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珠春

(枣庄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电影《百鸟朝凤》将人们引向对民族传统技艺与文化在当代社会生存危机之下的文化反思，影片借百鸟朝凤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唢呐曲调，展示出中国乡土审美文化和话语权力的变迁。通过以唢呐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技艺在社会变革前“焦”“游”两代传承人之间的境遇对比，以唢呐为文化隐喻的载体，既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的文化图式，又反映了其在社会变革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影片从乡土美学的叙事视角为我们展示出被城市化的一代人对乡土的精神眷恋和对精神家园的美好憧憬。

一、权力结构：“百鸟朝凤”的象征意义

《百鸟朝凤》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透过电影表面所折射出的人文精神，象征的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凝聚，是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深层反思。百鸟所朝拜的凤凰，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权力的象征符号。

“百鸟朝凤”来自一则民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群鸟，群鸟中有一只普通的鸟叫作凤凰。凤凰每天都辛勤劳作，风雨不歇，吃饱以后还继续收集果实，不辞辛苦地日日劳作。其他的鸟儿只顾着嬉戏玩耍，一点也不理解凤凰的所为，还讥笑凤凰贪婪。直到有一天，天气大旱，森林里果实绝迹，鸟儿们再也找不到吃的，眼看就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凤凰将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食物分给了大家，帮助森林里的鸟儿度过了危机。这些得救的鸟儿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汇集各自身上最美的羽毛为其织成一件美丽的百鸟衣，并一致推举凤凰为百鸟之王。此后每年的这一天，鸟儿们都会从四面八方飞到凤凰的身边进行朝拜，形成了百鸟朝凤的壮丽景观。从故事的内涵来看，其寓意本就是对人的道德教化，同时也告诫世人明主的权力来源，所以故事本就富有象征意味。在《唐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武德九年，海州言凤见于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又曰：太宗时，莒州凤凰二见，群鸟随之。其声若八音之奏。”《唐书》中的这段文字便是借百鸟朝凤的现象来暗喻当时的皇帝是明君圣主，所以天下依附，众望所归。影片以充满象征意味的“百鸟朝凤”作为影片的名称，自然也就具备了它的象征意义。

在影片中，“百鸟朝凤”是唢呐艺人得到真传的象征，也是唢呐班主的象征，是唢呐匠至高无上的荣耀，正是由于它的独一无二性和象征性，使“百鸟朝凤”的曲子传承具有了权力交接的象征。游天鸣父亲要天鸣学习唢呐的根本动机，正是因为唢呐班主所具有的乡村权力象征，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这些可以从游天鸣父亲和邻居的对话中得到印证，而也正是在偷听到父亲的这段谈话以后，游天鸣的学习态度才发生了转变。于是天鸣本着为父争光、为家族争气的心态坚持了唢呐的学习。“这其实也是想通过吹唢呐，为自己和家族获得某种权力，从而能使自己和家族处于乡村权力等级结构的上端。可见唢呐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具有文化仪式中权力结构的象征意味。”

在《百鸟朝凤》的影片叙事中，具有多重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设定，如无双镇、金庄、木庄、土庄、火庄、水庄等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寓意的名称。无双既象征着焦三爷在镇上的社会地位，又同时显示出其蕴含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又是以相应的仪式作为保障的。在无双镇，无论谁家的红白喜事，都要请唢呐班，还要举行隆重的接师礼。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焦家班班主焦三爷坐在太师椅上，接受一众孝子贤孙跪拜的场面。原因就在于唢呐班主对其逝去的先人具有盖棺定论的话语权，那就是是否受得起“百鸟朝凤”，这不仅是死者的荣耀，更是这些孝子贤孙的巨大荣耀。在此也能看出唢呐在中国传统乡村并不是单纯用来娱乐的乐器，它更像是一种权力与文化的象征，是对逝者的一种盖棺定论的人生评价、道德评判。影片借焦师娘之口讲述了传统唢呐演奏的形式，唢呐班出活一般分为二台、四台、八台，最高级别的是“百鸟朝凤”，但这种演出的方式却不是由金钱的多少来决定的，而是由逝者的德行来决定的。道德平庸者只吹两台，中等德行的吹四台，上等者吹八台，但决定吹奏台数的判断和决定权却在唢呐班的班主手里，而不是孝子贤孙和乡村四邻。因此，这里的台数便成为对逝者的道德评价标准，“百鸟朝凤”更是成为逝者的德操象征，相应地，唢呐班主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和确认。

中国古代传统技艺往往依附于一定的民俗文化而存在，这种民俗文化又往往与原始巫术具有相似之处，因而，古代凡是能够掌握一定特殊技艺的人在社会中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虽然古代中国人对宗教并不迷信，但对于未知力量的恐惧却是深入内心的，这种力量左右着社会的舆论，事关对自我的社会评价。因此，在传统社会背景下，人们一般认为这些掌握特殊技艺的人也往往具备引导未知力量的本领，所以对他们充满敬畏与尊重，正如游天鸣的父亲第一次带着天鸣去拜见焦三爷时紧张、局促、不安，体现了普通人对这种掌握话语权人物的敬畏与尊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古代传统技艺的传承出现了所谓的“传男不传女”“密不外传”“长子传授”“一代弟子只传一人”等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所象征的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传承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传承的基础上。这种权力象征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传统社会唢呐等民间技艺的传承，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它在传统社会的稀有和珍贵，进而因传承人的匮乏导致其在当代社会的衰落。

二、文化隐喻：唢呐背后的文化图式

影片折射出唢呐技艺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图式，这种文化图式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与灵魂，是中国千百年以来的生活写照。“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学而》)礼乐在人的生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规范社会的秩序与文化图式，在这一约定制约下，唢呐不仅是丧礼中必须演奏的重要乐器，而且还是对死者生前为人的重要总结，唢呐演奏的台数也相应成为对死者生前道德判断的尺度，技艺在此成为规范社会审美的工具，这正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真实写照。这些技艺成为规范乡村大众审美和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成为乡村文化图式的直接呈现。正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唢呐的社会功用得以凸显，中华乡村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等在这一现象下得以彰显，成为约束个体的行为准则。在传统背景下，个体的发展离不开家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上，礼乐文化成为这种文化的象征形式，掌握了礼乐也就掌握了乡村话语权。这种文化图式既是传统社会规约的象征，又具有深刻的文化隐喻，其以德为首的价值判断标准成为约束个人与集体的无形力量，以唢呐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技艺不仅是构成民族思想与文化内涵的精神载体，还是构筑民族情感与象征的物质载体。

正因为“百鸟朝凤”所蕴含的文化隐喻和权力象征，继承人的选择也因此具有了相应的准则，这里的评选准则便是“德”。作为能够对他人盖棺定论的“掌权者”，焦三爷坚守着传统的道德伦理观：“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焦三爷之所以在众多徒弟当中选中游天鸣作为继承人，正是看到了天鸣身上凸显的德操之美：拜师第一天游天鸣父亲在慌忙中摔伤，天鸣上前扶起时忍不住落泪，此处看到了天鸣的孝；火灾中救出师弟的唢呐，自己的唢呐被火烧掉后宁愿承受师父的责备也不说出实情，此处看到了天鸣的义；天鸣遵照师父的要求在河边练习吸气，下暴雨了依然在坚持练习，此处看到了天鸣的忠。因此，游天鸣虽然天赋不高，但其为人的仁孝忠义和学艺的坚韧踏实深深打动了焦三爷，与焦三爷固守的道德伦理观形成了一致。在焦三爷看来，德操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他坚守着这一理念，丝毫不为金钱、利益所动摇。在金庄的查村长去世后，其子女重金跪求焦三爷吹奏“百鸟朝凤”，焦三爷认为其生前德行有亏，受不起“百鸟朝凤”；相反，对当年打过鬼子、剿过土匪的火庄窦村长，则认为完全当得起“百鸟朝凤”，并毅然抱病亲自为窦老英雄吹奏“百鸟朝凤”，直至口吐鲜血倒在现场。这一系列现象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隐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操之美，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精神体现，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其邻里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但社会的剧烈变革打乱了这种固有的社会秩序，以德行评价的标准在金钱的诱惑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变得脆弱不堪，原有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评价准则在社会的变革中趋于瓦解。在中西乐器的对决中，表面上只是中西乐队之间、乐器之间、民众与乐队之间的冲突，但由于唢呐所具有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实际上隐喻了中西文化、中西话语权的争夺，在本质上显示出两种不同文化观、价值观的对立与斗争，而唢呐班的最终失败则象征着传统乡村文化秩序的解体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图式中，这些以唢呐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技艺往往依托传统民俗而存在，而民俗又多与农业文明的生活节奏紧密相连。民族传统技艺与受众依靠传统的力量在彼此之间形成固定的关系维系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共同的信仰和祖先崇拜形成了共同的民间审美与道德观念，家族成员之间延续祖辈相传的文化习俗。民间社会活动的集体性增强了个体成员之间的亲情观与合作意识，使其在文化、信仰等方面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感，进而形成邻里互助的和谐、友善氛围。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群体性民俗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和独立，彼此关系的建立不靠血缘而是靠社会法律与制度，个体的生存更依赖自身而不是家族，从而使得个体更加独立，传统的价值评判建立在更为规范和成熟的社会规约之下，这种依靠礼乐文化建立的评判准则自然失去了其原有的约束和力量。因此，影片借助唢呐与西洋乐器的文化冲突显示出其特有的文化隐喻，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属性。

而今唢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兴起，但其原有的道德评判属性和乡土文化价值已然消失，留下的只是单纯对其作为艺术的欣赏与品读。今天虽然在红白喜事中仍然有人会聘请唢呐班，但白事演出的曲目已经完全与对逝者的道德评判无关，决定演出内容和时间的只是金钱的多少和主家的欣赏习惯，其隐喻在背后的文化图式已经伴随着社会与思想的变革而烟消云散。

三、精神家园：眷恋乡土的精神寄托

《百鸟朝凤》影片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和故乡情怀，是传统文人对故乡的精神眷恋与情感归依。“《百鸟朝凤》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但片中呈现的并不是现实世界中黄土地上的乡村的真实相貌，而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无论是山水掩映的远景，还是近景中河湾边大片的芦苇、田野里金黄色的稻田，都充满了美和诗意。”尤其是师徒三人林间听声辨鸟的一幕，更如同世外桃源。中国自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但挥之不去的是心头对乡村故土的怀念。乡村由此也成为无数国人的精神故乡，成为承载回忆、亲情、童年等美好事物的精神家园。影片前半段乡村生活的简单、朴实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安详和谐的乡村画面，种地、收割、碾米，自给自足，老百姓思想单纯，大家看重的不是金钱，人们奉行以“德”为上的传统审美观，秉持的是传统乡土文化所孕育的道德伦理观。影片后半段表现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的场景则直接击中了国人的现实痛点，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不堪一击，传统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让位于以金钱为首的价值判断，当观影者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和文化冲突的时刻，内心的痛楚可见一斑。由此，中国传统文人千百年来建立在乡土美学中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传统士人隐退修行的精神故乡，乡村承载了传统文人太多的精神寄托，无数诗词的美好意境往往都是建立在乡村基础上的情感触动，但现实的痛点击中了文人对灵魂故乡的幻想。所以，《百鸟朝凤》这部影片与其是在诉说唢呐在乡村的传承困境，不如说是在感叹乡村诗意生活意境的幻灭。影片将受众带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构成的深刻追问，使观影者在文化矛盾的冲突巨变中重新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影片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激起了当代观众对民族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

“《百鸟朝凤》坚守的，正是一条与《人生》《老井》《变脸》《首席执行官》等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深化现实主义的电影发展道路。这正是吴天明在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的现实背景下，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东施效颦的‘西化’鼓噪，依然保有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定力的体现。”影片看似对唢呐这一文化无限惋惜，实际其所传达的深刻内涵已经超越了对唢呐本身的关注，将叙事中心集中在了对乡土文化与精神家园建构的深层追问。影片摆脱了对“百鸟朝凤”乐曲本身的审美表现，将表现的主题集中在了唢呐与“百鸟朝凤”背后所承载的权力结构、文化隐喻和精神家园，深刻表现了由精神危机引发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与价值评判，将人们从对传统技艺的现象关注引向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内在思考。“《百鸟朝凤》从表层看，写的是‘吹唢呐’；但从深层看，表现的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持有的正确态度。”《百鸟朝凤》将受众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层现象引入到对文化深层的本质思考。如何看待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理解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透过热闹的现象去发现本质，只有正确理解中华传统民间文化背后的文化隐喻，才能越过单纯的现象保护，深入到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优秀传统文化图式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唢呐不仅是一门民间艺术，“百鸟朝凤”也不仅是一首曲子，二者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亦象征着中华乡土文化的伦理道德与秩序结构，承载着国人对乡村故土的美好回忆。透过《百鸟朝凤》我们能发现，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而不是其他的国家，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哲学思想与心理结构，以唢呐为代表的民族民间传统技艺不仅是构成民族思想与文化内涵的精神载体，还是构筑民族情感与象征的物质载体。我们在享用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伴随的是西方文化的泛滥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流失。因此，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思维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寻求新的传承方式，使其在现代社会依然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关乎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