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梅 李若一 王林

“樱桃，10元1斤！”“臭豆腐，12元1份！”“耳环，15元两对！”……2020年6月5日，夜幕降临，在北京一条临近地铁的街上，摆满了地摊，吆喝声不时响起。

当晚8点，90后女孩盼盼打车到这里抢到了一个小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摆地摊的经历，本打算只开个张，没想到不到8点半，就卖出去了3件首饰。

然而，在盼盼看来，摆地摊仍具有不确定性。什么时候可以摆地摊？在哪里可以摆地摊？这些都不明朗。

希望能有个正规的摆地摊地点，让一些以摆地摊为生的人每天不必四处游走，让一些上班族下班后可以搞起“副业”，让“后备厢集市” 也重现江湖。

地摊热重新兴起

老霍和朋友开车到这条临近地铁的街上吃饭，正好碰上大家摆地摊。他吃完后发現路上堵车，干脆就打开后备厢，拿出游戏机存货，往地上一坐，摆起了地摊。不一会儿，就卖出去一台，赚了几百元。

“摆地摊就是加人气。”作为一家大型化妆品店的经理，老霍平时摆地摊卖的大多是高端化妆品，一套上千元，不过他坦言很少有人会在地摊上直接买，摆地摊只是一种引流方式。平时，老霍都把高端化妆品放在车里，走到哪里，地摊就摆到哪里。

来自安徽的陶女士摆地摊11年。2009年，在开店10多年后，她和丈夫无法负担高额的租金，就摆起了地摊。“开店拴人，不开门就等于往外掏钱。”每天下午5点左右，她和丈夫用三轮车装上五六大袋子鞋，骑到人多的地方去摆地摊，一晚上收入两三百元。如果收入超过300元，他们就会一直待到很晚，“哪里舍得休息呢！”

陶女士见证了地摊的发展历程。她回忆，早些年地摊很火，有时候一个挨着一个，一点儿间隔都没有。如果出摊晚了，摊位就没有了，只能让关系比较好的摊主，挪出来一块小空间，“哪儿都满满当当的，地摊遍地开花儿”。

“那时，早上即使眼睛睁不开，也想着赶紧去进货，不然晚上没得卖。”陶女士先后卖过拖鞋、雨伞、袜子等多种物品。2013-2014年，苹果手机特别火，她就开始贴膜，最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收入上千元。

以前摆地摊的人或多或少都与城管打过交道，老霍也不例外。他说，如果被城管抓住了，一般一次罚款500元，有一次，他连货带车都被城管扣了，交了6000元才赎回来。

陶女士表示，除了要与城管打交道之外，随着网购的兴起，地摊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东西卖不上价了。两年前，陶女士找了一份做保洁的工作。现在，每天下班后，她给孩子做好饭，还是会出来摆地摊补贴家用。2020年6月3日起，她在家门前的马路边上摆地摊卖袜子，虽然路人少了很多，但一晚上也能收入几十元。

在这波摆地摊热中，有的企业通过摆地摊招人借势宣传；有人开着豪车到夜市摆地摊，主要是为了找一找创业时摆地摊的感觉；还有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摆地摊，主要是让孩子感受劳动的快乐和磨炼孩子的胆量。

2020年6月5日，7岁的军军带着他的贴纸、书籍摆地摊。他想通过摆地摊买个水弹枪，同时也想给妈妈买个戒指。军军的妈妈表示：“摆地摊的想法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收获。”

地摊带活经济

对于更多人来说，摆地摊是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摆地摊低门槛、低投入、低风险，成了一些人的谋生之路，特别是疫情之下，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摆地摊成了他们快速“回血”的一种方式，也成了一些企业自救的路径之一。

但对于50多岁的老何来说，摆地摊是一份事业。2013年开始，老何的老伴就开始骑三轮车沿街摆地摊卖烤冷面。老何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索性跟老伴一起摆地摊，相互也有个照应。

2020年“两会”后，老何听说有些地方允许摆地摊了，就骑三轮车到以前经常去的几个路口转悠，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摆地摊了。老何就和老伴各骑一辆三轮车卖烤冷面，一份6元，加个烤肠8元，一辆三轮车一晚上能卖五六百元。

2017年，老何被城管收过三轮车，交了500元罚款才领回，从那以后就很小心了。他经常站在路口张望，担心被城管发现，只要没有路人光顾就坐到三轮车座上，随时准备跑。有时候刚摆上十几分钟就得挪动挪动，绕到附近躲着，等城管走了以后再回来。

最近，摆地摊六七天了，他只遇到过一次城管。他说，现在管理比以前好多了，只要不占道，城管也基本不会太管。

疫情之下，一些餐饮企业的经营受到重创。江西萍乡市餐饮协会会长、萍乡市萍水相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海波表示，疫情期间，餐厅的损失在300万元左右，自2020年3月18日复工复产以来，餐厅的营业额从1000元，逐渐涨到现在的1万元，但也只有疫情前的三分之一，餐厅仍有半数员工未上岗。

摆个夜宵地摊让更多员工复工，也是餐饮企业自救的方法之一。2020年6月2日，在取得了城管的同意后，周海波带着新研制的夜宵食品麻辣小龙虾和烤鸡爪，在餐厅外摆起了地摊。当晚，夜宵地摊来了六七桌客人，营业额约为2000元。食客向周海波表示，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只要餐厅坚持下去，一定会火。

此外，多个地摊聚集在一起会产生“聚集效应”，有利于提高摊主收入。2020年6月4日晚上8点，50多岁的郑国军准时来到地摊聚集的“夜市”，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一个小时就卖光了当天准备的所有臭豆腐。然而前一天，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把当天准备的所有臭豆腐全卖光，已经是凌晨1点了。

地摊火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在释放，有人开车一个多小时，专门找地摊。他们表示：“想吃地摊很久了，苦于无处可去。”

在一家点评网站工作的潇潇告诉记者：“有一次下班路过臭豆腐地摊，本来想买一份，当时手上拎的东西太多了，没买上，后来就再也没看到了。今天终于吃上了。”吃之前，她还顺手拍了张照片。

一位女士在经过郑国军地摊时，向记者表示：“从疫情到现在，从蕭条到复苏，感觉日子一下子活起来了。”

看不出这里摆过夜宵地摊

地摊让城市迎回了烟火气，也让很多人端上了“饭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小小的地摊对稳定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就业有独特作用，同时还可以拉动消费。

据成都城管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5月28日，成都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并升级“五允许一坚持”措施，进一步放宽对地摊的管理。

除成都外，多地也出台政策为地摊松绑。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成都、南京、济南等27个城市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主要包括允许在规定范围内的占道经营、设置临时摊点、柔性执法等。

地摊火爆之下，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完善。比如，环境污染、消防安全隐患该如何杜绝？地摊缺乏相关执照，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如何把控？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很多地摊摊主也考虑到了卫生问题。周海波表示，在开设夜宵地摊时，每个桌子下都放了两个垃圾桶，在收摊的时候，会将污渍清理干净，看不出这里摆过夜宵地摊。

对于老何来说，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摊摊位来之不易。他在三轮车旁边绑了两个垃圾袋，专门清理自己地摊的垃圾，看到旁边其他地摊有垃圾，他也会提醒收好。“国家照顾我们这些人，我们也得守规矩，起码环境不要弄太脏了。”

不过，依然有一些卫生问题亟待解决。2020年6月5日，北京市三间房城管执法队对双桥地铁站附近占道地摊进行了劝离。执法队队员表示，占道地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脏乱差。可以看到，占道地摊附近的一个垃圾桶装满了垃圾，未进行垃圾分类。

“现在开放地摊是一个好事，却给城市管理出了一道难题。”周海波表示，未来地摊一定更规范，并且更便民。

“现在兴起的地摊跟以前不一样。”盘和林指出，当前，地摊要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和品质，更需要精细化管理。盘和林建议，在一定区域内划定摊位规范经营，这样既鼓励了地摊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服务。过去有些城市打击小摊小贩，但给市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事实证明，摆地摊与城市管理并不矛盾，只需适度管理、合理安排，就能带活经济。

盘和林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思考，未来地摊怎么发展、怎么管理、怎么贴近百姓、怎么提供公共服务、怎么更便民？如果地摊出现了噪音、污染或影响交通等问题，城管要尽快去监管解决，而不是一禁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