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乡村研究，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部著作的确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艾约博教授的专著《以竹为生》也是对中国乡村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著作聚焦于四川夹江县，以这里发展的支柱产业造纸业入手，勾勒了我国手工业生产农村在20世纪的社会史变迁图景，关联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主题。

而本文主要从社会关系角度切入，截取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对夹江造纸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式民间帮会进行分析。夹江县社会有着众多形形色色的民间帮会，可按其成员加入帮会的依据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按血缘关系成立的民间组织，以影响力较大的袍哥会为代表；按宗教信仰笼络的民间帮会，以发挥作用最强的蔡伦会为代表；按有着共同利益目的成立的帮派协会，以比较突出的夹江白纸帮和红纸帮为代表。

本文就着重从袍哥会、蔡伦会、纸帮这三个代表性组织入手，对它们所构成的夹江县造纸业生产共同体中的非正式治理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并从这个治理网络的运转机制、突出特点以及它對夹江造纸业产生的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一、袍哥会——宗族治理

宗族关系是造纸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准则，是以血缘宗亲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而袍哥会就是这个宗族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组织，也是那些渴求更大权力和更高威望的人与非亲属关系的人接触的重要渠道。袍哥会通过这样一种帮会的形式将有血缘关系的村民联系起来，形成一种自发建立的管理权威，从书中来看，它发挥的最大功能就是解决争端，化解袍哥会成员与非血亲人员之间的矛盾。

“茶馆法庭”就是袍哥会进行宗族治理的一个典型例子。石堰地区的总舵把子石龙庭依靠其在家族中的声望和地位，以及自己处理纠纷的技巧，将自己开的茶馆演化成了一个解决纠纷的“法庭”，若有石氏人士卷入纠纷，石龙庭都会在这个茶馆里解决问题，并且向村民公开，所有茶馆里的人都可以参与辩论，这样的方式化解了当地的大部分争端。这个“茶馆法庭”发挥了类似于“司法”的功能，它成为一个公开处理民众纠纷的场所。在当时时局不稳的情况下，这种“茶馆法庭”可能比衙门管用得多，并且能够让当地人公开透明的接受纠纷处理结果，可以看作是维护宗族与外界关系良好运转的一个重要工具。

袍哥会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望，甚至大部分官员、军人都是袍哥会的成员，而袍哥会的“舵把子”则会选举出当地实力雄厚、声望颇高的地方精英来担任，比如前面所述的石堰地区的总舵把子石龙庭，在家族中地位高、处理纠纷独有技巧，备受石氏家族的尊敬。但也造成了人们无法判断袍哥会舵把子的权威到底是来源于他的“社会角色”还是源于他在袍哥会中的地位。

我们能看到，这些担任“舵把子”的地方精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运用造纸人之间的宗族血缘关系构建起组织的权威，对造纸业的生产秩序起到维护作用，也对自己宗族群体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矛盾起到协调作用。在当时那种动荡时局下，大多“政府”的权威都不敌这些宗族组织的权威，甚至有时候还要依赖于这些民间组织对民众进行管理和约束，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特征。

二、蔡伦会——宗教治理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因此也被后代纸工奉为造纸鼻祖，也被夹江县的造纸人奉为夹江造纸业的祖师爷和保护神。清代形成的“蔡伦会”是夹江造纸人为了谋求群体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民间组织。他们赋予了蔡伦“神”的权威，为其雕神像，办庙会，行跪拜大礼。这种神的权威，来自他们认为自己赖以生存的造纸技能是祖师爷的赠礼这种理念，如果没有祖师爷，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饭碗。

“蔡伦会”在夹江造纸业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了其利益诉求和抗争的功能，“华头乡”的案例可视为这一功能的极致发挥。华头镇政府打着修建高小（学校）的名号，对纸匠们征收“架槽税”，对商人们征收“营业税”，这场横征暴敛很快激起了夹江造纸人们的愤怒，消失多年的“蔡伦会”又复活了——他们将洪川神像换成蔡伦神像，对县政府进行游行示威，表达造纸人对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的抗议，最终夹江县长罗国均代表纸匠们向省政府请愿，平息了这次的官民矛盾。

我们看到，在“蔡伦会”丧失官方支持的三十年后，华头纸匠们依然围绕在他们的守护神周围，用他们自己的道德话语体系来同敌对势力进行着利益抗争。“华头乡”案例可以表明，尽管“蔡伦会”受到了之前寺庙被关闭、土地被充公这样的强制性打击，导致了暂时的销声匿迹，在纸匠们的生活中隐而不显，但是它这种宗教性的权力文化网络并没有被彻底毁灭，一旦纸匠们的集体利益受到大的损害时，这一组织马上就“恢复原形”，重新发挥着它的力量。它即使丧失官方支持三十年仍在继续发挥作用，说明这种权力文化网络仍然存在于夹江造纸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没有因为寺庙和土地的破坏就崩塌，可见“蔡伦会”这种宗教性民间组织的生命力之强大。

另外，“蔡伦会”这种宗教性民间组织对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较大的制衡作用。因为纸张为国家的政令通达提供了必需的介质，所以尽管当地县政府訾骂这些固执的纸匠，但他们也承认纸匠职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允许纸匠们通过创建这种非正式的自我管理组织来表达自身利益需求的权益。

“蔡伦会”依靠宗教性的治理方式对夹江造纸业的生产和运转产生影响，它将所有信奉蔡伦为祖师爷的造纸人整合进这一治理网络，让所有信徒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将保护自己的“饭碗”、维护夹江造纸业的集体利益视为自己的责任感，在集体利益受到侵害时，会与敌对势力进行抗争，这对夹江造纸业的延续和传承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

三、纸帮——利益协商

民国年间，尽管像“袍哥会”这样的宗族组织和“蔡伦会”这样的宗教性组织仍然在发挥着力量，但代表造纸业的重任落到了纸商及其组织“纸帮”上。夹江县的纸帮分为多种形式，以最终市场的所在地分为西安帮、太原帮、成都帮等8个帮，除此之外，夹江还分出了白纸帮和红纸帮两个特殊的帮派，这里主要对这两个特殊帮派进行分析。

白纸帮是纸商的利益代表团体，结构比较松散，所有纸商都被自动视为其成员。从帮会理事的选拔机制中可以看出，候选人需要财宏势大，是纸商团体中的精英，他们在取得帮会理事地位后，执行帮会决议，与县长进行谈判，代表纸商这个团体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相对于白纸帮，夹江的红纸帮规模就较小了，但是结构更加紧密，主要是老板帮和工友帮，代表雇佣工人和雇佣主这个统一体的利益。书中并未详细阐述红纸帮发挥的具体作用，但是根据其他纸帮的作用推测，红纸帮大体是主要用来处理雇主和工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组织，同时也代表着雇佣关系这个统一体的利益，可能在与外界团体发生冲突时进行协调，为老板和工友的雇佣关系的维护，以及这个统一體与外界的秩序维护起到协调作用。

纸帮后来受当地政策的要求，逐渐改换成协会、工会的形式，被要求为政府服务，要作为咨询实体向政府提供政务建议，也要协助政府征收赋税，收集数据信息等工作。但这些措施在夹江都流于形式，具体的运转机制仍然在按照以前的纸帮模式进行，仍然是一个缺乏正式结构管理的非正式自我管理组织，但尽管“非正式”，纸帮协会的会长的话比政府的裁决还管用，这些协会的权威比当地政府的权威要高。在这个缺乏正式结构的民间组织中，核心在于领导这些组织发展的地方精英。他们个人能力的强弱以及声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这个团体的利益强弱。在这些纸帮协会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税收战场上，协会的领导者们就发挥了其独特的魅力。像槽户石子青寻求画家、政客和文人的资助，纸商彭劭农、谢荣昌运用自己的多种社会角色去游说政府当局，成功地保持造纸业的低税收。

由不同社会群体组成的纸帮、协会这些民间组织，一直在充当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协调人的角色，类似于当今社会的工人团体形成的“工会”，他们选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通常由财势或权势声望较大的地方精英来担任，他们向政权组织或者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协商，代表自己的群体表达利益诉求，试图与博弈的对方组织达到一种利益均衡，以构建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生产和发展秩序。这些不同组织之间构成一条利益链，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筹码，适时进行利益交换，来维持整个利益链的平衡以及利益最大化。

从宗族、宗教、利益协商的治理过程来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精英治理”，无论是袍哥会、蔡伦会，或是白纸帮、红纸帮，组织者和管理者都是地方精英，通过宗亲血缘、信仰权威等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划分为不同的自我管理组织，形成不同的帮会，对被整合进关系网络的成员进行着行为规范约束和矛盾冲突的处理，同时还发挥着向外界进行利益诉求和协调的功能。

宗族治理、宗教治理、利益协商这三种方式构建了夹江县造纸业的一个非正式治理网络，它在维护着夹江纸业长期稳定的生产秩序和代际传承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个非正式治理网络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时局动荡的时期，对夹江县造纸村的秩序维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夹江造纸业没有被动荡时局中断的部分原因之一。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民间组织受政治原因逐步解体，转化成其他形式的团体组织，但是在夹江造纸业的发展历史中，它们形成的非正式治理网络对夹江造纸业的生产和发展秩序所起到的保护和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夹江县当地居民围绕“造纸”这项专业核心技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组织形式，但随着时代变迁，战争、革命、集体化、现代化等现实冲击，给夹江造纸业带来严峻考验，本文从社会关系角度去分析了这部专著的细节，阐述了在夹江造纸业发展进程中展现的利益生态，以及这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 （德）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M].韩巍译，吴秀杰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王静（1996—），女，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边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