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上河患频发，治河问题受代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晚清魏源提出了关于治理黄河的思想，但制度上的腐败常常导致治河的失败，制度漏洞造成巨大耗费，而这不能只靠节用缓解。魏源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地理形势，有效地疏导，并顺应水的自然流势加以治河。这些又对我们当今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治河 河患 疏导 黄河 致用

作者简介：胡乐凯，武汉大学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268

黄河的治理受到各代统治者的重视，关系到人民的利益、甚至国家的兴衰。魏源对于黄河的治理意义认识地非常明确，治河不仅关系当今之利，亦关乎万世之利。学界对魏源治河的研究，大多认同其以疏导为主、顺水性治河思想。其实，魏源的治河思想中对制度问题以及治河中的实效也特别关注，并且，在治理其他河流时，也本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实事求是精神，注重流域地区整个地理形势对治河的利弊考量，这些方面对当今的河流治理仍有重要意义。

一、制度问题及注重实效的原则

制度特别重要，要治理好黄河，必须消除制度上的漏洞，才能使治河工作顺利展开。并且，应注重实效的原则，以实现治河后的较大回报，这也很能凸显魏源思想经世致用的一面。

（一）治河的关键在于杜绝制度的漏洞

治河关键不在于堵塞或导开塞口，仅止于此根本谈不上治河，“塞于南难何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不溃于上，塞于今难保不溃于来岁；即使一塞之后，十岁、数十岁不溃决，而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 。耗费巨大，即使暂时治理好河，也没有什么意义。前朝治河费用极少，可是后来决口之后，则沿河商民，囤积居奇，等到河患来时，趁机涨价，这就是奸商在发国难财。这就导致了国家财赋严重不足。制度上出了问题，只是节用解决不了问题的。制度的问题不解决，就会严重影响治河的顺利进行以及成效，并且降低了一些积极官员治河的积极性。

除此，在河患发生后，官员不积极作为，并且地方商人相互勾结，共同牟利，祸国蠹民，也是缺少制度的管束所致。魏源认为，治河利在后世，虽然可能当时会损失官员在内的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也要以大局为重，按选定的原则或制度坚决地推行，杜绝人为原因对制度的阻挠或曲解。他认为，对天下有万世之利的事可能不利于一时，对万民有利的事可能不利于个别人，就如汉武帝时曾发生河患，丞相田蚡因为黄河在瓠子决口可以使其封邑以后不再有水患发生，可以带来丰稔而上书武帝，拒绝治理， 这就是为了私利而置国民的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或者，有些贪官为了在治河中获得上级政府对当地的拨款，怂恿或是默认地方商人抬高治河材料的价格，并且商定事后共同从中取利。

魏源对于这些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如果制度不健全，上级拨再多的款也只能是助长了地方官员的贪性。魏源强调治河中制度的建构，以防止河患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因种种人为的因素而使河患治理工程陷于瘫痪，中途而废，并号召通过制度调动官员治河的积极性。

（二）治河实效的原则

治河中还可以坚持灵活应对的原则，这样可以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以实现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有效地治河，尽快结束河患的危机。

魏源认同“以《禹贡》行河” 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以经术作为治术的原则。魏源批评治河之人不审明地势，造成了巨大的治河费用。他认为黄河“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勢利北行不利南，明如星日” 。最好的策略就是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即依靠着当前的败局以成就大功，这就要顺应水的自然之势，沿着天造地设的东流河道入海，可谓因利乘便，因势利导。

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缺少冲刷，致使河床高于大堤以外地面四五丈，故而，使黄河改道势在必然。果然在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由大清河入海，统治者此时也明白了因势利导的必要，由此可知魏源所提的黄河改道的正确性。

二、充分利用地形治河

在确保制度合理与确定了治河原则前提下，魏源又注重在技术层面利用水的特性或者流域地区的地理形势，开展卓有成效的治河工程。

同时，还要根据不同河流所处的形势而有针对性地治理，以符合实际情况，取得最大效果。

根据地理形势进行疏导在禹帝治水时已经采用。他的父亲鲧治水，用堵的措施，后来禹用疏导的方式治河，使河水按照水的自然流势流淌，取得了治河的成功。而东汉初年的王景让河道经西汉故道与泰山以北的低地中，因为距海近，地形卑下，行水较顺利。此后，黄河决溢灾害明显减少，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期。自此至唐，黄河800年没有改道。元代贾鲁“带领军民用7个月时间通过疏浚、修堤、堵塞白茅决口，使黄河回归故道” 。

可见，自大禹以来的治河，基本上是在明确地理形势的基础上进行疏导为主要的治河策略，魏源同样提倡利用地形特点进行疏导治理。

魏源指出，根据地势，让水由地中行，这是顺着水性治河。他举位于今天河北地区的漳河至北京的永定河说：“自漳河以南，地势南高而北下，自永定河以北，则地势又北高而南下。” 地势能让水畅通，则无冲决之患，无修堤坝之费，而能创造百年之利。这充分体现了魏源把地理思想运用于治河之中的原则。当然，魏源也指出，要根据河道地形的变化而改变治河方略，要因地制宜。他始终考虑的因素还是地理形势。

魏源重视利用地形进行治河也是其经世精神的体现。经世精神重视实在的效果，而充分利用地形可以使治河工程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魏源曾在《江南水利全书序》中指出，要根据不同河流所处的形势而有针对性地治理。如嘉兴、苏州、太仓等地方南北皆山而处于低洼之处，对于泄太湖之水入海的吴淞江则实行宣泄之法，即去除上游壅塞，于海口“对坝偪溜”，而对于泄太湖之水入江的白茆河则实行在海口筑坝的策略以防倒灌。因为吴淞江处于南北之中，地势最低，若在海口筑坝则导致更加淤塞。即要先从疏导下游开始，不可乱了节次，这也符合大禹治水所用的疏导原则。当时的大臣陶澍也认为吴淞江为宜宣泄而不适宜节制。可见治水通常是先疏导下游河道，再依次疏通上游的河道，这是大禹治水中就曾实行过的。

在治水中，魏源提出要审时度势、深厉浅揭，正确的估计形势而因时、因地而行动，根据当时条件或需要，灵活地采取适宜的措施。如对于吴地入江的白茆河，魏源要求应本着实事救是的精神分析考察地形，作出正确决策进行治理。此河应在河口筑坝，否则会形成倒灌。这都是根据地理形势并且“因时制宜”来治水的。要弄清事理，从根本上加以治理，所以魏源说：“盖身亲曲折，始知天下事不沦其本原，而徒檠偏抏弊之果不足为也。得是说而通之，以治天下之水无难焉。” 这也反映了魏源经世致用中的实事求是精神。

魏源认为，黄河若改为北道而行，可最大限度的利用地形，根治黄河由南道而行而带来的泛滥成灾的局面。治河必须其河道改为由北道的大清河入海。他认为黄河在东南地区泛滥成灾主要是因为其地势过于低洼，要一劳永逸的解决此问题，最好是改变黄河由东南夺淮入海，由北行故道入海，可“这一主张没能引起当局重视，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堤后，果然重夺大清河入海” 。他认为黄河决口，通常是由大清河入海，这说明它条河道也是天然河道。既然，南道逆水性，就应因河水趋下的特性，使由大清河的北道而行，而朝廷偏偏选择在南道进行治河。朝廷却不愿选择简易可行的方式治河是违反水性的，一味用堵塞的方式治理只能是扬汤止沸，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找到合宜的解决方法。魏源从地理因素方面分析了黄河改北道而行的合理性。他认为黄河决口于开封以上则可使黄河由较低的山间地势入海，还能有利于运河通畅，而却强使河道由南路东行，这就不利于南部。而北边有两条水道，一是位于河北的黄河古道，一是位于山东的大清河、小清河，可绕泰山东北，经济南而由利津入海。而后一条河道两边均有大山或泰山支脉以控扼之，从东汉直到五代，此河道均没有改变，这是东汉王景治河的故道，东汉时期，由于黄河从此道入海，几百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河患。

由此可知，魏源提出了改黄河由此道入海思想的正确性。

三、結语

魏源的治河思想是清代治河思想的集大成，打破了对于河患防而不治的旧思维，这对当时黄河治理的就有重要启示。魏源提出的疏导为主的治河方略是行之有效的，后来的黄河改道也体现了他所提的治河方略的正确性。他在治河充分利用地形，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来治河以期取得最大效果，他的治河思想也启示我们不能胶柱鼓瑟、拘泥固执而不知变通，应审时度势，改弦更张，应时而动。

魏源的治河思想对当今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社会治理非常重视制度问题，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人为因素对制度的过多干扰而妨碍社会治理工作的进行。而魏源治河思想中对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排除人为因素影响社会治理等方面能很好的启示我们在当代社会更加注重制度的建构，增强当代制度建设的紧迫感和必要性。其社会治理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注重实效、经世致用的思想也是我们当今各项社会工作进行所要围绕的重要原则。

注释：

[清]魏源.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365，24，371，381，393.

[东汉]班固.汉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134-135.

张振旭.贾鲁治河工程布置探析.人民黄河.2006，38（1）.34.

胡礼忠、戴鞍钢.晚清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