王禹偁、高锡等名士的散文内容也积极反映现实、贯实向道，深刻体现了文章风格古朴质实的特征。

另外，宋初新兴士人们为传道明心、经世致用，其散体古文弘扬并发展了韩愈散文平易的一面，倡导散文要自然平易、朴实流畅。如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明确提到文章“句之易道，义之易晓”[41]396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散文的社会功能，同时对宋初儒学文化的复兴大有裨益。另外，宋初士人在学坛“复古”以弘扬儒学，以期有补于政事教化，在此心态下文人的创作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致用”审美取向。苏舜钦曾强调，为文要“原于古，至于用”[42]“泽于物”，文章要联系现实，益于“救失”；尹洙也说“立言矫当时以法后世”[43]33；柳开的文由道出、垂教于民；王禹偁的“文章为传道而作”；孙复的“文者，道之用也”（《答张洞书》），都一致强调了文章的致用性。这都是儒学复兴、士风重振的人文环境强化了士人的社会主体意识，使其作文注重文以济世的综合结果。

由以上可知，在儒学复兴、忠义士风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宋初文学的创作风格逐渐趋于古朴质实、平易致用，这与宋初政坛、文坛的芜鄙衰靡之气息息相关，是对前者不良现象的一种反拨。该创作文风的倡导与实践，体现了宋初忠义士风振兴时新兴士人慕志尚气、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这种文学创作取向与儒学振兴、士风重振的文化环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宋太祖立国始，从统治者到良知士人均“以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向导，崇尚忠义，”[44]106为振兴士风作了大量的工作。其后，时代与人文环境的新气象在改变宋初士人消极颓靡心态的同时也引导其以经世致用为主导思想，创作出了与时政发展辅应而行的文章，并在创作理念上注重复古重道、议政纪实，在创作风格上变得古朴质实、平易致用，彰显了宋初忠义士子们慕志尚气、爱国为民的精神风貌，对之后宋代文学的革新发展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