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蝉鸣时

那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蝉鸣，每年都会唤起我的记忆。

1987年，由我担任编导，拍摄了一部专门给孩子们看的科教片：《我们身边的小动物——蝉》。从此便与蝉——这种也叫“知了”的小动物，结下不解之缘。

你知道吗？每到夏天，最早出现的蝉叫蟪蛄，叫声是那么娇嫩：“吱——吱——”;其后出现的蝉叫蚱蝉，叫声像武士呐喊：“杀——杀——”;再后来出现的蝉叫蛁蟟，正赶上最热的时候，叫声是：“热、热、热”;最晚出现的蝉叫寒蝉，叫声是：“伏了、伏了”，告诉人们，伏天已经过去了。每当听到这些蝉的叫声，我总会告诉身边的人，这种蝉叫什么名儿。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自己静静地听，直听得神思飘荡，又回到当年拍摄的情境之中。

那时，拍摄经费少得可怜，必须处处精打细算。记得到西陵拍摄，在一个小饭店吃饭，每上一个菜，六七个孩子（小演员）就一扫而光。我和摄影傅靖生、摄影助理董非，跟孩子们一起吃，总算就了几口菜。照明兼制片常春龙，亲自等着往饭桌上端菜，招呼大家吃完，他才吃。他要了一碗米饭和一瓶啤酒，没有要菜。我叫他点个菜，他说：“不用不用，咱们经费不能超。”他硬是靠一瓶啤酒顺下一碗米饭。

拍摄最紧张的那些日子，感觉很累，白天东奔西跑拍一天，晚上还想拍到难度较大的吸树汁和产卵。我们住在离卧佛寺不远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所，拍摄间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屋子。每天晚上都得换新柳枝，增加新捕的蝉。我们摄制组四人轮流盯着。记得是第三夜，说好后半夜我盯着，等他们到时叫我。当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我急忙跑到拍摄间，问老常为什么不叫我，他却高兴地压低声音说：“拍到吸汁了！”再看阿傅，坐在椅子上，头歪靠着墙，半张着嘴，睡得好香。

第五夜，大家都没睡，这是一个争取拿下产卵镜头的决战之夜。凌晨三时许，当凝神静气拍完三条产卵镜头时，阿傅竟像孩子似的蹦了起来，高呼“万岁！”我们一起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说不定，卧佛寺那酣睡的大佛也被惊醒了呢！

窗外，传来蚱蝉们的一片呐喊声，然而这声浪却掩盖不了远处传来的“热、热、热”的叫声，那是一只蛁蟟在“喂、喂、喂”地提醒我，怕我忘记30多年前发生的那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吧？

俗话说，季节不饶人。眼看蛁蟟的“气数”将尽，可叫声还没录到，叫人心急如焚。蛁蟟这种蝉，在蝉类中是最“鬼”的，离它七八米远，它就会惊叫着飞走。拍它的形象，用的是十倍变焦镜头。要录它的叫声，就得靠近再靠近，不然就只能录到一片蝉鸣，而不是清晰的单叫声。我们住的地方离樱桃沟很近，樱桃沟是当年曹雪芹经常散步的地方。录音师李银书几次独闯樱桃沟，也没录到理想的叫声。我抽空和他跑了万安公墓、八大处，还是不遂人愿。小李有事，下午就得回去。午饭后，我说：“走，再去樱桃沟，最后一次！”我俩先走小路，后爬山坡，在一处长满树木的地方，选了一株不太高的黄栌树，把话筒绑在枝条上。放好录音机，我对小李说：“我到远处赶，你就坐着等吧。”我正要起身，就听“哇——”地一声，一只周身灰白，间有黑绿斑点的蛁蟟，落在离话筒一米远的枝条上，“热、热、热”地叫起来。小李轻轻按下录音键。我两眼紧盯着它，大气都不敢出。叫了30多秒，它又飞到离话筒一尺远的枝条上叫起来。又叫了30多秒，它竟飞到话筒上叫起来！这时，我心头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它莫不是曹雪芹老先生派来的吧？“够用了！”小李大声说着，站起来，将手慢慢伸向话筒上的蝉。我急忙说：“不要伤害它！”当小李将手缩回时，它“哇——”地高叫一声，飞向远方。我朝着它飞走的方向站了好久。

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挽曹雪芹》诗有小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据专家考证，乾隆二十八年，京城爆发天花，曹雪芹唯一的幼子染痘，因无力医治而夭亡。曹雪芹痛失爱子，哀痛致病，终成不治。据此可知，曹雪芹是非常疼爱孩子的。当他得知我们为孩子们拍摄影片遇到困难，怎能不借蝉显灵呢？于是，感激的泪水从心底涌起，又溢出眼眶。在就要走出樱桃沟时，我回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窗外，蝉鸣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在为我写作《又到蝉鸣时》助兴呢！

一颗水果糖

1977年6月上旬，我和同事老杨、老郑，乘坐北京开往长沙的1次列车，到湖南采访乡镇企业。

我们到了常德县一个叫莲花大队的村庄，午饭是在莲花大队吃的。饭桌上，“主角儿”当然是老杨和老郑，一来他们年龄大，二来会喝酒，而我是毕业才一年多的大学生，又不会喝酒，只能当“配角儿”。然而，当大队干部得知我姓高，老家是山西，“主角儿”立马就变成我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莲花大队高姓最多，祖籍就在山西，是明朝年间移民过来的。他们不断地给我夹菜，一再劝我多吃点儿，说：“你这是回老家了。”我立即予以纠正：“是老家的人看你们来了。”他们还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讲了世代相传的一句老话：“要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山西洪洞大槐树是几次移民出发的地方，要去的地方当然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记得在山西大学读书时，听我的同乡、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人称“山西通”的郝树侯先生说，移民是官方行为，被移的百姓都是被迫的。他还说，“解手”一词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众人的手都被绳索捆绑着，要大小便，当然就得解开手喽。常言道，故土难离。漫漫移民路，曾洒下多少移民泪！移民有个共同的标志性说法：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出来的后代，小脚趾甲像猴子的趾甲，不光滑，甚至是开瓣儿的。

饭后出门一看，只见门口街道上站着二十来号人，男女老幼都有。看来“风声”早已传出，他们是来看我这个“老家”来的“本家”人的。有人喊了一声：“本家人，你好！”老鄭把我往前推了一步，我举起手跟大家打了个招呼。我看到，他们的笑容是那么真诚，那么淳朴，那么憨厚，我认定他们是我的老乡，是高家后代。一小伙子走到我跟前，脱下鞋，抬起脚，让我看他的小脚趾甲，并提出要看看我的。我因袜子破，又出了脚汗，就不好意思让他看，只说跟他的一样。这时，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走过来，笑着看我一眼，就用左手拉我的右手。我心想，人家想看的是我的脚，她怎么想看我的手呢？当我展开手掌时，她抬起右手，往我手心里放了一颗水果糖，就转身跑走了。当我回过神来，小女孩已不知所踪。

小孩爱吃糖，好像是天性，可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油盐酱醋还得从鸡屁股里掏，谁家舍得给孩子买糖果呢？只有过年时能吃到几颗，平时就难得吃到了。

我仔细端详着这颗糖果：这是乡下常见的那种糖果，糖纸已经磨损，棱角处发白起毛。可以想见，小女孩把它装在身上已经很久了，她舍不得吃，只是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甚至在做作业时，也放在旁边陪着她。

她送给我的该是何等珍贵的礼物啊！

别梦依稀，四十余年过去了。小妹妹，你还记得你送我糖果的事吗？也许你早已忘记，可我不会忘记，不能忘记，不该忘记。我想告诉你的是，你送我的那颗糖果，好香好香，好甜好甜，家乡的味道好浓好浓，我品了好久好久。

我的乡音

上大学以后，认识了不少操着不同乡音的同学。尽管话语中都去掉了别人难以听懂的方言土语，但那根深蒂固的乡音是去不掉的——那是家乡的一方水土孕育出来的语音特色。

记得是1973年，度完暑假返校后，李永民同学对我说，假期中，他到临县教育局看望熟人，见到一位三十来岁的陌生男子，说话的口音是那么熟悉。他搜索记忆，蓦地想起，冒昧地问道：“你认识高书红吗？”对方回答：“我们是一个村儿的。”他后来得知，此人叫高生（笔者注：原名高俊生），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在中学教书，后调到教育局当了干部。

那是1995年秋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我们在太原聚会。田宝生同学告诉我，他参加繁峙县的一个会议，听新调来的公安局长讲话时，惊奇地发现，这人讲话怎么跟高书红一模一樣？会议结束后，他直接问公安局长：“你认识高书红吗？”对方回答：“我们是一个村儿的。”此人叫张生才，我当民办教师时还教过他呢。

1966年“文革大串联”，我们一行三人住在北京地坛公园，等待毛主席接见。时值十月上旬，天气渐添寒意。庙宇大殿铺着蒲草帘，生着一个大铁炉。大家白天外出活动，晚上回来休息。我数了一下，男男女女有二十多人。离炉子近了，烤得人受不了，远了又觉得冷，不远不近的地方，谁逮住谁占。有人感冒了，管理人员就发条棉花毯子。

一天下午 ，我们从外面回来，一路高谈阔论，迎面碰上了管理人员老李，他“哈哈”一笑，冲我们大声说道：“你们是定襄的吧！”我愣了一下：“是啊！”他说：“我有个战友就是定襄的。”他拉我一把：“跟我走。”他领我到库房，给我拿了一条棉花毯子：“你们穿着单衣单裤，会感冒的。”是啊，我们是从学校直接走的，走得很匆忙，什么也没带。正是有了这条毯子，我们三人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夜。那天晚饭后，老李来到我们住的地方。上海来的学生指着我们质问老李：“怎么给他们毯子而不给我们？”老李说：“他们有人感冒了，你们离他们远点儿！”我适时干咳了两声。

10月18日上午，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在长安街接见了我们。接见结束后，带队的老李找到我们，跟我们一一握手。他知道，我们不再回地坛公园，而要直接南下了。

1976年6月上旬，我和两位老同志离开北京，到湖南采访乡镇企业，准备拍一部纪录片。

我们先在长沙住了三天。当时，省里正在召开人大会议 ，我们就跟代表们一起吃住。我们白天到郊区采访，晚上回来吃饭。吃饭时，陪同我们的人，还有司机，跟我们坐在一起。大家边吃边聊，举杯助兴。

一次吃饭时，我发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长者，总是看着我笑。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跟我碰杯，低声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北京。”“你老家是不是定襄的？”“是。”他显得有些激动：“我是晋南的，在忻县定襄工作过两三年，是南下干部。”他拿出笔记本和笔，让我写下姓名和单位。我也拿出笔记本，请他给我留了一个。

又一次，我们吃饭交谈时，有人在后面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也是一位老同志，他操着地道的定襄话说：“定襄老乡，你好！”我赶紧站起来与他握手。他接着说，“我姓韩，老家是定襄城关的，1949年就来了，南下干部。咱定襄的南下干部还不少咧。”我赶紧给他让座，别人又给我让座。我们继续交谈。我说：“我在北京工作，老家是邱村的。我们村儿有个人在湖南省委当过秘书长……”他没等我说完，就立即插话：“老刘刘君实嘛！他官儿大。告老还乡有五六年了吧？”我说：“有啦，县里给他盖了个独门小院儿。华国锋调到中央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问他，还能不能出来工作？”“嗨，他才不会出来呢，那人可精干咧。”分别时，他告诉我他住的房间，要我有事就找他。我们是四只手握别的。

不变的乡音，永远的乡情！

我是拍农业科教片的记者、编剧、导演，不论是采访还是拍摄，总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总要说很多很多的话。

有不少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山西。”也有不少人问我：“你是山西人吧？”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会为猜对而格外高兴。有的说：“山西人说话很好听。”有的说：“山西话给人一种诚恳的感觉。”有的说：“山西话有一种淳朴的味道。”而有一位朋友说得很有特色：“你们山西人说话总有一股醋味儿。”我盯着他，没说话。他以为我不高兴了，赶紧补充一句：“我喜欢山西醋，那味儿很好闻。”其实，我不是不高兴，而是在琢磨，而是在品味——他抓住了 地域特色，很有诗意啊！

是啊，这“醋味儿”已伴我一生，滋润了我的事业，亲近了众多朋友。我要感谢“醋味儿”浓郁的——我的乡音！

拍片记“奇”

那是1989年秋，我和摄影师葛传广到河南周口地区，拍摄科教电影《中原肉牛》。奋战半个多月，在还剩十几个外景镜头时，天气突变，下起连阴雨。拍外景镜头，特别是拍全景、大全景镜头，光线不好，效果就会很差。只好耐着性子等了。等了一天又一天，仍然不见一丝好转的迹象。天气预报说，要连阴七天呢。陪同我们拍摄的科学顾问周宗范，技术指导田云彩，还有鹿邑县畜牧局的小李，建议我们到邻县——安徽亳州，看看古迹。我们像往常一样，把摄影器材放到车上，就冒着小雨出发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一处古建筑前。下车后，首先看到的是两根粗大的铁旗杆，足有40米高，真不知当时是怎么立起来的。再看那蔚为壮观的古庙宇，上方写的四个字，竟然是“大关帝庙”。这关帝庙也真够大的，虽比不上关公老家——山西解州的关帝庙，也该居全国第二吧？听当地人介绍，这庙建于清朝，是山西商人建的。我兴致很高，因为我也是山西人。只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大柱上的对联，就直奔关公塑像。塑像很有水平，十分威武。有不知何处来的几人先后下跪磕头。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磕的是响头，三个响头。我只是拱手作揖，并开玩笑地说：“老乡，我来看你来了。能不能照顾一下，来半个好天，两个小时也行，我们的影片就拍完了。”我本以为，我这举动会引起同行几人的笑声，甚至会说我不够虔诚，可他们没笑也没说，而是学着我的模样，作揖示敬。

中午吃饭时，忽然发现，原先满天的乌云出现了裂缝，露出一些蓝天和阳光。老周一本正经地说：“灵！实在是灵！这是高导的老乡照顾我们呢！”老田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小葛吃饭慢，我催他快点吃。小葛一拍大腿，说：“不吃了，快走！”

在紧张的拍摄期间，太阳有时钻进云里，有时又探出头来，好像在问：“拍完没有？”当我们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乌云的裂缝很快就合上了，就像我们的摄影机关上了片门。我们刚钻进车里，车门还没关上，雨滴就噼噼啪啪地下起来了，好像赶我们似的。在回返时，雨越下越大，好像要把我们拍摄期间没下的雨补上呢。

影片拍完了，大家心情格外舒畅。老周说：“关公最讲义气，过去各地都有关公庙。”老田说：“华佗给关公刮骨疗毒时，关公还下棋呢！”小葛说：“关云长炮打五卒，棋艺高强。”我想起一個故事，赶紧说给大家听：“我小时候听父亲讲，清朝时期，我县的巩进士到南方做官。上任不久，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匾上，写着四个大字：天下棋王。经打听，得知祖孙三代都是下棋高手。于是，巩进士就派人请老爷子下棋。老爷子推说身体欠佳，只打发九岁的孙子来了。下到快中午时，巩进士眼看就要输了，就说下午再下，吩咐手下备饭。小孩说不吃，就跑了。中午，巩进士到关帝庙烧了香，细说了棋局，就在旁边竹榻上睡着了。梦中，关公告诉他，推一步边卒就是和棋。突然醒来，一琢磨，可不是嘛！下午接着下，他一推边卒，小孩就说，和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又是老周大发感慨：“你说灵也不灵？你说奇也不奇？”我说：“这就是一个传说。下午天气晴开，是自然现象。”大家无语。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小李开口了：“毛主席由陕北转战西柏坡，途经黄河时，激动地说，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敬畏大自然。”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哪！

那么，  敬畏大自然，是不是会多一些天遂人愿呢？

半碗红糖水

我已经到了愿意回忆往事的年纪了。尤其是一些细碎的往事，经岁月打磨，像沙里淘金，闪闪烁烁，会忽然清晰起来。这不，记忆深处的那半碗红糖水，又晃荡着，呈现在我的眼前。

1976年7月下旬，我和同事小张离开北京，到山东采访。一天傍晚，回到招远县招待所时，已错过开饭时间，只吃了些剩饭。饭后上街溜达，碰到一农人卖桃子，桃子很大，8分钱一斤，我俩买了8个熟透的大桃子，当即揭去桃皮，一个接一个地吃了下去。

晚11时许，肚子里竟闹腾起来。上了几次厕所，感觉肚子空了，腹痛反而加剧起来。无奈，只得将熟睡中的小张叫醒。记得在某条街上看到过一个门诊部。小张快速穿上衣服，小跑着去买药。

腹痛在不断加剧，痛与痛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1分——30秒——10秒——5秒……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滚到楼道里的。隔壁住着山东电影社的老谢，他被我的喊叫声惊了起来。在疼痛的间隙，我听见服务员说，给医院打电话了。老谢在给我掐合谷穴位止痛时，小张回来了，赶紧把药给我灌下。那是止泻的黄连素，加几倍吃下也无济于事。有人找来一辆自行车，可我疼得根本无法坐在上面。这时，招待所门口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

在医生给我打针时，我的喊叫声并未停止——那是不由自主发出来的。好像打了两针，接着是输液。已是半夜一点多，众人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就走了。

疼痛在逐渐减轻。轻至完全消失时，我看到病房里另外三张床都有病人，而且都有人陪护。一看便知，病人和陪护的人都来自乡下。一中年男子问我：“你哪里人？”我说：“山西。”他感叹一声，说：“山东和山西隔的可不是一座山啊！”他的言外之意是，离家远，所以没有亲人来陪护我。

肚子是不疼了，可感觉肚子里很空——对，是空，不是饿，浑身像散了架，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也不知什么时辰，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快天亮时，我醒了。只见陪护孙子的大娘拿起罐头瓶，用小勺挖里面的红糖，那红糖少得已贴近瓶底。我想起我母亲也是用罐头瓶装红糖，一罐红糖要吃好几年，大人舍不得吃，孩子病了时，挖一两勺，冲水喝。我想，大娘是给孙子冲水喝呢。不曾想到，大娘端着糖水，坐到还在半躺着的我面前，我挣扎着要坐起来，大娘用拿小勺的手把我摁住了，我看到，那是晃荡着的半碗红糖水。大娘示意我张开嘴，一小勺一小勺地喂起来。

大爱无言。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就是这么喂我红糖水的。我看到，大娘袖口上补着补丁，补丁也磨破了——这跟母亲的袖口何其相似！喂完时，大娘顺手抹去我下巴上流下的糖水——这动作咋又那么像我母亲呢！

喝了红糖水，感觉肚子不空了，背上有点儿发热，额头出了微汗，浑身有了力气。我想，这是红糖发挥了作用，更是大娘的母爱发挥了威力！

十几分钟后，大娘又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她的手是那样粗糙，又是那样温柔——这分明就是母亲的手啊！

睡意袭来，朦朦胧胧地，我感到有人将被子轻轻地盖在我的肚子上。我感觉就睡在家里，身边移动的是母亲的身影。

大约8点半，一位县领导来了，招待所所长来了，当然还有我的同事小张。病已治愈，不必继续住院。走时，因大娘睡着了，我竟连一声招呼也没打。我想，我还会住在县招待所的，还会看到大娘的。哪知当时就离开了招远，到别的县市采访去了，再也没有返回招远。我好后悔，我应该给大娘和她患病的孙子买些罐头、饼干、红糖之类的东西。七八天以后，我跟小张说：“我想返回招远，看看大娘。”小张说：“亏你也是农村出来的，穷人家住得起医院吗？早回去了！”

我心有不甘，给招远县政府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办公室主任，我给他讲了大娘喂我红糖水，我想给大娘买些食品，并告诉他是哪个病房。他说他问一问，叫我不要挂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出院了，医院也不知道她是哪个村的。你就不要找了，那位大娘是不要回报的，咱老区人民是不要回报的。”顿时，红嫂用奶水救红军战士的情节，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上战场的情景，一起涌上心头！主任还说：“你非要回报的话，那就回报社会吧！你们是拍农业科教片的，希望你多给咱拍些农业科教片。”我哽咽着说：“我会的。”

是的，我会的！这辈子由我担任编导，拍摄的农业科教片，有40部。获得的政府奖、国际奖、部级奖，有20个。

那年春节回老家探亲，我跟母亲讲了半碗红糖水的故事，母亲听了，眼含泪水，轻轻地说了一句：“咱要记着。”

大娘，我记着您那张慈祥的脸，那张愁云密布的脸，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那时候，咱农家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两年后，改革的春风最先吹到咱农村，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我想，您老人家该笑了吧？

1981年金秋时节，由我担任编导，拍摄科教片《中国枣》，来到山东乐陵。在拍金丝小枣时，一位大娘见我们只拍不吃，拍完要走时，急忙提着篮子过来，直往我们几个人的衣兜里装枣儿，边装边说：“这是咱自个儿的，这是咱自个儿的。”看着她的笑脸，我蓦地想起招远的大娘，她现在过得可好？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不少东西，走在招遠的乡间路上，忽然风雨大作，我摔倒了，爬起来再走，又摔倒了，这一摔，把我摔醒了！

大娘，我想告诉您的是，那半碗红糖水，早已融入我的骨髓，它使我大彻大悟：什么是血浓于水，什么是中华民族高贵血脉的传承！

大娘，您如果健在的话，该是百岁老人了。在这除旧迎新的时刻，我给您磕头了，大娘啊。

【作者简介】高书红，山西定襄人。1975年分配到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工作。工作期间，拍摄农业科教电影40部。其中，《花培育种》获中国电影政府奖优秀科教片奖，《智力工程——消除碘缺乏病》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科教片奖，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奖。《水稻抛秧栽培》获斯洛伐克尼特拉国际农业电影节科技类一等奖，《严防疯牛病》获国际农业电影节特别奖。《巧治枣步曲》《再送瘟神》《无公害蔬菜》《献血》《蚕蛹虫草》《水中人参——泥鳅》等15部影片获部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