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目珍

摘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四十年来在政治、文化上扮演的“角色”不断变换，从而也使文学有了更多的背景选择和想象空间。从早期的“边城”“策源地”，到中期的“新都市”“放逐地”，直至后来的“别人的城市”“寓言城”“土生地”和“新城市”，作家们在面对这座城市時都表现出了独特的个人意识和文学追求，他们秉持文学理想和自由写作的精神，见证和想象着一座城市，把“场域经验”转换成犹如剧场一般的“文学话语”，既转化和加强了对城市的认知，也使文学与城市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反洽关系。

关键词：经验场域;文学话语;深圳文学;改革开放;反洽关系

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将创造了不朽文化功绩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雅典、巴黎、伦敦、纽约）称为“心灵之都”。就其对“心灵之城”的具体诠释看，其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即是该城市有没有孕育出杰出的文学家，亦即这座城市够不够得上被称为一座文学名城。布鲁姆的这一论断让人见识到文学对于一座城市的重要。然而当历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其担忧也随之而来：“信息技术时代的都市似乎不可能激发作家的文学想象力。过度的视角冲击遮蔽了内在心灵的眼睛，使我们无视小说的叙事艺术以及诗歌和戏剧的形式美。”①21世纪，信息技术发展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就“文学之城”的意义来思考，作为一座在改革开放中勃兴且被定位为“经济特区”的新城市，深圳的确遇到了新的挑战。然而，认真回顾四十年来的深圳发展史，亦隐约可见其灵魂所在，可感其人性温度。不可否认，这即是其文化尤其是文学之光所带来的。对于文学的创生而言，新城市在精神层面可能陷入贫瘠状态，然而在经验和文学质素的提供上，它又是独一无二的。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深圳作家提供了不少有分量的文学文本，甚至发起过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在文学史上不无值得称道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圳也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学之城。”②那么，作为最具中国改革开放象征意义的新兴之城，深圳到底为文学提供了什么经验场域，并且怎样促使文学话语的有效生成呢？

一  从“边城”到“策源地”

深圳于1979年3月建市，1980年设置经济特区，从此开始了它神话般的历史新纪元。在短短的数年中，深圳像当年的罗马城一样，开始向大都市的方向急剧膨胀。来自五湖四海有自我实现之梦想的人士纷纷登上这片热土，开始了一种狂飙突进般的新生活。一时间，深圳仿佛成了一个自由、开放并且可以实现梦想的乐土。这是一种时代的氛围，它让已经到来或者没有到来的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新奇感。于是，许多学者和文学之士开始关注深圳的新生与成长，为此写下无数发自肺腑、喜气洋洋的赞歌。诗人们高唱：“抬眼望边城，车队如龙/争先向着二十一世纪冲击……”（韦丘《边城赋》），或者呐喊：“祖国南天的这一角，/何时何刻不交织着/心的碰击/力的追逐，/变革的涛声……”（钟永华《你啊，崭新的长城》），报告文学家“为开放改革而歌”，赞誉那些“火中飞起的凤凰”，赞叹“光影在腾飞中闪耀”，“升起来了，一颗新星”;散文家从中发掘出“黄金屋”，站在深圳河的大桥上浮想联翩;小说家们也喊出：“奋斗吧，这里是一片乐土！”（高艳茹《这里是一片乐土》）整体而言，深圳19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对新时期新气象的颂美与讴歌，就连季羡林先生在1984年也因为深圳总结出了“我们必须改变旧观念、旧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的教训，③因此，深圳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一个短暂的“新雅颂”时期。

然而，城市的发展总是有其连续性和枝蔓点。随着“时间开始了”，很多有情怀、有思想的人士很快便洞见快速发展中的痼疾，或意识到时代变革给人的内心所带来的困扰、孤独与焦虑，或感受到“文化沙漠”中的精神贫穷现状。于是在思想上，他们慢慢觉醒，开始有意识地探寻一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并进而发掘其文明、规则或者精神动力，由此发出一种“昂贵的声音”。首先是部分有情怀的作家注意到现实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著名报告文学家陈秉安注意到当时深圳二十万女工的生存状态，写下著名的《来自女儿国的报告》;廖虹雷注意到这块平凡又神秘的土地上农民的生活及出路问题，写下了《他们在特区的土地上》这样有影响力的文字。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作家在小说中反映出了那一时期人在个体意识上的觉醒问题。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9期），向世人敞开了改革开放初期正值青春期的16岁少女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一个观念前卫、个性十足、洒脱不羁并且有很强独立意识的女性主人公形象。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样的女孩有着典型的新锐、时代特征，与那个时期蓬蓬勃勃、轰轰烈烈、大刀阔斧、一往无前的时代气息有着很大程度的呼应。其时的作者刘西鸿只有25岁，广东本地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相对于年轻、物质、欲望的深圳而言，在气质上也有某种程度上的近似。另外值得一提的中篇小说有李兰妮的《他们要干什么》、谭甫成的《小个子马波利》（载《特区文学》1988年第3期），二者都以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为背景，展现出那个时代下人的精神面貌和新颖的价值观。不过前者突出的是昂扬的奋斗气息，后者着重写物欲横流的境遇中知识分子在灵魂上所面临的困惑与挣扎。与二者不同的是梁大平的中篇小说《大路上的理想者》（载《特区文学》1986年第4期），该作品以“理想者”的视角审视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及其繁华背景之下人心不古、精神溃败、理想破灭的人生现实，主人公最终勘破虚幻之梦，奔赴远方，表现出对深圳不可能作为“乐土”的清醒认知。这三篇作品从叙事上看，既有相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纵深拓展。无论是正面歌咏、反面反省还是正反互存，都体现出作家在思想上的一种“觉醒”。而这也正是崛起中的深圳为作家提供的文学土壤所孕育的。

与报告文学和小说略有不同，新时期发轫阶段的深圳诗歌界表现出了一股非同寻常的文学气象。1986年，定居深圳的徐敬亚以《深圳青年报》为策源地和主战场，联合北方的《诗歌报》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直接“引起了一场文化思想的火山喷发”，也导致了深圳现代主义诗歌的萌芽。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界运动发生在当年的深圳，显然不是偶然的。最主要的原因，即1980年代的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思想空前解放，就像一个“应许之地”“希望之乡”，“仿佛遍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发出过无比迷人的光芒。在彼时的人们眼中，深圳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神童，它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都不会奇怪。而当年的《深圳青年报》更是新观念最急切的吹鼓手。”徐敬亚还指出：“任何英雄都无法独自撬动历史的大石头，任何事件必须有一个支点，也必须有很多助力。这支点，就是《深圳青年报》;那助力，就是人们对深圳这座无所不能城市的想象。”④“86大展”中，深圳得近水楼台之便，首次入选了以贝岭和石涛为代表的“游离主义者”⑤。尽管从实际的发生考察，“游离者”类似于一人成“派”，与“群体”概念貌合神离，但作为1980年代深圳诗歌史上的事件，“游离者”不可忽视。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还增入了一个以客人和胡冈为代表的深圳“边缘诗群”。这是一个以诗集《边缘》命名的诗歌群体。从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看，“边缘诗群”可以被看作是深圳诗歌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理念并且有一定数量诗人和文本支撑的诗歌群体，它真正具备了诗歌流派的性质及重要特征，具有标志性意义。《诗群大观》中出现的深圳诗人还有贝岭、石涛、陈寅、绿岛、文雪、张国强、吕贵品和徐敬亚等数人。以上群体和人员的出现代表了深圳现代主义诗群的最早萌芽。由于徐敬亚、吕贵品等人当年以朦胧诗人的身份出道，反观这个层面上的意义，1980年代的深圳也可以算作是“朦胧诗派”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阵地。徐敬亚还是当年朦胧诗“三个崛起”理论的建构者之一，尽管《崛起的诗群》作于1983年1月，但从历史的关联看，这种延续性无法抹杀。经由“86大展”，徐敬亚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一代》和《静乱者》，陈寅质问《序曲如何开始》，贝岭发出《昂贵的声音》，诗人们从思想的觉醒中重新活了过来，“语言作为至上的存在，光芒四射：诗人说出了自己，说出了他人，说出了人类，无一遗漏，无一幸免。”⑥徐敬亚也撰文指出：“这一时期，诗的重心自北向南转移。诗的内在精气，由北方的理性转换成南方的感性乃至悟性。”⑦尽管所言诗歌重心南移之地并非特指深圳，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深圳无疑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应和了此次伟大转移。从徐敬亚当年撰述的文献看，“86大展”乃是其深思熟虑后对诗坛精心分析后的诗歌行动，是中国诗坛的一个重要觉醒，它意在打破诗歌的旧秩序，重建诗歌新秩序。这种深具青年性、前卫性、民间性的诗歌行动，没有深圳当年开放、宽容的氛围，显然是无法成功的。

二  从“新都市”到“放逐地”

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很快引发出城市崛起的热潮，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放了一大批沿海城市，形成了一条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都市带。进入1990年代，随着香港、澳门即将回归，深圳的地位也愈来愈举足轻重。在这样巨大变革的基础上，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都市也将逐渐形成。为此，深圳的《特区文学》杂志社于1994年提出了“新都市文学”的口号。⑧这种对文学命名的考量，着重从都市发展的角度入手，具有全局意义，亦曾引发热烈讨论。虽然经过几年的鼓与呼之后最终偃旗息鼓，但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新都市文学”毕竟曾是其艺术上的旗帜。有人甚至提出，“新都市文学”不是“新的都市文学”，而是“新都市的文学”，其意显然暗含此一命名专指“深圳文学”的意味。其实，无论其意涵所指狭义还是广义，能产生争论效应并进而形成一种思潮或者流派，命名就是有效的。只不过，对于深圳而言，“新都市文学”的历史还是短暂了一点。

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发展，深圳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准绳等的改变，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随之来临。作为生活在这样时代场域中的作家，当然也必须抛弃旧有认知，重新理解时代，理解当代人以及二者之间新型的复杂关系，于是反映新的题材、新的意识形态、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情感世界的作品便出现了。这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热的时候》（《特区文学》1994年第1期）、《驶出欲望街》（《特区文学》1995年第2期）和长篇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花城出版社1998年），而以缪永尤值得关注。《驶出欲望街》写出了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中人们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以及金钱对人的物化和腐蚀;《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则演绎了当年深圳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其间充斥着物质主义横行、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各种怪现状，比如金钱与肉欲泛滥，欲望与精神抗衡。尽管作品中也流露着对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的彰显，但这种新都市文学的整体基调还是有令人躁动和不安的一面。与它们互成系统的作品还有谭甫成的长篇《水之华》、黎珍宇的中篇《咸水淡水》（《特区文学》1994年第3期），这些小说也直面当时的商业文化大潮，努力地寻求思想的碰撞，以期实现有力的突破。从当时的这些作品看，商业文化乃是“新都市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语境。此外，在1990年代曾引起轰动的青春之作《花季·雨季》也是“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文本，虽然作品以青少年视角写同龄人的情感、思想变化和生活体验，带有明朗向上的基调，但也反映出了当时两种经济体制给人的选择所带来的困惑与痛苦。

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在背负巨大的传统重压之下，发展太迅疾，总还是会有失衡的现象发生。以上分析已透露出这一点。既然“深圳梦”已经破裂，那么它便很快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理上被压抑的焦点。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放逐深圳》，虽表面上看写的是人被放逐于深圳，然而其字里行间也时时流露人被深圳这一新都市放逐的端倪。“在深圳的街头，思想的孤傲和座山雕的威风实在难以保持……南方是黏的，四季都黏。在黏稠中，人没办法冷峻崇高。”（《穿大衣的滋味》）“在一个经济超长活跃和诱惑泛滥的年代，人人跃跃欲试，不可能如老子庄周般将自我物化，坐卧直立都能充当山水草木，从而体会人的自然状态。”（《股票升了》）“一种东方式的迷惑和逃避、对聚敛财产的着迷，是人们狂热地追逐利益。96年代的中国似乎是一个尖塔体，深圳接近巅峰。”（《重提思索》）“于公众来说，他背离群体，主动地选择了‘放逐人格……这是另一种心的放逐。”（《逾越众生的坚果》）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深圳在那时又成为了一个“放逐地”。

这种“放逐感”还可从当时诗人们的境遇上得以窥见。1996年，一部名为《边缘》的诗歌合集正式出版，以此为标志，深圳诗歌史上的“边缘诗群”正式诞生。诗群中的六位诗人都是1990年代前期来到深圳。也许是商业文化语境的氛围，使他们一下子就感受到诗歌被“边缘”的尴尬处境：“我们在地面上行走（记住，是在地面上行走！），被另一类‘我们坦然地放逐，进入生存的边缘地带。”但诗人总还是能够坚守的一部分人，在遭遇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生存、语言在大宇宙中的混沌景象”，他们甘愿做“怀抱巨石上山的人”。不过，从实际意义上看，“边缘诗群”也是基于对生存和语言这两个要素的认知建立起来的。尽管他们一直期望“用不停息的歌唱来守住内心炽热而明亮的部分”“高举如电的光芒，把這一片边缘地带连续地照耀”，⑩然而现实总是残忍的，“边缘诗群”坚持了两到三年的时间，便在深圳诗坛消隐。这不能不说与当时的商业文化大潮有莫大关系。

三  从“别人的城市”到“寓言城”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路易斯·沃斯曾指出城市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二是社会的异质性，三是高人口密度，而这三者合在一起催生了一个特殊的都市生活模式以及有异于乡村的都市人格。11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高人口密度早已不成问题。1980年代以来，数十、百万的外来务工者涌入深圳，成为都市人口现象中的一种奇观。这种政治和经济双重发展带来的迁徙现象本身非常值得探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庞大迁徙人口中所隐藏的文学爱好者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引发的文学思潮。基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置身于日新月异发展之中的底层作家，无论从生理、心理还是情感上都存在一个巨大反差。他们一方面为生存现实焦虑和担忧，同时又对城市充满了矛盾、期待与思考。以至于长期以来，深圳成为很多底层人士的“梦想地”，亦即另外意义上的“别人的城市”，从而体现出文学主体“边缘性”的一面。“新都市文学”提出之际，就曾有人将“打工文学”作为其中的代表。其实，无论从题材，还是从主题、思想和价值观看，“打工文学”都迥异于“新都市文学”，有其特殊的文学支点。然而，深圳特殊的地域性又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新都市文学”的内涵。

深圳的底层写作者以林坚、王十月、徐东、曾楚桥、毕亮、陈再见、谢湘南、程鹏、郭金牛、许立志、邬霞等人较著名。林坚早期即以小说《别人的城市》出道，该作品一方面在叙述中流露出对城市的向往之情，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身为城市的“局外人”而对城市采取一种疏离和批判态度。然而，这毕竟是对经历过城市生活之后的一种反诘，是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本质上的关注和参与。12陈再见的小说多写身处城市之中打工者的悲凉境遇，很多作品处理了人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繁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作品（如小说《双眼微睁》《微尘》）中的许多人物都有质朴的文学艺术情结，这无疑有作家本人的影子。与陈再见相比，毕亮的作品更带有城市书写的自觉，小说集《在深圳》即是例证。其作品更多地塑造置身城市边缘的普通人物，以他们的人生遭遇揭示精神上的苍凉与幻灭，传达出一种城市与“边缘”同在的文学经验。他们的写作其实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从个人与城市的经验关系出发，审慎地处理个体与生存场域的微妙关系，将“别人的城市”这一内涵诠释得既深刻又全面。郭金牛、安石榴、谢湘南、程鹏、邬霞、田晓隐、许立志等人以写“工人诗篇”著称，13他们的作品多从底层工人的现实入手，或反映工人生存状况的窘迫，或揭示工人在个体意识上的觉醒，或抒解掺杂了现代气息的变异性乡愁，或叙述令人不安的死亡带来的震撼，一方面将当代工业文明中复杂的人之境况揭示出来给人看，同时对底层人在面临城市困境时所需要的精神寄托进行观照，既有自我省视的力量，又有果敢的担当意识。他们的《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建筑工人之歌》《纸上还乡》《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吊带裙》等作品已成为当代“工人诗篇”中的经典之作。有时，他们也在诗歌中表现对个体身份的焦虑，如田晓隐的《我用钉子螺丝悬疑中国短板》、程鹏的《建筑工人之歌》即是这方面的诗篇。面对苦难的人生，他们或以自嘲来缓解压抑的现实（安石榴《边缘客栈》），或从个体出发发出对尊严的呼喊（程鹏《流水线下的女子》）。然而，无论是自嘲还是呐喊，可以证实的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自我身份以及所属群体在时代中的微妙处境。

相对于底层人士对底层的关注，站在底层之外关注底层的作家则形成另一关注视角。盛可以的长篇小说《北妹》聚焦在广东“S城”打工的底层女性，将其在城市遭遇的各种窘境和不堪揭橥出来，塑造了一个在当下时代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作品同时讴歌了自由、独立、坚韧的底层精神，彰显了城市之中道德与欲望的激烈抗衡。吴君的《亲爱的深圳》《深圳西北角》等作品带有明显“深圳叙事”的痕迹，它们同样以“打工者”为叙事对象，将他们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然，现代化之城有时也会朝着前卫、先锋的另一极端走，以至于在城市中可以幻想怪异的乡村，或者把坚硬的现实变成更富象征意义的“寓言”。王十月在深圳期间曾写出其代表性的长篇小说《31区》和《活物》，这两部作品完全有别于深圳其他作家的写作，显得有些“另类”。《活物》并不反映城市生活景象，而是以作者虚构的白家沟村为背景，展现了一幅光怪陆离、尔虞我诈的荒诞乡村图景。与之相比，《31区》则略有不同。31区是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域，是作家在深圳的寄居处。作品本来出于纪念此地生活和友谊的考虑，准备写出这让他们既欢乐也流泪的地方。不过在后来的写作中，作品开始靠近《活物》的荒诞风格，写得近于“古老的寓言”和“久远的梦”，“31区”在作品中最终变成了“一个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约束的地方”，文本也变成了一部关于“罪与罚”和“道德与本能”的作品。14从某种意义上看，王十月将“31区”写成了一个“寓言城”，尽管那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深圳，但无论如何，写作仍带上了寄居地的影子，有将往事作为美好追忆的初衷。这样的地域经验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拥有的。

四  从“土生地”到“新城市”

底层写作现象引发热潮的同时，对于城市普通人的关注也成为深圳作家处理的重要题材之一。进入21世纪，这种写作逐渐成为深圳文学创作的主流。尤其是2005年以来，深圳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新的城市架构已经落实，于是文学又有了不同的地理镜像作为参照。“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深圳作为全国新城市形态的集大成者，生活于其间的人与其他地方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如何进入城市，如何成为城市人，如何离开与守望，如何回望故鄉和来处，为游走在城市和故乡之间的深圳人提出了严峻拷问。在一个新城市的居所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身份和认同，我的来路和归宿，这一系列繁难而沉重的问题为深圳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矿脉。”15基于这样一种恢宏和沉重的考量，深圳人又提出了“新城市文学”的命题。就既成的文本看，这一命题本身有两种观照方式，一是从土生作家的视野出发，二是从后来移居深圳的作家的视野出发。于是作为经验场域的深圳又有了“土生地”和“新城市”两种不同的身份。

谢宏的作品一直带有本土作家的意味。作为“深圳土生小说家的符号”，谢宏“对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和事，所持的观点或态度，会比内地来深圳的作家更客观和公正”。16其长篇小说《貌合神离》，以冲淡平和的笔调叙写现代性笼罩之下的光阴故事，揭示城市中人“貌合神离”的灰暗人性;《自游人》则充满了现代人的“焦虑”和“忧伤”，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茫然有着”与水中鱼的“自来自去”作类比，反映了城市人生活上的无奈、无力与行径上的荒诞不经;《深圳往事》则是对传统深圳叙事的一种颠覆，然而却更具“传统”的一面，它以深圳一群1960年代出生的理想主义者为着眼点，聚焦于他们生存中各种“新颖的”纠结与挣扎，将“身份错位”和“精神流浪”的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再审视，“是一代人与一座城市的成长史”，带有典型的“土生地”视角。除了这一观照视野，谢宏近年来奔波于深圳与新西兰之间，对于土生地深圳又有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其《双栖生活》即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深圳这个经验场域而言，谢宏的写作有其独到意义。

与土生作家相比，后来移居深圳的作家则多注重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的审视，留意城中人对城市的认同感，进而引发对人与城市关系的强烈思考。在《亲爱的深圳》中，吴君已经提出“如何做深圳人”的问题。后来作家李兰妮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写出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旷野无人》，展示了作家在一座新的城市中如何构筑心理长城抵御时代顽疾的精神历程，使人看到特殊生存背景下的人到底“如何活着”，充满了对生命、社会、宗教、灵魂等的思索，像极了一部幽暗的精神放逐史。在作品中，李兰妮无意将深圳作为特殊的生存背景加以昭示，但作家的人生遭际及其对深圳脆弱而又强大的记忆无疑是此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家邓一光对于深圳这座现代之都的现代性后果也进行了深入反思，将“城市之熵”及其背后的东西进行了深入开掘。在其作品中，他非常鲜明地亮出了一个关于深圳人身份的“天问”（如《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把对人与城市复杂关系的思考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作品还注重探讨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困境和自由问题（如《宝贝，我们去北大》《深圳在北纬22°27'～ 22°52'》），并对深圳这座城市的遗产进行打捞（《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深圳河里有没有鱼》），既有对一座城市的情趣性认知，又对这座城市充满诗性想象。对于“如何做深圳人”，邓一光有着全面、深刻的考虑，由此其写作也成为深圳现代性写作的典范之笔。

深圳作家中以更宏阔的视角来叙事的，还有薛忆沩、南翔、杨争光、杨黎光、蔡东等人。他们的作品多以深圳作为宏阔的影像，将深圳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城市背景来对待，或无意间疏远这一生存场域，或有意淡化将生存场域作为一种标识。对于写作而言，地域观念有时是有助益的，有时是危险的，关键看作家如何审视和谋划自己的写作。薛忆沩近年来在写作上风生水起，其以《出租车司机》为代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曾引起广泛关注。不过，其写作却被认为是“最不深圳”的。《出租车司机》虽然写于深圳，但却超出深圳地域，体现出城市人“流动无住”的生存困境，揭示出“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实际生存问题，带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南翔的“深圳写作”主要彰显在他对高校和知识人的倾注上（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大学轶事》以及收入其他小说集中的《博士后》），虽然作品中的人事、地理并非完全根源于深圳，但其作为深圳高校教师的身份无疑对其写作有重要影响。南翔还有强烈的反思情结，这表现在他处理“文革”题材的小说上，这显然也与其高校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关。蔡东的写作也多将深圳这一经验场域作模糊性处理，但很多作品中间却又隐约地闪现出该地域的影子。就题材而言，蔡东的很多作品是以城市中的“家庭”为背景来展开的。她很少直接对现代大都市快节奏、杂乱无章、激情场面以及对城市中人的异化进行揭示，多通过婉曲的方式写出现实中残酷甚至惨烈的一面。从生存的角度而言，生活是一个敌对力量，它时时刻刻都在瓦解人们业已形成的生活秩序和精神抵抗力。蔡东的作品就是在对城市人生活的深入中，让人既看到凄凉的绝望，也看到抗争中的温暖，写出了“新城市”这一场域中至为深刻的生存难题。

“新城市”以来的诗歌写作，开掘日常个人经验成为最常见的主题。王小妮、吕贵品、谢湘南都有有力的文本作支撑。不过，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隐居深圳洞背村的黄灿然和孙文波。从深圳时期的作品看，孙文波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发现和反思，多致力于将理性和思想性相融合，将叙事和诗意相调节，使诗歌愈加呈现出一种大成气象。尤其是他与文化传统建立新关系的作品更给人带来惊喜，其诗集《新山水诗》即是出于建构新诗与文化传统之间新型关系的考虑，17为新诗如何处理山水与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范本，在新诗写作题材、表现范围和表现手法上都有重要开拓。黄灿然的早期写作以浪漫主义风格著称，抒情色彩浓重。1990年代以后，他有意识地对诗的体式和音乐性等元素进行探究，写作有所转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其诗歌加重了对深层理性的认知，热衷于对正义、善恶进行探讨，对人性、生命进行透视。同时，深圳的隐居生活也使他注意从日常事理中找寻新的发现，并从中谋求喜悦，参酌美好。尤其是当他将诗之冥想特质与日常发现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诗篇呈现出了一种“灵魂生长”的迹象。他一直渴望与被“视为精神上的楷模的那只鹰”（诗歌《发现》）建立内在精神联系，其后期的诗歌着实让人感受到了这种潜在力量。从经验场域看，孙、黄二人的写作，体现出了一种既能入乎其内而又能出乎其外的视角，具有既普遍又超然的特质，而这与他们所处的深圳地理不无重要关系。

结 语

西方学者Doreen Massey曾把城市看作“故事的交叉点”，借助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城市作为经验的场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其间无住的物质生产、人口流动、精神交换、文化碰撞、历史演绎等，为文学的产出提供了极度丰富的心理和情感基础;同时，人性幽隐、身份困惑、道德沦附、价值崩存等现代性问题也纠缠其中。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四十年来在政治、文化上扮演的“角色”不断变换，从而也使文学有了更多的背景选择和想象空间。从早期的“边城”和“策源地”，到中期的“新都市”“放逐地”，直至后来不同人群视野所映照出的“别人的城市”和“寓言城”，以及“土生地”和“新城市”，不同作家在面对这座城市时都表现出了独特的个人意识和文学追求，他们秉持自由的写作精神和对文学理想的坚守，既见证着这座城市，也想象着这座城市，把“场域经验”转换成犹如剧场一般的“文学话语”，一方面转化和加强了对城市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使文学与城市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反洽关系。就文学的发生看，其自洽的根基源于城市的自发性生长以及历时性的日常秩序之建立，表现在文学上即为“新雅颂”式的歌唱以及日常经验的反复书写;自反的根基则源于城市的现代性起义以及城市之熵的无形延异，表现在文学上即为对城市现代性的批判、底层叙事以及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的寓言式反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作为经验的场域，深圳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多重生活”，而改革开放作为这座城市极富特殊意义的舞台背景，更是将文学推入了无限深广的场域之中，大量的文学文本验证了这一点。

注释：

①[美]哈罗德·布鲁姆：《心灵之城》，载《纽约文学地图》，薛玉凤、康天峰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Ⅷ页。

②孟繁华：《建构深圳的城市之魂》，载于爱成：《深圳：以小说之名》，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序第1页。

③季羡林：《深圳掠影》，载姜威主编：《深圳读本——感动一个城市的文字》，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④《那些日子，深圳曾是中国的诗歌中心——徐敬亚谈“诗歌大展”30年》，《晶报》2015年10月17日A09版。

⑤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游离主义者”更名为“游离者”，成员仅列贝岭一人。

⑥孟浪：《鸟瞰的晕眩》，载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前言二，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⑦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载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前言一，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⑧《特区文学》1994年第1期，卷首语。

⑨王小妮：《放逐深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111页、135页、213页、30页和58-60页。

⑩以上所引见乌沙少逸、光子、安石榴等：《边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1-2页、“后记”第119页。

11参见[美]路易斯·沃斯：《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载《城市读本（中文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12参见张波：《都市人和都市文学》，《特区文学》1994年第2期。

13参见秦晓宇选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172页、213-214页、217-235页、286-289页、327-329页、349-352页和355-360页。

14王十月：《31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5页。

15裴亚红：《守护文学的理想和初心》，载《新城市文学精选集》（第1册），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6谢宏：《我们都是“貌合神离”的人》，《深圳晚报》2003年6月4日。

17孙文波：《新山水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深圳文學研究中心。本文系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2017 年度课题重点项目“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改革与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zdzz17001;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项目“深圳文化创新机制与深圳文学的发生、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SZ2018B023）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