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舟，乔艳春，邹 英

(1.沈阳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辽宁 沈阳 110102；2.沈阳体育学院 学报编辑部，辽宁 沈阳 110102；3.沈阳体育学院 管理与新闻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体育解说评论是一种以视听媒体为主要媒体平台，以体育受众为服务对象，对体育赛事进行口头即时描述、解释和评价，以便受众更好地观赏体育赛事的新闻传播活动[1]。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的印发，我国足球事业发展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直播高水平赛事是推广足球运动的重要途径，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央视体育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达到106万，另一网络版权商优酷视频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达到9 942万[2]。在硬件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一场足球赛事直播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比赛过程中解说评论的水平。“信息传播必须依赖特定媒介”这一事实在传播学发展初期如此，在泛媒化时代亦如此。尽管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媒体概念的产生模糊了受众对媒介与非媒介的认知，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足球解说评论的风格与受众的收视习惯，但归根到底仍不可撼动其叙事的本质。故而利用好泛媒化时代的技术优势，以叙事学的理论视角切入，研究新时期我国足球解说评论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1 泛媒化时代的足球解说评论

传播学发展的早期，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便将媒介视为一种广义的存在，即“泛媒介”。如其所言：“我所谓的媒介就是广义的媒介，包括任何使人体和感官延伸的技术，从衣服到电脑。”[3]尽管后来传播学界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技术决定论”批评较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技术层面的更新往往带动媒介环境的变革。清华大学彭兰教授预测:“‘媒介’与‘非媒介’之间的界限淡化、模糊，未来甚至会消失……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4]严亚用“大智移云”来概括当前的媒介技术，认为泛媒化、可视化、媒介的跨屏化是媒介技术发展的新趋势[5]。我国关于体育解说评论的概念界定中，往往把“评论”视为解说行为的一种手段，从而对“体育解说”进行概念界定。如王群、徐力的界定：“体育解说是画面语言与有声语言有机结合的一门应用语言艺术。”[6]又如魏伟的界定：“通过某种特定语言对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体育游戏等一切与体育相关的活动进行描述和叙述，可能兼备预测、评论和烘托等功能的一种体育播音形式。”[7]无论何种界定，都可以将足球解说评论视为体育解说评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具备体育解说评论的共性，且符合足球运动的特殊性。泛媒化时代，电视媒体与新媒体间的博弈仍在继续，体现出强烈的媒介融合倾向，如央视打造的“央视体育”APP为电视媒体拓展了新媒体平台。而PP体育、优酷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则以聘用前电视媒体解说员的方式提升自身的权威性。无论何种平台的足球解说评论，都离不开叙事的实质，故而泛媒化时代的足球解说评论可视为“借助融媒体平台，以足球受众为服务对象，对足球赛事实况进行描述和评论的一种服务性的叙事行为”。

2 我国足球解说评论的时代流变

波德威尔认为：“我们可以把叙事(narrative)当作是一连串发生在某段时间、某个(些)地点、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通常，一个叙事均由一个状况开始，然后根据因果关系的模式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最后，产生一个新的状况，给该叙事一个结局。”[8]因此足球解说评论叙事可以被视为解说员和嘉宾向观众叙述的一连串发生在比赛时间内、比赛场地中、具有大量因果关系的事件。显而易见的是，足球解说评论的叙事者是解说员和解说嘉宾，其中解说员是最活跃的叙事者，起到了描述、统计、评论、互动、串联等重要作用，其叙事风格和情感基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观看比赛时的情绪走向。我国的足球解说评论在广播时代就已产生，笔者针对不同时代解说员的代表性风格，论述我国足球解说评论的时代流变。

2.1 叙述为主时代：播音风格的延续

宋世雄开创的“宋氏解说”风格是我国早期足球解说评论风格的代表。此时的足球解说员发端于广播时代，播音基本功扎实，声音洪亮高昂，以叙述见长，追求对比赛过程的详细描述，把场上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凝结成最精炼的语句，快速地传达给观众。在“宋氏解说”风格的影响下，诞生了一批模仿者，其中就包括随宋世雄赴墨西哥的韩乔生。韩乔生等人继承了老一辈解说员的快语速，同样追求尽可能地把比赛过程详实、全面地传达给观众，同时又在老一辈解说员的基础上加强了对赛场气氛、比赛环境的渲染，加上韩乔生本人曾出现的一些搞笑的口误，逐渐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妙语连珠”的风格。此时的足球解说尚不具备评论功能，也尚未从播音中抽离出来，处于初级的信息转述阶段。同时这一阶段的足球解说员皆是“万金油”型解说员，足球专业性不足。

2.2 夹叙夹议时代：记者型解说员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足球解说评论的分水岭。播音式解说风格已经产生审美疲劳，1995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成立后，张斌、刘建宏等一批非播音专业出身的“记者型”解说员开始活跃在解说评论一线，夹叙夹议的风格逐渐普及。伴随着“记者型”解说员的成长，以及观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此时的足球解说评论风格呈现出立足于专业性的百花齐放的特点。代表人物为刘建宏、黄健翔、段暄等，他们在足球领域的专业性和评论的深度性明显优于上一代足球解说员，但仍因一些个人的业务盲区而受到诟病，如刘建宏的“顾左右而言他”、黄健翔的个人情感尺度偏激、段暄的无故沉默等。

2.3 众声喧哗时代：新媒体走向成熟

我国的足球解说评论进入众声喧哗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新媒体平台在赛事版权、转播技术、解说员团队等多方面走向成熟。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颁布，结束了网络媒体足球赛事转播近10年的“擦边球”状态。近年来，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引发了解说员权威的弱化，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倾向和喜好选择“意见领袖”，并通过弹幕等形式与解说员互动。解说员不再拥有强势的话语地位，一旦受众认为解说员的点评与自己的主观判断相悖，便可以选择其他解说员，甚至以后的选择中也会自觉地回避那些与自己观点相悖的解说员。为了满足更多受众的审美体验，当前的足球解说评论风格总体上较前两个时代而言，情感尺度更加中立、技战术分析更加详尽、艺术性更加明显，解说员能够对场上的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引经据典般地结合数据以及历史战例对参赛双方的阵型、人员调整以及某个球员的某个细微技术动作进行专业的解读。当前的足球解说评论风格较前两个时期更加丰富，以黄健翔为代表的语言张力派依然受到观众欢迎；贺炜在继承黄健翔情感爆发力的基础上，融合了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素养，开创了更加内敛文艺的情感宣泄方式；詹俊则擅长结合自身丰富的知识储备，舒缓平和地叙述赛场内外的情况。

3 足球解说评论的叙事分析

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并在经典叙事学的基础上拓展了实际应用的范畴，其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应用于非文学文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就将体育解说视为一种文本进行研究。美国学者迈克尔·梅斯纳(Michael Messner)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是由媒介精心建构的……受众在阅读体育文本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解读被建构的创作文本。”[9]我国学者魏伟曾提出体育解说的符号伴随文本理论：“体育解说有着一套完整的伴随文本系列，包括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文本评论和链文本等……事实上，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体育解说评论本身就是体育赛事转播的伴随文本。”[7]52因此，将足球解说评论视为一种非文学文本是本研究的逻辑基础。

3.1 叙事空间

查特曼(Seymour Chatman)首次提出了“故事空间”(story space)和“话语空间”(discourse space)的概念，他认为故事事件的维度是时间性的，而处于故事空间中的存在物则是空间性的。我国学者申丹、王丽亚对查特曼的观点进一步解读，“‘故事空间’指故事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10]故而足球解说评论行为可以被视为话语实践，属“话语空间”维度；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建构出的冲突、悬念等则属“故事空间”维度。

依据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叙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故事空间”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式，涉及到观察和描写的角度问题，即叙事视角。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叙事作品在结构上显现的事件性质与故事的空间关系密切相关……(情节)使得故事的空间维度变得充实与丰满。”[10]137因此叙事空间可以被看作是叙事视角和情节的基础。

3.1.1 解说评论的空间转换 视频画面的存在是将比赛实况呈现到荧幕上；解说员的存在则是将观众带到画面中，让观众突破空间的界限，站在最好的视角欣赏比赛，让观众获得更加立体的视听享受，随着球员的每一次触球，得到感官上的信息覆盖，从而达到身临其境的状态。一般情况下，一场场面流畅的足球比赛的净比赛时间也仅为60 min左右，这要求解说员需要巧妙地处理场上间断发生的长达30 min的碎片化时间。解说员除了描述场上的局势外，还需要结合场上形势做一些艺术化的处理。例如贺炜在南非世界杯英德大战的解说词：“我们想想吧，此时此刻，在柏林、在慕尼黑、在纽伦堡、在科隆大教堂，肯定有无数的德国球迷为之欢欣鼓舞；而在伦敦、在利物浦、在曼彻斯特、在泰晤士河边的小酒馆，也有无数的英格兰球迷为之黯然神伤。不过，让我的内心感到无比欣慰的是，在生命中如此有意义的时间节点，在今天晚上，电视机前的亿万球迷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共同分享。这是我的幸福，也是大家的幸福。”此处所说的空间也可以视为环境，即一种时空综合体，在叙事过程中可能遵照特定的顺序呈现，也可能以无序的形式呈现。在这段解说词中，贺炜把双方所在的两个极端的空间事物分别遵照由大到小、由经济政治实体到精神家园的逻辑在赛场这一空间内重新组合，帮助观众产生良好的现场感，让观众关注转播画面的同时，融入故事空间，自觉地在脑海中切换时空，从柏林、慕尼黑、纽伦堡、科隆的欢腾，到利物浦、曼彻斯特、泰晤士河畔的黯然，划过或悲伤或欣喜或感动的场景，达到对比赛的升华，达到视听享受的境界。

3.1.2 解说员的去中心化叙事 在叙述为主的时代，由于解说员的功能仅仅是实时播报比赛状况，尚不具备评论功能，所以并不需要思考这一问题。夹叙夹议时代虽然增加了评论功能，但由于传统媒体严格的把关制度，解说员在叙事过程中的权威度和公信力往往是有保证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大众传播总体上是单向的，受众并没有良好的反馈渠道，解说员自然而然地坐稳了意见领袖的位置。到了众声喧哗时代，新媒体平台的发展为受众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渠道，解说员的话语权威正在被解构，为了满足更多球迷的“口味”，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优酷视频根据受众喜好，针对转播的每一场比赛都推出了跨界聊球和花式聊球两种解说评论模式。由于解说员的服务对象基数较大、各方面素质差异也较大，故而解说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是观众，我想听何种评论？”同时，足球解说员需要在解说席、赛场、故事这3个空间中频繁穿梭。“如果我是谁，我会怎么样？”是足球解说员在解说实践中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这也决定了解说员需要揣测赛场空间内一切人的心理活动，并感知他的想法，然后将这种想法转述给观众，从而完成信息的再生产。解说员揣测球员心里活动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结合慢镜回放等技术手段，解读球员的微表情；第二种是根据场上形势与球员的技战术选择来判断其情绪状态。

3.1.3 叙事时间的艺术化加工 巴赫金认为：“在一个象征意义上，叙事作品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类似爱因斯坦相对论意义上的时空概念，即时间为空间的第四属性。”[10]137当前足球解说员常用省略和拉长的方式对时间进行艺术化的加工。省略主要用于对比赛画面的描述，如果解说员将场上发生的情况事无巨细地转述给观众，就会显得啰嗦且没有重点，因此解说员往往对非威胁球进行选择性的描述。拉长主要用于对某一动作或某一段配合的评价分析，解说员往往从足球专业角度对球员的技术动作和战术执行进行详细的解释，直到下一次威胁球的出现。拉长的时间，往往就是通过省略非威胁球描述而节省下的时间，省略与拉长的配合使得叙事空间更加饱满，叙事更具深度。

3.2 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即叙事者观察或感知故事所处的角度。叙事空间的存在决定了解说员可以在一个非平面的多维空间内观察场内外情况，并结合专业知识向受众转述比赛场面，故而解说员可以自由切换外聚焦视角、内聚焦视角与零聚焦视角，甚至可以放弃视角，采用球员视角去描述球员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心理感受。

3.2.1 外聚焦、内聚焦与零聚焦视角 有关叙事视角的划分，热奈特提出了“聚焦”(focalization)的概念来划定观察者观察角度的权限，并在其著作《叙述话语》中将视角划定为外聚焦视角、内聚焦视角、零聚焦视角3类叙事视角[10]88。

热奈特对于外聚焦视角的界定，仅从外部客观地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露人物内心，可用叙述者<人物这一公示来表达。在足球解说实践中，外聚焦视角主要表现为解说员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球员的一举一动，并向观众客观转述场内发生的情况，这种起源于广播时代的常用叙事视角，在媒介发展相对成熟的当前，也仍是解说评论过程中用以描述赛场状况的常用视角。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任何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就使用该场域中相对独立的表达符号。足球解说评论作为一个较成熟的场域，解说员口中大部分对比赛状况的描述性的话语往往是趋于一致的，即大量采用足球领域的专业术语，如动词“传、转、敲、停、打”等，形容词“好球、漂亮”等。

根据热奈特的界定，内聚焦视角的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知道的情况，可用“叙事者=人物”这一公式来表达。我国学者申丹、王丽亚引入了感知的转换这一界定标准，并将内聚焦视角用“视角=(一个或多个)故事内人物的感知”来表达。外聚焦视角的局限，在于解说员仅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向观众转述场内的客观状况，却不能较好地解答观众对球员技战术选择的一些疑惑。内聚焦视角的存在，意味着解说员可以通过阅读球员的外在表现，向观众解读球员的内心想法。例如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央视解说员刘嘉远的解说词：“这一刻乌姆蒂蒂满脑子都是马拉多纳，但他是后卫啊！他做了和马拉多纳相同的选择，但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足球解说评论中，内聚焦视角特点是主观性较强，更考验解说员的业务能力。零聚焦视角则是全知视角的体现，全知视角下，叙述者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可用“视角=任意变换的观察角度”来指代。通常一场足球比赛的净比赛时间往往不足60 min，解说员如果仅仅盯着场内发生的事件，并进行转述的话，其叙事不免过于平淡。零聚焦视角的存在为解说员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主要表现为解说员可以在所处空间内任意切换视角，从场上球员到场边的教练、观众，再到生活中的小故事，形成视角的环绕。同时每当场上出现紧张场面时，解说员则会对事件进行特写，吸引观众“围观”。全知视角意味着解说员在足球解说实践中拥有最大的视角选择权限，不受任何视域限制，也意味着解说员需要同时服务处在对立面的双方球迷，需要严格把控个人的情感尺度。

3.2.2 跨学科视角 我国的足球解说评论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解说员加入了更多与足球息息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叙述。在泛媒化时代，融合倾向与跨学科思维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行动者拥有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元素决定着他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解说员为了巩固自身在足球解说评论这一场域内的意见领袖地位，需要借助更多足球技战术以外的知识储备来佐证自己的权威。只有当自身的权威性得到了认可，其在足球领域的专业性往往也会得到认可。出身潮汕书香世家的詹俊是场域内“匠人精神”的典范，在把握比赛主线的基础上，穿插叙述转播镜头呈现赛场外画面，丝毫没有炫技般的违和感，比较经典的有：“坐在温格旁边的是奥克斯，他是阿森纳队的队衣管理员，同时也是阿森纳女队的主教练，而且兼任阿森纳队的大巴司机。”“诗人”贺炜在解说评论中对情怀的发挥独树一帜，他的诗句并非夸夸其谈的煽情，而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狂热，失败者在他口中也可以是可歌可泣的悲情英雄，输球一方的球迷往往也因他的格局而产生共鸣。例如2010年南非世界杯巴西队与朝鲜队的赛后：“面对实力强大的巴西队，朝鲜队就像大卫与歌利亚故事的大卫一样，朝鲜队没有击倒巨人巴西队，但是他们却留给巴西队深刻的印象，留给全世界深刻的印象。”跨学科视角拓宽了解说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需要解说员增加知识积累，拓宽信息渠道，从而做好更详尽的赛前准备。

3.2.3 多人称视角 当前比较流行的“解说员+嘉宾”组合，启用了更多的叙事者，从而引入了更多的叙事视角。当前常见的嘉宾类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足球专业人士，另一类则是跨界明星。足球专业人士叙事的主要特点是凭借其多年来积淀的足球专业知识，根据比赛表象挖掘深层内涵。例如评论员张路，善于在几乎不做赛前功课的情况下，凭借临场判断，对球队的技战术打法展开辩证分析，评论简短却字字珠玑，往往只是“嘿嘿”一笑却能直切要害，他曾多次提出与球迷认知相悖的预测却得到验证。例如2018—2019赛季欧冠半决赛，预测利物浦次回合逆转巴萨：“巴萨的体系需要整个队拧成一股绳，像机器一样集中运转，所以开场前10 min很难进入最佳状态，如果利物浦能利用其中一名球员的分心，先进一球，就有希望翻盘。”话音未落，利物浦队就打进一球，最终总比分4-3晋级决赛。跨界明星台前经验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通常情况下对足球运动有一定的了解，往往在解说评论中扮演球迷的角色，适时向解说员以及专业嘉宾提出一些问题，起到了串联的作用。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不同嘉宾有着不同的专业领域，例如退役足球运动员在技战术打法上的眼光较为独到，但其语言表达能力的短板同样明显，这就需要解说员发挥好调节能力，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启发嘉宾进行专业点评。部分跨界明星对足球的理解不足，容易引发高阶球迷的反感，此时则需要解说员发挥掌控全局的作用，将嘉宾的视角与自己的视角串联起来，做到叙事视角的收放自如。

3.2.4 中立视角 张德胜教授曾提出体育解说评论的5大基本原则：服务性原则、新闻性原则、倾向性原则、技术性原则和趣味性原则，并将前3种原则视为根本性原则[11]。基于张德胜教授的观点，体育解说评论的3项根本性原则均源于并反作用于解说员的中立视角。解说员的中立视角决定了解说行为是同时服务主队与客队的平等的信息服务行为，符合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同时中立视角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解说员的个人情感所带来的倾向性。

解说员带有主观情绪解说比赛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但视角的过度偏颇往往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2006年德国世界杯黄健翔在解说意大利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的失态表现。当天黄健翔解说词如下：“格罗索立功啦！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机会……马尔蒂尼今天生日快乐！意大利万岁……(希丁克)他终于自食其果,澳大利亚队该回家了，也许他们不用回遥远的澳大利亚，他们不用回家，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欧洲生活，再见！”黄健翔的这段被同行张斌批评为“失声、失态、失礼、失常”的解说词是以一个疯狂的意大利球迷的视角展开叙述，一方面狂热地赞扬格罗索，另一方面诋毁希丁克，全程对澳大利亚球迷的情绪熟视无睹，缺少对失败者的尊重。当中立视角的偏颇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滋生触及行业底线的侮辱行为。2014年足协杯半决赛，周亮的解说评论涉及到了“苏北狗”等地域歧视的言论，受到了江苏球迷的强力抗议，周亮本人也被直播平台解约。当前大部分解说员在中立视角的把握上较过渡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利物浦铁杆球迷，詹俊解说利物浦队比赛能够准确地拿捏主观情感的尺度；常年解说西甲联赛的贺炜在解说西班牙队比赛的过程中也能够冷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3.3 情节

央视解说员刘嘉远说：“我们中国观众是爱听故事的，看着这画面，他要听你给他说出这里面的故事。”故事离不开情节，“情节是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在矛盾冲突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追求特定审美效果的艺术事件的集合”[12]。当前的足球解说被视为一种传递赛事信息的商业服务行为，解说员已经突破了早期平铺直叙的线性模式，习惯按照自身设定的故事空间对场上环境进行烘托，将不同时空的物象重新整合，将球员、动作、局势与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展现，增添了比赛过程的曲折离奇、跌宕起伏。

3.3.1 悲剧：滚滚红尘烟火气 业内素有“诗人”之称的贺炜是安排情节的高手，他曾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的解说中评价克罗地亚队主帅：“胜，不妄喜；败，不惶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又在转播结束前叙述了这样一段解说词，“克罗地亚的国歌，有几句送给克罗地亚的球员们：当阳光亲吻他的沃土，当狂风吹刮他的橡树，当天堂召走他的心爱，他的心仍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他们年少的时候，大多数都经历过那些动荡的时候，才明白如今的珍贵。这个国家是马可波罗与特斯拉的故乡，马可波罗曾经在地图上探寻边界，尼古拉特斯拉在科学上索取未知，而克罗地亚国家足球队在足球领域超越自己。”贺炜把克罗地亚的历史、文化、哲学全盘托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法，塑造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情节，这段情节伴随着激雷与平湖的激烈反差展开，克罗地亚队主帅以一位儒帅形象走向台前。随着叙事的深入，克罗地亚温暖的国歌与动荡的岁月交相辉映，寄予了观众对于家国情怀的共鸣。到了最后，解说员将队员们与马可波罗等历史名人相提并论，充分地肯定了克罗地亚球员在世界杯舞台所创造出的成绩。如此一段解说词，用理想与现实间断裂的一念之差，抽象出一段令观众潸然泪下的悲剧故事。悲剧情节赋予了足球解说文化气息，与早期客观转述的解说方式相比，此类足球解说更具备“滚滚红尘烟火气”，引人入胜。

3.3.2 暗喻：战争与江湖 足球除了诗情才气，更多的是快意恩仇，因此冲突和悬念是叙事中常见的策略，也是足球解说评论艺术性的保证。足球解说员常在解说评论的话语中安排修辞的成分，暗喻是其中常见的一种。足球语境中最常见的暗喻为战争和江湖。其中战争与足球之间存在着诸多社会认知与受众社会心理的共同点，有着形式上与功能上的相似性，因此战争中的名词“披挂上阵”“狂轰滥炸”“长驱直入”等词汇也广泛应用于足球解说中，这些词汇相较于“好球”“球进了”等直白的描述性词汇而言，有着更明显的表演效果，令人瞩目。相比于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度，江湖则是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词汇。江湖与庙堂几乎支撑起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建构体系。足球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场域，而江湖又是人情世故的缩影，本体与喻体在我国特有的文化空间内高度契合，故而江湖成为了我国特有的足球解说暗喻。贺炜的解说中常见“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般带有潇洒浪漫气息的诗句。就连以理性客观著称的詹俊在解说中也上演过老骥伏枥、英雄归来的桥段，“还是靠亨利！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怎能不泪流满面呢？靠亨利大帝来救驾！”江湖离不开恩怨，江湖恩怨的典范就是球队与球队间的爱恨情仇，德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所熟知的“米兰城德比”“西班牙国家德比”等，解说员常受到武侠小说的启发，塑造足球世界的江湖体系。与武侠江湖类似，足球江湖中球员加入了一支球队便会忠诚于这支球队，与德比对手展开“厮杀”。而足球江湖又是区别于武侠江湖的，足球解说评论中常见一笑泯恩仇的桥段，一方面代表了足球运动积极乐观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解说员在议程设置中对受众认同的需要。

4 足球解说评论的叙事瓶颈

彭兰教授认为，泛媒化时代主要表现为物体的媒介化以及可穿戴设备及其他传感器应用的人体终端化[13]。徐桂权认为，泛媒介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但传统媒体在被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过度追求市场化和技术化导向，易导致媒介内容品质的下滑及媒体权威公信力的下降等问题[14]。故而在泛媒化时代，足球解说评论既享受着技术革新带来的福利，也同样面临技术化与市场化带来的叙事立体感与叙事深度性层面的困境。

4.1 空间：叙事立体感的缺失

泛媒化时代是信息海量性与深度性共存的时代，然而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借助技术手段拓宽叙事空间，解说行为的场域仍相对扁平，观众获得感官上的冲击感不足。一方面，一些解说员缺少人文层面的资料储备，对参赛双方的风土人情、民族文化、过往恩怨等了解不多，叙事过程难以脱离赛场这一具体的空间，对文化环境等抽象空间把握不足，往往显得百密一疏，没有表达出充分的意境。另一方面，一些解说员评论的跨学科内容过多，思维过于发散，畅所欲言的同时忽略了描述赛况、传递信息的职责，空间变换的形式单一，解说词的同质化现象严重。

4.2 视角：视角环绕的缺失

4.2.1 视角切换的卡顿 当解说员采用外聚焦视角叙事时，会给观众一种暗示：叙事者正在对赛场环境进行客观描述，详细地转述赛场内的信息。事实上，观众作为受述者并不能观察到镜头以外的情况，从而无法像场内的观赛者一样把握全面的赛场信息。虽然零聚焦视角不受时空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外聚焦视角的不足，但当解说员采用零聚焦视角叙事时，不经意间就会跳转到更宏观或更微观的空间中。一旦急需转回到赛场这一空间，就会发生前一段叙事与后一段叙事的卡顿，不得不需要用一些特定的解说词进行铺垫，如“我们接着刚才说”等。此时一旦场内再次出现值得关注的瞬间，解说员又不得不再次终止这段发散性的叙事，反复多次后极易造成整个解说评论过程的突兀。

4.2.2 专业视角与娱乐视角的矛盾 在泛媒化时代，足球解说作为一种实时传播赛事信息的新闻传播行为，不免受到娱乐化浪潮的冲击，从而激化了足球解说实践中叙事娱乐性与深度性的矛盾，加深了众口难调的局面。注重叙事娱乐性需要更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比赛行为之外的空间，例如董路的“相声足球”解说方式，称比赛为“发车”，称粉丝为“车友”，捧逗之间段子频出，如“四十五度炸”等，叙事中流露出游戏人生的追求，敢于发表与场域内主流观点相悖的见解，塑造“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个人媒介形象，评论的渲染力强，常引发“车友”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喜爱董路的观众认为他是“真性情”，而也有观众诟病他过于自我陶醉，对与自己相悖的观点包容度低，这也体现出了泛媒化时代窄众传播的倾向。叙事深度性则需要更多地把视角聚焦在赛场内，聚焦在比赛行为本身，其中以詹俊最为典型，詹俊的妙语大多是根据场上球员表现的即兴发挥，如“家有鲁小胖，幸福又安康”等。喜爱詹俊的观众认为他在解说中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语言组织能力强，叙事过程舒缓平和，张弛有度；有的观众则诟病他解说过于注重专业，与观众的距离感明显。

4.3 情节：叙事风格的固化

当前的叙事风格主要分为：以黄健翔为代表的语言张力派，强调烘托氛围，叙事情绪化明显；以詹俊为代表的专业素养派，追求解说深度，叙事舒缓平和；以贺炜为代表的思想文艺派，追求跨学科素养，话语渲染力强。本研究回顾我国足球解说的历史分期发现，从老一辈解说员所处的广播时代开始，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大幅度提升都会带来解说风格的更新，从20世纪80年代的“播音型”解说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的“记者型”解说仅用了10年时间，而“记者型”解说诞生至今已近30年，解说行业的中坚力量仍是世纪之交便活跃在解说一线的詹俊、贺炜等人，可见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并未实质性地带动足球解说行业的变革。这就更加说明：不管传播技术如何变化，足球解说评论的本质没有改变。足球解说评论作为体育解说评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以视听媒体为主要媒体平台，以足球受众为服务对象，对足球赛事进行口头即时描述、解释和评价，以便受众更好地观赏足球赛事的新闻传播活动。当某一名解说员一旦形成了某种叙事风格，就会在长期的解说实践中将这种风格固化，在泛媒化时代很容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

5 泛媒化时代足球解说评论叙事的发展对策

5.1 空间：兼顾、切换与换位思考

泛媒化时代，媒介不仅局限于受众所熟知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常见形式，只要是能够传递信息的载体，都可以视为一种媒介，促成了近年来媒介形式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视频助理裁判的加入，为足球赛事提供了比赛时间维度中，场内与场外两个相连的空间，每当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这两个空间就会交汇，故而导致足球解说行为中叙事空间的扩大，并对解说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解说员需要更强的信息直觉，要善于从场内微小的事物中提取可用信息，并兼顾到场外与比赛息息相关的信息；2)解说员必须具备更强的场面控制能力，立足于赛场空间完成多维度空间转换，特别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时候，应当结合转播画面的慢镜头回放，对裁判判罚第一时间作出解读；3)解说员必须具备更强的换位思考能力，增强服务意识，从观众的观赛需求出发，兼顾不同水平基础的观众需求。

5.2 视角：技术融合与文化融合

足球解说评论中的叙事视角不仅仅是基于技术层面而言的，亦是基于文化层面而言的。技术层面，转播镜头所呈现的位置即为视角；而文化层面，解说员的所见所想也为视角。因此视角融合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之间的融合，更是技术与文化的融合。用好视角融合意味着把握好镜头呈现的技术层面视角与解说员呈现出的文化层面视角之间的尺度。单口解说要注重叙事视角的切换，根据场上形势配合转播镜头完成场内、场外、故事的切换；群口解说要注意叙事视角的整合，解说员发挥好穿针引线的作用，整合好嘉宾的视角并呈现给观众。

5.3 情节：具象沉浸式解说

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使沉浸式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点。沉浸式传播是一种让受众达到沉浸状态的传播模式，主要包括空间的沉浸和认知的沉浸。在足球解说领域能够让受众达到沉浸状态的方式主要有3种：1)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制造拟象空间；2)通过艺术手法升华陶醉体验；3)为技术与艺术的综合运用。笔者认为，基于当前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水平，应通过第3种方式具象沉浸式解说，解说员运用娴熟的叙事技巧吸引受众陶醉到比赛中，帮助其达到一种凝神的境界，不受外界所干扰，同时借助慢动作回放等现有成熟技术帮助受众穿越时间、空间达到沉浸式的体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