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珏 吴一诺 卢丽珠

摘   要：随着中非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中非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智库、媒体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密切。其中，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具有对中国、非洲、国际的多向意义，逐渐成为密切中非关系的主要路径之一。本文通过梳理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历程，理清中非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合作模式，分析目前其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对探索新时代中非教育合作的最佳路径，不断提升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的质量与效率，在教育层面助推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所启示。

关键词：中非高等教育合作 教育援助 三方合作 中非人文交流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非洲大陆要实现发展与振兴，均需顺应历史与时代的潮流。站在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习总书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2018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习总书记倡议今后要重点推动“八大行动”的实施，互设文化重心，继续深化文明互鉴，并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成果文件，鼓励中非深化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旅游、媒体机构、地方政府等领域交流、互鉴与合作。通过不断深化中非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帮助非洲提升教育水平，才能真正帮助非洲国家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一、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意义

习总书记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此节点，中国如何参与构建国际关系、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牵动着国际社会的关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尤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背景下，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具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推动非洲社会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向意义。

（一）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

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具有时代意义，有助于切实推动双方增进了解、思想融合、开展合作。中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文明互鉴。一方面，通过接纳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可以使更多中国人了解多元的非洲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的设立以及中非合作办学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非洲。除了文化层面的交流互鉴，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影响力还可辐射到经济建设、社会就业等方面。具体来说，随着中非彼此了解的深入，很多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开办合资企业，而汉语的推广、对非人才的培养又将弱化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进而解决其就业问题。此外，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拓展出重要的国际平台，为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的当代中国“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国际舞台[1]。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可以推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的发展经验交流，携手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我国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

（二）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有利于非洲社会发展

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环节，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创新能力和保障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中非高等教育合作，非洲各國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丰富和接纳多元文化。同时，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文化进步的战略性资源。通过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培养职业人才、技术人才、国际化人才，对于加强非洲人才储备、提高创新能力及破解发展瓶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中国和非洲同为发展中国家和大陆，在发展历史、发展路径、发展背景、发展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共识。中国在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功、走过的弯路可为同样拥有大基数人口的非洲国家的政策制定、道路选择提供经验借鉴，而中非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可助力非洲国家更好地找到自身发展道路。尤其是通过援助教育设施、合作办学、共建实验室等，弥补非洲在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上的短板，为非洲经济发展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同时在非中国企业、中非合资企业又为其提供了实践岗位和就业机会。

（三）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发展

首先，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面对的问题一直是世界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丰富的自然资源、数量丰富的劳动力与非洲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及发展速度的缓慢极不协调，故以教育促进国家和民族振兴，提升非洲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推动世界多极格局形成的重要方式。其次，非洲社会受前宗主国（如法国、英国等）的影响颇深，教育上对其依赖性较强。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拓宽了非洲接受多元文化的渠道，通过丰富合作主体与形式，使非洲能够在取舍权衡之中确保自身文化安全和文化自主，同时具有丰富和完善国际对非援助体系的意义和作用。最后，长期以来国际对非援助大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非洲现实状况及受援需求考量较少，导致对非援助成效不明显、投入与产出不均衡。在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反思传统援助理念和合作方式，丰富对非援助参与主体及方式，加强与其他援助国、国际援助组织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进一步增强全球治理能力、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更好更快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梳理

中国与非洲同为文明发源地，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起就有贸易、技术的往来。教育层面的往来始于民国初年，伴随着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早在1922年，王敬斋和马连华到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留学[2]。但是总体而言，建国以前中非之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贸易、技术方面，文化教育层面交流较少。建国以后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日益增加，且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缺乏明确目标到开展建设性合作、从“收支偏差”到“双向互动”的发展历程，本文根据合作交流形式将其划分为援助、援建、多元合作三个阶段。

（一）援助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末）

1955年5月31日，埃及开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来到中国，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文化会谈原稿”（Minutes of Talk on Culture）[3]。1956年4月15日，中埃在原稿基础上签订文化合作协议，同意双方互派教师、留学生、教育专家进行访问，同年埃及派遣4名留学生来华学习美术、哲学和农业，掀开了中非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篇章。同一时期，中国与非洲近40个国家建交，外交关系的建立为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中非高等教育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中国大规模向非洲提供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学习用品等教育物资的无偿援助，互派留学生、学者以及代表团交流。受我国经济状况、师资力量、政治局面的影响，此阶段的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存在数量少、援助形式单一、教育交流覆盖学科窄、发展间断停滞等问题。

（二）援建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

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改革开放的施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中非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中非教育交流合作也快速发展并逐步系统化。这一时期我国自身的教育体系开始建立并逐渐完备，同时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受到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4]。除了援助阶段政府主导的学者互访、互派留学生，还出现了自费留学生、援建实验室、合作科研项目、专业研究班以及中非高校校际合作等形式。

首先，从数量上来看，中非留学交流人数呈现双向增长。“20世纪80年代非洲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增加到2245人，90年代增加到5569人，留学生来源国增加到50多个”[5]。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公费出国留学的尝试，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40所高校陆续被确定为国家公派留学试点单位，大学直接派出援助非洲教师的自主性增强，中国赴非留学生也出现显著增长。90年代，中国向非洲国家派出了约350名教师和学生[6]。其次，在教育合作学科领域上也从基础教育课程和人文社会学科扩展到前沿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截至2003年底， 中国共在2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43期高教与科研项目，在非洲各相关大学开设了较为先进的生物、微生物、计算机、物理、分析化学、食品保鲜加工、材料、园艺、土木工程与测量、汉语教学等学科专业，以及建立21个相关实验室[7]。最后，中非校际合作交流出现，应非洲国家需求，中国开始帮助部分非洲国家高校进行学科建设、援建各类实验室，与其进行科研项目合作，同时中国本土高校也承担相应教育培训工作。例如，1991年长安大学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技术学院建立材料实验室、计算机实验室;1993年江南大学援助布隆迪大学农学院食品加工学科建设;1995年浙江师范大学与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进行合作，建立汉语培训中心进行语言培训等。

（三）多元合作阶段（2000年至今）

進入21世纪，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是促进中非关系发展跃升的一大创举，“中非合作论坛”由此正式成立，成为中非高等教育交流走向多元合作的重要起点。

在这一阶段，除了原有合作交流形式的深化和优化，还新增了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合作办学等形式。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出设立“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帮助非洲国家培训专门人才，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以外人才培养培训的又一资金助力。孔子学院也在这一阶段酝酿设立，如2005年12月19日，由天津师范大学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共同创办的非洲首家孔子学院——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成立。同时，每届中非合作论坛都会通过相关的文件以指导未来三年中非合作方向、发展计划，中非高校合作均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非高等教育领域已基本形成以政策出台为指导，以机构建立为支撑，以资金、基金设立为驱动力，政府与高校学术双推动的形式多元的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模式。

此外，2013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行动”正式开启，该项目计划在4年内为8个非洲国家提供教育援助，通过提升教师培训水平，加强各国教育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的能力建设，这也是中国首次资助参与国际对非援助计划，通过三方合作的机制共同推动非洲高等教育进程。2019年10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Audrey Azoulay）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签署协议，成立800万美元的“中国信托基金”（China funds-in-trust，CFIT），用于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推动非洲高等技术教育发展，为非洲地区国家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技术型劳动人才。该信托基金的重点是强化高等院校能力建设，以提供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和基于职业能力的学习，并加大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8]。参与国际组织对非援助项目是新时代中国对非援助的新方式，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国际主流文化组织的交流与沟通，破除国际舆论误解，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对非援助体系的优化与拓展的重要体现。

三、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模式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总书记提出中非合作的“五不”原则，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9]。在此框架指导下，中非教育合作坚持尊重非洲主权，倾听非洲意见，重视非洲主张的宗旨，主要围绕职业教育、语言教育、来华留学、合作办学四种模式进行。

（一）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可以为非洲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中非经贸合作提供必需的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源支撑[10]，培养当下非洲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人才。21世纪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2015年习总书记提出“五大支柱”与“十大合作计划”，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截至2018年，中国在非洲设置了20多个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和能力建设学院项目，为非洲国家在本地培训了20余万各类职业技术人才，提供了4万多个来华培训名额、2000余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3万多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1]。在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未来三年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承诺要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为当地青年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提供来华教育与培训名额逾10万人次，以增强非洲发展能力建设。其中，鲁班工坊是我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和国际合作办学的独特形式，它依托于鲁班的“大国工匠”形象，基于天津职业教育文化，采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2019年3月28日，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家鲁班工坊——“吉布提鲁班工坊”在吉布提工商学校揭牌启动运营，它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吉布提教育部、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吉布提工商学校、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建，一期设有铁道类专业、商科类专业共4个专业，学制3年。运营启动仪式上，吉布提总统盖莱发表讲话，认为吉布提经济的发展需要更新的技术和信息，并相信鲁班工坊能够为中吉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双赢局面。鲁班工坊的逐步落地也将开启中非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上的新篇章，推动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进一步发展。

有学者将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划分为政府统筹、院校探索、企业推动三种类型[12]。实际上，从政府到院校、企业，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体现着不同的职业侧重和教育维度，从中也可窥见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不只关乎国家外交，更是社会民心民意所向。

（二）语言教育

孔子学院是世界范围内汉语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机构。2020年7月5日，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其作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友好协作的平台，主要负责统筹建设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参与制定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标准并组织实施;支持国际中文教师、教材、学科等建设和学术研究;组织实施国际中文教师考试、外国人中文水平系列考试，开展相关评估认定;运行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品牌项目;组织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13]。自2005年天津师范大学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建立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至今，中国已在非洲42国建立55所孔子学院和30个孔子课堂，埃及、南非、肯尼亚等11国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4]。通过孔子学院，中非教育共同体实现了双向共赢。2018年5月14-15日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办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对孔子学院在推动中非文化交流、加深相互了解以及巩固中非友好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做出肯定。总的来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人才交流的更加频繁，世界范围内兴起“汉语热”，我国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某种程度上是适应这一趋势的必然产物。加强在非洲的语言教育不仅可以帮助非洲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为其来华留学奠定基础，而且可以对在非中国企业开展工作起到联动促进作用。

（三）来华留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设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教育部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教育交流协议或达成的谅解对外提供的奖学金项目，分为全额奖学金和部分奖学金，用于资助到中国高校学习或开展科研的非中国籍公民，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15]。中国政府奖学金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教育、科技、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吸引国外优秀学生来华留学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來华留学生中非洲学生总数为81562人，占16.57%，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16]。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总书记指出要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吸引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实际上是推动中非文化交流的微观可视举措，非洲学生将自身文化带到中国，实地体验中国社会文化，以面对面、沉浸式交流模式替代原本基于媒体、网络的了解，有助于消除双方对彼此的刻板印象，纠正认知偏差。同时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可以帮助非洲青年树立发展的理想与信念，最优化利用中国的教学资源学习技能与文化，拓宽中非合作的途径与领域，真正反哺非洲建设。

（四）合作办学

2010年6月，教育部正式启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遴选了北京大学与开罗大学、湘潭大学与麦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等20对合作院校作为中非大学间合作的重点伙伴开展长期合作，在各自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领域进行有实质性的合作与交流，包括联合开展科学研究、教师培训、学术访问、师生互访，共同开发课程，联合培养研究生等[17]。在此计划之下，中非友好学校在促进非洲人才培养、教育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9月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上介绍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情况时指出，过去三年来，中非共开展了168项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中非扩大互学互鉴，人文交流持续升温[18]。合作办学的教育合作模式可以通过中非两国之间的高校互通互助，共同促进两校学科建设、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进步。

四、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困境

与解决途径

目前中非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部分非洲原宗主国的影响根深蒂固、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误读误解、中非深化了解不足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协调多边合作关系、破除国际舆论误解误读、以更加务实的项目促进中非深化了解，是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深化发展的主要突破点。

（一）加强以非为主的三方合作，支持非洲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在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前宗主国如法国、英国等对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具有深刻影响。以英国和法国为例，非洲国家独立后，英国仍然在英联邦框架下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产生影响。英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长期合作，使非洲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较大依附性[19]。在英非教育合作过程中，英联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联邦是一个由53个独立主权国家（包括属地）组成的国际组织，成员大多为英国前殖民地或者保护国，其中非洲就有18个国家是英联邦成员。在强大的机构共同体影响下，非洲英联邦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深受“英国模式”的影响，在办学标准、课程设置、教材选用以及管理模式方面均效仿英国大学。法国作为非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原殖民地宗主国，基于地理位置的相邻和深厚的历史根基，始终把非洲看作“后院”，将非洲视为维护其世界性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20]。教育层面，法国通过“精英教育”传播其价值理念，非洲说法语的国家长期受法国文化影响，其政商领袖几乎都是在法国接受的高等教育，如喀麦隆、马里、中非共和国、突尼斯等国首脑都有在法国求学的经历[21]。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实现了对非洲多国的法国化治理与控制，也使得非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自主性受到极大损害。法国一直和非洲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对法国依赖性强，在文化上也认同、欣赏法国。基于前宗主国在非洲的深厚根基，必须认识到中非教育合作还须考虑到英国、法国等前宗主国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世界上规模第二、增长最快的高等教育输出国，英国积极在国际上开展高等教育合作。针对不同国家教育情况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如在马来西亚采取分校模式，在埃及采取双学位模式，与希腊高校采取授权与认证模式，可以说英国在长期的、广泛的对外教育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2]。依托于2012年4月16日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中英双方的教育代表团实现了多次互访，并在数学教育、汉语推广、校际交流等方面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23]。基于以上两点，若能在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加强与英国的交流、合作与经验借鉴，协调三方利益，优势互补，教育合作能效方能真正提高，切实以教育支持非洲破解其发展瓶颈。

另一方面，中法两国都是非洲国家发展援助领域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24]。中法非三方教育合作实际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涉及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非洲不发达地区的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寻求利益交叉点、实现文明互鉴的实践表征。在我国关于涉非三方合作原则和中非合作“五不”原则的指导下，中非教育合作须明确文化援助边界，借鉴法国经验教训，强调双向交流与文明互鉴，而非单向的文化输出。在与非教育合作时考虑非洲实际，避免供需不对等，根据其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调整合作政策。“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通过吸引非洲学生来华留学，进行职业教育、专门技术人才培养等方式，使人才反哺非洲发展，促进“授鱼”到“授渔”的教育合作范式转变，才能从根本上培育非洲的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以行动自证，破除国际舆论误解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合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排华事件与日俱增[25]。加之近年有西方媒体对中国对非政策大加非议，认为中国是因为图谋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才“突然”出现在非洲的[26]，排华、歪曲报道、妖魔化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

中国高等教育界应通过事实与数据，破除这些偏见与质疑。首先，面对质疑，应统计并发布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相关数据。2018年8月3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与商务部、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内外研究机构中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研究团队，就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中的重大理论发展、重要举措和最佳案例进行研究，正式发布《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研究报告》[27]，对中非“南南合作”的关系实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阐释，同时通过对中非发展合作的专题与案例研究为此后的合作提供了方向和启迪。其次，持续合作，用成果说话。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推进，中国正通过与非洲农业、经贸、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卫生健康、人文教育等多领域的合作实践项目向非洲做出保证、向国际做出回应：中非教育合作从来不是中国单向输出，而是中非相互交流、文明互鉴的双向互动。最后，提质增效，保证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有效开展。通过评估目前中非合作项目，及时叫停效率不高、影响不好的项目，提高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质量。

（三）深化交流合作，破除文化壁垒制约

新时代仍有诸多因素阻碍中非教育深度合作。其一是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与认同要借助语言这个媒介。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是教育合作交流的基础。法语是非洲文化的重要语言载体，至今仍有20余个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而我国现阶段法语人才和“非洲通”人才欠缺，对非教育实际现状和教育需求缺乏了解。其二是教育，2013-2018年法国对西非主要说法语国家的教育培训资金占援助资金的10%[28]，为适应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对政治领导、管理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人才的需求，法国精英教育启航非洲，通过课程培训等方式在培养人才后备军的同时，实现了法国价值观的隐性输出。在非洲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精英的影响力是巨大和独特的。在法国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不仅不自知地传播法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使用法国经验和模式治理着非洲[29]。长期接受法国文化和价值观输出，非洲（特别是说法语国家）文化排他性明显，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交流存在抗拒心理，这给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深化带来极大制约。因此，中非高等教育要深化发展，必须破除文化壁垒的制约，笔者认为可从机构设置、研究力量、深化交流等方面着手。

首先，在非设立教育合作专门机构。就法非高等教育合作实际来看，法非教育合作共建过程中，机构的设立起到了积极作用。法国高等教育署（Campus France）成立于2010年，隶属法国外交部和高等教育部，旨在向世界各地推广法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世界法语大学联盟（Agence Universitaire de la Francophonie，AUF）在1961年成立，集合了来自100多个国家近800多个高等教育与研究機构。这两个机构在了解非洲国家教育资讯、协助建立与非洲说法语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反观我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是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负责机构，分揽政策制定、双边协商与语言推广职能，但均未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未能形成如世界法语大学联盟、法国高等教育署、法国法语联盟等对外教育国内外联动的机制。在非设立机构的缺位导致我国对非教育现状了解不明晰，对非教育合作欠缺具体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因此，借鉴法国模式，在非设立教育合作专门机构或是应循之途。

其次，国内高校参与，加强对非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在亚非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作为中国第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高校中心进行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进入21世纪，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纷纷成立非洲研究中心，通过这些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对非洲经济、人文交流、海洋、法律、语言、教育等各个侧面开展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立体全面的非洲，为提高中非教育合作政策制定、项目筹建、能效提升提供支持，对于增进中国对非了解、密切中非人文交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上述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所申请的关于中非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也逐年攀升，中国教育界对中非教育合作的认识随之不断深入。除此之外，在政府主导的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之外，新时代应鼓励企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乃至个人参与其中，进而拓宽合作广度，激活教育合作的应有张力。

最后，继续扩大双向留学。中国在非洲的留学生与非洲在中国的留学生是中非关系的主要参与建构者。新时代中非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中非文化差异、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力量、环境差异等方面的限制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在非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当下，“中国通”型非洲学生的培养和“非洲通”型中国学生的培养同样重要。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中研修培训、赴华奖学金等相关项目、政策的落地实施作为撬动留学生交流互访的政策杠杆，通过互派留学生、优化高校相关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促进课程内容创新、提高赴非汉语教师经济待遇和生活保障、培育非洲本土汉语教师等方式推动中非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或是应循之途。

五、结语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非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为非洲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培育人才后備军，真正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明确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历史和现行模式具有更好地定位中非关系，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价值。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对中国、非洲，乃至国际援助体系的充实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协调原宗主国利益，正面回应国际舆论误解，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真正以教育支持非洲破解其发展瓶颈是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应循之途。

参考文献：

[1]刘鸿武.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与时代意义[N].参考消息， 2018-08-27（11）.

[2][3]齐平.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研究（1949-2006）[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3.

[4][6][7]贺文萍.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J].西亚非洲，2007（3）：13-18，79.

[5]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

[8]国际在线.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协议支持非洲高等职业教育[EB/OL].（2019-10-18）[2019-11-20].http：//www.sohu.com/a/347940060_ 115239.

[9]中国政府网.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EB/OL].（2018-09-03）[2019-11-2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23084.htm.

[10]刘亚西.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问题研究述评[J].江苏教育，2018（92）：23-27.

[11]俞可，李燕楠，陈雅璐.教育撬动中非合作范式转换[N/OL].（2018-09-07）[2019-11-20].http：//theory.gmw.cn/2018-09/07/content_31030891.htm.

[12]刘亚西，陈明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内涵、类型与特征[J].教育与职业，2019（11）：29-36.

[13]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设立公告[EB/OL].（2020-07-05）[2020-08-25]. 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20-07/05/content_810091.htm.

[14][18]外交部.王毅：中非扩大互学互鉴，人文交流持续升温[EB/OL].（2018-09-02）[2019-11-20].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 674881/t1590647.shtml.

[15]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办法[EB/OL].[2019-11-20].http：//www.moe.gov.cn/s78/A20/gjs_left/moe_850/tnull_ 1204.html.

[16]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EB/OL].（2019-04-12）[2019-11-20].http：//www.moe.gov.cn/jyb_ 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17]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交流合作项目[EB/OL].[2019-11-20].http：//www.moe.gov.cn/s78/A20/s3117/moe_854/tnull_48799.html.

[19]王英.英国与非洲国家高等教育合作进展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7，30（6）：49-55，72.

[20]曹德明.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看法国与非洲的特殊关系[J].国际观察，2010（1）：29-34.

[21]殷悦.中国和法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问题初探[J].国际研究参考，2016（1）：1-5.

[22]谢萍，赵瞳瞳，石磊.英国与“一带一路”的教育合作之道[N/OL].（2018-03-02）[2019-11-20].http：//theory.gmw.cn/2018-03/02/content_27870905.htm.

[23]新华社.中国成英国第一大海外生源国，中英合作提升教育质量[EB/OL].（2016-12-06）[2019-11-20].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2/06/c_1120066821.htm.

[24]吴鑫凯.中国与法国对外援助领域的竞合关系[D].北京：外交学院，2015.

[25][29]刘成富.法国何以成为中非合作的战略伙伴？——中、非、法三方合作模式探索与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14）：46-53.

[26]游滔.新世纪中国与法国对非关系回顾与展望[J].法国研究，2014（3）：14-19.

[27]马慧园.《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研究报告》发布彰显中非关系新理念新发展[EB/OL].[2018-08-30].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sh_4980/201808/t20180830_800139601.html.

[28]AFD.Panorama 2019-rapport annuel du groupe AFD[EB/OL].（2019-07-11）[2019-11-20].https：//www.afd.fr/fr/panorama-2019-rapport-annuel-du-groupe-afd？origin=/fr/rechercher？query=PANORAMA&size=20&sort=_score%252Cdesc&filter%255B0%255D=source_k%253Dafd&facetOptions%255B0%255D=country_k%252Csize%252C200&type=1.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