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倩

中国对时空的探索很难确定具体起于何时，但后人可从古人的诗文、绘画乃至建筑等方方面面了解到中国传统的时空观。总体而言，中国对时空的认知大概较为偏重时间，某种意义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时间烙印更为明显的民族。中华民族对时间的偏爱从“滴水穿石”“留取丹心照汗青”“愚公移山”“潜移默化”等成语典故中便可知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中国传统时空观的特征

中国的时空观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其独到的风格和特征。本文拟将个人、家庭和国家作为三大分析维度，对其特征进行梳理概括。

从个体层面出发，中国人极为重视个体于时间的贡献程度，对于“占有时间”十分敏感，而这样的价值导向实质上会表现出两个特征：首先为趋于以时间为根基去衡量个体价值；其次为趋于以时间为基轴去延续个体价值。中国人在评判个人作为方面，大都会有“生前身后”意识，因而有一种无限延展时间的趋势。同时，中国人也重视人口的繁衍和延续。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人不能无后”，“子孙满堂”为极佳，传宗接代才是常态。

从家族层面出发，中国的时空观侧重血亲及族系的延续和传承，具“纵向”意识，从“家谱”中便可见一斑。作为中国文明史中最具平民特色的文献，家谱记载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世系人物及事迹，其以血亲为纽带串成以父氏为主线的家族史。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有“寻亲认祖”的惯性意识，许多人循时而上，追溯历史，寻找一种亲缘上的延续与顺承。另外，这种纵向垂直式的时空观还体现在：在家族或家庭内，有一种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人伦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中国传统观念十分注重对这些关系的调和，其强调通过理顺家庭内部关系，从而为家庭或家族的延续做好铺垫。

从国家政权层面出发，其在纵向时空观的支配下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的秩序结构。皇帝以天下之名义来设计秩序体系，分配公共资源，社统、政统、道统、法统四者紧密结合，综合为治，共构“大一统”的权威秩序体系。商朝已经初步形成了“四统”共构的秩序形态；自西周以后，这四个子系统各自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但组合模式和整体功能的变化并不大，政统在“大一统”的秩序体系中始终居主导地位；特别是秦朝以后，强大的皇权是这个秩序体系的外在特征。其次，中国的政权亦具有延续性强的特征，统治阶层自古以来强调政权的稳定性。古代也曾长久实行世袭制，这种纵向的传承特征事实上对于王朝的延续有一定的良性作用。同时，在政权的运作过程中，延续性伴随着包容性。例如：在治国思想或执政理念上，后届领导层往往注重对前届的继承式发展，极大地体现着中国政权的顺承性，也展示出很强的包容性。

二、中国传统时空观形成的三大原因

前文对中国传统时空观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括，然而，这样的特征起于何因？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出发，本文主要尝试对此进行根源性解读。

首先，中国属于“群体本位”，关注整个家庭、社会、国家等“超我”集合体的生存与发展，而个体与之相比显得渺小而微弱，甚至可以为了群体而做出牺牲。因而，其视域下的个体只有被放置在一定的群体中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中国予时间以很高的关注度，其关注整个群体在时间维度上的宏观发展态势，又极为在意整个发展过程的连贯性与延续性。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其对个体的空间意义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个体的空间意识不具敏感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家庭概念并非“个人本位”的“核心家庭”，而一般都指“大家庭”。在群体环境中，个体之间强调相互依靠、团结、包容，共生。由此可见，以“群体本位”来丈量空间，空间具有被无限缩小的趋势；而若以其来丈量时间，时间是连贯的、整体的、延续的。与“群体本位”相对的是西方的“个体本位”，其关注于个体的存在及发展空间，将家庭、社会、国家等范围内的个体也独立开来，其视阈下的人便是一个个平等自由而独立的中心。与“群体本位”相异，若以“个体本位”来丈量空间，空间具有被无限拓展的趋势；以其来丈量时间，时间便是个人的、碎片的、非延续的。

其次，中国为“女性本位”，这体现在时空观中首先则表现为对时间的记忆力强。实质上，从某种程度而言，时间本身带有女性视角。从生理根源或基因本源出发，女性对时间的记忆与生俱来，“十月怀胎”、“生理周期”等性别烙印使得她们天然具备很强的时间识记能力。而中国及大多数东方国家皆属“女性本位”，其相对于西方直接、刚硬、主动的“男性本位”而言是含蓄的、柔性的、被动的；他们对待时间极为敏感，而由其衍生出的便是一种传承与延续意识。因而，“女性本位”下的中国无论是对于家庭、国家还是全人类，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延续欲求，从基因的角度而言这大概是一种本能反应。与之相对，西方在基因上属“男性本位”，而男性天然对空间拥有很强的敏感性与记忆力。这种强烈的空间意识伴随着对领域的敏感度，即对占领空间的主动性与进攻性。

再者，中国为“精神本位”。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从人的角度表述的哲学基本问题，因而“精神本位”也是根源性的。提及“精神本位”，便不得不先谈“物质本位”。“物质本位”有两大特点：有形可感、偏于静态。前者便可解释为何西方更偏爱空间，因空间较时间而言具有更强的可感度；就后者而言，因空间相对于时间是更加静态化的，因而在“物质本位”驱使下的西方对于空间结构、分布、组合等皆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在物理意义上，他们提出原子论、量子论、微粒说等等，不断地为可感的空间做着细致的切割工作；在政治运作上，他们更加侧重于实体设计，不断地设计出不同的制度以规范个体及组织的行为，保证个体之间的横向平等。不同于“物质本位”，“精神本位”强调观念先行，趋于无形且可感度不高。在时空观上，时间较之空间则更为无形且难以具体把握，与“精神本位”趋同。因而，具有“精神本位”特质的中国等东方国家在时空观中偏爱时间，对时间的敏感度非常高。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不大关注空间及其内部分布情况，而是善于在对事物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从中提取观念性或精神性的东西。因而，中国也在致力于为世界输送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精神公共物品”，以使全人类从观念开始受益。另外，受“精神本位”支配的时空观还特别注意观念或精神在时间纵轴上的延续性与连贯性，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一脉相承，为何部分重要的观念可以做到百年不变。

三、小结

时间和空间对物质的存在和延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类对时空的认识与研究自古便有。

中华民族是偏爱时间的民族，处处可见对时间的敬重、崇尚甚至崇拜。其较为关注个人在时间维度的“纵向”价值，又极为重视历史的顺延、血亲宗族的传承、政权的延续等。

无论是个体层面，抑或是家族层面和国家政权运作层面，从中皆可窥见中国传统时间观的主要特征。然而，若究其深层原因，便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此进行根源性解读。基于此，本文探讨了三大本位性原因，阐明了“群体本位”“女性本位”和“精神本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时空观的形成所起到的支配性作用，同时辅以“个体本位”“男性本位”和“物质本位”作为比照，意在更加清晰地对其中的运作逻辑进行解释。

反观前文对三大本位性原因的探讨，我们可以思考：完全脱离群体的个体存在还有意义吗？若无女性的存在，男性还能否存在？失去了观念指导的物质能否发展？

再思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便知：某种程度而言，时间是空间之母，为空间的存在奠定了价值基础。而与此同时，在某一时间中的空间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非完全被时间所控。这就如同在经过传承后的群体中的个人；如同两性繁衍后的男性；如同观念支撑下不断发展的物质。子体离不开母体，但在母体的作用之后，其便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自主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