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赵 宁

(1.武汉轻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23； 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中部发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企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主体。出于利润最大化和规模效应的需求，企业规模逐渐扩大，由此带来的税收、就业的增长也推动了区域发展。大企业的出现有多种原因，除市场扩张、企业管理等因素外，与企业所在地区也有密切联系。纵观世界500强企业发展史，会发现某一些地区更容易培育出著名企业，比如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不断推进，打开了与外界的交流大门，随着更大力度的推进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在我国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现了一系列世界知名企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问题，如：经济模式低端、高耗能、环境污染，城市土地、房价成本过高，严重影响了企业扩大规模和吸引人才。近年来，开始出现企业远离中心城市的逆城市化现象。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验表明，城市的发展首先要有市场，然后是工业，最后随着第三产业替代工业，工业则开始远离城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企业总部究竟应该集中在大城市还是逆城市化转向中小城市，在这方面，美国大型企业的区位城市选择或许可以给中国企业以启示和参考。

一、企业总部区位选择比较

(一)国内企业总部区位分析

我国大型企业总部绝大多数位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发达地区。在中国，中小城市即使培育出大企业，企业总部也大多会搬迁到大城市。甚至，即使企业本身已经位于大城市，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会迁往更高一级的城市。如二汽集团总部从十堰迁往武汉，吉利集团总部从台州迁往杭州，远大、三一重工等企业总部从长沙迁往北京，融创从天津迁往北京，万达从大连迁往北京；近年来，福建多家民营企业把总部迁往上海，如世贸、旭辉、正荣、宝龙、禹洲、中骏等房地产企业，还有本地金融企业兴业银行业务总部、兴业证券业务总部等都迁到上海。

通过梳理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可以发现。(1)大城市集聚效应明显。以营收计算，排名前10的城市除苏州外，均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其中唯一的地级市苏州位于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长期在各种经济排名中位居前列。(2)头部效应明显。榜单第一的北京作为首都，无论在企业数量还是营收总额上，都远远超过第二三名的深圳和上海；在营收总额上，北京分别是深圳和上海的6.4倍、7.1倍，北京的营收总额甚至是第2名到第20名的总营收之和的1.3倍，头部效应非常显著。原因在于我国大型央企的总部大多数位于北京。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显示，前5名企业全部位于北京，前10名中有8家企业位于北京，前20名北京企业有14家。

表1 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前20名城市(按营收排名)

表2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前20名企业(按营收排名)

王含笑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国内企业500强，民营企业500强区域分布具有如下特点：(1)数量。民营企业总部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传统北上广深数量上不占优势，反而主要分布在以杭州、苏州为首的江浙城市群。(2)质量。深圳、北京及上海的民营企业虽不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具有更强的收入创造能力。(3)趋势。无论是从总部数量还是营业收入看，民营企业500强分布均呈现南移趋势。

与中国企业500强相比，民营企业500强总部分布在企业数量的城市分布和发展趋势上有所差异，在企业发展质量上，传统四大一线城市仍然具有较大优势。

(二)中美企业总部区位选择的比较

相比中国企业明显的城市集聚和头部效应，美国大型企业的地区和城市分布更均衡，经济中心城市的集中度不明显。以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为例，中国企业上榜129家，美国企业上榜121家。

(1)以城市计。北京的500强企业数量超过后面9个城市的总和，中国前10位城市500强企业数量占中国国内500强上榜企业数量的四分之三。纽约的500强企业数量优势不明显，并且美国前10名城市500强企业数量占美国国内500强上榜企业数量的比例不到一半。从城市集聚上看，中国大型企业分布的头部效应明显，见表3。

表3 2019年中美世界500强企业城市分布表

(2)以地区计。2019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位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的个数为94个，占全国世界500强企业个数的73%；而同期美国世界500强企业位于东海岸、西海岸和五大湖三大城市群的企业个数为47个，占全美世界500强企业个数的39%。由此可见，中国大型企业总部的地区集聚度明显高于美国，见表4。

表4 2019年中美世界500强企业城市群分布表

由上可知，与美国相比，我国大企业总部地区分布集中度很高，并且头部效应显著。作为中国的行政中心，北京集中分布着国内很多大型央企总部。而反观美国，很多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并没有集中在大城市，见表5。前10名企业分布在9个州，除西雅图和旧金山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小城市。与之相比，中国的500强中的头部企业没有在中小城市的，前20名企业全部位于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

表5 2019年美国500强前20名部分企业城市分布表

二、中美大型企业总部区位选择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国情差异

1、行政体制。中国的500强头部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央企不同于一般的国企，它既是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它既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又承担了产业引导、区域开发、国际竞争等政治任务；央企的负责人，不仅是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更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其聚集于国家或地方行政中心，有利于为政府的市场管理提供政策咨询，为本行业提供政策支持，为企业负责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从企业发展和管理层发展考虑，企业总部倾向于接近行政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相对较少，企业负责人的身份是单纯的企业管理者，没有行政身份，其职能主要是经营企业，企业也没有社会责任需要承担，职能相对简单。因此，当企业的主营业务与政府没有太多关联时，企业从市场开发和经营成本的角度出发，没有必要聚集于行政中心。

2、经济体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地位要高于实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模式的美国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企业作为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引导的主体，在经济发展中，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但企业仍然是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因素。大型企业集团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的干预范围则更宽更广，政府的职能不再仅限于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竞争环境，还对经济发展方向做政策性的引导，以及对产业进行规制和对价格进行干预，在宏观经济运行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大大增强，国家对私人企业的诱导作用相当大。因此，企业总部靠近行政中心有利于更好的执行政府的市场引导和政策干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模式下，企业是拥有独立财产权和独立决策权的法人，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企业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同时也需要独立承担经营风险。因此，在企业自负盈亏、直面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政府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影响相当有限，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企业没有接近行政中心的动力。

3、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影响较大，《论语》中有“学而优则仕”，近代以来又衍生出“商而优则仕”。“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官本位文化起源于周朝思想家商鞅，并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努力纠正“官本位”思想，强调“民本位”、以人为本，但“官本位”的思想残余仍然在社会上有一定市场，造成了各种社会资源竞相接近行政中心。与此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建国的原因始于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不合理的税赋，从一开始，美国就抛弃了欧洲传统思想的束缚。其文化更加强调尊重个体，尤其反对政府对社会个体和市场主体行为的干预，把政府权力压缩到最小，美国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小。而且美国文化中凸显资本主义社会金本位思想，企业作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在美国社会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因此，企业接近行政中心的动力较弱。

(二)企业性质和发展特点

1、所属行业。企业总部选择和企业所属的行业密切相关，通过梳理美国500强头部企业和中国500强头部企业可以发现，美国排名靠前的企业中很多是互联网企业，如苹果、Alphabet(Google母公司)、亚马逊、Facebook、IBM等，其总部基本接近科技人才中心，与行政中心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科技企业阿里和腾讯情况类似，没有集中于北京；其他排名靠前的科技互联网公司虽然有一部分位于北京上海，但主要还是靠近科技人才中心。而金融企业则通常会接近行政中心，如纽约华尔街和北京金融街、上海陆家嘴，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差异不大。

2、基础设施。对于企业总部来说，交通通讯尤其重要，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发展，美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与大城市没有区别。交通路网发达，人流物流便利；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后，通过手机电脑等可即时实现信息交流，企业运营决策与所处的地理位置几乎没有关系。地方政府也能够根据本地特点，围绕企业制订城镇发展规划，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精准化服务；通过吸引产业链中相关企业投资建厂，带动本地就业和地方发展，实现大企业与小城镇的双赢。而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很多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但政府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还参差不齐，差异较大；并且一线城市在交通便捷方面还拥有较大优势，是中小城市短期内无法达到的。

3、发展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持续流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大城市病愈加明显。随着企业的发展，其规模扩张变得更加不现实，发展空间受到抑制。由于城市房价的上涨，为维持员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企业不得不提供高工资，导致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即使如此，房价的上涨造成新城市人口向郊区的挤压，加上交通拥挤使员工的通勤时间更长，严重影响了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而小城镇规模小，通勤时间少，交通便捷，环境优美，远离大都市的喧嚣，土地、房屋、人力成本等都低于大城市，企业运营成本降低，员工工作效率提高，有利于企业发展。

4、发展阶段。截至2016年底，美国城镇化率为81.8%，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基本保持稳定；而同期(2017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4%，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还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还处在上升期。因此，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还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由“大城市病”导致的“逆城镇化”现象虽然有所表现，但城镇化趋势仍然超过逆城镇化趋势，逆城镇化现象仅出现在沿海三大城市群和部分城镇化率较高的中西部城市群。截至2018年年末，上海、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均在80%以上；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在70%左右。因此，中国发达地区和部分城市已经和美国差距不大，未来在这些地区逆城镇化现象也会有所增加。

三、中国企业总部选择新现象的案例分析

2018年，两家互联网巨头的搬迁引起社会巨大关注。一是华为公司由深圳基地开始大规模迁往东莞，搬迁的是近年发展非常迅速的终端部门研发中心总部。另一个是小米公司投资两百亿元在武汉建设第二总部，鼓励北京员工南迁武汉总部。其他还包括映客建设长沙总部，趣店在厦门建设全国总部，锤子科技全国总部由北京迁至成都。虽然大多数企业总部仍然集中布局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但确实开始出现“逃离北上深”的一种新趋势。

其原因可归为几点。(1)业务发展。无论是终端部门的搬迁还是建设第二总部或总部迁址，都是管理者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为了更好地扩大发展空间，强化核心业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服务品质。(2)节约成本。以华为为例，深圳工业用地空间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企业扩大规模的需要；土地房价远高于周边地区，对企业员工和企业自身发展带来高额成本。而东莞土地储备丰富，房价合理，并且制造业实力雄厚，产业体系完整，能够满足企业和员工的发展要求。(3)企地双赢。近年来，很多二线城市为了本地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吸引人才，创造就业，相继提出“建设总部经济，打造独角兽企业”(10亿美元以上估值，创办时间不到十年且没有上市的企业)的口号，在土地、配套、资本、人才等各方面给出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互联网巨头和新成立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竞争激烈，企业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而次一级城市提供的政策环境能够满足企业自身需要，有助于实现企业与城市的双赢。

四、企业总部区位选择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区域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企业总部区位选择的新变化也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企业总部发现，美国有不少世界级大企业都是位于中小城镇，这对我国城市发展和区域协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企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大城市，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因此，顺应发展趋势，通过吸引企业总部在中小城市落地，带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发展，培育特色小城镇，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大中小城市同时并举的发展格局，对于区域协调、城乡融合有着重大意义。中美企业总部选择的差异和中国企业总部发展新趋势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1、给中小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目前我国发展最好的三大城市群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核心城市正是企业总部集中的几个城市，随着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地区逆城镇化现象将会更加频繁，企业总部的空间布局和发展也将遵循先聚集后扩散的趋势，给城市群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以华为为例，出于扩大发展空间和节约成本的企业总部迁移是梯度转移过程，由于企业管理过渡和员工工作生活衔接等多种原因，新总部和原总部在空间上应保持在一定的通勤范围内，企业总部迁移的首选目的地是周边的中小城市。因此，超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应抓住机遇，积极与潜在企业沟通，同时根据企业需求，加强自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体系建设和生产成本控制、服务职能转变，打造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努力争取企业职能总部和区域总部的落地，从而带动城市转型升级，形成区域内的重要增长极。

2、带动区域发展。企业总部迁移的本质是不同区域在发展水平和市场资源方面有差异，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区域间合作模式，能够为不同区域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和利益共同点，促进城市间、区域间分工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小米为例，企业出于业务拓展和新业务培育的新总部建设，能够在节约成本规避风险的同时，充分利用新城市的市场、人才和技术优势，给当地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并且吸引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落户新地区，为新城市、新地区培育产业生态圈，壮大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城市和区域的整体发展，有利于形成结构合理、梯度有序、分工明确的区域城市群。

3、带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企业总部的落地对城市产业体系、人才体系和服务支撑提出更高要求。总部经济以知识技术要素投入为主，单位产出效率高、贡献大，是一种高端经济发展模式，充分体现知识型集约型发展；企业总部的建设一般是选择最新的设计理念，依托先进科技，打造节能建筑，引领绿色低碳发展，在行业和城市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企业总部的研发需求能够充分利用新城市的人才科技资源，就地转化技术成果，发挥创新示范作用，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系，最大程度释放技术潜能和创新潜力，有效提升城市和品牌的影响力。企业总部商务活动的运营，对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中介咨询、科技研发、广告会展、教育培训、通讯物流等高端服务业产生大量需求，可以推动城市现代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