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岸 峰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吴梅村之以诗记史，并获称为“实录”“诗史之董狐”“诗中董狐”“诗史”，甚至于提出“以心传史”的概念，实与其家学渊源有莫大的关系。吴梅村自小尝好史籍，娴熟掌故。《太仓州志》记载：“伟业幼有异质，笃好《史》《汉》。”[1]1418早在万历四十三年，吴梅村就读于江用世(1573—1650)的家塾，其时正值江用世以《春秋》考中乡试第五名[2]901；十二岁就读于王在晋(明初？—1643)家，与其父同为王家塾师的李明睿(太虚，1585—1671)亦娴熟《春秋》，后来成为吴梅村的座师。

吴梅村的政治参与，始终与复社密不可分，而一切的开端，则又始于一次颇富戏剧性的事件，程穆衡(生卒年不详)在《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中记载：

江右李太虚明睿，落魄客授州王大司马所，与约斋善。一日饮于王氏，太虚被酒，碎其玉巵。主有诟言，太虚愤恚去。约斋追而赆之。太虚曰：“君子奇才也。天如将以古学兴东南，盍令从游乎！”约斋如其言，学则大成。[3]1411

约斋乃吴梅村之父吴琨(禹玉，生卒年不详)的号，同为里中的教书先生。李明睿于临别前劝吴琨送吴梅村至张溥(天如，1602—1641)门下就学。当张溥读到少年吴梅村的文章时则惊叹“文章正印，其在子矣”[4]1403，遂成师生。

一、师生关系

崇祯三年，以张溥为领袖的复社(1)关于复社的相关论述，可参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6—152页；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284页。，在省试中大获全胜：

三年庚子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先生；榜发，维斗襃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5]600-601

崇祯四年，吴梅村高中榜眼，张溥亦中了进士，被授予庶吉士之职，由此奠定张溥之选文地位(2)在万历、天启年间，江西的艾南英、陈际泰以及章世纯，以成、弘派的文章来改革当时的文风，风靡一时。艾南英常从南昌远至江浙、苏杭选文，可见影响力之巨大。娄东的张溥则提出镕经铸史以改革艾南英等所提出的成、弘文风。谢国祯先生将艾南英与张溥之文学主张分别为“开今”与“复古”。操持选文，既涉及文坛声名与科考取士的风向，经济利益更不可少，王应奎在《柳南续笔》(卷二)曰：“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吕留良)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相关论述可参阅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19—129页。，复社的名声更是由此而天下皆知，正如陆世仪(道威，1611—1672)在《复社纪略》中所记载：

伟业以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6]66

科场大捷产生了宣传效应，加入者益众。更为关键的是，复社在张溥的领导下，锐意在崇祯新朝的政治上有所作为，崇祯元年，身处北京国子监的张溥曰：

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5]600

事实上，复社中人之所以得以在科场中连连告捷并非有什么应试秘籍，据吴梅村之见，乃出于首辅周延儒(玉绳，1593—1644)刻意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其同时奏对称旨，先乌程大拜者，阳羡周挹斋先生，主辛未会试，在先生及伟业为座主，自以位尊显，无所称于士大夫间，欲介门下士以收物望。[5]602

事实上，崇祯四年的会试确实疑点重重，在周延儒的操纵之下，状元便是其表弟陈于泰(大来，1596—1649)，据说陈氏在乡间的家业尽为周延儒所侵夺，而上京赴考又挟妓囊货而来[7]16。而且，作为首辅的周延儒怎能不知陈于泰既是表弟又同是宜兴人自己该避嫌？周延儒不但没有避嫌，甚至还打破由次辅主持会试的传统，自己当上了会试的主考。在此次会试中，复社中人竟有近六十人中试[7]25。至于吴梅村，既是会试主考之一的李明睿的学生，而其父又是周延儒的故知，故其高中榜眼，亦绝非偶然。然而，周延儒打破传统，夺取次辅温体仁(长卿，1573—1638)的主考之职，最终演变成政治斗争。温体仁的党羽薛国观(冢相？—1641)遂向朝廷举报会试乃由周延儒等人所把持，崇祯遂亲阅吴梅村的考卷，终以“正大博雅，足式诡靡”[6]65的评价了结此事。晚年的吴梅村在回忆此事时仍对崇祯的知遇之恩感恩戴德：

犹忆初尘榜墨，主者录首义进御，思陵览至终篇而善之。草茅少贱，经术浅薄，乃荷天语褒嘉，登诸大雅，士感知己，况在至尊！[8]644

虽“人言始息”，却是“温、周相轧”之始[6]65。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政治斗争，也势必将吴梅村及复社中人卷入其中。吴梅村忆述：

三年入朝，值乌程当国，吾与杨伯祥诸君子正直激昂，不入其党。[9]1131

杨伯祥，即杨廷麟，此人乃血性刚直之忠臣，既是吴梅村的复社同志，又是极为相得的同僚。由是，遂成党争之始。周延儒成为张溥与吴梅村以及其他复社中人的座师，几乎等同于周延儒收编了复社，由此而达至其权倾朝野的目的。在庶吉士馆，周延儒为收买张溥之心而“恩礼倍至”，张溥却并没有遵循翰苑馆制之尊卑体例，因而令同馆侧目。温体仁在言语上又鄙夷张溥，张溥遂指使吴梅村上疏弹劾温体仁，吴梅村“立朝未久，于朝局未习练，中情多怯，不敢应”，遂改为弹劾为温体仁“主持门户、操握线索”的蔡弈琛(生卒年不详)[6]66。温体仁得知此事后大怒，“将欲重处”，幸得周延儒“从中曲解之”，而温体仁、蔡弈琛则“由此侧目溥”[6]66。最终，在庶吉士馆中“同馆皆忌之”，而李明睿又因吴梅村“刻稿衔之，时时督过”的情况下(3)吴梅村的会元试稿《式靡稿》乃以崇祯御批为书名刊行，张溥亲自为之作序。吴梅村又在三天之内，再写了19篇课稿，由复社的陈际泰作序，汇成《独畅篇》刊行。然而，吴伟业在新进士刻稿上，却写上“天如先生鉴定”(张溥字“天如”)，令身为座师的李明睿大怒以至于“欲削伟业门人籍”，幸得徐汧率吴梅村负罪，“诿之书肆＂。自此，张溥与李明睿亦因此相隙。相关论述可参阅陆世仪：《复社纪略》，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东林与复社》，第66页。从张溥与艾南英争夺选文市场，再到吴梅村趁高中而连夜赶写课稿推出市面，可见晚明的科举、选文及书肆的关系于一斑。，张溥自然无法立足于朝，遂于崇祯五年借归葬大母，从此告假居家。

至于吴梅村与其座师，则仍然为摇摇欲坠的朝廷出谋划策，并均曾提出大胆而富前瞻性的政治建议。

二、兵饷与内帑之策

崇祯十二年正月，吴梅村上疏建议“清饷核军，甄用世职”(4)其实，早在崇祯四年的廷试中，吴梅村便已提出“汰其老弱而选取民壮，使无事自为耕耘，宥事自为调度，而军政备孚里，卒伍成乎郊，而兵饷可无虑也”。相关论述可参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崇祯四年廷试策一道》，出自《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5卷，第1098页。[10]1232[11]5831，此议虽是洞见，而在烽烟四起、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却是谈何容易？在此关键时刻，崇祯却一再判断失误而加速政权的倾覆，计六奇记载：

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于是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大清遂尽收属建州，而边事不可为矣。此元年七月也。[12]94

崇祯元年，在辽东抗拒清兵甚有成效的督师袁崇焕(元素，1584—1630)向朝廷请求兵饷，首辅周延儒与崇祯竟作出如下分析：

崇祯元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13]7926

崇祯号称勤政，忧心边事，而一旦涉及金钱，特别是内帑，便诸多猜疑，周延儒揣摩其吝惜金钱之心而巧舌如簧，袁崇焕在边疆的急需，在崇祯与周延儒并没予以深入了解、单凭猜测的情况下便变成“要挟”：

周延儒曰：“……前宁远哗，朝廷即饷之，又锦州焉。各边尤而效之，未知其极！今虽予之，当益思经久之策。”[14]94-95

如此一来，便令崇祯省却一笔内帑，而似乎洞悉边将之“奸计”的周延儒又因此而备受青睐。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周延儒在此间接地对袁崇焕“要挟”的猜测，无疑也激怒了多疑嗜杀的崇祯，为以后埋下了祸根。不久后清朝对崇祯使用反间计顺利杀害袁崇焕，或就源于此事。

由此可见，崇祯以及阁臣根本没有清楚掌握前线的实况，徒以阴谋论胡乱猜测日夜处于困厄之中的官兵。杨鹤(修龄？—1635)乃左副都卿史，总督陕西三边，朝廷责其抚贼不效而论死，后因其子杨嗣昌(文弱，1588—1641)为崇祯所重用而从轻发落[15]131，杨鹤在上谢疏中便一语道出朝廷之无能：“朝廷未尝讲究兵食，徒以重任责二三疆吏，号为知兵。”[16]174杨鹤之言，可谓一针见血，一语道出崇祯及其中枢之昏庸无能，不知疆吏之苦。

关于崇祯之吝啬兵饷，吴梅村借兵部职方李继贞(征尹？—1642)之言而作出以下间接的批评：

余时初登朝，李谈及世事，辄叹息曰：“贼初起，得十万金便可济，吾争之经年始见从；今贼势已十倍于前，非三十万石不可。主上以国用匮乏，慎惜金钱，虽下手诏，命端使，所赍止此，如以杯水救车薪，庸有济乎!”[17]42

崇祯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思受？—1644)在靖发军饷的奏章中指出：

九边要害，半在关中……今惟发三十万饷以给之，庶可弭脱巾之祸于旦夕。不然，崤、函以西，且溃散而不可收拾；关中一变，川、蜀、晋、楚，唇齿俱为摇动，天下事尚忍言哉？[18]104-105

对此，吴梅村以“旧史氏”的身份评曰：

当崇祯元、二之间，朝廷若豫忧秦地，俾主计者尽补三边十年之饷，而出内帑数十万金以收召鄜、延，环、庆之饥民，三年可成劲旅，即国家获其死力，岂徒西陲无警已乎！……其后兵拏不解，乃至竭天下之财以填黑水之壑，而究无济于事，中原几无宁宇。惜乎！用之有迟速而治乱之形异也。[17]36

值得留意的是，吴梅村指出解决西陲流寇的时机，当在“崇祯元、二之间”，李继贞上疏请赈延绥时在崇祯三年十月[17]40。从塞外诸部尽为清朝所有，到宁远、锦州兵变，再到陕西民变，可谓风雨欲来之势，而一切均源于崇祯的吝惜金钱，遂成大祸。吴梅村引卿史姜思睿(颛愚，生卒年不详)之疏而评曰“贪小利而成大害”[17]46，可谓得论。

崇祯十五年四月，建极殿大学士谢升(伊晋？—1645)被礼部给事中倪仁桢(生卒年不详)揭发在议兵饷时曾说过：“皇上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11]5921[19]310很多史家均批评谢升对崇祯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不当(5)谈迁评曰：“盖名位已极，借口直谅，去有余荣……古人有言：智老而猾。如德州是也。”相关论述可参阅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8卷，第5922页。然而，李清则认为：“谢辅升清执而有担荷，而深刻不为众所附形。”相关论述可参阅李清撰，顾思点校：《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页。，史书对谢升的苛评，大概与其日后降清有关。崇祯知道谢升的批评后的反应是“上怒，下廷议处升”[11]5922，甚至“上怒，命削升籍”[19]310。崇祯的大怒乃常态，而谢升的批评却正击中崇祯刚愎自用之要害(6)关于崇祯性格及其影响的论述，可参阅张德信：《略论崇祯性格的形成》，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第24—28页。。

崇祯十五年，在“松锦之战”中，锦州等边防重镇失守，大明所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被清朝攻破，宁远成为山海关外的唯一防线。据吴梅村记载，崇祯召见久于边事的吴襄(两环？—1644)问及兵饷的实际应用情况：

上曰：“卿父子之兵几何？”襄顿首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上曰：“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上曰：“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受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绮，故臣能得其死力。”上曰：“需饷几何？”襄曰：“百万。”[20]397-398

听闻需军饷“百万”，崇祯大为震惊曰：“即论三万，何用多饷？”吴襄回答说百万已是最低限额：

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上曰：“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乃下捐助之令，太康伯张国纪捐一万，嘉定不及五千，余鲜有应者。群臣言人人殊，吴帅撤兵之议遂格不行。(7)相关论述也可参阅计元奇撰，魏德良、任道斌点校：《初十征戚珰助饷》，载《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卷，第423—424页。[20]397-398

行军打仗的具体开销，其真实情况莫过于此，而明朝军队之腐败与缺乏战斗力的情况，亦源于此[21]13-16。前线军官的肺腑直言，对于不知兵、不了解情况而只知吝惜金钱的崇祯而言，说了也是白说。吴襄直言至此，然而崇祯却说内库只有七万两银子，最多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万两，此说在当时流传甚广，一般舆论均认为其时国库与内帑已真无余钱可供百万勤王之兵饷：“太仓银库不过千三百两，内府扫地不过四五十万。”[22]82

其时，吴梅村的座师，时任左中允的李明睿曾苦口婆心地对崇祯说：

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至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上曰：“然，户部亦该措置。”明睿奏：“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上皆颔之。漏下二鼓，明睿始出宫。[23]137

由此可见，其实内帑甚丰，从崇祯十四年(1640)福王遇害后崇祯的抚恤金便可见一斑(8)吴梅村记载：“上发御前银一万，坤宁宫四千，承干宫三千，翊坤宫三千，太子一千，又慈庆宫懿安后一千……以慰恤福藩世子。”[24]215。然而，崇祯仍是将筹饷的责任抛给户部。朝廷既然拿不出钱来，于是便按吴梅村的建议要求捐款：

闯贼将逼京师，众号百万，上数以兵饷为忧，敕百官捐助。一时大臣，或请身督四方输贡，或请预征下贷殷户，或开卖冗官，假民间带绶，百官欲请诰敕传世者入银若干，搜削法，地壖勒价，莫不议及。[22]228

终于，“合百官勋戚内臣所捐，共得二十万”[23]151。甚至先向民间暂借房租：“朝议以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征。”[22]3

崇祯十七年，所得捐款只有二十万两，故调吴三桂之“关宁铁骑”入京勤王之策因此中止，大明政权便因此百万两银子而倾覆。然而，后来李自成以拷掠百官的方法，却获得七千万两白银[11]6070。事实上，太仓与内府的存银多得惊人，据其时在朝任职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闻闯贼入宫后，搜获累朝内帑，得金银数百万。”[22]232邹漪在《明季遗闻》记载：“内库尚存镇库金银无数。”(9)有论者确认“记忆史”中有关国库存银之丰厚的可信性，相关论述详见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载《史林》2005年第1期，第6—7页。蒿峰则认为宫中只存少量金银，而养心殿后藏有白银二百万两，崇祯并不知道，所以并非吝财亡国。而李自成从北京运走的三千万两金银，绝大部分乃拷掠所得。然而，因为养心宫后的藏银以及大顺军在宫中熔铸、装运银两，才有银两源自库藏的误会，相关论述详见蒿峰：《明宫藏银之谜》，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第21—25页，第75页。值得质疑的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的困兽之斗的情况下，并以崇祯之“察察”，太监还有可能隐瞒他存银多少以及藏银之所在吗？而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乎？太监或知悉藏银者有必要不让崇祯知悉吗？如于危急之际告知藏银所在，必大获奖赏，怎有人会守口如瓶？[25]27谈迁在《国榷》记载：

库金共三千七百万……而大内旧藏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10)相关论述也可参阅计元奇撰，魏德良、任道斌点校：《十六癸酉载金入秦》，载《明季北略》第20卷，第488页。[11]6074

《流寇长编》记载：

贼大驱驼马负金宝西行。有镇库宝，历朝不动者，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锭五百两，贼每驮二锭。[26]1005

《流寇长编》崇祯不知库银就有如此之多的原因在于：

先帝诛魏忠贤时，内侍即怀恶意掌祖宗库藏者，虽国用至窘时，皆不以告。至是尽为贼有，载之去者千车，追急，尽弃之，失于乱兵。[26]991

事实上，内侍不可能尽为魏忠贤(1568—1627)一伙，故库藏的秘密不可能密不透风，而李自成之大顺军载银千车，综合各家之说，则应是事实。由此，与吴梅村同为复社中人的崇祯近臣杨士聪叹曰：

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11]6074

不是崇祯不知内帑之丰厚，而是他太吝惜。至此，崇祯之吝惜内帑以至于亡国，其人之心胸与智慧可见一斑。而由于吝惜兵饷与急躁应战而致使孙传庭、卢象升以及洪承畴分别在抗击李自成与清朝的三场关键性战役中失败，亦是由崇祯一手造成。

三、南迁之议

崇祯十七年二月，其时李自成已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准备北伐，朱明王朝已危如累卵，都察院御史李邦华(孟暗，1574—1644)建议：

甲申，贼势甚急。上日一召对，公密奏请皇上固守祉稷，效死勿去，效仁庙故事，命皇太子抚军旧京。又密奏二王分封江南，以壮东南之势。上心动。批云：此议实获我心。俄而中允李明睿议南迁，科臣光时亨劾之。朝议哄然，遂并寝监国分封之议，而大事亦去矣！[27]508-509

李明睿与李邦华建议南迁或让太子南行， 名为“亲征”，实为“南迁”(11)计六奇的记载则截然不同，崇祯阅毕南迁奏折则大怒曰：“抉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相关论述可参阅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李邦华议南迁》，载《明季北略》第20卷，第434页。其实，最早提出南迁的应是崇祯的周后，她在流寇事态日危之际曾委婉向崇祯进言说：“后性慎，尝以京师急，微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问从何知，因不语，它政事弗参与也。” 相关论述可参阅吴伟业撰，李学颖点校：《虞渊沉(中)》，载《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补遗上，第370页。《明史》的记载也略有不同：“‘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相关论述可参阅张廷玉等：《后妃二》，载《明史》第114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44页。[28]409[11]6031[29]460。樊树志先生在此指出：

从他详细询问细节这点推测，他是急于要南迁的。他的这一决断如果在当时立即执行的话，那么对于大明王朝摆脱行将覆灭的命运，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或许可以说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30]95

然而，崇祯一直犹豫不决，怕的是有失体面，甚至招来内阁大臣的轮番攻击。更为关键的是时局仍未至最危急的时刻，要放弃大半个中国以及作为其皇权象征的紫禁城，别说是刚愎自用的崇祯，任何当权者也绝难作出决定。而且，当时朝廷内外，便有赞成南迁与反对南迁的势力，既有从大局着想的先见者，亦有为维持既得利益的狭隘者(12)朝臣中赞成南迁者包括李明睿、李邦华、项煜，反对者则有时光亨等。皇室内部赞成南迁者有周后，而反对者则有天启帝的懿安皇后。相关论述可参阅王昊：《崇祯与“南迁”之议》，载《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第25—26页。。对于夹于两难之间的崇祯而言，若南迁之议被否决，却又留下逃亡的历史笑柄，爱面子的他将更无地自容。崇祯打算由首辅陈演(？—1644)在朝上提南迁之议，等待臣子全部促请再走：“明帝(崇祯)非不欲南迁……俟举朝固请而后行。”[29]460可惜，陈演不愿当罪魁，崇祯不愿当逃亡之君，陈演以至于其他臣子更不愿承担历史罪名，更有甚者，若有其他臣属攻击，随时可能遭崇祯杀害以作为替死鬼。事实上，崇祯早已派人为南迁做好准备，他曾派左懋第(仲及，1601—1645)查看沿途兵马船只的数量，并吩咐巡抚冯元扬(生卒年不详)准备了三百艘船停在直沽口待命，准备南下[28]411[11]6031[29]460。然而，此等关键大事就一直处在议而不决的过程中，早在崇祯十年，孙传庭已在《疆事十可商疏》中说过：“天下事又尚堪再误乎？”[31]1计六奇的分析甚有道理：

使上骤行于贼未至时，则人心骇惧，都城势将瓦解，后世必谓轻弃其国；上若迁于贼之将至时，则长途荆棘，未免为贼所伺，而有狼狈之忧。故为上计，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贼远畿甸时，令大臣默拥南行，以镇根本之地，以系天下之心。设北都有急，亦可号召东南，为勤王之举；即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网打尽。且非独太子宜南，即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粤，伏意外之图。[32]434-435

最终，在弃城守卫半壁江山与固守气节的历史关键上，面对李自成大顺军提出的议和条件(13)计六奇记载：“贼攻平则门，踰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相关论述可参阅王春瑜：《李自成、崇祯帝和议初探》，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2期，第92—94页；刘德鸿：《关于李自成和崇祯的谈判——与王春瑜同志商榷》，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5期，第109—111页。[33]452，崇祯一再坐失黄金时机，最终选择了殉国的悲剧。钱穆(宾四，1895—1990)先生指出：

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34]827

此中关键，在于崇祯本身缺乏审时度势的取舍智慧。

吴梅村与李明睿自步入政坛以来，随着崇祯的刚愎自用与内忧外患的局势，其二人在政治上之锐意有为亦终告落空，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民族与个人翻天覆地的大灾难。

四、相看同失路

吴梅村政治态度的分水岭在于崇祯十三年改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为界[35]49，在此期间，吴梅村颇为放浪形骸，于崇祯十三年春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约1623—1665)相恋[36]110，他以组诗记载了自己与卞玉京的恋情及晚明风雨飘摇的局势。

崇祯十四年六月，吴梅村获任命为左中允，有论者认为他并没有赴任，但见李自成与张献忠(秉吾，1606—1647)等流寇已席卷天下，朝廷局势岌岌可危，吴梅村北上赴任就从“搁置”以至于“不得不彻底放弃”[7]43。崇祯十五年四月，朝廷又升吴梅村为左谕德兼侍讲[11]5923，论者又认为既然吴梅村对左中允的任命辞而不应，后来左谕德、左庶子的一再升迁必有内幕，于是便引用《三垣笔记》中以行贿获取升迁的记载作为说明，认为如没行贿，即其所谓的如没有“特殊手段、特殊关系，在当时朝廷中升迁是相当困难的”；又以同书中不得其会推者造“二十四气之目”，吴梅村为“望气”，下注“啮人马”[22]188，200，以说明“吴伟业不仅已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人物，甚至还有了列入会推的可能”[7]40；又举例子如侯方域(朝宗，1618—1654)推崇吴梅村具备入阁的诗文(14)侯方域在《答张天如书》中写道：“贵乡虞山之争枚卜，长洲之去国，为数年来极有关系事。长洲已与日月争光。天下所观望者，惟虞山与娄东耳。”侯方域又有《与吴骏公书》曰：“是时学士方少年，为天子贵近臣，文章德器倾动天下，议者谓旦夕入相。”[37]，作为佐证。然而，吴梅村此前升中允、谕德均不赴，及至崇祯十六年再晋左庶子，“官位从正六品到从五品再到正五品”[7]42，虽是诏书屡下，但吴梅村已自述：“于是升宫允、宫谕，吾绝意仕途，而天下乱矣”；“甲申以后，绝意仕进”[9]1132[38]1214。

崇祯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吴梅村被南明的弘光帝朝廷召拜为詹事府少詹事。然而，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崇祯四年被吴梅村疏弹劾并于十四年受首辅薛国观牵连而论罪的蔡亦琛出任吏部左侍郎，并于翌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正月十七日升为东阁大学士，成为重臣。蔡氏与马士英、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正密谋铲除复社中人。有见及此，吴梅村便于弘光元年正月向弘光帝上了一封《乞假养亲疏》，同年四月又上《升任请养疏》，挂冠而去。

至于李明睿，他在“甲申之变”期间不幸落入李自成拷掠之列，后幸得脱南归：

李翰林明睿天启壬戌，南昌人。当闯逆入都，曾被夹，后仕北为礼部左侍郎。其谥先帝怀宗端皇帝备十六字，又谥周后端皇后，皆所拟也。已，以失仪削职，遂泛海南归。疏中所言“逼勒入朝，见小酋不拜，几被杀，幸乘间逃归”者，皆饰词也。既抵南都，与同志阮大铖等酬饮城外数日，竟不入觐，识者非之。[22]131

李明睿为人极富韬略，即吴梅村在《寿座师李太虚先生四首》其一及其三所推崇的“犹有壮心消未得”“杜陵岂少安危志”(15)李明睿受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之命议崇祯谥号为“怀宗端皇帝”。按谥法，“慈仁短折曰怀”，刘聪陷洛阳而杀晋怀帝，年仅三十；宋端宗驾崩，年仅十一。“怀”与“端”均非美谥，计六奇认为崇祯以身殉社稷乃大义，以此指责李明睿之议崇祯为“怀宗端皇帝”“是视帝与青衣天子及夭折童子等耳”，由此认为李氏不配“公忠练达”之誉。相关论述可参阅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思宗烈皇帝》，载《明季北略》第4卷，第87页；《先帝谥号》，载《明季南略》第2卷，第67页。吴梅村称崇祯为“烈皇帝”,相关论述可参阅吴伟业撰，李学颖点校：《开县败》，载《绥寇纪略》第7卷，第173页。据《逸周书·谥法解》：“秉德尊业曰烈。”李明睿为崇祯所议之谥号既要符合实际情况并照顾遗民的感情，实是困难，“怀”与“端”，以至于“庄”“烈”“毅”“思”以及“威”等谥号，并不能完全实际反映崇祯在位十七年的所作所为。[39]414-415，奈何当初崇祯不听其主张以内帑付军饷，亦对其南迁之议议而不决，终致“甲申之变”。李明睿之识见，又岂是阮大铖之流堪比？吴梅村在《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中将李明睿凌驾于欧阳修之上，又曰：“吾师为之人，傥朗而旷远，以视人世之危疑患难，实不足以动其心而损其意气。”[40]763其抵南都而不入觐，即一眼觑定其必败无疑，终于归隐。在《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八首》中，有几首值得回味，其一曰：

风雪间关道，江山故国天。

还家苏武节，浮海管宁船。

妻子惊还在，交朋泪泫然。

两京消息断，离别早经年。[41]114

在此，以苏武(子卿，公元前140—公元前60)与管宁(幼安，158—241)之节操比喻李明睿，再道及劫后重生的状况。其五曰：

彭蠡初无雁，浔阳近有书。

干戈愁未定，骨肉苦离居。

江渚宵传柝，山城里出车。

终难致李白，卧病在匡庐。[41]115

吴梅村常以大才未展、壮志难酬而归隐于庐山的李白(太白，701—762)的无奈，以喻其师。其八曰：

海内论知己，天涯复几人？

关山思会面，戎马涕沾巾。

宾客侯嬴老，诸生原宪贫。

相看同失路，握手话艰辛。[41]116

昔日彼此在政治上的热忱已成空幻，二人如今均衰老贫困。李明睿在京城被李自成攻陷之际，亦曾被拷掠并任伪官，吴梅村在《寿座师李太虚先生四首》其二及其三曰“故国风尘惊晚岁”“兵戈十口出重围”[39]414-415，说的就是李明睿在“甲申之变”中所受的苦难，如今归还，已是万幸，亦即他所说的“天涯忧国泪，岂为故乡流”[41]124。“同失路”“话艰辛”以及“忧国泪”，实在只有同在崇祯朝经历过十多年的政治波劫与大厦倾覆整个过程的这对壮志难酬的师生，方能体会个中三昧。从吴梅村在《阆园诗十首》中的描述可见，李明睿在乱后归隐的生活，还是相当惬意自在的。

五、帝师的期许与无用之叹

明亡之后，吴梅村虽然绝意仕途[11]6108[3]1412，而其作为复社领袖的名望却难以逃脱清廷的征召。清顺治十年三月，吴梅村被征召入朝，任秘书院侍讲。此际，他并认识了顺治(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皇帝赐号为“通玄教师”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16)有关汤若望及其在“甲申之变”的记载，可参阅谈迁：《北游录·纪闻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355页。。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荷兰人隆福(即龙腹，音译)以竹赠荷兰使节，荷兰使节则将此竹赠予汤若望，汤若望遂将此物出示于吴梅村，于是吴梅村乃作《通玄老人龙腹竹歌》(17)陈垣撰有《吴梅村集通玄老人龙腹竹解题》一文，选入《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二集。详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第292—293页。，咏竹寄怀。此诗本为咏叹龙腹竹，而吴梅村却将龙腹竹镶置于“九州岛丧乱朋友尽”的时代氛围之中，由此抒发不遇之慨。此中，“若有人兮”之句乃自我写照，靳荣藩评曰：“此段写竹之性情，有味外味，是作者身分。”[42]521感慨龙之不堪“扶策”，以及“苍生痛”“征夫哀”，而自己在“雪压”“霜欺”的政治环境压迫下，恰似此龙腹竹一样难以挺直枝干，只能暂时忘却荣辱。以下这几句则在于讽刺崇祯及自己的选择：“我欲裁之作龙笛，水底老蛟吟不得。纵使长房投葛陂，此龙僵卧难扶策”“天留异质在无用，任将抛掷生尘埃”“雪压霜欺直干难，轮困偃蹇忘荣辱”[43]288-289。靳荣藩在此引《庄子》而注曰：“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曰：‘无所可用。’”[42]521在《旧学庵记》中他虽“编蓬穷巷之中，伏匿穷蹙”，但仍坚持“经术深厚，行清而能高，为天子顾问之臣”；然而，“不幸国家变乱，颠沛诎辱，欲如向日之老，充位备官，不可得矣”[44]826-827。“天子顾问之臣”与“我欲裁之作龙笛”，二者为一，吴梅村本欲辅助崇祯成为有所作为之君，以成不朽之大业，正如程穆衡所言：“公慨然有当世意。”[3]1412然而，“不幸国家变乱”，事与愿违，亦即他所感慨的“报国有心，趋朝无力”[45]1126，虽对大臣之无能不无嘲讽，而关键则是“此龙僵卧难扶策”，再结合崇祯在国事上的刚愎自用与措置失当，可见此文锋芒所向，在于暗讽崇祯的朽木难雕，可谓感慨良多。吴梅村在立朝不久则上疏，屡次弹劾奸臣以至于首辅，建言画策，甚至冒死请求崇祯下罪己诏(18)崇祯分别于崇祯八年十月、崇祯十年闰四月、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崇祯十六年六月、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以及崇祯临终前的十九日凌晨，先后下过六次罪己诏。[10]1232[11]5831[46]446-448、营救黄道周，无一不是意图拯救将倾的大厦。然而，吴梅村以上种种积极的补救，终难敌崇祯的频杀将帅、贬谪忠臣而任用奸佞，以及已然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的流寇与清朝。徐江先生指出：

梅村后来所谓的“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只是追述昔年去职之事的一种饰词，而在崇祯十三年的当时，他的弃官乃是出于一种孤立感，一种被冷落感，一种不能施展才干的失意感。[35]39

徐江先生亦认为吴梅村志在做天下太平的帝师顾问[35]47，而却不见重用，故唯有以“无用”之姿，保全性命于乱世。此亦即其于弘光朝的《辞职疏》所言的“报国有心，趋朝无力”[45]1126。吴梅村又于《〈西堂乐府〉序》中叹曰：

上有好文之主，下受不世之知，而时会适然，遇与不遇之不同若此。士君子之牢落于斯世者，可胜道哉！[47]1213

又于《〈北词广正谱〉序》中曰：

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槩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于是乎歌乎热腔骂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亦于是乎歌乎笑骂之不自已……而士之困穷不得志、无以奋发于事业功名者，往往遁于山巅水湄，亦恒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38]1213-1214

由此二序益证，吴梅村在《通玄老人龙腹竹歌》中乃借龙腹竹以抒其不遇与“无用”之慨。吴梅村深知明王朝之大厦将倾、无力回天，自己昔日的政治理想与被召仕清而沦为贰臣，恰如梦幻，徒遗感慨。阅历沧桑，备受煎熬，其诗史之功力愈趋成熟，其作品全方位地反映了“甲申之变”前后的政治举措、战争细节、社会动荡以及生命飘零。

六、结语

明亡后，李明睿蓄养歌妓，分别有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后为给事高安(生卒年不详)所得，转奉吴三桂(长伯，1612—1678)。蓄妓纵欲乃晚明以来士大夫的一贯派头，当然亦可以是一种自保的政治姿态。至于吴梅村，则从早年积极而富有理想的政治参与而至仕清期间仍发出的无用之叹，从“天子顾问之臣”的期待而至“编蓬穷巷”“伏匿穷蹙”，从清议领袖而至沦为贰臣，从锐意刷新政治而却遭逢国难，反差巨大，阅历沧桑，感慨遂深，仍作诗歌，成就其一代诗史之誉。这对师生的相遇、相知颇富传奇色彩，而彼等曾经的政治参与则折射出崇祯时代的慌乱失措，同时亦是明晚士大夫的无奈与悲哀之显例。康熙十年，李明睿与吴伟业这两位曾有志辅助崇祯以恢复大明江山的师生，在同一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