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048)

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电影的风格是电影的另一套形式系统，既可以指“一批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或特征”，也可以指“影片对电影手法有系统的运用，代表整套的媒介要素”。若是以“风格”的视角审视中国电影110余年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的年代呈现出多样化的个人或群体的创作形态，但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早期中国电影，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现实主义”无疑可看作是中国电影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

尽管在“互联网+”及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电影曾一度迷失于IP所带来的虚假繁荣中不能自拔，但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突出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文艺创作方向，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电影在IP所带来的产业悖论中成功崛起，不仅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荣誉，更是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能量以及中国观众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在观影需求。

回望110余年的中国电影史，自第一代导演张石川、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始，中国电影就打上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烙印，而由第二代导演领衔的左翼电影，更是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向高峰，诸如《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影片至今仍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期间，高度计划性的电影管理体系使得中国电影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而彼时所提倡的社会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观亦对“现实主义”有所曲解，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现实主义再次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中国电影创作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并呈现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创作形态。

因此，本文试图从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主义风格电影大致区分为“温暖现实主义”“冷峻现实主义”“诗意现实主义”及“魔幻现实主义”四种主流的创作形态，并简要考察和梳理这四种创作形态的发展演变。

一、温暖现实主义

学者饶曙光曾提出过“温暖现实主义”一词，他认为当下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需要将商业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在一起，“还要在反映社会问题的同时传达积极心态、关心民生疾苦，传递温情和希望，用温暖现实主义满足观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契合观众精神世界的多重诉求，达成与观众的情感沟通和情感互动，给予观众精神慰藉，引发思想共鸣，无缝对接当下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日益多元化的欣赏需求”。搜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温暖现实主义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创作风格。

20世纪80年代，在“伤痕”及“反思”的文艺思潮下，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谢晋娴熟地将现实主义与通俗剧(情节剧)相结合，拍摄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以及《芙蓉镇》等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这些影片既真实刻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又深刻反映了曾经扭曲的时代风气。可由于谢晋电影往往以充满宽容和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或人性光辉收尾，一度被冠以“谢晋模式”而遭受诸多批判。但从创作的角度看，谢晋电影虽然无法精准再现历史逻辑，却较为准确地契合了人性的逻辑。至少对那个年代的诸多创伤个体而言，寻求一个相对温和化的解决方式而并非遮蔽现实，是现实的出路之一。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谢晋电影所呈现的温暖现实主义风格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由冯小刚执导的诸如《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冯氏贺岁喜剧”风靡一时，这些影片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运用“调侃”的方式，诙谐幽默地呈现了都市平民或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尽管影片颇有些荒诞和讽刺意味，但整体却给人以温暖和慰藉。如影片《甲方乙方》中的经典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至今仍然令观众回味。而其之后的诸如《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等影片，亦延续了对现实的“温暖”态度。

近年来，虽然中国电影市场一度沉浸于IP的狂欢之中，但真正获得票房和口碑双赢的影片，仍然是那些贴近现实且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从2014年的《亲爱的》，到2015年的《失孤》《滚蛋吧！肿瘤君》《我是路人甲》《夏洛特烦恼》，再到2017年的《前任3：再见前任》,2018年的《后来的我们》《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无名之辈》,再到2019年的《飞驰人生》《老师，好》《银河补习班》《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烈火英雄》等，虽然这些影片题材和类型各异，却都是以真诚的态度捕捉或呈现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或取材于真实事件，或聚焦普通社群，并以温暖励志的积极态度配合戏剧性的故事结构提升影片的商业价值，不仅在现实层面抚慰了当下观众的生活焦虑，亦在叙事层面询唤了当下观众的情感认同。

二、冷峻现实主义

所谓“冷峻现实主义”，是学者周清平、周星提出的概念，具体是指那些“呈现出未加修饰的原生态现实风格，关注城市边缘地域的处于生存困境的人，冷峻客观地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的原始风貌，画面粗糙、生硬、朴实，情节生活化，很少用视听语言进行修辞化创作”的影片。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张元、王小帅、贾樟柯、娄烨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开始崭露头角，拍摄出了诸如《妈妈》《北京杂种》《过年回家》《十七岁的单车》《小武》《周末情人》等一系列前卫张扬且极具个人风格的影片。这些影片均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在表达方式上却更为冷峻和客观。第六代导演基本都是将目光投向当下的现实环境，但他们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无意为现实问题找到解决的窗口，亦无意用人道主义的方式赋予影片温暖的故事结局，而是用近乎纪实和白描的技法呈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比如在张元的《过年回家》中，服刑17年后终于可以过年回家的陶兰跪在父母面前，承认自己当年偷了(其实并没有偷)父亲的那五块钱，试图换来家庭的和解。这一看似和谐的大团圆结局却是以陶兰近乎“自残”的方式换来的，并不会让人感到温暖，而是令人心酸。而贾樟柯的《小武》则以扒手小武的视角审视平民阶层艰辛的生活以及脆弱的人际关系，当小武被抓后，电视却放着朋友小勇新婚的画面，现实的冷峻和残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新世纪以来，第六代电影人仍然延续了冷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如王小帅的《青红》《左右》，贾樟柯的《天注定》《山河故人》，娄烨的《颐和园》《浮城谜事》《春风沉醉的夜晚》《推拿》等影片，仍是把目光聚焦于社会的边缘或弱势群体，呈现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及生存困境。

近年来，仍有诸多电影人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行“冷思考”，如忻钰坤的《心迷宫》、张大磊的《八月》、周子阳的《老兽》、文晏的《嘉年华》、郑大圣的《村戏》、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影片，均用相对写实的拍摄手法呈现出创作者自己所认知的“灰色”现实世界。 2018年，第55届金马奖将最佳剧情长片授予了已故青年导演胡波的长篇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该片以粗粝的影像风格讲述了在一座并不发达的河北小城中，四个陷入人生困境的底层小人物试图去满洲里寻找一头可以“席地而坐”的大象的故事，该片虽然被评论为一部“丧到极点”的作品，却体现出导演本身对现实生活的“冷峻”心态，可看作是近年来国产冷峻现实主义电影的极致之作，金马奖对其的评价亦为“该片是向残酷现实咆哮，却饱含诗意的作品”。2019年，香港导演曾国祥执导的影片《少年的你》虽然有一个“刻意”光明的结局，但昏暗的色调配合充满悲剧和反讽的犯罪故事，亦精准地呈现出当下青少年面对校园霸凌的绝望和无助，从而令整部影片始终处在萧瑟与冷峻之中。

三、诗意现实主义

“诗意现实主义”原本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电影界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和创作方式，其并没有明确化和系统化的理论纲领，只是在创作上主张人性论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力主电影在宏观地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的同时，应具有某种诗情画意(如叙事结构、对白、表演、画面构成、光线照明和声响气氛、配乐、附有隐喻作用的道具等)”。诗意现实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较之温暖现实主义更为客观，较之冷峻现实主义则更为温和，善于运用诗意的影像隐喻或抚平现实的困境，即所谓的“哀而不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引入中国，以吴贻弓、郑洞天、谢飞、吴天明、张暖忻等为代表的第四代电影导演将我国的诗意主义创作推向高峰，创作了诸如《城南旧事》《巴山夜雨》《邻居》《湘女潇潇》《人生》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性”作品。比如改编自林海音同名小说的影片《城南旧事》，以散文化的叙事方式、情景交融的影像手法准确表达了原作中“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时代意境。而影片《沙鸥》为了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不仅全部采用实景拍摄，更是运用大量的长镜头和运动镜头力图营造充满诗意的生活氛围。

20世纪90年代，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开始了从“形式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向，拍摄了诸如《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其中《我的父亲母亲》更是用充满诗意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一段唯美动人的乡村爱情故事，而其之后的《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等影片亦延续了类似的诗意风格。除此之外，霍建起执导的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亦是中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湖南西南部遂宁乡间邮路上的亲情故事，该片以唯美的影像、自然的风光和质朴的情感荣获1999年第19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近年来，仍有不少国产影片延续了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传统，如张猛执导的影片《钢的琴》，雎安奇执导的影片《诗人出差了》，吴天明执导的影片《百鸟朝凤》，张扬执导的影片《冈仁波齐》，松太加执导的影片《阿拉姜色》，顾小刚执导的影片《春江水暖》等。这些影片仍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将诗性镜语与现实体验相结合，反倒呈现出别样的诗意特征。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的影片《十八洞村》，该片虽然属于主旋律电影，片名亦取材于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而成功脱贫的十八洞村，然而影片却并没有拘泥于主旋律电影惯常的宏大叙事，而是以细腻精致的镜头语言不仅呈现了唯美的湘西画卷，更是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方式讲述了普通村民杨英俊一家的喜怒哀乐，进一步拓宽了诗意现实主义的表达边界。

四、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经典流派，其主要特征是“在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用或者插入神奇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文学翻译潮的到来，以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彼时的中国作家有着巨大的影响，诸如莫言、余华、苏童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亦成功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历史融合在一起。而这些文学作品也影响了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风格。诸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边走边唱》，均具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烙印。导演李少红则是将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成影片《血色清晨》，更凸显出第五代电影人对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偏爱。第五代的另类导演黄建新则将魔幻现实主义从“乡村”引入“都市”，在其诸如《黑炮事件》《错位》《埋伏》以及之后的《求求你，表扬我》等影片中，均蕴含了诸多颇具象征意味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赋予其“城市电影”极为鲜明的寓言气质。

新世纪以来，导演姜文将中国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再次推向高峰，无论是其早年的《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还是之后的“北洋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均以充满隐喻却又酣畅淋漓的方式讲述了一段颇具“魔幻”色彩的传奇故事。此外，第六代电影人也逐渐在作品中融入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如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设计了建筑起飞和飞碟划过天空的梦幻画面，管虎则在《老炮儿》中加入了鸵鸟飞奔的迷幻场景，王全安更是将陈忠实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白鹿原》搬上银幕。

近年来，以杨超、毕赣等为代表的新人导演则尝试将魔幻现实主义同诗意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了与众不同的电影风格。如杨超的《长江图》、毕赣的《路边野餐》，均是采用了梦境与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手法，通过支离破碎的情节、循环交错的时空、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诗化的对白令影片呈现出全新的美学风格。毕赣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地球上的最后夜晚》则是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形式层面推向了极致化，尽管该片在公映之后饱受争议，但导演大胆的美学尝试还是值得肯定。青年导演忻钰坤的第二部作品《暴裂无声》虽然在拍摄手法上亦稍显稚嫩，但其充满隐喻的人物设置和极富想象力的梦境段落仍然令人震撼。蔡成杰执导的影片《北方一片苍茫》亦充满了怪诞色彩，该片通过黑白影像呈现了一个阴差阳错被村民奉为“大仙”的小寡妇二好荒诞而悲剧的个人经历，尽管部分影像和情节处理有些生涩，亦不失为一部较为优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结 语

“现实主义”虽然是近年来国内影视界广泛提及的概念，但对“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和认知却不尽相同，甚至存在争议。本文并无意纠缠于对相关概念的精准阐释，而是希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具体的现象和创作实践出发，结合历史和当下，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整体性和系统化的创作风格，重新审视和关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以期对未来相关影片的创作有所启示。

从1978年到2019年，国产现实主义风格电影不仅以多元的创作形态引起广泛关注，更是以鲜明的创作特征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与好莱坞大片分庭抗礼。无论是商业取得成功还是艺术上取得成就，这些影片均给国产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创作范本。但需要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当下我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同欧美、日韩甚至印度等国家的相关影片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题材的广度和对现实思考的深度上还有所欠缺。如何进一步深化现实主义，进一步通过影像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本文认为，在未来国产影片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创作者不仅要继续关注社会热点和取材现实生活，还要能够在创作中灵活融入类型元素及询唤观众的现实焦虑，并且要进一步深化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原则和精神，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软实力，让中国的价值观走向世界。新时代语境下，前辈影人钟惦棐先生所断言的“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唯一的康庄大道”已经被反复印证。现实主义无疑成为当下国产电影创作的新风向、新坐标，现实主义精神更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最为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路径，期待中国现实主义风格电影能够继续“为时代发声、为民生代言”，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立足于国际影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