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军

三英之寺

在云南祥云有一座特殊的庙宇，这座庙宇的建盖和当地的故事传说没有什么联系，就他的建设初衷而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场所，而是地方上宣扬道德教化的场所，十分的独特，它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供奉的人物是刘备和他的两个结拜兄弟关羽、张飞。县志记载“三英寺，在云川小波那，咸丰间毁。”光绪五年，王家庄朱、王、胡、张四姓合力重修。修建完毕时，四姓请王家庄德高望重的贡生王榛写序，以记录这一盛事。据王榛所说，这座庙“盖取英豪盖天、桃园盟一、结异姓胜同胞、纲常鼎峙、正统扶持，用以愧天下之兄弟参商、骨肉分离之意。历观斯世圣庙之建胜多，而三英寺惟此是独。其取意有关于人心世道不少矣。咸丰丙辰年兵燹四起，焚庙毁像。庚申年神教流斯，朱王胡张四姓共约作一会。钦遵圣教，挽既倒之狂澜，救陷溺之人心。同心同德、勿怠勿荒，颇有桃园之余风焉。”王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贡生在那个时代是和进士、举人一样受地方尊敬的身份，凭借着这个身份，他可以“搞很多钱”。王榛对做官没有兴趣，只是在家设馆授徒。四代同堂的王家在他管理下，几十口人都没有分家，成为那个时代的典范。而他的家庭也并不富裕。他的孙子王德三说，他们的家庭是“寒士之家”，而他的祖父王榛一生没有犯过一点错，没有一点不好的习惯。他不参与公务，却又常常参与调解地方纠纷。云南县知事路承熙说他“究学不辍”“处世尤得应物朴人之法”。他所创作的作品目前能知道的有《玉峰庵八景诗》《三英寺五圣宫小引序》。

光绪廿二年，农历九月廿七日，王榛的次子王之溎家诞下一个男婴。王榛很高兴，作为祖父王榛希望这个孙儿能承继家里的耕读传统，于是给他取乳名叫正澥，澥有大海的意思，学名叫濡廷。意即兄弟之间能相濡以沫，和睦相处，振兴家业。这个名叫王濡廷的男婴后来改名叫王复生。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王复生接受了十分严格的旧学教育。王复生从祖父、父亲那里学习了传统经典。

典范之家

王复生的伯父王之清，字熙宇，是祖父王榛的长子，他学习用功，工于书法，经常为父亲王榛代笔。前面所提到的《三英寺五圣宫小引序》碑就是王之清书写的。他的字端庄、精美，笔划匀称，结字严谨，明显受到了父亲的悉心指导。目前还能见到多种由“王榛撰、王之清书丹”的序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父子关系之外，还有亲密的工作关系。

王复生的父亲王之溎，字香泉，是王榛的次子。和大哥王之清比起来，他和父亲的关系似乎不够亲密。王之溎早年和哥哥一起跟父亲学习，希望通过读书能博取功名，但到他们这一代，科举停了。他只能像父亲一样在乡里教书。王之溎是一个对父母十分孝顺的人。据王德三所说，他外出时梦到母亲，便连夜回家来看。单就这一点而言，王之溎的孝顺和王榛的家教亦由此可见一斑了。空富学识的王之溎本来打算趁着辛亥革命外出谋取出路，一展才华。毕竟，他正值盛年。孝顺的他却又不得不在“父母在不远游”的矛盾煎熬中度过了一生，至1933年因爱子王德三牺牲，遭受精神打击而病逝省垣。他学的是旧学，但是现实的煎熬让他的教育观念完全超过了时代。王之溎一心要培养杰出的儿子，他想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让儿子们去外面的世界锻炼，通过社会现实的锤打，最终成为于社会有用的人。这也正是兄弟三人能够在家庭不是十分宽裕的条件下前往大理、昆明，最终到达北京求学的主要原因。大理和昆明是当时云南教育最好的地方，而北京则是当时全国教育最好的地方。虽然关于这位“香泉公”的史料十分有限，但是他那出众的儿子证明，王之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让儿子从社会锻炼中学习成长即是他的体验也是他学旧而不守旧的进步表现。

在这个古典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王复生，接受了十分严格的旧学教育。从他年轻时的《从吾轩日记》中那些端端正正的文言写作中并不难体会王复生所受的传统熏染。王复生从祖父、父亲那里浸染了旧学知识，这对于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也是他学者气质养成的重要因素。做为一个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士人的传统到了他这一代更加的突出，而祖父不做官、不参讼，却为乡里解决纠纷，这种担当为民的表率不可能对子孙没有影响。他所体现的是关心社会、关注民生的士人传统。而当这位孩子接受了新的思想以后，肯定就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热血青年

1913年王复生进入大理省立第二中学第七班读书，在他留下的《癸丑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这一时期的日记很有特色，这个17岁的年轻学子，并不是一个“不闻窗外事”的学生，而是一个关怀民生的热血青年。

6月20日，星期五，他在日记里的格言是“没奈何三字丧却多少大事”。他接着写道：“今日族兄来校访愚，询以故里耕种事。伊告愚曰：一粒未种、一禾未插，而米价腾贵，室若悬磬。野无青草，民有饥色。愚闻之，不禁为同胞痛！为国民叹！夫去秋光复虽内乱不作，而元气已伤，至今尚未恢也。窥黎民则十室九空，家徒四壁，而公私财赋急于眉睫。今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则将互相残害，父母兄弟妻子离散矣。民国前途危险万状，若再值此饥馑，则财政愈形支绌，诸大问题难以解决。诸大急务难以振兴，且宪政未定，党派挟私，宋案未平，外邻日侮，若遭此凶年，则将内乱相踵，不知伊胡底。振笔书之。”一個17岁的青年，听闻农事不顺，米价高涨，民众饥饿，想到国家的命运前途，忧怀国事，只能把这一腔热血写在自己的日记中。

在这个月的日记中还有“男儿生值此中原荆棘，大局桑榆之秋。内而互相残害政党挟私，外而强邻封豕外交失荣。当如何砺戈利识以扫清边尘小丑，和睦友邦，还我边围租借（界），整我军旅社会，振兴我实业工商，澄我政治学术，以壮国威，鸿图而绍此。我之所慰藉父母者当何如？后有批云：修身贵抒心，理水徒铺张。予因掩卷曰：人世之答，修身徒铺张者比比矣，只口缮忠孝满篇，而不知其胸腔是何豺心鸱胆，自亦纸上谈兵也，心理何在？呜呼，言亦惭矣。”

“先我而生者皆我之父兄伯叔姑姊，后我而生者皆我之子弟侄辈。穷民之颠连困苦，非我之父老子弟耶？侨民之奴隶牛马忍气吞声，非我之父老子弟耶？一人不安皆我之罪，一夫不获皆我之罪。甲庚之战，我人民无端而遭外人杀戮者，非我之父老伯叔兄弟姊妹耶？日俄之战，东省侨民之无辜而被外人蹂躏者，非我之父老兄弟姊妹耶？一耻不雪皆我之罪，一仇不复皆我之罪。”

“光阴者，事之金钱也。人生最奢侈者，莫如光阴浪费。”

“气愈养愈平，志愈奋愈坚，材愈炼愈老，与人较短长者常也，伟人气无物不容。”

“天下安，一圣贤治之而有余;天下危，数英雄奔走救之而不足。高尚人格自吾手中造出，吾人果高尚矣。一旦权柄在手，强迫而教之，何患不能使举国人民人人高尚？故吾人只须责已勿庸责人。”

一个17岁的学子，面对如此国势，无能为力，只能“没奈何”“惭矣”，只见其当时心境。在大理的学习是王复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其重要性在于，他走出了云南县那个狭窄的空间，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关于外界的信息也有了更多获取的渠道。这位来自寒士之家的学子，到了府城，并没有沾染不良的习气，思想上的笃定、对国家的关心、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在这一时期养成了。只不过是还有一些年轻人的挥斥方遒、激进和一厢情愿以及天下千秋的担当热情，随着历练成长，他的激情和稚嫩会少一些，而担当更多一些。这一时期他读到了唐继尧，并视之为英雄，他甚至还抄录唐继尧的诗作。如：

乙巳夏日偶成

莫对青天唤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

壮心百炼锄群丑，宝剑双飞碎众魔。

铸造苍生新模范，安排黄种旧山河。

澄清事业寻常举，欧亚风云亦太和。

这首唐继尧的诗，在志向上和王复生这一时期的思想相契合，其实这不是偶然，而是那一代人最普遍的思想写照。大约十年后，王复生走到了这位“英雄”的对立面。

寒门子弟

1918年，云南县改名祥云县。这一年王复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当他入学时，籍贯上还写着“云南县”。1937年的《北大同学录》里，王复生的籍贯是“云南县”而他的弟弟王德三籍贯则是“祥云县”。兄弟二人一个来自于云南县，一个来自于祥云县，也算是祥云教育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他入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民国第八个年头。他到北京以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使用白话文写作。大约在1916年前后，他就没有坚持写日记。到1919年双十国庆时，也就是他改名的这一天，他又开始坚持写日记。这一天的日记开篇便是：

我不记日记已经三四年。在这三四年内，记上两天又中断，已经三四次。现在是“国庆日”，大家放假，张灯结彩，欢呼游行，如狂如醉的祝贺，我为什么又要起头记日记呢？

他依据《了凡四训》中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名句为自己取别号“复生”。在此之前，他一直用上辈人给他取的“濡廷”这个名字。作为家中的长子，他的父辈希望这个大哥能给弟兄们做好榜样。濡字有润笔的意思，同时与“儒”字通。王复生也不负众望，勤奋学习，积累了深厚的旧学功底。所以认识他的人说他“宗经世”。罗章龙回忆说，“（王复生）喜欢读书做学问”，据罗的回忆，王复生对元曲颇有兴趣，也很有研究。若干年后，还说“复生彬彬质”。他的学生回忆王复生老师时说他“性情文静，举止文雅，待人彬彬有礼”。王德三则直截了当地说他哥哥更适合做学问，并且为王复生的浓重的书生习气而感到担忧。王德三甚至说他的哥哥沉溺于“老庄”，守旧固执。在其遗言中说，王复生身体弱、性格弱，有思想，但不会做事业，而适合做学问。他常要求他大哥写几本书，把生平所学留给社会。不难看出，在文化的修养上，王德三对哥哥是肯定的。可以说，浓重的学者气质是王复生与王德三最大的区别。

王德三在给嫂子的信中，甚至建议他的哥哥应该把生平所学写成几本书，以“服务于社会”。这位倔强的“学者”则毅然将自己的精力用在革命上。对于王复生来说，这个积贫积弱的祖国，已然连张写字的书桌都放不下。尽学者绵薄的气力来为祖国做一点事，这才是正道，也才是真正的学问。他所治的，他想治的正是强国的学问。他在日记里说“现在我决心牺牲一切做革命，先锻炼得个冷静的头脑，坚决的意志”。

在那锐意革新的时代思潮中，他从经典中找到典故，为自己改名，这意味着他将要走一条彻底革新的道路。

当他从云南祥云这个相对贫穷闭塞的地方，到达首善之区的北京以后，其心理所受到的冲击，并不难想象。从元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北京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聚集了众多的新闻媒体、教育机构和各种文化团体、政治团体以及各种思想。这种和“云南县”简直天差地别的文化氛围，对这样一个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而言，内心的冲突将会是何等的激烈。第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生活费的问题，在现在留存下来的家书中，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书信都有同一个重点，那就是他缺乏生活费。这一点，很多在外求学的学子应该深有体会。

从史料上来看，他的青年时代，有一点小小的自卑和云南人淳朴性格所形成的拘谨，这与云南人质朴的性格和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不无关系。那几封有限的、幸存下来的信里，对长辈表现得恭恭敬敬，对兄弟姊妹表现得也十分谦逊和关心。在那个没有手机、电子邮件的时代，他写信的目的、心情是当代绝大多数曾经外出求学的学子都曾经历过的，他最缺的是生活费，也就是“錢”。为了生活费，他甚至从家乡带一些特产去卖，袜子、衣服都是尽可能在家中做好带去。“钱”的短缺使这位远在异乡负笈的贫寒学子好学上进，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而又略显自卑。

广阔空间

在这所思想最为活跃，学术氛围最为浓厚的校园里，他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他与罗章龙结识后更加迅速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王复生加入辅社，并结识了一位名叫毛润之的年轻人，这两人相谈甚欢，王复生把他们的谈话记录在了日记中。

1920年在王复生的思想历程中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第一天就在日记中表示“从今天起，变化旧日的生活态度，求合理的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他这一年将是思想活动最剧烈的一年。这些略显晦涩的《日记》显示他的思想正在转型。这一年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和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结识并交流思想。在他的日记里，他记载了与毛泽东交谈的内容。那是1920年1月3日的日记：

访毛润之，言：“湘人于张敬尧誓不两立。然苟欲吴佩孚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实或可少减痛苦。然为‘新文化运动计则宁取张敬尧，而斥吴氏。盖张敬尧虽不学无识，其于新文化但知其不利于己，不好而已。而其不好与好之何在，固懵然也。吴佩孚思想顽固，苟其实行排斥新文化，必以固旧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脑力上所受之痛苦，更可痛也。与吾同意。 昨曾以，吾但愿云南有一张敬尧、倪嗣冲、陈树藩，而不愿有“模范督军”阎锡山。盖张、倪、陈虽蹂躏湘、皖、秦，其迹可悲，究属一时之痛苦。张等去，即苏矣。阎氏以背谬绝俗、不合现代之危险思想制度范围一省人民，无有能逃之者。纵得一时表面上之安宁，而精神思想上顽腐，旧毒受之深，日后痛苦大而且长。吾人所期望乎？为政者，最善莫如求目前之安乐外，尚能作将来长久远大之施设。苟从求一时表面上之安康，而置后日向上发展于不顾，则宁忍目前一时痛苦，以求今后长久光明向上的发展。盖生物本有为后来者牺牲的义务。由前之说，张、倪辈暴戾恣睢，蹂躏人权，因属罪大恶极。而由他方面说，因有张、倪之横暴，反而促醒吾人。予吾人以觉悟机会，且不以顽固思想学说、制度毒害吾人，吾人固应感谢之于不置也。

15天以后，辅社人员游览陶然亭，王复生、罗章龙、毛泽东等人合影留念。據王复生日记的记载，这一天是为毛泽东送行。2019年3月，以这幅照片为蓝本的汉白玉石雕“王复生与毛泽东”在祥云落成。辅社，全称“辅仁学社”，以研究科学知识为宗旨，核心成员有罗章龙等人。1918年辅社的活动中心迁至北京。许多成员不仅参加了“五四”运动，而且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马克思学说

在北大期间，他最重要的事是参加学校里一个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的发端很早，但活动的组织、规模都十分有限。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并秘密开展活动。1921年11月17日，经校长蔡元培许可，学会在星期四、第894期校报——《北京大学日刊》最后一版上刊登启事，公开吸纳成员以扩大组织。根据北京大学当时的学生朱务善的回忆，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和应付警察的检查，这个学会开始叫“北京大学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王复生在这个组织里承担着具体的工作，他担任了法文（翻译）组组长，所以，他也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之一。除王复生外还有一名名叫王有德的云南籍青年，1923年这位青年与王氏三兄弟一起在北京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外，还有王复生的老朋友罗章龙、邓中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他的弟弟王德三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也迅速的加入到了学会中，兄弟二人成为法文组的翻译。

可以说，进入20年代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他和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组织中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共产党。王复生入党以后，成为云南省的第一位党员。同时，参与了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

1921年时，他在日记里说：

“年来生活思想顿起变化，大体趋于极端的自然主义、个人主义方面。一切道德、法式咸鄙弃之一文不值。不惟鄙弃，其以为苦焉。虽不至为大恶，然此心已然，无复存在……二弟尝谓我受老庄余毒固矣。近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心稍知物质社会（道德法律、习惯风俗）亦不可侮也。”

这段日记标志着这位知识分子已经从旧的中国哲学体系中走出来，而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完成了思想的蜕变。

1922年远在北京的王复生在云南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制度果以统一为是耶》一文。这是王复生关于教育的思考，也是一篇针对国民政府倡导的教育统一制度所作的时评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学识，也不难感受到他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正是有了这种思考所以他的志向才会如此的坚定。关于教育这个问题，他的思想观念表现出明显的“学以致用”思想，这种思想或许就来源于他那位开明的父亲。王复生的这些思考就是对现在的教育来说，也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他的乡土教育思想。我想对于这篇文章实在没有总结概括的必要，倒不如读一读原文，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想法，他在文章里说：

就一地一乡言之， 一乡一地其风土气候、人情、历史、习惯、生产等非尽翕然相同也，是其居于斯者。生活方向既异于彼，所需要之技能、知识自与彼异。教育之责任，在视其所需而予以种种助力。使之得充分向上发展，并将其个人才能之发展引之入于有益社会之途。非徒以能率行教育官署之规章、命令，毋之或逾将千篇一律，举国一致之教材，机械的注入学生脑中，使之卒业为完事也。由斯而论，省与省间风俗、习惯、气候、地宜、生产等更异高原与平原，海滨与沙漠，尤异矣。其所行学制，所需之教材更不能尽同，亦不宜尽同也。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王复生组织策划参与了新滇社（原名革新社）等进步组织，和进步青年一起为中国的发展探索道路。他还组织参与创办《祥云》杂志、《革新》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主持革新社的工作，同时发表了许多富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他还修习了各种体育运动。他曾经申请了一次马术训练，但是很久都没有去取课票，体育协会不得不在报刊上登报，如果三天不来就取消他的资格。这位从云南到北京的大学生，面对纷繁的思想和五花八门的活动时，明显是有点应付不过来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业上并不是很圆满，以致于毕业时不得不重修这些课程方得以顺利毕业。学校扣发了按政策给他的回云南的路费，王复生只得请云南教育司出面协调，经过协调，学校才给他发放了一部分费用，但涉及学业成绩考核合格才能给予的费用则继续扣发，直到王复生补齐了所有的课程才享受到这个政策。在北京大学期间，他和弟弟王德三在陕西找到了教职，同时，利用教师的身份开始了革命工作。

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前往陕西开展建党、建团工作，以教师身份做为掩护在陕西咸林中学和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由于他学问好，性格谦和，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被誉为“有道德，有学问的先生”。他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借给学生们传阅，并不失时机地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讲解中国革命、中国历史，培养学生们的反帝反封建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学习新思想。咸林中学教务主任、陕西马克思主义先驱魏野畴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说“新教员王先生讲一点社会主义，我极力欢迎这样人物来陕”。为了扩大影响，王复生还与在渭南一带进行活动的私立赤水职业学校校长、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取得联系，并参加王尚德建立的陕西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活动。在陕西期间，王复生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陕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王复生在陕西任教，也为后来弟弟王德三到陕西任教创造了条件。

1925年8月，王德三在报纸上发布启事，表示自己已经到陕西任教，并且聘期已确定。就这样，从云南到北京，再到陕西都留下了兄弟二人的足迹。

打倒“英雄”

1926年夏，王复生受组织派遣回到云南，以中共广东区委安排的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云南，筹组中共在云南的党组织，并筹建国民党的云南省党部。同时，秘密策动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唐继尧这位昔日的英雄，现在则成了他的对立面，而且王复生正准备打倒他的“英雄 ”。

1927年“二六”政变后，组织派王复生在云南建立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同时主持工作。云南的工农群众运动取得成效，省一级的农协、学联、妇女组织、工会等迅速建立，在一些条件好的县还建立了分会，革命轰轰烈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龙云投向蒋介石，云南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被查封，王复生等20余人被捕。5月11日，他和战友们在狱中合影。他的战友有李鑫、赵祚传等云南早期革命先烈。不久，云南发生了扣押龙云的“六·一四”事变，组织趁机营救，王复生得以释放，根据组织安排前往上海待命。

在此期间，他的思想更趨于成熟。促使他思想成长的事件是“三·一八事件”。这次事件，使王复生进一步意识到了旧体制的本质。所以他撰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对北洋军阀主导下的政权性质做了总结。第二篇进一步论述军阀政权的实质，并提出斗争的方法。特别是他指出知识分子的性质，是“一种游离的附属阶级”，其特点是“极不确定”。这或许是他一直不愿意听从王德三的建议，而著书立说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弟兄二人在革命思想的方面的交流情况如何，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后进一步做出分析。不过不难看出，王复生并不是那种文质彬彬的敏于言而拙于行的旧知识分子，郭焕章简明而深刻地总结了王复生的一生的经历：

迨夫子业成，适北伐军在粤成立，遂往投效。供职北伐军政部……当局回念滇政不纲，简派夫子还滇，从事改造重任……比至，各方斡旋，不遗余力，幸使滇政秉命中枢，迄为今日之砥柱，实以有力焉……转东北，至哈尔滨，权任教席，兼从政治活动，组《民报》，振民志，摄电务，广声息，复任教厅秘书，党部政治指导同。团结同志，期挽颓势。

王复生并不是王德三所评论的那样是一个“不懂事业”的人，王德三所做的善意评价，应该是源于兄弟二人的性格不同。弟兄两人，一个棱角分明，讲究效率原则，率真而实干。一个则内敛而富有理智，实践经验丰富，深具学术人格。王复生如果不是一个为革命和抗战而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肯定会是云南近代杰出的学者。王复生选择了前者，这是因为他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附属性”。

白山黑水

1928年6月，王复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改名王甄海到东北开展工作，工作的主任务是隐蔽并恢复党的组织。为此，他以教员的身份先后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哈尔滨第三中学、齐齐哈尔电报局以及吉林中学等处开展工作。在此期间，弟弟王德三因到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氏兄弟与云南的老乡楚图南有一次短暂的相见。而弟弟王德三与哥哥的这次见面则成为兄弟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决定依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同时，要求王复生与苏联驻黑河的领事馆联系，为北满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解决粮食与武器给养问题。王复生遂奔走于纳河、黑河一带，协助马占山。由于战略上准备不足，加之力量对比悬殊，马占山部在军事上受挫。“讵‘九一八变起，继奉翁父香泉公遗嘱。痛国痛亲，几不欲生，终与国难日亟，不能不移孝作忠。又转任东北义勇军政治通讯干事，值该地饥馑，怡然专谒驻黑河俄领，商准运粮赈济，兼谋协助马占山将军，刚有具体办法，而将军久战乏援，孤军背进，事不果行，因之更自伤蹉跎。”

王复生不得不返回齐齐哈尔转入地下工作。

1934年11月，根据组织的安排王复生就任《黑龙江民报》社长兼总编。他以笔为枪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揭露日伪的统治，并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在民间，他组织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活动。

1935年，王复生与北满省委取得联系，着手重建齐齐哈尔的共产党组织，组建了宣传、行动、调查三个基本组织，基本完成组织重建。同时，在伪满政权官员中有计划地开展统战工作。

这一年，王复生与龙沙公园监理韩辛之策划画展，并邀请张大千、刘海粟、周沣来齐齐哈尔龙沙公园举办画展。张、刘两位大师为了感谢他，则将联手创作的《呢喃图》赠予他。这些文化活动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地下活动的特点。但是王复生作为主要策划人，其中不可或缺的是他的文化人特质。他虽然是革命者，但对传统学术抱有浓厚兴趣。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提及他在读被“新潮的革命青年”弃如敝履的传统经典。可以说，王复生完整的继承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特点，关心国家，以天下为己任，勤奋进取，希望能改变旧中国的不堪面貌。可以说，在齐齐哈尔的工作中，王复生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报刊向外宣传抗日思想。

这一年4月，一位从哈尔滨来的中共党员金剑啸加入《民报》并出任副刊编辑，王复生对他的宣传活动给予了充分支持。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利用搜集到的两份反日传单为线索，不断深入排查，最终认定在齐齐哈尔有一个被称为“人民阵线运动”、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该社社长王甄海（王复生）。在此前，王复生已经觉察到金剑啸的活动被人监视，为了安全起见，王复生以辞退为由转移了金剑啸。6月13日，日军宪兵队队长中田敏雄指挥宪兵队同日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博克图、牡丹江等重要城市，进行对有关人员的逮捕行动。在这次行动中王甄海、金剑啸和《黑龙江民报》全体采编人员及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及其他涉案的官员、教师、学生等90余人相继被捕，2个月零2天后，5人被判死刑。其中就包括王复生。

《黑龙江民报》创办于1929年1月，是黑龙江省长公署的机关报。“九·一八”事变后停刊一个月，并由日军强行接管，于12月17日重新出版。1934年年底，王复生为躲避日伪特务机关的追捕，自黑河回到齐齐哈尔，并担任该报社社长。次年4月，中共党员金剑啸也来到齐齐哈尔，出任《黑龙江民报》的副刊主编。两人很快就利用“职务之便”将日满控制之下的《黑龙江民报》机关报彻底改变为一份有利于抗日宣传的报纸。

王复生的活动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认定为“齐齐哈尔共产党案件”，为了得到情报，关东军宪兵队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折磨，王复生的胸骨、右肘骨、肋骨、脚骨被打断，王复生失去了坐卧和饮食的能力，但他坚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一字。

无可奈何的日军宪兵队只得让伪满洲国第三军管区军法处于1936年8月15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思想政治犯”王复生判处死刑。在这一天的早上十点，将王复生押解至齐齐哈尔北大营附近。王复生强忍剧痛，怒目而视，用最后的力气奋力高呼反日口号，壮烈牺牲！

精神不灭

从彩云之南，到白山黑水，这位赤子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他“牺牲一切做革命”的初心，坚强的意志有力的表现出忠贞的品格，不负使命，无愧于他的誓言。

而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可怜的女性那就是他的妻子郭焕章。王复生牺牲后，郭焕章的遭遇十分悲惨，郭焕章是这样回忆的：

“我和孩子在焦虑和等待中度过了1多月，到8月中旬，日寇通知我到齐齐哈尔北门外白塔附近的龙沙北校场收尸时，只见复生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手骨、腿骨、胸骨都碎裂了，尸体已经发腐。我一阵心寒，眼前一片漆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不忍再多看一眼，更不敢相信此情此景竟是真的。惨无人道的敌人在复生身上施行了多少野蛮的酷刑，竟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折磨成眼前的模样。与复生同时被日寇秘密枪杀的还有金巴来、阎达生、王桂华、麻秉钧等人。面对眼前的情景，我悲愤填膺，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好强忍悲痛，把复生火殓了，把遗骨装在一个瓷坛中抱回家来。

在敌人的铁蹄践踏下，整个东北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严严实实，大白天也都关门闭户，我也只能足不出户，相识的人，没有一个敢登门看望，见了面也只能形同路人，而且日本浪人三三两两天天在门外转悠，还三天两头撞进家来审东问西，使同院的邻里都不得安宁，每到夜晚，我怀抱弱儿面对亡灵，凄灯如豆前途茫茫，万般孤苦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悲复生兄弟三人都已先后为主义捐躯，老父也已身故，焕章一人万里落魄，家山睽隔魂无所依。

此孤苦境况实非笔墨言语所能表达，至今回忆起来仍万分令人揪心。

当时我想的只是：复生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壮烈就义，死得光荣。可是王氏一门三英烈只留下这一孤儿寡女，这抚孤重担落在我肩上，我不能，也绝不允许自己被悲愤压倒。我告诫自己要挺住，要好好活下去，为烈士把后代抚育成人，继承烈士遗志，完成他们未竟事业。我咬紧牙关，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要以复生的英勇气节为榜样，让复生在九泉下不为我倒下而羞愧，就這样，我终于挺住了。”

这就是王复生的发妻、战友郭焕章的回忆，而命运对王复生的妻子儿女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所幸，在这位坚强的女人抚育王复生的子女们都健康地长大，并积极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

从1913年的热血青年到1920年的思想成长。从彩云之南的革命活动到白山黑水的东北的抗日地下活动。王复生显然已经从一个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理论的信仰和实践者。云南的历史上，少了一位学者，多了一位值得崇敬的烈士。

1982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并批准王复生为革命烈士。

2004年，王复生的铜像在齐齐哈尔市烈士陵园落成，以示永远缅怀。

雕像的正面是系着围巾的王复生，围巾则设计成长城的形状，象征着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烈士的表情庄重，眼镜后的眼神沉稳、冷静、理智。从雕像的侧面看则是一位愤怒的革命者，用那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曾经饱受蹂躏的白山黑水。

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强了起来，但人们不会忘记在那黑暗的历史时代中，为了寻求光明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却是绚丽的，这种绚丽的光彩将永远照耀着后人前进。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烈士的精神不朽。

编辑手记：

做为“祥云三英烈”之一的王复生，生于大理祥云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浸染耕读传家家风的他，年少时就和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云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从此，他思想上一步步走入成熟，投身于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在“九·一八”事变后进入东北从事敌后抗日工作，在被捕的时间里，经历严刑拷打但始终不透露党的秘密，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党忠诚的誓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最惨痛的历史，75年前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最辉煌的时刻。正是王复生这样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先烈们的奋斗与牺牲，带领我们民族克服一次次危难，历经风雨而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