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传统技术相比，现代技术无论是在影响范围上，还是在发展的规模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其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使得现代技术逐渐超越了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譬如以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认知科学的汇聚重组而形成的“会聚技术”对人与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已经深入到最基础、最核心的层面。纳米技术研究纳米尺度物质的性质和应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嵌入”或“敲掉”DNA链条上的某个基因；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可以和人类大脑相媲美等。这些技术具有经验上的非直观性、后果上的不确定性和伦理上的滞后性等特点，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与认知。那么，我们如何在现实世界理解超越人类经验直观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这是一个迫切需要阐释的哲学问题。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诠释学，作为一种超越实证方法的精神科学，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其中，“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前提条件回答了人们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可能性问题；“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为与现代技术伦理相关的不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构建以“善”为核心的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前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能在”，“在世界之中”意指此在总是已经处于某种被抛的境遇中；“能在”意指此在在自己的存在中向可能性筹划自身，此在的存在方式是“筹划着的被抛状态”或“理解着的境缘性”。在现代的技术时代，我们面临的技术是作为“存在”祛弊或者解蔽的“能在”的存在状态，它是此在理解存在的“境缘性”，是“存在”的“能在”在世界之中的祛弊之存在，具有可理解性。因此，面对超越人类日常经验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我们可以在存在论意义上凭借存在的“能在”指向在被抛状态中筹划现代技术的可理解性的境域与情境，并筹划未来。作为此在在被抛状态中的自我筹划，理解总是被一种先行存在的结构所引导，这种先行存在的结构乃是“前理解”。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奠基于一定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并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境界。

首先，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是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前理解”具有先在的结构形式，由前有（Vorsicht，又译为先行视见）、前见（Vorhabe，又译为先行具有）和前把握（Vorgriff，又译为先行掌握）三要素构成。前有是在理解活动展开之前，此在已被其置身其中的世界所先行占有，我们生而被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技术观念之中，我们秉承先行占有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现代技术与境浑然一体；前见是在前有中通过技术实践中可被理解事件的特殊视角或先行立场，形成当下我们对现代技术的理解视域，它通常包括对个别技术事件解释经验的积累、既有观念中隐含的先入的见解等；前把握是理解和解释活动赖以实现的先行概念框架或方式，比如我们对安全、隐私等概念的认定。一切理解都具有这种前结构，在理解的过程中，三种要素互相渗透，构成我们理解和解释的“先入之见”。在“围棋人机大战”之前，围棋界大多数人基于特定的专业视角和一直以来所具有的人机关系的历史和文化认知，以及以往人机对弈的经验（前见和前有），认为AlphaGo的实力仅停留在业余高手阶段，李世石必胜（先入之见1）；而基于AlphaGo惊人的计算和深度学习能力，科技界则大约有一半人认为AlphaGo会赢，李世石必输（先入之见2）。这一事件带来的伦理惶恐是人工智能是否已达到了超越人类智慧的程度，它引起世人广泛的关注和焦虑。前理解成为伦理判断与预判的前提，不同背景的人依据自身独特的经验和记忆，秉承各自独特的“先入之见”对现代技术做出各类伦理的困境分析。

其次，现代技术伦理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在既有伦理原则和具体技术境遇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下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看似阻碍理解的“距离”，但实际上它们是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具有积极的因素。时间距离不仅能使某一技术事件摆脱其赖以形成的短暂情境，过滤导致误解的前见，还能促成真实理解的前见涌现出来，在具体的技术境遇下展示出筹划伦理问题的新的意义因素。横亘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衔接着多元主体间的“空间距离”是主体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的桥梁，可以促成不同背景下的多维度的现代技术伦理观念在沟通中存异求同，即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理解。

最后，现代技术伦理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的境界。“效果历史”是前见经过时空的过滤器筛选后所创生的积极因素在当下生活世界的现实呈现，理解的过程就是我们和效果历史不断“照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意义必处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之中，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传统的技术伦理的朴素性和局限性就在于它没有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由于相信自己外在主义的处理方法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性，暴露出个体性、教条性和滞后性等局限。在现代技术社会，我们难以预测技术应用后对人类健康或生态环境意料之外的后果。因此需要澄明出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进路，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从外向型的“技术评估”转向内向型的“技术伴随”，即从技术设计开始“伴随”技术发展的始终，彰显其整体性、情境性和前瞻性。

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就是通过诠释学的效果历史反思，使我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风险的“前理解”得到一次再启蒙，即在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中对其获得一种“完满性”的前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技术中“不在场”的存在保持敏感性，才不会顽固地坚持一己之见。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无法预估的伦理风险，不能囿于既有的前见，它是不充分的，而应该对前见保有效果历史意识，使其在具体的技术应用中不断地被调整、补充和修正，只有这样，现代技术伦理的发展才能朝向未来展开。

“视域融合”：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

我们所置身的文化和传统的历史性和流动性，以及个体生活背景的差异性，为理解活动的展开提供了独特的视域，“视域融合”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视域相交融，它不是使一方的视域消融或受制于另一方的视域，而是使彼此视域向对方不断扩大且无限推移的过程。通过视域融合，技术活动中各自存在的、彼此碰撞的视域都将在所形成的更大的视域中被重新审视，在彼此视域被拓展的同时以构建一种伦理的生活世界。

首先，在技术实践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奠基于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和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视域融合的客观基础，在技术生活世界中，技术活动中所有参与“诠释学对话”的个体都分享着由技术人工物所构造的共同的生活体验，这些共同的生活体验使得技术人工物成为技术共同体各行动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聚焦物”，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普通公众，一旦还原到技术生活世界之中，都获得了对于技术人工物使用的基本的道德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是视域融合的情感机制，不仅为现代技术伦理中多元主体间视域之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还有助于人们意识到技术情境中的道德意义，做出好的设计。当面对具体的技术情境，尤其是在识别、理解和把握复杂情境中某些驳杂的伦理冲突或道德困境时，则需要诉诸技术共同体各行动者对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力，进而减少技术活动的社会风险。

其次，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具有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前者处理因时间距离所导致的具体技术实践与既有伦理要求之间的视域冲突，后者处理由空间距离所造成现代技术伦理多元主体间的视域对抗。在历史维度上的技术生活中，存在着“此在视域”和“历史视域”的冲突。基因组编辑技术已然展现出拯救生命的巨大潜力和独特优势并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福祉，问题是在人类个体水平上安全、可预测地开发这项技术的规范性是否达成共识。当技术已然实锤存在并涉及人类福祉问题时，我们需要从伦理的、历史的和未来的角度对其做出前瞻性的规范和研究，即在继承既有伦理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技术实践，使前沿性的技术在一系列伦理的、法律的、行业的规则、规范发展中前行，构建一种具有伦理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技术。在空间维度上的技术实践中，存在着“自我视域”和“他者视域”的对抗，需要异质性主体间的视域融合，以促进各相关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消除各共同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进而更加有效地理解现代技术及其相关伦理原则、社会现象和实际影响等，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秩序。

最后，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境界呈现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以及伦理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指的是在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中通过恰当的方式把抽象的道德因子嵌入进去，使技术人工物在技术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道德指引功能，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作用，即“技术的道德化”。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指的是将技术纳入到伦理的视域之内，扩大并拓展伦理的视域范围，使其呈现出伦理的技术化维度，抑或是一种伦理学的“物转向”，即将传统伦理学对人的关注拓展到物的领域，将“非人类”的存在者及其与人的交互关系也纳入到伦理学的视域之中。不管是“技术的道德化”还是“伦理的技术化”，二者的最终旨归是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无论是现代技术的伦理化回归，抑或伦理的物质化转向，与其说是对伦理生活世界的构建，不如说是生活世界的内在诉求。技术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伦理只有从生活世界缘起才能彰显其意义。

“实践智慧”：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指向

理解作为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是一种联结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实践智慧。面对多样而特殊的诠释学境遇，我们要在实践智慧的反思下进行实践行为，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在现代社会，现代技术所呈现出的超验性和不确定性已超出人类日常经验的认知范围，破解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危机的内在秘密在于通过诠释学的自我思考召唤实践智慧为人类的行为实践做出理性导航，从人的现实存在和人类生活实践的整体出发，引导人们有意义、负责任地利用现代技术，构建以善为核心，兼具情境性和前瞻性的现代技术伦理。

第一，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应对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强调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有助于妥善处理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传统技术伦理将技术伦理看成运用伦理原则和规范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或“工具”，这种认知模式强调理论的普遍性和具体事物的单纯一致性。而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使其已然超出了人类的直觉经验范围，使既有的伦理原则和具体的技术情景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诠释学所开启的以实践智慧为核心的认知模式，关注的对象是可变事物和具体情境，考虑的焦点是如何在可变的具体情境中进行行为，强调规则的普遍性和个别事物的“对峙”，这和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相契合。从以实践智慧为核心的诠释学的视野来看，从理论阐释到现实实践是一个人的理解在实践中逐步展开、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以理解者和践行者的双重身份，从自身所处的具体情境出发，根据技术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对伦理理论的理解，使伦理理论的普遍意义在技术实践的诠释学境况中具体化，并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

第二，实践智慧作为对善的谋划和审慎，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合乎“中道”的探索，有助于消解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之间的矛盾。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性与后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致使我们对伦理问题的反思和处理速度落后于新伦理问题的增长速度。侧重于从技术的负面后果出发进行伦理反思、研究如何用伦理规制约束技术发展的传统技术伦理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如何合理地把握技术发展的“中道”以避免其产生危害人类的严重后果，抑或如何对技术可能的后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境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涉及的是实践智慧对“中道”的探索。中道是一种介于两种极端（即过度和不及）的中间的适度的德性，对中道的寻求与选择不能以固定的规则或严格的戒律来表达，而要靠实践智慧，要考虑到技术实践情境的“对谈”特质。即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语境下，将技术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尽可能都考虑进来，这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需要“考虑周全的责任”和“负责任创新”。

第三，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性反思能力离不开实践主体，通过内化为现代技术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自觉，有助于弥合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逻辑距离。科技工作者作为技术实践的主体在自身行为的选择与贯彻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距离：基于某种价值倾向而选择某一技术行为，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将该技术行为付诸实践；而具有实施某种技术行为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选择相关技术行为的价值意向。因此，实现科学技术活动求真与求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人的现实实践为目的诠释学，通过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将人的认识与实践联结起来，形成并实际地体现于人的理解和实践过程，沟通了存在于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其联结注入了自觉的内涵。在技术实践中，科技工作者的实践智慧呈现为慎思、明辨和笃行的实践智慧，三者作为内化于科学技术人员伦理自觉的三个维度共同存在于其伦理行为之中，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使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行为保持在理性的张力之内，产生不断自我更新的智与识，从而使科学技术活动朝向正确的、有道德的方向迈进。

结语

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面对其不确定性的后果以及其不当行为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影响，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成果对现代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从诠释学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和“实践智慧”等基本理论出发研究现代技术伦理问题，阐明了人类理解超越日常经验、困扰人类认知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可能性、可行性与有效性，不但为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而且为消解传统技术伦理的理论局限，构建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诠释学意识可以引导我们在效果历史中对既有的前见解进行理性反思，在“对谈”中关照多元主体间复杂的价值诉求，并让古老的实践智慧照鉴未来，从而使现代技术在承载人类命运的同时关涉人类的幸福，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