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哲 牛党杰

摘要：得益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辽宁城市文学起步较早且起点较高。城市书写的关键，一方面是对“在地性”特征的描绘，另一方面则是对“在地者”形象的塑造。近年来，青年作家双雪涛、郑执和班宇的相继崛起，成为辽宁城市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铁西三剑客”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熔“在地性”与“在地者”于一炉，显示出东北文化的独特魅力。然而他们的部分作品过于偏重地域特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在地者”形象的艺术感染力。辽宁乃至全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应以深入挖掘“在地性”为基础，着力于“在地者”形象的有效建构。

关键词：辽宁城市文学;在地性;在地者;铁西三剑客

一

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文化日益兴盛。基于城市文化而生的城市文学，与传统的乡土文学一道，共同书写中国故事。陈晓明先生在界定城市文学这一概念时曾经指出：“只有那些直接呈示城市的存在本身，建立城市的客体形象，并且表达作者对城市生活的明确反思，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典型的城市文学。”①简言之，城市文学的要素有二，一为“在地性”，一为“在地者”。所谓“在地性”，是指与作家的“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②;所谓“在地者”，即为作家笔下生活在“此地”的具体个人。纵观辽宁城市文学的发展史，一代又一代作家基于对“在地性”的阐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在地者”形象。

作为由来已久的重工业基地，工业化的推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辽宁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表现，并由此催生出众多饱含地域特色的城市书写。前辈作家草明生于广东，但1940年代以来，她长居东北尤其是辽宁，并先后在东北作协与鞍钢党委工作，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工业题材小说。以其在鞍山的工作生活为背景而创作的《乘风破浪》是草明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生动地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辽宁地区钢铁产业的蓬勃之姿。而辽宁本土作家对于辽宁城市的书写热情同样十分高涨。60后作家刁斗、孙惠芬、津子围与陈昌平在各自领域均创作颇丰。其中孙惠芬将乡土经验与城市写作相融合，创作出《民工》等优秀作品。通过乡土经验的融入，孙惠芬在城市书写中将“在地性”的内蕴进一步深化，赋予“在地者”以“寻根”的可能，进而有效拓宽了文本的阐释空间。70后作家于晓威和鬼金亦是辽宁城市文学的代表人物，作品地域特色显著。

近年来，80后作家双雪涛、郑执和班宇先后崛起，成为辽宁城市文学的新一批主力军。他们的作品植根东北老工业基地，特别是沈阳市铁西区，地域性浓厚，文坛由此将三人合称为“铁西三剑客”。在三人中，双雪涛年龄最大且成名最早。截至目前，双雪涛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当属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华东师范大学黄平教授于2017年曾撰文指出，该作品是“80后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成熟时刻”。③在此之后，黄平更进一步将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东北青年作家统称为“新东北作家群”，并指出《平原》为这一作家群体提供了美学风格的“成熟典范”。④

“铁西三剑客”的崛起，不仅为辽宁城市文学再次注入了活力，而且还使以沈阳为代表的一批东北城市在新世纪城市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双雪涛、郑执和班宇这三位土生土长的辽宁作家，将“在地性”与“在地者”较为巧妙地熔于一炉，在向世人展示东北的同时，也丰富了新世纪城市文学的整体景观。

二

俄国形式主义文學批评主张“要着重研究艺术形式，要深入文学系统内部去研究文学的形式和结构”。⑤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在叙事结构方面正体现了这一点。小说以7个人物共计14段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组成，故事的讲述与情节的推动由小说人物完成。这样的结构安排使作者退出了作品，读者能够最大程度与小说人物直接交流，极具真实性与在场感。

共情程度直接决定了读者对小说作品的理解程度。《平原上的摩西》以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制为背景，故事时间跨度足有四十余年。倘若读者无法走入作品所讲述的故事，那么后续的审美体验以及精神反思都将化为泡影。在《平原》中，双雪涛拒绝直接进入文本引导读者，而是将叙事的权力交给小说中的人物，让不同身份的叙事者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由此，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得以缩小。与小说人物拥有类似经历的读者，可以与叙事者进行无障碍的“对话”;而缺乏相似经历的读者，则能够顺理成章化身为倾听者，将自身的共情投射到人物身上。如若作者采用传统小说类似说书人一般的全知视角，人物的行为与命运将完全由创作者决定，读者与人物之间将会产生巨大的隔阂。需要说明的是，以全知视角谋划全文的小说作品自然亦有佳作，但在需要深入人物内心精神世界探求个体经验时，作者需要有所节制并适度放权。纵观《平原》全文，双雪涛意在通过小人物之口讲述一些尘封在历史中的往事，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显然是更为有效的策略。

除促进真实性与在场感的生成这一作用之外，多段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结构在文本内部建构出广阔的互文空间，进而扩大了作品的阐释空间。《平原》中各主要人物的命运在相互影响的同时，又各自走向不同的终点。李斐的父亲李守廉虽然缺乏单独的第一人称叙述，但他实际上是两起重大案件的线索人物。因此，看似游离于主要人物之外的他，同样是文本间互文性得以生成的重要一环。在小说中，蒋不凡因一次错误的判断改变了李守廉父女的一生，而失误产生的原因则与李斐同庄树的一个约定有关。庄德增与李守廉在经济改革中分别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而命运却在不远的未来让他们以乘客和司机的身份再次相遇，尽管其中一人对此毫无所知。傅东心对童年李斐的教导，甚至直接影响了青年李斐对待青年庄树的态度。李斐和庄树这两个同龄人之间的纠葛，则贯穿全文。

小说中各个人物的不同人生，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东北普通民众的不同选择。而人物间相互联系的个人叙述，又联手为读者描摹出一张全景图，赋予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感。根据格非的观点，“存在”与“现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⑥而在《平原》中，文本内部的互文空间为个人体验与群体经验搭建了桥梁，即聚合在一起的个人体验成为了群体经验的缩影。由此可见，双雪涛在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功力十分深厚，他凭借对文本结构的把控便可丰富作品的内涵。除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外，《刺杀小说家》在文本结构方面同样别具一格，作者交替描写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在一真一幻之间讲述着复仇的故事。如果分别查看小说中的两个故事，实际并无过多出彩之处。然而经由作者的拼接组合，两个故事在分别自洽的前提下做到了互文互释，极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行文至此，便不得不提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吞》与《平原》具有十分相似的气质。一如《平原》，悬疑色彩贯穿于《生吞》的始终，为作品奠定了冷峻的基调。两部作品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并且两部小说中均描写了悬案，也都在叙事过程中用“子一代”的视角窥视“父一代”的生活。与《平原》相比，《生吞》带给人的苍凉之感更甚。不同于《平原》频繁的视角变换，《生吞》主要以王頔的视角展开叙事，并在需要的时候采用全知视角介入文本叙事。叙述者的转换可以让更多的人物开口说话，而相对固定的视角则对深入刻画特定人物有所助益。双雪涛在《平原》中为读者带来了众生合唱，郑执则浅声低吟了一个《生吞》的故事。此外，由于篇幅够长，《生吞》给予了秦理这一人物形象以足够的文本延宕，使其更加饱满立体。《平原》则因篇幅所限，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所偏废。

毫无疑问，《平原》与《生吞》均是优秀的作品，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东北地域文化的想象空间，“在地性”十足。然而如若剥开作品外层的悬疑故事，深入内在文本，则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在地者”形象略显单薄，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的最终选择上。在面对困境时，李斐走向神秘，秦理彻底自毁。如此安排在逻辑上并不突兀，然而单向性的选择令人物形象走向扁平，且一去而不复返。

三

城市文学应在充分挖掘“在地性”的基础上，集中笔力塑造“在地者”形象。毫无疑问，“铁西三剑客”對于城市“在地性”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外在的物质景观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形象甚至精神文化内涵”，⑦“铁西三剑客”笔下的东北城市，尤其是沈阳市铁西区，不仅是他们创作的精神原地，而且正逐渐演化为成熟稳定的文学意象。需要明确的是，描绘“在地性”的根本目的是建构“在地者”形象。在这一点上，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巧妙地将“在地性”与“在地者”熔于一炉，既富有地域特色又不缺鲜活个人。

《逍遥游》放弃了以悬疑色彩来匹配转型过程中东北城市的固有气质，而是用更为“家长里短”的口吻，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塑造出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东北形象。两种叙事手段或许并无高下之分，但为棱角分明的冷峻城市注入生活的“烟火气”，无疑更能贴近读者的内心。此外，小说并非风景画，讲述城市生活样貌是手段而非目的，特别是单纯的苦难叙事除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外几乎再无优势。作者与读者均应将对人的关注始终排在第一位，而相对平淡的“在地性”恰恰有助于读者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在地者”。

在小说中，许福明、许玲玲、谭娜以及赵东阳这四个人物，主要构成了两组二元对立，其一是许福明和许玲玲之间所形成的“父一代”与“子一代”的二元对立，其二是许玲玲同谭娜和赵东阳二人构成的“病人”与“健康人”的二元对立。两组对立在小说中相互推进并相互阐释，共同为读者阐释了底层人物的“逍遥游”。许玲玲对于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起先她因父亲时常沾花惹草而对其有所抵触。但在她患病后，父亲尽心尽力的照料让她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之后谭娜和赵东阳的一个偶然行为，则彻底促成了许玲玲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患病后的许玲玲不仅失去了男友，还主动脱离了原有的社交圈子。谭娜和赵东阳是她仅有的两个朋友，可是同处社会底层的三人相互间的关系却并不平衡，谭娜和赵东阳都是健康的人，在经济状况上也要稍微优于许玲玲。在这段关系中，谭娜和赵东阳可随时退出而无需付出过多的代价，但是对于许玲玲来说，谭娜和赵东阳几乎是她全部寄托之所在。因此，当许玲玲无意中发现二人发生关系时，她十分恐惧，她惧怕各自拥有伴侣的谭娜和赵东阳会因此而疏远甚至彻底抛弃她。

不过谭娜和赵东阳最终没有离开许玲玲，三人仍是最好的朋友。同许玲玲一样，谭娜和赵东阳也有各自的烦恼，谭娜的男朋友有家暴倾向，赵东阳的妻子则总跟他无缘无故地闹别扭，由此可见，他们发生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压而非其他。同为底层小人物的许福明，虽在女儿生病之前便已经与妻子离婚，但当他得知女儿身患重病后，仍义无反顾地回来照顾女儿。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沾花惹草对他来说亦绝非满足个人欲望那么简单。许玲玲起先并未理解这一点，而谭娜和赵东阳的行为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父亲的所作所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此类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所作之分析始于文本并终于文本。

小说题名为《逍遥游》，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命名。故事中所有的人物与“逍遥”二字均不相关，他们的生活琐碎而又悲凉，“逍遥”何在？纵使许玲玲最终接纳了父亲，并且也没有失去朋友，但身患重病的她依旧只能与父亲继续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许氏父女之外，谭娜与男友之间的分分合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赵东阳和妻子的矛盾也难以解开，四人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尤其对于许玲玲来说，即便她在未来的生活中做到“生的坚强”，最终大概率仍会面临“死的挣扎”。⑧所以，“逍遥”何在？

实际上，许玲玲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恰恰是其“逍遥”的开始。起初，许玲玲对父亲的厌恶反映出她对未来的绝望，她以一种为反抗而反抗的心态度日，看似桀骜，实则脆弱。如果说底层人物的境遇是作品“加魅”的砝码，那么在祛魅后如何彰显对人物命运的关怀才是作品的立身之本。许玲玲因自身遭遇而与通常意义上的“逍遥”无缘。面对这一状况，班宇没有让她通过死亡等极端方式来达到“逍遥”，因为那样的“逍遥”只是“逃离”。为了让许玲玲真正“逍遥”，作者为她提供了一个出口，即让她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与父亲、友人及自己本人进行和解。由此，许玲玲得以用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无须在亲情和友情的双重困境中继续踯躅。诚然，物质生活现状不会仅仅因为精神层面的改变而出现重大跃升，但无论如何，许玲玲已然迈出走向“逍遥”的第一步。

如上所言，班宇的《逍遥游》读者展现了东北城市的“在地性”，直面了“在地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在深刻反映城市生活给人所带来的精神困境这一前提下，将问题继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之后怎样”这一难题。在面对终极问题的拷问时，文学作品并非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只做描述者而不做诠释者，在引发思考之后将问题留给读者，同样是行之有效的策略。不过，勇敢直面现实无疑是更为直接的办法。娜拉出走只是一个既定事实，她走后怎样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班宇在《逍遥游》中直面终极问题的程度有如许玲玲同生活之间的和解，都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的直面已经足以证明班宇的勇气。

四

“铁西三剑客”的横空出世是21世纪辽宁城市文学发展的一个大事件，三位作家以“子一代”的有限视角讲述了“父一代”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经历的世事变幻。严格意义上讲，“80后”群体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或是因为涉世未深，或是由于父母的保护，他们与时事之间往往有所隔阂。但是当他们逐渐理解父辈所经历的“阵痛”时，人生已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作为亲历者，双雪涛、郑执和班宇用灰暗的色调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下岗、关于生存乃至关于尊严的故事。

三位作家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他们在城市文学书写中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较为显著的一点便是部分作品偏重于刻画城市外在的“在地性”，即地域特色，而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生活在其中的“在地者”，尤其是忽视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阅读“铁西三剑客”的一些作品时，如果我们将小说中关于地域特色的描述文字抽离，那么剩下的将只是一个模式化的悬疑故事，其中所展现的人性较为普遍恒常，缺乏特殊性。应当说明的是，作为小说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对城市地域特色的描写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不过，在城市与人之间，城市文学应该更加重视“人”这一维度。在城市文学创作中，作家要深入个体于城市生活中所生成的精神世界，挖掘其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困境，并为之提供排解压力的出口。总之，“铁西三剑客”相当一部分作品对“在地性”的描写相对较为充分，而对“在地者”内在特性的挖掘则往往浅尝辄止。悬疑与地域的结合为作品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读者为其祛魅之后，恐怕难以再次被此类模式化的写作套路打动。

從城市文学内部的角度来说，城市经验的生成既需要进一步挖掘城市内涵，又需要更为深入地进入人物内心，其中前者为表，后者为里。辽宁大部分城市在经济发展上长期倚重工业，学者巫晓燕认为城市发展的单向性“间接影响了当下辽宁城市文学的多元性发展”。⑨针对这一问题，以沈阳和大连为代表的辽宁城市在经济发展领域已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城市文学创作应当紧跟城市发展的新方向，推动新型城市经验的生成。此外，创作者在城市书写中必须将“人”的塑造置于中心地位。在纷繁复杂的城市之中，人始终是最为活跃且最为重要的存在。城市文明因人的智慧和劳动而生，因此城市文学自然要着力于展现人在城市中的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状态。此外，作家应当勇于直面现实，对人物的命运走向等终极问题要敢于回应。作者之于人物的责任，其边界如何划定，确实是一个需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问题。武断地认为作者必须对笔下人物的一切负全部责任，既是对作者的不公亦是对人物形象的不信任。但对于急需掌握新型城市经验的辽宁城市文学来说，作家需要深入问题内核，解答一系列“之后怎样”式的问题。

除以上内部视角外，新世纪辽宁城市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外部因素的助力。首先是相关文化政策的支持。城市文学创作是打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文化管理部门应予以重视并给予支持。其次，城市文学应当与网络文学开展合作，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媒介一直先天地和城市有着血缘关系，它的产生和城市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网络文学发展势头正盛，城市文学与之联手可有效扩大传播范围。再次，相关创作者要重视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在城市文学与影视作品之间积极搭建跨文本和跨媒介的互文空间。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刺杀小说家》将在不久的未来与观众在大荧幕上见面。郑执的《生吞》也将被改编成电视剧，众多读者对此十分期待。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能否被改编成影视剧并不是评判其价值的唯一标准，文学自有其意义与功能。然而在现有文化语境下，文学事业的繁荣需要整体文化产业的兴盛，因此主动与其他艺术形式有机融合，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体趋势如此，城市文学当然不能自我封闭。但需要明确的是，城市文学绝不能成为影视剧本加工场以至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地方”书写无疑会拓宽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发展格局，使其走出“由乡入城”和“由城返乡”的经验表述，这种生活经验所体现的“城市性”既有中国的独特性，又具有普遍性。观察“铁西三剑客”这一文学热点现象，就需要面对“地方”书写这一问题，如何阐释“地方”书写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李怡先生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当然，中国整体经验的成熟也会形成一种影响，作用于地方、区域乃至个体的大传统。”11双雪涛、郑执和班宇笔下的“铁西区”“艳粉街”及“工人村”等文学意象形成了一条新世纪辽宁城市文学的“地方路径”，笔尖指向之处皆是辽宁沈阳这座省会城市上个世纪末的独特历史经验。同时，笔者也期待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作家在坚守“在地性”的基础上，创造出内涵更为深厚的“在地者”形象，为新世纪辽宁城市文学乃至全国整体城市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注释：

①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②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③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④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⑤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⑥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⑦岳雯：《作为方法的“城市文学”》，《上海文学》2015年第6期。

⑧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载《鲁迅全集（编年版）》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⑨巫晓燕：《辽宁城市文学创作研究述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⑩徐从辉：《网络媒介语境下新世纪城市文学的重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2期。

11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作者单位：胡哲，辽宁大学文学院，东北大学人文艺术研究中心;牛党杰，辽宁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8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辽宁城市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L18CZW005;2018年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辽宁省高校构建创意写作学科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JG18DB240;2016年辽宁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沈阳高校戏剧社团发展模式与创意写作剧本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LDQN2016026）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