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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你》:“父”的缺席与归位

2020-11-14周璐华

电影文学 2020年5期
关键词:少年的你陈念小北

周璐华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福州 352020)

《少年的你》一改近年来青春片充斥精致奢华物质符号与复杂混乱两性关系的现状,聚焦血淋淋的校园暴力问题,在社会普遍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当下,电影显示出了可贵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而在反校园霸凌主题的书写中,《少年的你》中有着一条隐晦的“父”的缺席与归位线索,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一种性别意识形态话语的言说,这是应该得到深入而系统研究的。

一、“父”的多元化缺席

“丧父”在青春电影中并不少见,未成年人或是被动,或是主动地失去自己的父亲,其人生也由此平添坎坷,如《艋舺》(2010)中的蚊子之所以因为一根鸡腿而加入黑帮,与自幼丧父不无关系;《长大成人》(1997)中的周青则叛逃了生父,将高大的火车司机朱赫莱当成了自己的精神之父,因为热衷于逗鸟和喝酒,甚至与发廊女有私情的生父不能让他感到崇敬与畏惧。但还几乎没有一部青春电影如《少年的你》般,将“丧父”展现得如此全面。

在《少年的你》中,未成年人的父亲角色普遍是缺席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男性力量的支持和引导,这直接导致了人物沦为受害者或施害者。从正面人物一方来看,陈念和小北两人的父亲从来没有在电影中出现过,陈念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母亲为了躲债而离开家后,陈念就只能一个人在家苦苦支撑,贩卖三无产品的母亲虽然给陈念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她依然是陈念的精神支柱之一,在向郑易敞开心扉时,陈念常说的依然是“我妈说”,母女两人会在电话里互相鼓励“你是最棒的,我也是最棒的”“加油”等;而小北则因自己的出生导致父亲抛弃了母亲,在小北十三岁时,母亲也离他而去,从此小北便一个人生活,过早地进入社会,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父亲一个字,对父亲没有任何褒贬评价或怀念思恋之语。父亲的缺席直接使得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顿。陈念必须依靠母亲卖面膜的钱来生活,在钱被小混混抢走、手机被摔坏后备感无助、小北则通过当别人打手、为别人追债、贩卖旧手机等方式来维持生活,而这种“职业”也导致了他很容易遭到雇佣者的欠薪和他人的殴打。在精神上,缺席的父亲也导致了人物人格的不健全。小北误以为男性的支配性气质是以强大肉身力量来体现的,他所秉持的行为准则是“别人欺负了你,你就再欺负回去”。这也是小北能够毫无心理压力地处理魏莱尸体的心理基础。

而从加害陈念者一方来看不难发现,她们同样苦于父亲的缺位。和陈念、小北的父亲完全抽离于剧情不同,魏莱等人的父亲存在于其生活中,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消失的。在郑易前去魏莱家与魏莱母亲谈话一场戏中,镜头纳入了一张魏莱家中她与父母的硕大合影。曾国祥有意以镜头语言为观众展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即父慈子孝,物质富有。而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能意识到魏莱实际上生长在一个破碎的、不正常的家庭中,她的心灵才会日益扭曲变态,以在学校霸凌同学来发泄负面情绪。如在魏莱恳求陈念让霸凌的事“就这么过去吧”的时候,提到自己的父亲因为自己第一次高考没考好快一年没有跟她说话,这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担心陈念报警并非惧怕法律惩罚,而是担心自己不能高考而彻底失去父爱。又如在魏莱的尸体在停尸间被推出冰柜时,魏莱父亲竟第一时间生气地甩手走人,留下魏莱母亲崩溃哭泣等。这些都让观众意识到了魏莱缺乏一种正常的父女关系。作为魏莱跟班的罗婷拥有的恶劣父女关系,影片则是通过暴力场面呈现的。罗婷生活于单亲家庭中,抚养她的父亲酗酒,常在酒醉之后靠罗婷背回家,罗父还不断对罗婷施加家庭暴力。在胡晓蝶自杀,罗婷等三人被学校开除后,罗婷父亲的反应是跑来学校当着众多师生的面痛打罗婷,完全不顾班主任的喝止。罗婷之所以会屈从于魏莱的威迫,以暴力对待同窗,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父”之符号在魏莱、罗婷的人生中实质上等同于生存艰苦与恐惧,她们缺少的是一位正常的、能给她们带来积极影响的父亲。

而除了遗弃、离婚,以及教养过程中因冷漠、自私造成的主观父职缺席之外,《少年的你》还借警官老杨之口介绍了另外一种“丧父”,即父辈在外打工谋生,导致对留守儿童的客观父职缺席。影片对于现实中种种缺席之“父”的洞察,对于成年男性无法扮演合格父亲角色带来的恶果的展现,是具有深度的。

二、“父”的负向与正向回归

在《少年的你》中,就陈念而言,“父”角色出现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负向的,而第二次则是正向的。在胡晓蝶死后,陈念终于鼓起勇气报警,然而三个女生被停学的结果并没能阻止陈念一再被她们霸凌,此时的陈念对警方是失望的,尤其是郑易在开导陈念过程中,流露出的感性,包括承认自己现在“特别想睡觉,因为有些事有些人我不想看见”的逃避心态,违背了父权文化下对男性的刚性要求,于是陈念在被迫躲进垃圾箱之后,明明拨打给郑易的电话已接通,却改口表示自己拨错了。此时的陈念将不被欺负的希望寄托在了敢打敢拼的小北身上,依赖于小北的跟踪保护,为自己寻找到了另外一个“父”。这便是一次“父”的负向回归。小北出于对陈念的感激、怜爱之情充当起了她的陪伴者和保护者,但是他的力量过于弱小,无论是经济基础的薄弱,或是社会经验、法制意识的匮乏,都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在魏莱死前,小北决定以以暴易暴的方式为陈念消弭威胁,当陈念误杀魏莱后,小北的第一反应是制造自己强奸杀人的假象,以让陈念置身事外,完成高考去北京追梦。两人为此不惜在警方面前顶住心理压力做假口供。如若小北的计划成功,那么正义将无从谈起,陈念也将终身背负着对小北的愧疚,故事必然走向虚假的圆满。

而“父”的正向回归,则在于以郑易、老杨等警察为代表的正义得到归位。郑易的善良原本为陈念所利用,他一开始相信了陈念是无辜的,而在小北顶罪的计谋即将得逞时,又是郑易坚持追查真相,并登门说服陈念认罪。此时的郑易破除了感性阻碍,战胜了逃避心态,老杨作为一直凝视郑易的“父”,对郑易给予了“你长大了”的肯定。在认罪后,陈念服刑四年,出狱后重新参加高考并最终得到了一份在教育机构教英语的工作,她和小北终于实现了一起走在阳光下的理想。法律惩罚了陈念与小北,同时也拯救和保护了陈念与小北,避免两人滑向更黑暗的深渊。郑易作为法律的化身,成为陈念与小北的“父”。类似的,《我和我的祖国》(2019)的《白昼流星》篇中,作为道德化身的老旗长同样是沃德乐和哈扎布兄弟的“父”,美国电影《死亡诗社》(1989)中的代表了自由的约翰·基丁,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4)中代表了艺术美的克莱门特等亦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北接受了法律这一“父”的规训和改造之后,他也成长为另一个“父”。在陈念发现自己班上的一个阴郁恍惚的小女孩有可能也正面临霸凌的时候,陈念与小北一同每天护送小女孩回家,能够脱下风帽,堂堂正正行走在摄像头下的小北此时不再以非法的、暴力的方式来呵护女性,完成对女性父亲角色的替补。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传承。

三、“父”的缺席与回归下的男权编码

毋庸置疑的是,《少年的你》以“父”的缺席与归位来建立起少年男女的成长经验,拓展了人们对校园霸凌问题的思考,是当代青春电影重回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人本土化、现实化路径的实绩。但《少年的你》也并非完美的,电影在暴露女性困境,同情女性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些许男权的隐性话语,尽管这大部分应该归于文化语境所致,而非曾国祥有意为之。

曾国祥注意到,相对于数十年前,两性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性别分工被打破,女性拥有了生产性角色,得以接受教育,获取经济收入,参与社会交往等,如怀有身孕依然坚持工作的女警察则代表了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女性。但在父职不到位的情况下,女性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只是为了突出这种困境,电影中的女性显得尤为无力、弱小与稚嫩。如陈念母亲不仅倒卖假货,创业失败后不甘于损失,还借了裸贷并逃走,她的无知与懦弱陷女儿于更艰难的处境,直到陈念高考分数出来时她才回来与之分享快乐;胡晓蝶在不断被霸凌,且同学并未伸出援手的情况下,没有勇气将情况报告给老师而是选择了从楼上一跃而下;魏莱母亲高度依附于丈夫等,女性无不缺乏主动性。霸凌者担心失去父爱便向凌辱对象下跪磕头,以为这样便可言归于好;被霸凌者或因恐惧(胡晓蝶),或因幼稚的寄托(陈念)而选择了忍耐,即使是反抗性最强的,每日携刀防身的陈念,唯一的反抗也仅仅是一次意外,并且幼稚地寄希望于接受高等教育后“成为大人”就可以彻底摆脱这一切。女性依然没能获得控制世界,自主命运的主体性地位。电影中唯一显得强势的女性角色是女警察,然而她也暴露出了在业务能力上的短板以及某种对女性的敌对。如在质疑郑易时却并不依靠物证找寻,而是凭直觉指责郑易为女性的楚楚可怜所蒙蔽。女警察被塑造为一个对陈念冷漠以待,步步紧逼,最后被陈念以“你敢把孩子生在这样的世界吗”逼问得哑口无言的,让观众反感的角色。这样一来,在女性普遍幼稚孱弱,以及女性不断互害,无法共情的设定下,男性的保护者、启发者与权威者地位就凸显了出来。如在校园里,关爱陈念的班主任是男性,在高考过程中宣讲规则、监督秩序的老师也是男性,不断拨开案件迷雾,唤醒陈念内心良知的郑易与老杨也是男性。

这对于电影整体而言不过是白璧微瑕,但正如戴锦华所指出那样:“男权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权力的暴力性、权力必然不断制造偏见的特征已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男权存在于那里……我们所需要发现的是:这一次男权获得了什么样新的表现形态?它采取了什么样的社会路径?它采取了什么样的编码系统?它又借助了怎样的经济、政治力量重新获得了它的自我显影和对社会施之于暴力的路径?在每个时代,在每个领域,在每个具体的例证当中,它都是不同的。”“父”的存在固然必要,但如若观众从电影中得到,孩子被卷入霸凌事件全是源于“没爸爸”,强有力的男性是避免悲剧的根源和救赎女性的力量这一结论,那么电影就会沦为男权话语的编码。

《少年的你》让人们看到,在“父”角色的种种缺位下,青少年丧失安全感、爱与归属感,其自我实现之路障碍重重,社会的完善与进步也受到影响。而陈念最终以法制之“父”取代暴力之“父”,则是电影为力图自救、走向光明者指出的一个方向。应该说,在引导观众观摩社会、思考问题和感悟人生上,《少年的你》是应该被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电影在叙事中流露出来些许值得商榷的性别意识形态话语,但这无损于电影的进步力量和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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