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玲

[摘要]当今世界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我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也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国内外出现了种种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的言论，甚至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到底还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提出疑虑。针对各种怀疑论，本文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条重要线索，以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70多年的历程，这对于增强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  三条线索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20）02-0005-04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0.0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是勇于探究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实际开拓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创新实践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的真实反映，其思想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历史年轮进入新时代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自信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意义非常重大。

一、第一条线索：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是在继承中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首先要弄明白一个理论上的困惑，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国内外的一些言论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历史逻辑上的割裂，进而运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思维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成舆论否定的重力场，这些意识形态特征引起了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为此习近平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中郑重指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1]，明確了两者实质上都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而且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题都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正是基于本质和主题方向的共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对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做了深入的反思，特别是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如何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明确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势在必行，这既是对苏联模式影响的摆脱，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了相对全面的考虑，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主要集中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论十大关系》、八大制定的路线和决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等。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探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等，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展现出其真理的力量;包括党的八大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战略决策都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现实反映。独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是经验积累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过程，尽管后来发生了严重的失误，没有进一步延续一些正确的方针，但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换句话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前的理论准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对此胡锦涛也多次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继承过去的探索在实践和理论上积累的一切正确的东西，体现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连续性”[3]。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广阔的视野进一步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是生动的、具体的，进一步明确了两者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要充分理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条线索，就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分析，也不能互相否定，在评价这两个历史阶段时应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4]。因为两者都是本质上的联系。由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纠正中继承正确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认清这层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5];只有正确认识并理清了这条线索，我们的党才会自信地、坚定不移地以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二、第二条线索：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是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重要依据

科学地揭示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重要依据，这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而且这一规律性认识已经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上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性认识的正确性。它从实践中告诉我们，不论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还是开创、坚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源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判断，对所处时代的基本方位和基本特征的科学分析，通过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在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现代化战略和路线图，其依据均来自对国情的判断和对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一穷二白”是毛泽东在1956年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经典概括，他还从理论上提出了有必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阶段划分的问题，并得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判断。从党的八大对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以及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出的新估计，到1965年制定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和路线图，再到后来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误判，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认真观察和反复研究所处的时代环境后，得出了两个科学判断：一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邓小平、陈云等人认为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邓小平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确认目前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科学论断最终达成了共识，这是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理论新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个科学判断，邓小平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发展经济，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状态。但是我们国家既没钱也没有资本，怎么办？那就需要引进资本，而引进资本要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因此迫切需要党的领导人正确地认识和敏锐地把握时代主题，这样就有了第二个判断，那就是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于和平与战争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在和一些国内外政见人士的谈论中，判断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个判断解答了当时很多人的困惑。因此，对和平与发展的新认识，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其中包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关于“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等，这样党就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之作，这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前人的科学论断，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集体，精准地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并结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胡锦涛同志执政时期，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在反思“非典”灾害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根据中国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变化，党在总结我国经验和剖析国内外局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准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党的十七大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在继续丰富和拓展，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的全新判断主要是基于对时代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认为尽管外部环境有局部冲突和动荡，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问题突出，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轨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把资本和人才“请进来”，到21世纪初加入WTO跟国际接轨，再到后来“走出去”，中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央，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供需不平衡，这些时代特征对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经济的转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不匹配时，意味着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何界定这些时代变化对我国基本国情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这确实需要理论的智慧，同时也是一个关键的政治考验点，因为它关系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如期实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变”与“不变”的统一，认为尽管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基本国情不变，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是当前我国制定战略规划和战略目标的总依据，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6]。因此，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判断，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条重要线索。

三、第三条线索：在探索和解答社会发展的时代之问中形成和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是解决问题的武器”[7]。所有群众的期盼，都是时代之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的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探索和解答第一个时代之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新时代之问“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的进程中，实践催生了理论的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时代的发展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从这条线索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从1949年开始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和解答时代之问展开的，而解答时代之问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长期的认识—再认识—加深认识—深刻认识—新认识的探索过程。

关于第一个时代之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做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但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却是在1949年后的70多年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中获得的。在70多年探索和解答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我们党并不刻板教条，而是坚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为时代之问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是处在什么发展阶段这两个基本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进行了宝贵地探索。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谈到，“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8]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认识观，尽管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没有解决好这个时代之问，却为后人进一步认识和解答这个时代之问一系列基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和宝贵经验。理论创新犹如接力棒，邓小平等人自觉承担了探索和解答这个时代之问的历史使命。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再认识除了以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实践基础，还产生了新的历史条件，即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建设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等，这些历史条件促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再认识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甄别，邓小平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而且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有更优越的土壤和条件。1980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1990年底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9]，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本质论最终形成了科学完整的概括。同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成果也在新的历史条件探索中应运而生，党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党的十五大形成了完整系统的表述。至此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既是对时代之问的集中解答，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巨大理论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变化，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特征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的认识，而且认识越来越深刻。江泽民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重要论断，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也需要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胡锦涛以“以人为本”作为切入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并逐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两个基本核心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之问也在理论创新和实践过程中迎刃而解了。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创新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上统一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理论探究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和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一步加深了各种利益的碰撞，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加剧，这对中国而言既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一个转型的重大机遇期。如何应对这个大变局，抓住机遇，解答新时代之问是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考验;如何让中国从富起来的时代顺利进入到强起来的时代，破解当前的变局，用创新的思想承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并以此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直面挑战的魄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在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过程中，总结了1949年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用发展的思维去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新风险，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观，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新举措、新任务、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地解答了新时代之问，因此在党的十九大上形成一个新表述，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续写了一个精彩篇章。由此可见，解答时代之问的实践过程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需要把握好的第三条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07）：3-16.

[2]吴冷西.十年内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龚育之.龚育之党史论集（上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王怀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7]靳诺.以改革实践回答时代之问[N].光明日报，2019-8-12（16）.

[8]毛澤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覃玉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