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 张发亮

內容摘要：《四洲志》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1840年组织译员编译而成的介绍世界史地的百科全书。其底本为英人慕瑞（Hugh Murray）于1834年所著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的1837年版。《四洲志》译竟以来，学界在其底本的考证、翻译的目的和意义、新词的译介、翻译规范的制约等方面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但是部分观点仍待商榷，而且缺乏把译者、文本和社会三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整合研究。文章以社会翻译学基本概念场域、惯习、资本及其相互关系为分析工具，剖析《四洲志》的翻译场域、译者惯习及译者资本，探究三因素对《四洲志》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文本形态的影响。认为《四洲志》翻译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翻译选材和策略，译者惯习从五个方面促成其翻译文本的变形。

关键词：《四洲志》;林则徐;场域;惯习;资本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资助重点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晚清（1832-1911）政治经济学术语研究”基金资助（20XWA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峰，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文学翻译、英语语言文化、翻译史。张发亮，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Abstract： Sizhou Chronicle is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and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the team of Lin Zexu， the first person in modern China “opening his eyes to see the world” in 1840. Its source text is 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7） by Hugh Murray in 1834. Since the rendition of Sizhou Chronicle，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some insightful views on its source text，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new terms，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ranslation norms. However， some views remain to be desir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acro and micro integration research of translators， texts and social factors.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s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such as field， habitus， capital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 paper analyses the translation field， translators habitus and translators capitals of Sizhou Chronicl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hree factors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form of the target text.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of Sizhou Chronicle determines the selection of its source text and strategies for its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contributes to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five aspects.

Key words： Sizhou Chronicle; Lin Zexu; Field; Habitus; Capital

Authors： Liu Xiaofeng is Ph. 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edagogy， literary translation， English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E-mail： liuxiaofeng@bfsu.edu.cn. Zhang Faliang is postgraduate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mail： shinyyzhang@163.com

一、引言

1972年，霍姆斯对“社会翻译学”提出了初步构想（Holmes 1988），由此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纪元（王洪涛14）。 当下学界对社会翻译学研究已历经概念引介阶段，如邢杰（2007），宏观理论建构阶段，如王洪涛（2011），实际运用阶段，如王洪涛、王海珠（2018）、黄勤、谢攀（2018），到现实性反思阶段，如傅敬民（2018），以及研究展望阶段，如武光军（2019）。这些研究有力推动着我国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发展。

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的译作。国内学者对其研究成果颇丰。然迄今为止，学界对其在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研究阙如。文章借助社会翻译学核心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及其三者关系剖析该三因素对《四洲志》译介的影响，一方面强化社会翻译学的应用研究和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凸显《四洲志》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二、《四洲志》研究现状

《四洲志》是林则徐在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出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期间组织译员编译而成。由魏源辑入《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道光甲辰古微堂聚珍版），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在扬州刊行（大谷敏夫 58）。至今学界尚未发现《四洲志》原始版本（据言有1841年刊本，但是否有单行本目前学界尚不确定（陈焕文 7））。此后，《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均照五十卷本收录。五十多年后，王锡祺又将其辑入《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二十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上海著易堂印行（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4773）。

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由英人慕瑞（Hugh. Murray）所著，1834年由伦敦出版社在伦敦首次出版。后传入美国，改名为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7年起在美国出版之后多次再版，连续出版十多年（陈华 73）。学界对《四洲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其底本问题的考证。有1834年，1836年，1837年和1838年四说，但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1837年版。二是关于翻译目的的研究。陈华通过原、译著的对比发现，原著为适应西方侵略者的需要，对我国领土制造了许多谬论，而林则徐为适应晚清读者，就我国当时的领土事实对译稿做了一系列精心修改（陈华 73）。潇致治的研究认为《四洲志》是林则徐带着了解“夷情”，寻求抵抗英国侵略方策的目的组织译员“编译”而非单纯的“翻译”而成（潇致治 52）。钟少华通过对《四洲志》中音译新词的研究，认为《四洲志》新词语的使用进一步改善了中华文化素质内涵，其历史功绩可与玄奘等人翻译的佛经，徐光启等人翻译的西书相媲美（钟少华 228）。褚琳倩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揭示了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是如何制约林则徐及其译员翻译活动的（褚琳倩 50）。

上述研究均有一定的启迪和意义，然而，有关《四洲志》的翻译事件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首先，学界至今未有对译者林则徐及其领导的翻译班子进行全面的考释。而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身份，受教育背景及人生经历都会对译文打上或深或浅的烙印。例如，林则徐翻译班子的主译梁进德生于闽南，其所音译的地名和人名就带有浓厚的闽南腔。其次，前人研究也未对翻译活动的社会背景、赞助者、及其翻译目的等进行全面考释。而翻译活动的社会大背景，赞助者，出版社等因素都会对翻译活动及其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再次，前人研究虽然对原、译著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但并不全面。因此，文章借用当下社会翻译学核心概念分析林则徐为首的译者群，并挖掘文本变形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三、晚清翻译场域及《四洲志》译者场域对《四洲志》底本选择及其翻译的影响

布迪厄将场域解释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布迪厄、康德华 134）。宫留记认为，我们可以把场域理解为，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照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宫留记 48），是一个广泛宏观的概念，但布迪厄并不喜欢脱离理论系统去界定概念，认为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在各种惯习构成的系统中才能界定概念，所以他的场域概念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只能在具体系统中获得真正意涵（刘晓峰、马会娟 57）。因此，本节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晚清翻译场域和《四洲志》译者场域，进一步剖析这两个主次场域的特点以及两者的“动态关系”对《四洲志》翻译选材和翻译的影响。

（一）晚清翻译场域考释

19世纪初期，西方列强通过输入鸦片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劲入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敢于打破“天朝”禁区，放下“天朝大使”的架子，摒弃视西书为“异端邪说”和现代科技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开始“睁眼看世界”，组织译员翻译西书，向国人介绍“天朝上国”以外的世界。然而，晚清翻译场域有两个特征十分明显：首先，由于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在晚清翻译场域中奇缺真正精通双语的合格译员。其次，晚清翻译场域中的行动者具有十分明显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通过译介西书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寻求抵御英国侵略的方策，这是由时代的客观趋势所决定的。根据布氏社会学理论，分析场域必须与权力场域以及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的客观关系结构相结合，因为在场域中，占据位置的行动者或群体是资本的承载者，他们利用自身的成长轨迹、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的位置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各种力量关系。而在晚清翻译场域中，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四洲志》译者场域考释

《四洲志》的译者场域是由林则徐和他的翻译班子所组成（有姓名可考者四人：梁进德、袁德辉、亚孟、亚林）。在译者场域的位置关系中，虽然林氏本人基本不懂英语，但他是嘉庆进士、翰林庶吉士、一品高官、钦差大臣，是翻译活动的组织者，所以是该场域的主導者，直接决定着翻译活动的原语材料及内容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编辑与润色、发刊出版等一系列活动。译者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决定了《四洲志》翻译模式并非只是简单的合译，而是林则徐制定宏观翻译方针，他的翻译班子具体负责文本转换，最后又由林氏本人取舍、编辑和润色这样的翻译模式。

译者场域对《四洲志》的翻译有着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翻译文本的选择。林则徐之所以选择英人慕瑞所著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译而编之，是因为当时清政府长期对国外文化资源的禁止，造成国外文化资源匮乏，译者选材有限。第二，翻译文本的删减。首先，林则徐并不懂英语，其组织的译者场域中译员双语水平和翻译能力到底有多强尚待考证，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对接的概念储备几乎为零，全部翻译难度势必很大。其次，林则徐从赴广禁烟到流放新疆，前后不过十几个月时间，而“夷情”紧迫，为了应敌，林则徐急于了解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概貌。因而，林则徐从长达1500多页的原著中只选取不到五分之一的部分加以编译。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层次与不同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是相一致的。换言之，场域层级结构和场域客体关系是相一致的（Michaela Wolf 111）。可以说晚清翻译场域和《四洲志》译者场域这两个“主次”场域、晚清政府和林则徐这两个“场域主导者”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清廷对林则徐钦差大臣的任免就是典型的“主场域主导者”直接决定“次场域主导者”的体现。

另外，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导致林则徐钦差大臣一职被罢黜，也直接导致其翻译班子土崩瓦解。这种主场域的“突变”，决定了“次场域”的存在与否，也可能是导致未能尽译原书的原因。次场域主导者林则徐被贬之后，其他成员也没能再进行“次场域”重组继续进行翻译活动。

最后，虽然次场域主导者林则徐被贬，但并未贬为庶人，只是革其钦差大臣一职，流放新疆，且1845年就回京候补，次年任命为云贵总督。为什么“主场域突变”直接导致了次场域的土崩瓦解，却没有导致次场域主导者的消亡呢？因为林则徐的強势禁烟，虽引起侵略者的不满，但此举却是清廷所为，也甚合民心。所以，鸦片战争惨败后，罢免林则徐是清廷为讨好侵略者不得已而为之。显然，在主场域主导者眼里，“场域突变”的程度远远不足以让其次场域主导者消亡。而且“资本”及“场域”本身就带有斗争性，并且和权力综错交织，这就使得权力场域带有一种“韧性”和“忍让度”。

基于上述对《四洲志》翻译的“主场域、次场域、场域突变、场域韧性、场域忍让度”及其各场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分析，《四洲志》的编译是晚清统治者面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急于通过译介西书了解“夷情”，向西方学习以寻求御敌之策的表现。

四、译者翻译惯习对《四洲志》翻译文本的影响

布迪厄的“惯习”指的是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Bourdieu 53;参见王悦晨 7），它既是“具有结构化功能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又是“被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也就是说，惯习既能被场域建构，同时又能建构场域。译者惯习是在先前社会实践中通过教育和培训习得的性情倾向系统，是个体早先社会体验对人的性格的结构化（Simeoni 21）。这些倾向性特征是相关个体在未来社会实践中形成感知和做出判断的基础（Bourdieu 78）。译者惯习对翻译产品有“建构”（“shaping”）作用 （Wolf 23），翻译产品出版后对社会也有“建构”功能（Wolf 16）。《四洲志》的翻译则深深的打上了译者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译者惯习的烙印。下文通过对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主要译者梁进德的惯习考释，分析其对《四洲志》翻译文本的构建作用，窥探《四洲志》的翻译对晚清翻译场域甚至当时社会的构建作用。

（一）林则徐的惯习考释

林则徐四岁入塾，十二岁进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中举，十六年赐进士，十八年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翌年，加入宣南诗社，结交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人。道光十八年（1838）底，受命钦差大臣入广禁烟，道光二十年秋革职，次年流放新疆。道光二十五年回京候补，二十六年授陕西巡抚，次年任命为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九年因病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十月，逝于潮州普宁行馆。

林则徐自幼才思敏捷，小负名气。七、八岁时便在学堂作出“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语惊四座（杨括 4）。鳌峰书院七年的苦学经历为林则徐日后中举人、赐进士、两任钦差以及禁烟御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铸就了林则徐忠君、爱国爱民、为官清廉、为人正直、虚心学习、高瞻远瞩的惯习。根据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可知，虽然林氏本人不懂“洋文”，但他作为翻译场域的主导者，负责译文编辑与润色。因此在本翻译场域中，林则徐的惯习直接影响和左右着场域中的译者惯习。

（二）林则徐翻译班子及主要译员梁进德的惯习考释

深知“筹夷务必知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 ①的林则徐，在1839年3月抵广后开始四处寻求通译人才，终于在1839年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创立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翻译机构（唐昉 103）。

梁进德，1820年出生于中国第一个基督徒（新教）家庭，其父梁发为职业刻字工匠。梁进德从小由西方传教士教养长大，意在成为翻译《圣经》之才。3岁由马礼逊应其父梁发的要求施赐洗礼。10岁由其父托付给禆治文（Bridgeman）培养，教其英文与希伯来文，1834年随父去新加坡学习，1837年回到广州随禆治文学习英文，1839年做了林则徐手下的正式译员②。梁进德被认为是四个主译员中最精英文者。

其实，林则徐翻译班子几位主要译者的惯习形成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曾早年留学于海外教会所办的学校，并且与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梁进德是基督教徒、袁德辉是天主教徒，亚孟也曾在塞兰普尔帮助马什曼牧师传教。这对他们翻译惯习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惯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外化为《四洲志》的文本表征。

1.译者惯习对《四洲志》翻译文本词汇层面的影响

梁进德的译者惯习对译文词汇层面的影响最为突出。林则徐和梁进德皆为闽南人，自幼习得闽南语。这些译者惯习外化在译文文本上，使《四洲志》译文在词汇层面呈现出以下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其一，音译词带有很浓的闽南音。其二，用词生僻、古怪、欠雅并且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如：

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哥罗尼士窝、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火伦厘拔盟、嗌唔尔、匽西脉岛、阿弥尼阿、兀贺山、丹母几、稔里国、色力斯埝、洼瓦国蕞尔地、唵那鲁社、尊/奉波罗特士顿教、庵内里、罗洼渣邻底、糜那山、威萨河、色锥斯、苎麻、靡耶河、舍利、佛凌、奈勒、窝洗斯达、恶贺斯、满茅治、菉斯麻社、俄罗傩、搔夥、孛腊达……

在此，将“Secretary of Sate for Colonies and War（殖民地和战争大臣）”音译成“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哥罗尼士窝”、“Secretary of S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内政大臣）”音译成“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火伦厘拔盟”是典型的受了闽南音的影响（陈华 82）。而“嗌、匽、兀、稔、埝、蕞、苎、菉、夥、孛、傩……”等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十分生僻，甚至有点古怪。再者，刻意用“窝、渣、母、糜、洼、恶、茅、搔……”此等音译中所选欠雅之词，更是“天朝上国”这种文化自信惯习外化的结果。最后，“佛、庵、尼、耶、弥、勒、唵、萨、舍利……”等字眼则带有很明显的宗教色彩。这些词汇特征皆是译者惯习在译文中的外化。

2.译者惯习对《四洲志》翻译文本句子层面的影响

前文已述，林则徐自幼才情出众，文笔不凡。这些译者惯习外化在《四洲志》的译文中使得译文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征，即：句式工整、行文流畅、简洁古雅，四字结构随处可见。除去闽南语音译的外来语之外，幾乎没有翻译腔。如下面一段文字：

闻其人户共两千余万口，大都厚唇扁鼻，邪面后仰，色黑发卷，不装饰，无技艺、文学。战斗虽悍，平居尚纯朴，不习教门，转祀匪底袛之神。或以大树、大石，或象牙、狗牙、虎牙、羊头、鱼骨，或树枝、绳束等类，随意而指，即以为匪底袛之神。有供奉在家者，有位置在村庄者，立龛列祭，遇事祈祷。人死多焚财帛，谓资冥用。宰人作牲，以享先灵。嗜音乐，喜歌舞。（标点为注者张曼所加）

3.译者惯习对《四洲志》译文内容的影响

结合《四洲志》原、译著的对比分析，译者惯习对翻译文本内容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四洲志》译文中大量增加原著中没有的内容。如记述印度国时，译文开篇：

印度国即兴都斯顿也，地隶阿西亚洲西南，地广壤沃，产丰甲于诸国。其国如何创治，诸记未祥。查《探险宝记》仅云：为数小国。而《西流古士记》又云：大国，以巴利摩刺腊为国都。仍未载及主国者为谁？《大西洋有功记》始云：壮麻、墨合、印度、可腊山。达达里共为一国，后被俄所灭。……

上段文字，抛开其余不论，就《探险宝记》、《西流古士记》、《大西洋有功记》三本古籍及其所记载的内容而言，在原著里是找不到的。再如，在述巴社国（今译波斯）时有下面一段译文：

《史记》所载，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巴比罗尼阿。先日之国都，即巴社边界之地也。后有国中之西腊士征服巴比罗尼阿，遂称为巴社国，以伊士巴含为国都。……

在此，译者引用《史记》所载内容来记述波斯历史，而原著根本没有《史记》任何信息。

另一方面，林则徐翻译班子有针对性地大幅删减原著内容。

宏观地看，原著每述一国，皆从自然地理（Ⅱ.Natural Geography）、历史地理（Ⅲ. Historical Geography）、等七个方面来叙述并且配以插图（全文共1100张），而译者只从各部分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其所需部分译之。微观地看，译者对原文句子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浓缩。例如，在叙述阿丹国（今阿拉伯）人时原著为：

Arabs are of small size， spare， and even meagre. They are less distinguished by strength than by extreme agility. Few nations surpass them in horsemanship， and they are alike intrepid and skillful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bow， the javelin， and latterly of the musket， since its manifest superiority has introduced that weapon. Their complexion is sallow; a defect which some endeavour to cover by staining their whole body of a brownish yellow colour with the juice of the plant el henna.

译文：“阿丹之人，瘦小面黄，多力足智，善骑射鸟枪”

原著三句82字，而林氏译文寥寥17字，约原文五分之一，原文许多重要信息被删。

这种文本变形应该是作为翻译赞助人的林则徐所制定的翻译指导思想所决定的。布迪厄认为，实践既非来自那些刺激他们行为的现实情景，也非来自过去那些已形成惯习的情境，而是来自于译者场域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Bourdieu 56）。可见，这一指导思想一方面源自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更重要的是缘于林则徐内化的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惯习。

4.译者惯习对《四洲志》翻译文本顺序编排的影响

译者惯习对译文章节编排亦有影响，在《四洲志》上体现的甚为明显。原著是按照欧、亚、非、美、澳、南北极洲这样的顺序分五卷描述的。然而，《四洲志》先介绍的是中国南面的南安国、暹罗国、缅甸国、印度国，再介绍了亚洲西南诸国，接着是介绍阿末利加洲、欧洲，最后才是美洲。

慕瑞作为英国人自然先描述欧洲，再描述其他各洲，而林则徐一改原作顺序，先从亚洲，甚至先从中国邻国开始，而把欧洲放到了倒数第二位，显然是林则徐惯习外化的表现。作为晚清重臣，林则徐自幼便养成了忠君爱国的惯习，虽然开始放眼看世界，但心里依然以“天朝上国”为中心，同时也表现出超强的文化自信。因此，在林则徐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译者场域中，自然是先述“天朝上国”所在的亚洲，然后再述其他各洲。甚至把侵略者英国所在的欧洲放在了倒数第二位。（详见下表）

5.译者惯习对《四洲志》译本书名的影响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直译过来是《地理百科全书》或《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译成“四洲志”，一方面，是译著大致沿着亚、非、欧、美的顺序只编译了这四洲。另一方面，纵观林则徐的惯习形成条件可以发现，他是在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按佛教《长阿含经》第四分卷第十八章的说法，天下是由四大洲组成的，亦即四大部洲，分别表法四类社会阶层里的人道众生。虽然，后世科学证明这是错的，但“四洲”代指“全天下”或者“全世界”的说法保留了下来。因此，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明知原著所记除欧、亚、非、美四洲之外还有大洋洲、南、北极洲的情况下，依然用“四洲志”命名译本，显然在林则徐眼里，“四洲”即指“全天下”或“全世界”。

五、结论

根据布迪厄“[（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模式可知，无论是林则徐的个人实践还是整个历史时期的集体实践，都离不开“惯习”、“资本”和“场域”的综合作用。然而，“晚清翻译场域”和“清廷”这对“主场域”及“主场域主导者”和“林则徐翻译班子”及林则徐这对“次场域”和“次场域主导者”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这种主次场域环环相扣则形成“场域层级”或“场域等级”。主场域的“突变”直接导致“次场域”的消亡。但在“场域韧性”和“场域忍让度”的作用下并没有使次场域主导者消亡。《四洲志》的翻译就是在上述“场域阶梯”、“场域突变”、“场域韧性”和“场域忍让度”的综合“动态关系”下完成的。虽然“场域”和“惯习”是“构建”与“反哺”的关系，但通过《四洲志》翻译实践活动的剖析可知，这个关系并不是静态和平衡的，而是动态且不平衡的，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例如，在“场域突变（鸦片战争）”之前，惯习对场域的反构建功能显然强于场域对惯习的构建功能。因此，才有林则徐的强势禁烟和《四洲志》的文本翻译及变形。然而在“场域突变”之后，场域对惯习的构建功能明显强于惯习对场域的反哺功能。因此，才有了禁烟之势的锐减，清廷的妥协及林则徐的革职被贬，《四洲志》在中国被搁置。此外，场域和惯习的构建功能又与资本和权力综错交织，协同发力。不同的场域和主体惯习凭借不同的权力和资本，其构建功能亦有强弱之分，两者正相关。例如，主场域主导者清廷，凭借其对国家统治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构建功能远远强于次场域主导者林则徐，而林则徐则凭借其丰厚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其构建功能又远远大于翻译班子的其他成员。《四洲志》的翻译实践就是特定场域、惯习、外加权力和资本综错交织，协同发力的结果。

最后，综观世界各国兴衰，皆与翻译密切相关。翻译对一个国家的强大、兴盛、繁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林则徐领导的翻译班子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揭开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启迪了中国进步人士，萌发了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加快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Notes】

①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765。

②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9）：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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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