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纳 林静怡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流亡作家与左翼文艺运动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而以往的文学研究多关注其“救亡”主题，却较少关注与之相关的“革命”主题。“东北作家群”得“俄苏”风气之先，较早接受左翼文化思想资源。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在切身经历国破家亡和流离失所之后，描述了生命的流亡历程，记述了生民的苦痛灾难，发出了抵抗的呐喊呼叫，凸显了“救亡”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并使之融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铭记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左翼文学;流亡文学;东北作家群;救亡与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从事激进文化活动的东北左翼文人陷入危险境地，因此部分作家被迫流亡关内，并承担起历史与社会赋予文艺工作者救亡与革命的文艺任务。东北左翼文人深受俄苏文化影响，带着他们激烈的民族情感和革命热忱而背井离乡，发出流亡者的呐喊，述说家乡蒙受的苦难与悲痛。他们的创作是流亡者的血泪控诉，是“奴隶们”的冲锋号角，在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学贡献与文化价值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被不断讨论和评估。

一  激进的北方：得“俄苏”风气之先的地缘文化

“东北作家群”是诞生于中国外敌入侵、风雨飘摇年代的一支文学劲旅，是中国左翼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作家群”左翼文学倾向的形成与东北地区得“俄苏”风气之先的地缘文化及交往关系甚密。

近代以来，受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较早接受俄苏文化思想影响的地区之一。中东铁路的建设运行，使哈尔滨成为向东北其他地区以及关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苏文学的集散地。为修建中东铁路，“沙俄从中国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招工近30万人，还从俄国招工20余万”①。铁路工人的大量存在，壮大了哈尔滨地区的无产阶级队伍，为哈尔滨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链接提供了可能。统计显示，1928年6月28日至7月25日，仅一月之间，哈尔滨海关就扣留了中东铁路传来的红色书籍报刊多达3157件，这无疑为哈尔滨地区知识分子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左翼文学领袖瞿秋白赞扬哈尔滨对红色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时：“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吭高歌《国际歌》，纵情地畅谈共产主义，在北京则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哈尔滨以外，当时的全中国，连最激进分子也是无从想象得到的。”②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着激荡昂扬的俄苏革命文化氛围，东北知识分子正接受了左翼思想的传播。

1925年出版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是当时第一本全面介绍苏联文艺论战的书籍，由时任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委书记任国桢翻译。鲁迅充分肯定了哈尔滨地区先进的苏俄文艺译介活动对全国文坛所产生的影响：“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③至1930年代，哈尔滨已有大概30余家俄文书店，是“关内寻找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书籍和苏俄文学的首选之地”。④萧军也曾在《“死魂灵”》《十月十五日》以及《高尔基与瞿秋白》等散文随笔中谈到果戈里、高尔基等俄苏作家对他的深刻影响。

由于独特的地缘位置，虽然东北文坛的新文学发展较之关内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普罗文学与革命文学主张却早在“文学革命”时期便已出现。“1923年关内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革命文学的号召，东北作家安怀音起而响应，发表了《文学与时势》《文学家与革命家》等文章，阐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呼吁作家要有现实责任感，要有‘群众化思想、社会化的观点，‘到民间去，‘到社会里去……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⑤虽然安怀音所倡导的普罗文学主张尚未形成规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学作品也凤毛麟角，但这却为1920-1930年代东北作家文学创作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文学观念。“20年代末，东北新文学再次受到关内‘普罗文学思潮的激荡。”⑥1930年代，东北地区普罗文学风气更浓，一扫以往颓靡悲观的文坛风气，把反映东北人民疾苦作为创作方向。

二 身份的政治：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与左翼的亲缘关系

在席卷世界的左翼文化运动浪潮中，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也迅猛发展并成为文艺主潮之一。王富仁先生曾指出：“可以说，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⑦这无疑道破了东北作家群与“左翼”之间的亲缘关系。穆木天、李辉英、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等人都是“左联”成员，其他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也多受到左翼的影响，其作品带有鲜明的左翼文学特征。

“左联”虽是一个文艺家组织，但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民族危亡、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紧要关头，“左联”成员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将参与革命实践运动放在首位。“九一八”之后，东北进步作家大力开拓文艺战场，抢占副刊阵地，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之中。1932年春天，在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下，建立了群众性组织“反日会”，共产党员金剑啸负责哈尔滨文艺界“反日会”等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杨靖宇指示金剑啸与罗烽等人负责北满革命文艺运动。1932年，由萧红提议、金剑啸等人筹办了“维纳斯画展”，赈济哈尔滨水灾灾民，开哈尔滨左翼文艺活动之风。其后，他们又结成了“星星剧团”“牵牛房”与“哈尔滨口琴社”等文艺活动社团，将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同年，中国共产党派人秘密进入《哈尔滨新报》，创办《新潮》副刊，将《新潮》副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俄苏文艺的阵地。1933年，金剑啸、罗烽通过日伪官办的《大同报》，创办《夜哨》副刊，金剑啸、罗烽、萧红、萧军等人在《夜哨》上发表了多篇具有左翼色彩的文艺作品。萧军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我们也是切盼所有全满洲的爱好文艺及青年文艺工作者，坚定起我们的意识形态来，肩承起历史人群给与我们的任务，把它付与了文艺的本身，要它也去达成它所应负的任务吧。”⑧罗烽也在《夜哨》大声疾呼：“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⑨借此，俄苏思想文化越过西伯利亚高地激发起东北年轻作家的斗争热情，他们迫切渴求为被压迫的民族与流落街头的“穷党”而歌，体现出鲜明的左翼倾向和立场。

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将独特而强烈的流亡体验带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中来，使关外文学与关内文学融合到一起，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受罗烽入狱事件与东北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影响，罗烽、白朗、萧红、萧军等左翼文人先后离开东北，成为流亡者。进入关内的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受民族起源、民族情感以及东北失守等问题的影响，成为“无名者”，面临着他者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双重危机。萧军曾回忆：“一直生活在东北的两个年轻人，一旦到了上海便犹如到了‘异国……言语不通，风俗两异，无亲无朋，犹如孤悬在茫茫的夜海上，心情是沉重而寂寞！”⑩由此观之，东北流亡左翼作家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1故土情思与身份认同的痛苦相互交织，这就是流亡者必须要面对的“流亡之境”。穆木天说：“我总觉得‘流亡者不应该是哭丧着脸似的。能想办法就想办法，不能也应当有一些stoiquo（法文：克制）的精神。”12因此，东北流亡作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社会体验、精神体验注入到文学创作当中，自觉承担起抗日救亡、复我邦国的文学使命。东北流亡左翼作家流亡至上海后，其沾满“血和泪”、带有先锋倾向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融入上海左翼文坛的重要纽带，并被广泛熟知与引用。

由于创作上所体现的“救亡”与“革命”的立场倾向，东北左翼作家自然被卷入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之中，论争促使他们对左翼阵营中存在的内容与题材以及艺术表达做出选择，使之更加鲜明地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阵营之中，并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鲁迅是东北左翼作家的精神导师，萧红与萧军初到上海时便得到了鲁迅在生活上的接济与文学上的指导，交往密切。萧军在回忆时说，对于刚到上海的他与萧红而言，鲁迅的回信是他们每天生活里唯一的希望和期盼。端木蕻良也多次与鲁迅通信，强调鲁迅对他的影响：“像一线阳光似的，鲁迅的声音呼唤着我，我从黑暗的闸门钻了出来，潮水一样，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写了那本《科尔沁旗草原》，奠下了我的文学生活的开始。”13除此之外，罗烽、舒群以及骆宾基等东北流亡作家也都深受鲁迅的影响。正是在鲁迅的影响下，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表现出了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与劳苦大众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觉醒和成长的主题，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了左翼文学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深度。东北流亡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与家国情怀，也使他们在融入左翼文坛的过程中获得了关内外同胞的广泛认同。

三 救亡与革命：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救国与救民

东北流亡作家在流亡过程中遭遇的身份危机与社会生活的转变，促使其积极响应左翼文坛关于“作家必须抓紧反帝国主义的题材”的号召，同时也顺应了抗日统一战线背景之下的文化政治诉求。

暴行的揭露和苦难的描写与东北作家本身的生活遭际与流亡经历紧密相关，表征着强烈的切身性、悲愤性与抗争性。他们渴望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屈辱现实与故乡人民被奴役践踏的惨状，愤而执笔为文。端木蕻良曾对此做出形容，他认为故乡的人民已是双重的奴隶，当权者在大观园里逍遥，并将土地断送给敌人，因此做奴隶的人们想用他们粗拙的力量将这些土地讨回。李辉英在创作自述中说：“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不旋踵间，又失去了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个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的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14罗烽指出：“我不过是一双被灾荒迫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就算完事。”15为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将抗日统一战线延伸到人民群众内部，萧军在《第几个“九一八”了？》中喊出了“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东北流亡左翼作家揭露了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恶，并将家园破败不堪与人民饱受欺压的惨烈图景一一展开，在揭露敌人的同时也对全国同胞倾注了更多的期待——号召全国各地人民共同反帝抗日，完成救亡图存的斗争，表现出了将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实际命运提升到整个民族乃至国家命运的高度的创作思想。

应该强调的是，与一般抗日救亡文艺作品不同的是，东北流亡左翼作家的书写凸显了底层大众的阶级意识，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多向融合，因此，刻画受压迫与被损害民众奋起抗争的形象，自然成为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书写的重要主题。这种对抗争的呼吁并不限于本民族所受到的压迫，而且趋向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波兰问题》演说中所论及的“我们共同的力量将战胜我们共同的压迫者”的思想。16因此，他们的笔描写了不同的弱小民族并号召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共同进行反抗：舒群在《沙漠的火花》中描写了蒙古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之下觉醒奋勇反抗的壮举;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中塑造了一个发动并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朝鲜同志;舒群的《无国籍的人们》、萧军的《羊》、罗烽的《麦考夫的发》以及萧红的《访问》等俄侨叙事作品对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去民族化的革命書写有了更彻底的表现——所有弱小国家与民族身处于社会底层的“穷党”（底层人物、劳苦大众）都在饱受贫穷的折磨与敌人的压迫，因此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为全人类的底层人物发声。萧军在《这是常有的事》中描写了两个被剥削的悲惨老人，在为他们感到悲痛的同时作者意识到“他们是被剥削的铁鞭抽打老了的”17;在《八月的乡村》中描绘了抗战队员高声歌唱《国际歌》的场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18;穆木天在诗歌中写道：“工人农人越发地受剥削，但是他们反帝热情也越发高涨。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我们歌唱这种矛盾和他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19

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在歌唱“这种矛盾和他的意义”的同时，也在流亡书写中自觉完成了“压迫——解放”的叙事模式探索。他们将个人情感的微观体验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宏观叙事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被压迫人民必将奋起抗争并最终获得解放的叙事结构。白朗在《老夫妻》中勾勒了一个吝啬、冷漠、背负着沉重封建精神包袱的农民张老财，他在目睹了敌人的残暴压迫之后慢慢燃起了反抗的激情;端木蕻良在《浑河的激流》中描写了浑河岸边的猎户对伪满统治者的激烈反抗;罗烽在《胜利》中讲述了一群苦力在工头手下做活儿，拿不到工钱还要遭受毒打最后奋起反抗的故事……《丰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也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叙事模式。在“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的宏阔背景下，东北流亡左翼作家“首先揭示了大地上觉醒抗争的普遍性与广泛性，生动再现了在灾难降临的变动时刻，广大的人群纷纷从压迫中觉醒，从挣扎中奋起，汇成一股被奴役人民不甘屈服的宏大历史潮流”。20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作品在表达上呈现出酣畅淋漓的呐喊疾呼、奋力歌哭的外倾性特点，整体上文风沛然、情感激荡。就像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中所塑造的文学景观，幽远寥阔、震撼心灵的景物描写奠定了文章的总基调;大地如同母亲，作为儿子的“我”与大地母亲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我”有着为母亲战斗到底的勇气，这种安泰俄斯式的神秘联系与令人景仰的勇气如同古希腊神话似的悲剧崇高，又带有异教徒一般的狂热。正如穆木天所言：“我们要在这个大时代中，作一个洪亮的回声，作一个清醒的喇叭手，民族的生命已燃烧到白热。”21他们怀着对救亡与革命的无限热情，愿意以“伟大的民族叙事诗的渺小记录者”身份而存在。

总之，在抗日统一战线文艺运动的大背景下，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必然要“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22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流亡体验与革命意志也都渗透在“救国”与“救民”的文学创作中，共同交织成一种能够激发起每一个中国人深层心理中的救亡意识和革命精神。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从一开始便背负着的身份缺失、故土记忆与革命想象的多重文化情结，这使他们呈现出来的文学样态并不同于一般的左翼文学，也正是这些独特的社会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生成出东北流亡书写中的独特艺术风格。

四  生命与象征：生死场上的坚强与挣扎

鲁迅曾评价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是一种“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23与之相似，故乡的苍茫旷野成为东北流亡左翼作家的精神寄托与文化象征，加之“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的流亡经历，使其作品张扬着生命的强力与自由的呐喊。正如鲁迅为萧红《生死场》写的序：“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24

“还乡”是东北流亡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还乡”的冲动蛰伏下来，“还乡”的冲动就愈强，复仇与改变民族命运的欲望就愈强，这无疑为他们的流亡书写烙刻出明显的民族文化印记。萧红《莲花池》中的孩子小豆一遍一遍地对爷爷说想要回家，被他激怒的日本人冲他吼道：“回家！你哪有家！”，并将他残忍踢晕，直接导致这本就体弱的孩子最终死去。“回家”这种“还乡冲动”无疑成为东北流亡左翼作家的共通感受。萧红在东渡日本后写给萧军的信中曾如此描述她的“还乡冲动”。穆木天倾诉着浪迹天涯的羁旅愁苦：“为什么他们弹奏得那么凄凉！是不是为要使没有家乡的人流涕！……三年来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多少人奔走流离。黎明和薄暮中，这江上的烟雾呀，可曾引起他们的无言的乡思！”25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东北流亡作家倍感痛苦，舒群写道：“这样（对故乡的记忆），常使我胸前感到一阵闷痛，失眠了，直到天明。”26端木蕻良在《乡愁》中刻画了一个想要回家的孩子星儿，表达流亡者的“思乡病”，他还在《土地的誓言》中诉说：“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寸肌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我的心便平静。”27萧军在《羊》中借俄侨回国表明了还乡的强烈渴望。

毫无疑问，他们流亡作品中的焦点就是“还乡”。“还乡”所生成的种种情感和激愤昂扬的战斗精神，不仅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还启发着读者去关注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因此，东北流亡左翼作家也成为1930年代左翼作家中真正的“先锋军”。流亡书写的先锋性体现在奋起反抗的勇气、坚韧不拔的野性以及追逐自由的决心。

“旷野”成为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完成身份转换、表现生命与激情的象征。当这种不可抗拒的伟力禁锢一切席卷而来时，生命的激情也在瞬间喷薄而出。因此，东北流亡左翼作家笔下的“旷野”既是他们孤独无助在浩瀚天地间艰难生活的现实表现与心理显照，也是他们于绝处重生的生命强力与追求光明自由的文化象征。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在“旷野”意象中找到一条返回生命之最深处的深切体验，从而感受到了宇宙之力与生命之力。在《遗憾，留给了我们》中，白朗悲悼好友金剑啸，金人与舒群也都分别在《血祭》和《死讯》中写到了金剑啸的死，然而死亡的恐惧并没有使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就此消沉，反而激发出了倒毙“旷野”之后生寓于灭、浴火重生的生命力量。面对战友被敌人杀害的噩耗，他们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斗争下去，爆发出了“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战斗激情。舒群在《蒙古之夜》中写道：“回答我的是从女人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惊叫;在这死静的旷野上，仿佛快要冲断了天地相连的那条弧线”，28在“我”流离异乡的情况下，散漫着死亡气氛的旷野给“我”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痛苦，但“我”强忍着恐惧、压抑、愤恨在空旷无边的旷野上寻找去路。萧红《旷野的呼喊》中反复出现“旷野意象”，其中一处：“等他再重新爬起来，他仍旧向旷野里跑去，他凶狂地呼喊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的是什么。风在四周捆绑着他，风在大道上毫无倦意地吹啸……地平线在混沌里完全消融，风便做了一切的主宰。”29無尽流途给流亡者带来的悲苦境地与“旷野”上的恐怖和混沌相似，置身“旷野”的人便进入了被动的状态并被“旷野”中大而可怖、无法排拒的力量所“裹挟”。但在此同时，“旷野”也激发出了流亡者如同西西弗斯一般的反抗力量，东北流亡左翼文人逐步将恐怖、无助、失语的状态转化为激情、崇高与充满新生力量的场景，使“旷野”上的主体发出了抗争的呐喊并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由此观之，“旷野”意象也成为东北流亡左翼文人笔下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与自由追求的文化象征。

东北流亡左翼作家在切身经历国破家亡和流离失所之后，描述了生命的流亡历程，记述了生民的苦痛灾难，发出了抵抗的呐喊呼叫，凸显了“救亡”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忧郁的思乡情与热烈的抗争意志的共同作用下，他们站在了民族的文艺前线，将左翼的身份意义和价值诉求内化为自身气质的一部分，并将其与流亡者本身的感情结合起来，让小群体的流亡经历书写与民族集体性抗争的历史相遇，故而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战斗的张力，更具有了史的价值与恒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张大庸：《清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东北的传播》，《党史纵横》2006年第9期。

②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③23鲁迅：《集外集拾遗》，载《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第379页。

④姜玉田、丛坤主编：《黑土文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⑤⑥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第322页。

⑦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⑧萧军：《萧军全集》第十一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⑨罗烽：《两个阵营的对峙》，《大同报·夜哨》，1933年8月6日。

⑩萧军：《萧军全集》第九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7页。

11[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0页。

12192125穆木天：《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第74页，第131页，第168页。

13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端木蕻良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14马蹄疾：《李辉英传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15罗烽：《呼兰河边》，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3页。

16[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8页。

1718萧军：《萧军全集》第一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第51页。

20逢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页。

24鲁迅：《<生死场>序言》，载萧红：《生死场》，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26张中良主编：《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第八卷，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1页。

27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七卷，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

28舒群：《舒群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9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