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对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从制度和规则层面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期”。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实施贸易保护，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其本质都是将这类行为作为博弈的手段，推动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并且更好体现“美国优先”的重塑方向。

从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力相对提升。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改变使得世界权力结构多元化趋势越发明显。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这种实力结构的改变归因于所谓的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公平。随着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意图以贸易战为手段改变国际经济规则中体现实质公平的差别化待遇，这是本轮国际规则重塑背后的重要动因，其追求的“公平贸易”的本质是“对等贸易”。

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演变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之后价值链分工逐步替代最终产品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为发展中经济体在不掌握核心环节生产技术的情况下进入以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可能。同时发达经济体也从中获益，一方面使得发达经济体生产要素得以更多地配置到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使得其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得以更好地发挥；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也能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整合发展中经济体廉价要素来降低成本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于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不满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全球经济地位，并且同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其中中国尤其突出，这形成了对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竞争关系；第二，发达经济体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这客观上对发达经济体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短期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带来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这些国家产生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趋势，这也是全球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但是，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归因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失偏颇，应该说，美国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和科技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美国贸易特征和收入分配变化特征的共同原因。

概括起来看，世界经济领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而复杂，世界经济处于“规则重塑期”，当今世界范围的贸易摩擦更多的是表象，与其说是贸易摩擦不如说是规则之争，因此规则重塑带来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将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内涵

第一，要素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后的本质特征。在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产业间贸易模型中，一国特定要素禀赋优势的发挥是通过将该要素物化为该要素密集型商品并出口来实现，获取稀缺要素也只能通过进口该要素密集型商品来实现。而随着国际直接投资流动自由化的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一国依托要素禀赋特征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优势要素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流入被其他国家厂商直接利用，稀缺要素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流出从其他经济体直接获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要素分工”更能揭示当今国际分工的本质。在要素分工背景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来源于其自身要素禀赋特征，还来源于其利用他国优势要素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

第二，从“市场开放”转变为“生产开放”。传统以产品为边界的国际分工中，“开放经济”主要是交换领域的概念，指的是逐步削减或取消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开放”更多的从交换领域的概念转向生产领域的概念。在当今国际分工下，贸易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是为了解决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的不一致，而当代国际分工下，国际贸易就是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中间品贸易就是典型的“为生产而贸易”。开放不再是限于商品能够自由进出关（国）境的“市场开放”，而更多体现在“生产开放”上，各国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市场开放向生产开放的转变必然要求一国开放由边境开放转向境内开放。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全球不同经济体都成为统一生产链条上的某个环节，分工延伸到一国内部，不同经济体需要实现生产一体化。这就必然要求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企业生产领域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等诸多制度层面作出相互安排。

第四，开放领域由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延伸。开放领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既是开放领域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结果，也是国际生产网络发展的必然需求。国际生产网络意味着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在不同的经济体进行生产，这些生产环节之间需要通过诸如通讯、运输、金融、法律等服务连接起来构成完整的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为生产过程服务的生产者服务业也全球化发展，因为跨国公司生产触角延伸之处也要求相应的服务业为之配套，因此生产的国际化必然要求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化。

第五，从双边开放到结构性共存。传统以产品为边界的国际分工中，开放是双边现象，两个经济体相互开放，就能获得国际分工的收益。但是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共存现象。所谓结构性共存指的是，开放不再是双边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是一个全球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国际分工现象，每个参与经济体都构成整体国际生产网络中不可替代或者难以替代的价值增值节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节点因为内生或者外生原因导致不能很好承担节点生产职能，或者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都将影响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有效运行。目前国际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共存特征使得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有利于避免国际竞争落入“囚徒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对现有的国际分工制度安排提出挑战，并且将发动贸易摩擦作为提升博弈力量迫使贸易伙伴作出让步的主要手段，这种理念和做法的后果必然使得相关经济体的博弈落入“囚徒困境”，威胁整个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变局背景下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为解决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在世界经济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契合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共存特征。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不同经济体结构性共存特征也使得世界经济呈现出脆弱性。双边经贸关系出现问题可能对第三国带来“溢出效应”，甚至威胁整个国际生产网络的顺利运转。应该说，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事实上已经使得不同经济体成为“命运共同体”了，这就需要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现实的内在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回答，十九大报告指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规则重塑的方式与目标必然与传统国际经济治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存在本质差异，也将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有“共商共建共享”的规则保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载体。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为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先进规则的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平台和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新机制。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国际规则的重塑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两个方面表现出重塑需求：第一，全球经济实力结构变化带来的重塑需求；第二，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

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改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现有经济秩序产生了不满，尤其是认为中国再享受发展中经济体的优惠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并试图以贸易摩擦为手段逐步改变这种差别化的制度安排，形成所谓“对等的”公平贸易安排。应该看到，适应国际经济实力结构和国际分工变化，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相应变革是必要的。但是在全球治理结构重塑之中，以下三点原则应予体现：一是应该承认发展中经济体相较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不能忽视这种巨大差距而要求完全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二是体现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必要的话语权，如果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过程之外，事实上就不可能形成支撑全球要素分工的有效全球治理新体系；三是体现发展中经济体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需求，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也必然产生价值链攀升和提升价值链分工角色的需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发达经济体要求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削减贸易投资壁垒的同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发达经济体也需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公平的产业投资机会和市场机会。

中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对于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善而非否定是中国利益之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没有前途”。那种认为中国崛起对自由化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威胁的看法是具有误导性的：不仅因为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基本经验；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依赖于经济全球化，通过经济全球化才能实现中国制造能力与发展中经济体廉价要素优势和市场，以及与发达经济体研发能力和市场等优势要素的整合。

中国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型，重视内需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下降，只是中国融入国际分工的动机和方式将出现一定的变化。从动机看，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实现企业微观竞争力的提升将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从方式看，将从传统注重出口和吸引外资流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从“对外开放”到“开放发展”

中国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更加依赖开放，在开放中逐步实现从要素被整合者向要素整合者转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体现在“量”和“质”的两方面变化，不仅表现为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更体现在中国产业基础、要素条件和市场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产业基础看，良好的信息通讯产业基础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条件。从要素条件看，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有逐步削弱的趋势，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逐步显现。从市场条件看，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将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开放：一方面“关起门来”是无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另一方面，高质量集聚整合全球优势要素是提升中国企业微观竞争力、构建对外开放新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美国在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上屡次实施限制，使得我们充分认识到关键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的重要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自主可控产业体系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同时也要准确理解建立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间并不矛盾。一方面，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并不是要求拥有特定产业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而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价值链攀升，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由要素被整合者转为主动整合者。另一方面，通过开放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也是推动创新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对外开放”转向“开放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建立新发展格局。在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重要特征。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成为国际大循环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挥我国制造业基础优势、市场优势和逐步形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完善和提升国内价值链成为未来政策趋势。习近平主席及时提出了“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这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这一改变既是应对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和外部需求萎缩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国未来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是核心技术与核心环节的自主可控，应主要建立在有效利用内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高技能劳动禀赋优势之上，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来实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绝不意味着不重视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作用：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离不开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角色转型升级，增加在国际大循环中的竞争力，以更加有利的地位参与国际大循环，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