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时代国家认同的消解及其纠治进路

2020-11-30孙旭红夏叶

理论导刊 2020年10期

孙旭红夏叶

摘要：国家认同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教育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服从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自主意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歪曲、弱化和恶搞历史记忆以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断国家认同的整体性与延续性;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模糊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前进“路标”;刻意迎合大众消费文化的叙事逻辑，弱化主流价值观对社会生活和心理的价值引导，严重消解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对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史国史研究，夯实国家认同中的历史记忆;加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坚持“一元”主导“多样”;改进国家认同话语表达路径，讲述好“中国故事”，从根本上提升国家认同话语的主导权、领导权、控制权以及整合权。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国家认同;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碼：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0-009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BKS2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题项目“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研究”（2019SJB7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旭红（1982-），男，安徽庐江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夏叶（1995-），女，江苏溧水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记忆作为跨域时空界限并为人们形成当下各类判断提供历时性比较的一种自我理解、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向依据，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保存完整且真实的历史记忆，不仅有利于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过去产生集体的情感共鸣和认同，而且是当前国家权力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文化资源。习近平明确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要否定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既定结论，主观臆造、拼凑各种历史细节企图建构新的认同指向，其真实意图就是要通过重构党史国史记忆，借助最普及的媒体发布平台辅以特定的叙述逻辑，“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颠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虚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仰。因此，只有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时代国家认同的危害，才能在此基础上发挥国家认同的正面功能。

一、多重面相：国家认同的含义及其时代价值

（一）认同与国家认同

“认同”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有机互动的结果，逻辑起点源于人的自我认知，具有“等同”“归属”或“赞同”的含义。具体来说，“等同”通常指的是对两种事物进行比较后确认各自的异同。“归属”是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确认，从而找到自身“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3]。“赞同”也是“同一性”的表现，只是具有明显的主观选择色彩，即对于“我（们）”实际上也是个人或集体对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等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求同”与对“他者”“求异”并存的辨识过程。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理解认同则有承认、认可的含义，也就意味着人们会在“他者”上面发现、模仿乃至内化其价值、规范与面貌等等，在主客观因素双重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外在塑形、“内生”转化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认同过程。从这一含义可以看出，认同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辨识既存对象的过程，而是会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和主观感受的差异而出现反复甚至是颠覆，尤其是对那些跨越地域、时间、历史和文化等等认识对象，更具复杂性与艰巨性。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化的当代社会中“去中心化”的挑战更容易导致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危机。

从认同的三重含义来看，国家认同首先是在与别的国家比较的基础上确认自身所处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其次是这个国家是怎样建立的，实际上就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国内民众对政权延续乃至重建方式的认同;最后是民众“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的认同”[4]。因此，国家认同是以一定的排他性为前提，在有真实存在或假想虚拟的“别国”存在的语境下形成的一种边界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的认知、评价和选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心上的归属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服从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自主意识。国家认同作为一种辨识、选择、理解以及赞同等一连串主体意识构成的复杂政治心理，除了国家作为一定地理边界内的共同体界限较为清晰可见之外，通常以较为隐性的状态存在于国民的政治信仰、民族意识、爱国情感以及国家意识等方面，这些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教育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二）国家认同的时代价值

国家认同自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政治学领域，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及产生的广泛影响，其协调主权国家内部多元文化、对抗外来意识形态的侵扰以及凝聚国家精神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首先，国家认同有利于规范和整合社会秩序，对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具有导向功能。国家认同是情感意识和行动选择的结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等都是生发民众国家认同观念的载体。具体而言，它既包括对国家既定地理疆域的认可，亦包括对国家主权及一整套行政机构运行方式、文化形态的体认，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是维持稳定、法治、高效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但公民对国家繁荣富强并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真诚期待，以及在此期待下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支持、投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中贡献力量，甚至于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利益的主人翁意识等等，则是一个国家获得持续发展动力的不竭源泉。另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往来的深入和频繁、市场经济形态愈发完善而引发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排斥和冲突现象，使得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对个人利益增值的关心，“普世价值”等文化殖民主义又借助资本、新媒体等载体时刻侵蚀着本土文化的生长空间，影响着国家治理效率。要抵制这些不良现象的影响，法律和制度规范虽然不可或缺，但国家认同则可以通过唤醒和凸显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信仰诉求、共同利益的方式，强调不同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离不开国家这个共同体;还可以通过说服、规劝、宣传等方式强调国家共同体的尊严、优越和进步，从而发挥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其次，国家认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可以凝聚改革发展稳定的共识，激励民族情感。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全体公民对“我们”的深切体认不仅是一种政治信仰、文化认同，更是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之上的。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便会有抵御外侮、挽救危亡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今天的海内外华人持续不断的寻根热、为祖国发展献计献策的不懈努力等等，都建基于国家认同观念下产生的“自豪感”“归属感”“使命感”等精神力量，共同塑造了力同心的社會性格，使得人们在各种社会变化面前可以进行深刻认识、理性反思和正确选择。在当代，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然要涉过“险滩”、啃下“硬骨头”，既要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立法执法司法等等具体问题;既要警惕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经济上的“金融自由化”以及文化领域“传统文化现代化”等重大时代问题的考验，又要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结构多样化中站稳脚跟。如果没有国家认同这样一种极强的情感粘合剂化解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与混乱，并从情感纽带上内在地粘合个体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命运关系，从而有效引领和整合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寻找到破除一切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大公约数”的。

二、负面效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时代国家认同的消解

（一）歪曲、弱化和恶搞历史记忆以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断国家认同的整体性与延续性

作为回溯过往、指向当下和连接未来的历史记忆，是人们对社会现实和未来作出判断的基础，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观念记忆不断重现和强化的过程，国家将政治信仰、道德准则、文化传统、宗教节日等等以各种方式编码，不断强化国民的内心体验和情感共鸣。这些信息编码都是通过书写记录的方式不断累积成为历史记忆。正是由于全体国民拥有共享的历史记忆，才能产生“我们”的历史经验分享，获得区分“他者”的依据，才能使得生活在不同地域、时间、历史和文化空间的国民生发休戚与共的情感、体认共同的利益关切。故而习近平明确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5]694同时，历史记忆又不是单纯“故事”的回溯和呈现，“更是一种立足现在对过去的重构”[6]。这就意味着历史记忆的书写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不同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关切会左右历史记忆书写的关注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便是利用这点进行主观篡改、拼凑和歪曲史实企图重塑历史记忆。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是新时代国家认同的主要基石，这一跨越中国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长时段历史过程是国家认同延续性的重要体现，一起赋予了当代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和党的执政合法性，更是“四个选择”的历史见证。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还原历史真相”“重新评价历史”等旗号，通过个人主观感觉编造史实，“妄图通过否定历史否定现实，除掉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依据，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地位，以实现消解或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7]。他们极力宣扬“否定革命论”“社会主义歧途论”“党史诟病论”等，不顾历史事实妄论革命是“百年疯狂与幼稚”，突出革命的“暴虐、残酷”的破坏力量，得出“革命错了”的结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弱化肢解国家的民族记忆和集体记忆，以碎片化的符号或文本“虚无”党的执政成就、实则诋毁党的政治品格。他们还善于利用重大节庆周年纪念日活动做文章，抹黑、污蔑十月革命、长征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挖掘所谓的“边角”史料对党的领袖、制度以及当代具体现实极力抹黑等等，这就否定了近代中国通过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而通过浴血奋战的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虚无了革命领袖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抽空了改革开放的国内外现实依据，从意义逻辑上消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5]113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选择性遗忘”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史实为起点，以中断、模糊党史国史中特定的历史记忆为手段，刻意凸显党史国史中的曲折经历，借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实际上也就中断了国家认同的整体性和延续性。

（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模糊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前进“路标”

主流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依据，因而在一个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认同中处于主导地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定社会制度合理存在的精神支柱和保证，当一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社会制度失去民心、丧失了人们的基本信任和认可时，就会陷入社会的合法性危机”[8]。换言之，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之后，不仅会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也会集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为社会提供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向，还能“通过制造‘共同利益的幻象，把社会成员联合到一起并提供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从而成功地稳定或变更社会”[9]，实现其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因此，执政党要维护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唤起、激励人们的共同理想信念，为社会稳定提供深层次理论和价值支撑，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政治合法性提供权威解说。从这个意义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是对现有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架构等方面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系统性、逻辑性的理论阐述[10]，对于现有政治秩序具有极大的整合与维系功能。同时，意识形态作为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1]552，通常以社会思潮、价值观和“主义”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背后则代表着不同利益倾向，由此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增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巨大功能。如此，不同的社会力量甚至是敌对势力为了维持自身利益或达至某种政治企图，必然会引导和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以争取“民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郑重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2]233。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主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自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决定它‘能够处于指导地位。‘能够指导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13]同时，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至今仍然是理解和阐释中国历史和发展大脉络、大趋势、大变革的理论武器。然而自苏东剧变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论者叫嚣“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并迎合“历史终结论”宣扬“社会主义误入歧途”。他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学术研究”的外衣揭示所谓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幼稚病的根源之一”[14]，在此基础上用“放大镜”歪曲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经历的曲折乃至都加上“左”的罪名，借此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抽象的“人性论”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大众立场，夸大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根本观点[15]，以唯心史观、碎片化叙事等冲击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甚至污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从源头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反之，他们称颂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声称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补资本主义”的课，其实质就是推崇和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体系，将主流意识形态浅显化、庸俗化、污名化，这些污蔑容易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泛化”“非化”和“再化”的倾向。由此影响民众对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判断和预测，动摇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引领与统合功能，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乃至国家的解体。习近平曾总结指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要充分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16]。

（三）刻意迎合大众消費文化的叙事逻辑，弱化主流价值观对社会生活和心理的价值引导

国家认同源于被个体感知的社会活动，而个体的观念、态度、认知和价值取向等等都是被建构的过程，因而要塑造和引导国家认同，就要能将属于国家认同的思想观念系统有效地输入个体意识中，并形成个体所具有的情感、评价和信仰模式。可见，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方式密切相关，话语内容与叙述方式直接影响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和拒斥。不同的话语表达背后仍然是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角力，因为这些话语是过滤统治者所呈现历史的真相和方式，是人为选择、加工之后借助各种平台渗透到民众意识中的。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这种“杀伤力”深刻说明了媒体传播话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释放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反观国内，目前国家认同的话语表达虽然由改革开放之前相对刻板、严肃和单调的状态，发展到现在注重民众的利益诉求、日常细节和尊重私人生活领域，但从整体上来看，当代国家认同话语凭借国家典礼、纪念仪式、传统节日及各种社会习俗活动向外界提供概念（言语表达）和价值观的主流表达途径没有变，正面、全面、即时和权威的传播话语特征也没有变，但实际传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出现了一些民众对官方话语敬而远之等不和谐现象，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话语内容、载体和表达技巧侵蚀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契机。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当代一些人中“极致利己”的人生信念，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秉持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价值标准，进而打着“反思历史”“追问真相”的旗号，通过“虚拟现实”手法来假设历史、想象历史，“利用不引人注目的历史细节做文章，通过歪曲编造历史来渲染‘权力崇拜、影射现实，对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良俗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侵蚀和破坏作用”[17]。同时，它还利用大众文化“娱乐至死”的现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使得“历史成了娱乐的玩物，成了经济产值的陪衬，成了新奇、偏执的奴隶”[18]。“戏说”“水煮”“笑谈”“大话”历史，为博眼球而故意使用“揭秘”“重磅”“真相”等故弄玄虚之语，在解构官方严肃谨慎的叙事话语的同时，通过新奇性、碎片化、隐蔽性的信息传递自己的主张。在话语表达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逐渐从偏激的政治立场、情绪化语言叙事向学术性、理性话语转变，他们鼓吹文艺作品可以“去意识形态化”，以名为“中立”实则“西化”的倾向，以“宏大结构论”“零度写作论”等宣扬“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极力搜罗缺乏史实依据的材料揶揄、调侃和反讽党的领袖和正面历史人物，为已有定论的卖国贼、反动政客军阀“翻案”，曲解民族文化标识和表征符号，导致人们精神层面的虚无感、荒诞感接踵而来，高雅文化和主流文化遭到排挤，各种娱乐性、生活性和商业性的信息向人们传达着娱乐人间的生活方式，挑战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基础、道德底线甚至国家法律。此外，他们还利用信息图像通俗化、大众化和感性化的载体特征，整体精心拼制了一张“去中心化”的理想图景，利用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在公共媒体平台传播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在综艺娱乐节目中粉饰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在影视剧中制作“穿越剧”和“神剧”，造成“标语口号式”的国家认同话语与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之间产生“话语隔阂”。由此，主流价值观中的国家民族、社会责任、理想信念和生活意义的认同受到削弱，国家认同话语对社会主流思想体系难以有效掌控。

三、走出迷思：新时代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增强国家认同的纠治进路

（一）加强党史国史研究：夯实国家认同中的历史记忆

从时间维度来看，历史记忆表征着人们对过去活动、经验、感受的印象积累。从这个角度来说，党史国史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经历的一切苦难与辉煌的权威记录，是党、国家和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石，是激发人民群众国家认同的“必修课”。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歪曲史实、拼凑史料、诋毁党史国史中的定论，党史国史研究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科学揭示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遵循“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即时跟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发展”这一原则，改变被动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状态，即时跟进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的进度，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创新和治国理政实践实录好、传播好，归根到底就是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历史方位、时代意义有“即时存史”意识。在当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敌对势力不会任由我们顺利跨过“深水区”，啃下“硬骨头”，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恶意散播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要尽可能占有文献资料，通过科学、细致的史料总结、归纳和提炼，注重对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引领和监管，“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19]，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阐发历史认识，坚持“六个不能”等历史主义方法评价领袖和英雄人物，以整体的、系统的叙事方式建构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加强主渠道的党史国史宣传教育，尊重认同主体的具体差异去创作宣传内容，以国家意志、政府力量和社会参与来“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20]。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党史国史中的“红色基因”的影响力，在还原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彰显“四个自信”，让民众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曾经创造的辉煌和经历的曲折，从而充分发挥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

（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坚持“一元”主导“多样”

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虽然较多，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中话语权不断遭到削弱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毛泽东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推翻一个政权的重要途径，“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必是这样”[21]。因此，首先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主导地位，不断增进和强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当代社会转型条件下的多元价值取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但国家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和环境在当前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初衷仍然没有改变，对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思想指导的强大功能仍然存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功能不可能被每个人切实感受到，因而思想理论的灌输是必要的途径，但必须建立在它能对人民群众深切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正确解释和引导的基础上。这就需要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入手，既要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实践历程，又要积极推进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调节机制，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存在的认识和总结之上，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现实—未来”的意义逻辑中的解释、引导和整合功能。其次，努力以改善民生为中心满足认同主体的内在需求，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而“群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取决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给群众带来多少好处”[22]。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必然是在人们的物质交往中形成的，因而也就与个人的需要、利益相联系，“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286。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价值认同，更需要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体现为教育、医疗、环境、住房、就业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为此，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人民群众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主体力量的观点，从解决群众最迫切、最关注的利益诉求入手，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结构，使广大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硕果，尽量消除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挫折感，以现实的、生动的、鲜活的建设成就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观虚构的各种污蔑。最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出现权力腐败和失去群众的支持，即便有前人辛苦积累的功劳，也不能获得当下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中国共产党要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六个相统一”的成功经验来推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12]15。着力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精于意识形态策略和研究的技术队伍，使得“两个巩固”具有可靠的实现主体。

（三）改进国家认同话语表达路径：讲述好“中国故事”

话语是观念表达和思想传输的结合体，也是国家认同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突破口。国家认同观念是人们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沉默的存在，它必须借助有效的话语来表达和传播其价值观念，进而被大众所感知和接受。首先，解决“谁在说”的问题。要求话语传播者以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为导向，以承认社会利益异质性为前提，协调好各话语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实现话语主体之间的良性交流互动，增强话语主体对国家认同指向的各个具体意象产生深切的内在体认。其次，国家认同话语的内容实际是“说什么”。一是要深化国家认同理论研究以形成学术规范和体系，既要从宏观层面深刻阐明国家认同话语的理论资源、本质特征，辨明国家认同的整合性与同一性、连续性与差异性等特征，阐明它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又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同时要从相对微观的方面关注自我、他者、符号、仪式的理论研究，实现学术话语与概念之间的无缝对接。二是要提升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实证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要有敏锐而迅速的反应能力，理论工作者及其生产的意识形态话语要积极参与社会舆论讨论，回应并解释各种思想热点、难点。最后，国家认同话语还要解决“如何说”，即优化话语表达方式。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生动的实践出发创造新式国家认同话语，避免教条化、标签化。国家认同要想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意识，就不能肆意进行“话语垄断”，更不能“缺位失语”。传统的国家认同话语政府主导性较强，以凸显国家的政治权威，实际上却显示出了居高临下的意味，与普通受众的隔阂感较强，其相对单调的表达方式和较为主观的灌输方式并不能很好达到预期效果。当代国家认同话语不能沿用严肃的、纯粹的“宏大叙事”模式来说教，“特别是面对受众多元的现代媒体语境，官方叙事常被认为可信度不高、影响力不强”[23]，要在话语的平实性、鲜明性、民族性和群众性上多下工夫，做到“理深情浓、情真意切”，使得国家认同话语表达的内容和社会生活相对应而产生结构共鸣。要充分遵循“微时代”背景下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的话语规则，激发自媒体使用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善于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技术及时捕捉与总结具有时代性的话语及其发展趋势，实现话语创新，使国家认同话语以潜移默化的“熏染”与“陶冶”引导自媒体社会话语主题健康发展，用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民族特色的“通俗话语”加强国家认同话语的国际表达能力，凸显中国话语的亲和力，讲述好“中国故事”。

结语

国家认同是自我对国家的情感、观念、信仰与理想的复合体，更是一个在共同历史记忆时空轴上形成的坐标集合。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洗礼中，持续不断出现的国际国内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国家认同的腐蚀剂。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这个腐蚀剂的催化剂，它最擅长的就是裁拼、解构、假设和歪曲历史，对支撑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官方话语表达方式进行别有用心的污蔑和颠覆，企图以恶俗调侃崇高、假象遮蔽真相、支流取代主流。对此，除了进行正面的国家认同教育外，要始终坚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前进中的各种现实困难，以雄辩的发展成效證明“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引导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等具体问题进行大讨论，聚焦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期待，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适时主动驳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谬论以引领社会互动，有针对性地主动发声，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文或者视频形式通过新媒体和传统信息发布载体广为传播，以主流文化回击支流的污蔑，以生机蓬勃的发展真相回应“倒退”论、“历史终结论”，以人类共享的“共同价值”驳斥“普世价值“，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国家认同话语的主导权、领导权、控制权以及整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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