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朝

大河流域孕育了古代四大农业文明，但流域内经常泛滥的洪水，也使人类饱受水患之苦。因此，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伴随着艰辛的治水历程。以黄河流域来说，自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开始了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治河实践。千百年来，先人在治水实践中，不断探索水性规律，汲取惨痛的经验教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治水理论体系，为后世之人治河治水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先秦时期治水实践及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需要迎来了我国古代有史可考的第一个治水高潮。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用兵北方，迫使晋、宋、齐、鲁等黄河流域诸侯臣服，凿邗沟沟通江淮，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明确纪年的第一条大运河。

仅称霸一方的秦国自公元前279年至公元前214年这段时间里，就修筑了四大著名的水利工程。

一是白起渠。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为实施秦国第二大名将司马错的“得楚，则天下并矣”的战略主张，秦国派名将白起攻打楚国陪都鄢城（今湖北襄阳宜城市东南郑集镇楚皇城遗址处）。鄢城易守难攻。久攻不下之后，白起遂采取“水攻法”，在鄢城西部垒石筑坝、开沟挖渠引蛮河之水冲灌鄢城，结果鄢城不攻自破。《水经注》描述了这场残酷的战争：“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淹死35万多人的白起因伐楚有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其封地在现在的南漳县武安镇，别名武镇。

战后，白起或出于良心偿债，或出于改善自己封地的农田灌溉，兴修了“武安堰”，又把战渠改造治理成灌溉渠，使总长49.25公里的水渠所灌之处，皆成了膏良肥美之地。后来，受益百姓感念白起兴修水利功德，称此渠为“白起渠”。

二是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修建前，都江堰名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边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期所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作“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

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133500平方公里，平均坡度4.83‰，年均总水量150亿立方米，全河落差3560米。都江堰以上为岷江上游，都江堰至乐山段为岷江中游，乐山以下为岷江下游。岷江之水涨落迅猛，水势湍急。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水患长期祸及川西，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李冰任蜀郡太守后，首先决定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李冰父子吸取前人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了天府之国。主要规划方案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一条引入成都平原，既分洪减灾，又可引水灌田。在玉垒山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凿成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因其状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起到了分流灌溉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于是又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由于分水堰之前端状如一条鱼之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枯水期水位低，则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进入宝瓶口，当洪水来临，水位高，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排入下游，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四六分水”。在鱼嘴分水堤尾部，靠近宝瓶口地方修建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使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挟泥石流入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三是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郑国渠水利工程，西起仲山西麓谷口（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谷口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充分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地形。渠主干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延伸，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300余里。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峪、清峪、浊峪、沮漆（今石川河）等水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4万余顷（相当于280万亩）土地得到增肥和灌溉，使一向落后的关中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

四是灵渠。其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建成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全长37.4公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灵渠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水涵、陡门、堰坝、秦堤、桥梁等组成，其设计科学，建筑精巧，堪称一绝。铧嘴将湘江水三七分流，三分向南流入漓江，七分向北汇入湘江，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成为秦时期秦国收复岭南百越地区重要的输送军粮供应的水上交通线，为秦统一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白起、李冰父子、郑国到构建灵渠的史禄都是以导为主的治水理论为指导，原则上是承袭了大禹治水的经验与做法，只不过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与升华，比如岷江、湘江分水与陡门（船闸），当时在世界上也占据着独创领先之地位。清人陈元龙在《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中说：“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货物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

两汉时期黄河治理

进入西汉时期，国家得到统一，战乱逐渐平息，人口也随之剧增。秦统一六国时人口约3000万人，西汉初期人口大概1500万～1800万人，而到了西汉末的公元2年人口增加至6000万，是秦时的一倍多。先秦时期，黄土高原侵蚀相对较轻，上面覆盖大片森林，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因此，黄河输沙量相对较少，洪枯水位变化也较小。到秦汉时期，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人类对黄河的直接利用，使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地表植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农业人口向黄土高原迁移，使陕北、晋西北、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等地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0～13人之多。土地开垦，加剧了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程度，致使输沙量增加速度惊人，河患次数也相应增多了。正如《河渠书》所言：“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所以汉代很多有为之君，都很重视黄河水患，并把治河视为头等大事。据《黄河水利史述要·黄河决溢统计表》，仅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黄河决溢就达16次。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黄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东溃金堤，于是汉文帝命东郡大规模征发士卒加以堵塞。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黄河水在今山东北部泛滥，6年后的春天，黄河水徙从顿丘（今河南濮阳市清丰县西南）东南，流入渤海，同年六月，又在其上游的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东南注巨野泽（今山东巨野东北），由泗水入淮河，注入大海，泛滥16郡。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命汲仁、郭昌调发兵卒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阻止水涝。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导堵塞黄河瓠子决口。自秦统一后，皇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第一次。在举行“沉白马玉璧于河”的祭祀水神仪式之后，汉武帝令群臣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塞决河。此次治河采用了类似李冰筑“都江鱼嘴”之法“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按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衷，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决口堵塞后，泛滥23年的黄河水复归故道北行。为表功绩，汉武帝下令在堵塞大堤上修一座宫殿，名为“宣房宫”（今濮阳县新习乡焦二寨北3里处）。此后80年间未再发生大的水灾，为此，汉武帝刘彻还写下了《瓠子歌》的诗赞颂此次成功控制住了洪水。

在新莽乱世废墟上建立的东汉王朝，国弱民贫，对西汉平帝以来就决口南移、泛滥成灾的黄河只能听之任之。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阳武县令张汜上书：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而浚仪县令乐俊上书：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于是光武帝听从乐俊建议，立即停工，河堤修缮工作就此搁置下来。汴河不断向东泛滥，灾区面积日益扩大，原来水门、旧堤等设施都淹没水中，兖、豫两州民怨四起。

汉明帝刘庄继位后，黄河堤防修缮重新提上日程，但有大臣认为：黄河南流改道入汴，对北方冀、幽两州有益，加固左堤，则会让右岸承受更大压力，两岸都加固的话，又会影响下游。应让百姓迁到高处，听任河水流淌。直到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明帝召见王景，听了王景治河方略后，明帝才痛下决心治河。

王景深受明帝赏识并受命主持修缮水运交通命脉汴渠和黄河堤防，当年夏季发兵夫数十万人，以王吴为助手，实施治汴工程。王景亲自勘察地形，规划堤线，先修筑黄河堤防，从荥阳（今郑州北）至千乘海口（今山东利津境内）长千余公里，然后着手重修汴渠。汴渠是引黄河水通航，沟通黄、淮两大流域，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重要水运通道。它从郑州西北引黄河，经开封、商丘、虞城、砀山、萧县至徐州入泗水再入淮河。

但重修汴渠并非易事，必须切实解决三大难题：一是，由于黄河流势经常变化，如何保持渠水稳定;二是，汴渠位于黄河以南中原地区，如何防止汴渠在黄河南泛时被冲毁;三是，黄河汛期时，引水口控制不好，一旦进入渠内水量过多，汴渠堤岸也会有溃决之危险。王景对汴渠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裁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等工作后，又“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多溃漏之患”。

全部工程在次年夏天完工，虽注重节省费用，耗资仍达100多亿钱。明帝在完工后沿渠巡视，并按西汉制度恢复了河防官员编制。王吴等官员因修渠有功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三级为侍御史。王景治河后，经过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近1000年时间，黄河再没发生过重大水灾。

两汉时期治河理论

经过长期治河实践，在治河理论和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如“改河”說：汉太始年间（公元前96年—公元前93年），齐人延年提出从河套改河道东流入海;汉建始初年，清河郡都尉冯逡提出“分流杀水力”“以助大河泄暴水”。“最下游改入旧河”说：汉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孙禁提出决开“平原金堤，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修改应变”说：成帝时谷永以为水灾可“修改以应之，灾变自除”。“因任自然”说：李导、解光主张不堵决口“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贾让上奏，系统阐述治河之策：“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降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绝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接着他论述道：“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贾让治河三策是华夏民族古代智慧的又一次升华。他不仅指出治河要以“宽河行洪”为核心思想，以“不与水争”为基本原则，上策主张滞洪改河，中策提出筑渠分流，下策则为缮完故堤。为使治河理论站得住脚，能付诸实施，贾让还对此进行了对比选优和评估。王莽时征集能治河者数百人来讨论，于是有：“滞洪”说，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并认为“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以水刷沙”说，大司马史张戎指出河水，“号为一石水六斗泥”，”河流迟、贮淤而稍浅”，“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这是开“束水攻沙”说之先河。复禹九河说，御史临淮人韩牧认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渤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后代治河主张，大致不出这些意见的范围。

王莽征集数百人讨论治河之策，只是纸上谈兵而已，都没有去付诸实施，但他们的治河理论学说，充分体现出古人智慧的思想结晶。综观后人的治河策略——东汉王景：修高堤坝，修整分洪道;元代贾鲁：有疏、有浚、有塞疏并举，疏南道塞北道，使黄河改流经南故道;明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清刷黄，巩固堤坝，缩窄河道，加强水速以冲走河沙，修筑分洪区;清代靳辅的《治河方略》与陈潢的《河防述言》大体沿袭了潘季驯的方法，统一了浚和筑堤，提出了减少下行泥沙。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运用和折射出了汉时治河实践而总结出的治河理论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