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南英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重庆 401320)

美国女性主义思潮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最终构成了一场延续时间持久、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而电影艺术也参与其间，不断有女性电影在思想革新、抵制父权规约、女性身体解放等方面发声，为全球身处不同际遇中的女性提供着激励与镜鉴。在不断建构和重构人们的观念世界的同时，美国女性电影也经历了美学范式的流变转换。而与女性主义共同在20世纪发展壮大，并同样有着解构理性主义倾向的存在主义，则渗透其中，然而到目前为止，还较少有人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解读美国女性电影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图示。

一、反理性主义审美下的“疯女人”

在美国女性电影创作伊始，女性主义并没有向着存在主义自觉靠拢，但在对“疯女人”的塑造，对女性所处的病态扭曲的环境的刻画中，已经暗合了存在主义对17、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否定态度。

存在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克尔凯郭尔的个体哲学等的观点。相对于黑格尔等人强调事实与理性不同，叔本华等人认为对事实和理性的倡导，将导致人过于关注外部世界，最终为外部世界所支配，但外部世界对他们而言又是虚无而矛盾的，人一旦屈从于外部世界，就彻底地遗忘了自身的真正本质，失去了自由空间。这无疑是一种认为人的绝对意志可以主宰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错误地将其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归结到人对内心世界的忽视中来。但它并非一无是处，反理性主义提倡对个体的关注，尤其是关注人非理性的、主观的情绪体验，倡导尊重个体的个性与自由，这则有助于让人们关注到，在庞大的、无坚不摧的男权社会中，力量微薄的女性个体。

女性个体的种种违背父权社会伦常、逾越父权社会家庭规制的非理性行为，能够被人们视为审美对象。以由克里斯蒂·卡本纳执导的《简·爱》(1934)为例，电影拍摄之时正是美国女性为争取选举权而开展了一百多年轰轰烈烈的斗争，终于以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的通过取得初步成果的时代，因此电影将女性的“疯狂”举动视为审美对象。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梅森和简·爱一起成为反抗男权的两个艺术形象。简·爱的刚毅、勇敢是在理性主导之下进行的，而伯莎由于长时间被罗切斯特囚禁，已经失去理智，犹如黑暗中的鬼魅。她或是在半夜尖叫，或是抓伤罗切斯特，让人感到不可理喻、毛骨悚然，而最令人震撼的是，伯莎放火烧屋，彻底破坏了这个拘禁她的空间，也消解掉了罗切斯特高高在上的庄园主身份，毁掉了罗切斯特的容貌和眼睛，让他在简·爱面前再也没有了优越感。小说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原本是秉持恶意来塑造这一“阁楼上的疯女人”角色的，但是电影则给予了伯莎一定的同情，阐明她的疯狂是罗切斯特对她的囚禁，让她失去选择后造成的。

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对由男性制定的父权社会规则的认可和维护，看似是理性的，但正是存在主义所说的，是只会让她们为外部世界支配的行为。而外部世界因为是男性活动的天地，诸多社会规制对女性来说是虚无和矛盾的，女性正是在这种“理性”之下失去了自由空间，只能如波伏娃所说，履行满足男性性欲和为其照看孩子的责任。而伯莎这样的“疯女人”，从男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自然是暴戾诡异，制造不安，需要被铲除的怪物，但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伯莎则完全可以被调教为一个父权制的挑战者。正是有非理性的、激进的伯莎们的存在，才有最终可以不那么激进却收获幸福的简·爱们。

二、异化世界下的受害者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的影响，开始推进“妇女解放运动”，而妇女运动的“第二浪潮”也就此形成。女性们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有关女性生命体验的深层次探索，还在政治主张上，明确提出了“同工同酬、教育平等、机会均等、24小时托儿所、自由避孕以及自由堕胎”等诉求。在选举权外，女性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进入到社会各公众领域中，更显著地提升自己在政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民权组织的涌现，也为女性们“抒发内心的孤独寂寞，谈论工作中的平等权利、子女抚养、家务劳动、男性、革命等”话题提供了场所。而这场“妇女解放运动”也确实取得了诸多突破，改变了社会秩序。就电影艺术而言，劳拉·穆尔维、庄士敦等人，做出了女性在传统电影文本中是符号、是缺乏、是恋物与好奇、是被社会建构的男性欲望对象这样的总结。这也就呼唤着电影人，积极地将两性矛盾摆上台面，以影响其他还处于困惑懵懂、犹疑不决状态中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关于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就的这一论断，此时早已深入人心。这和存在主义认为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人生进程中逐渐形成是相合的。而存在主义又认为，世界是被异化了的，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人的价值与尊严遭到践踏，人和他者、和集体，乃至和社会，都有着矛盾与对立。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等人，就悲观地将人的存在和烦、灭、死、绝望等联系起来。而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压迫，对烦、灭、死等的感受更强烈，在男性未必意识到自己是机械化大生产下的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奴仆时，作为“符号”“缺乏”和“欲望对象”的女性却是可以意识到自己是男性的奴仆的。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美国女性电影进行了一种积极的审丑，两性的对立、女性对奴仆地位的尖锐反抗等，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在罗伯特·本顿的《克莱默夫妇》(1979)和丹尼·德维托的《玫瑰战争》(1989)中，夫妇为了离婚而展开大战，庸常的生活如同女性的炼狱这一点被揭露出来。而一旦女性不甘于在这种婚姻中消磨自己的人生，男性就有可能伤筋动骨，遭到挫败和伤害。如果说克莱默夫妇的对立，还主要停留在在法律上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层面，那么《玫瑰战争》中奥利弗夫妇则从恩爱到大打出手，杀猫杀狗，最后人也在厮杀中丧命，这种两性关系无疑是可怕而绝望的。

在雷德利·斯科特的《末路狂花》(1991)中，两性战场则扩大到家庭之外，且男性对女性的每一次侮辱和损害，更是立刻招致了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并不一定“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主妇塞尔玛和餐厅女服务员露易丝在一场出游中，先是塞尔玛遭受了陌生男子的性侵，露易丝用手枪打死了那名男子。随后塞尔玛和露易丝用来亡命墨西哥的钱，被英俊的小混混偷走，一直懦弱无能的塞尔玛直接持枪抢劫了便利店。在驱车逃亡时，有开着油罐卡车的男子对两名女性出言不逊，她俩干脆用枪打爆了油罐，而前来追缉二人的警察，也被她们锁在后备厢中。最终不甘于投降的两人驾车跳崖。也就是在一次次升级的暴力行径中，在一次次的自毁和毁灭中，两位女性的形象越发光彩照人。

在这一时期，由于女权运动的推进伴随着其他平权运动的进行，少数族裔女性的不幸遭遇，也为电影人所注意。如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紫色》(1985)中，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为黑人女性埋下了痛苦的“因”，而她们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西莉在幼年时遭受自己继父的强暴，生下了两个孩子，孩子又被继父卖掉，出嫁之后，她又遭到丈夫亚伯特的拳打脚踢。亚伯特不仅有情人夏戈，且还试图性侵西莉的朋友南蒂。好在结识了独立坚强的夏戈后，西莉萌生了离家出走、自己创业的念头。西莉继子哈泼和妻子索菲娅的婚姻也是个悲剧，两人打架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盘子、镜子、窗帘都遭荼毒。和西莉不同，索菲娅的一生，是跟兄弟打、跟叔伯父亲打、跟丈夫打、离家出走后又跟市长打的一生，女性的血泪代代相传，无处不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异化世界、对恶劣的两性关系的审丑，并非当时的美国女性电影所独有。新西兰的《钢琴课》、德国的《沙漠之花》、法国的《流浪女》等亦是如此，暴力被充分展现，两性关系的畸形被放到最大。

三、被抛入世界的自我定位者

而到21世纪以后，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渐趋平稳，另一方面，世界在全球化下显露出了越发复杂的面容，这使得女性电影不能还停留在呈现一个男女两性恶斗的战场，让男女两性分别简单对应恶与善的层面上。女性在获得了空前的独立自主地位之后，不再仅仅将自己视为被压迫者或受害者，而重新思索自我在这个世界的定位。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别无选择地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曾认为，人是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状态的，但人一直在寻找“栖息之地”，人在被抛进来之后，又会基于自己的存在而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女性也正是在一次次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中，直面“我”是谁的问题。如在达伦·阿伦诺夫斯基的《黑天鹅》(2010)中，芭蕾舞演员妮娜得偿所愿地被选为《天鹅湖》中白天鹅的扮演者，但从小被母亲过度保护的妮娜犹如瑟缩雏鸟，无法让艺术总监托马斯和自己满意，而被选来跳黑天鹅的莉莉性感强势，让妮娜备感威胁，训练的压力也让妮娜备感委屈艰辛。出于对艺术的执着，妮娜渐渐走火入魔，先是不惜色诱托马斯，后是精神分裂，“杀死”了要接替自己上台的莉莉，而直到演出结束，妮娜才发现自己的腹部血如泉涌，原来她捅的是自己。此时的女性最为在乎的已经不是如何抵制男性霸权，而是自我超越、自我成就。

此时的美国女性电影审美出现了两个特征，一是女性形象更接近于善恶交织，让人难以简单褒贬的圆形人物，如前述妮娜从雏鸟成长为邪魅强大的黑天鹅的过程中，产生过杀人的念头。为了获得主体性确认，女性可以抛弃道德，自残身体；二是一些曾经是禁忌的话题开始得到讨论，多元化的欲望叙事出现。如在迈克尔·金的《欲望都市》(2008)中，凯莉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是“性与城市”，而萨曼莎更是性欲旺盛，年过五十，在闺密们纷纷心有所属的情况下依然不打算走入围城，总是主动地挑逗男性与自己发生关系。这些都与女性在新时期自我定位的需求有关。而两性关系，也趋向于缓和、互利。如在史蒂芬·戴德利的《时时刻刻》(2002)中，伍尔夫尽管与自己的丈夫不投缘，但丈夫其实已经十分包容、疼爱和迁就与病魔对抗的她，布朗想自杀也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对不起自己，她隐隐约约地爱着自己的女邻居，而克拉丽萨更是照料着罹患艾滋的布朗的儿子理查德。在察觉到自己是女同性恋后，克拉丽萨就与女友共同生活，男性不再是家长。女性不再是对抗男性、挑战法律者，而是和男性一样，是承担责任而又渴望自由、害怕死亡而又向往死亡的人。

存在主义诞生于人的生存、自由和尊严被威胁，人急于寻找出路的时代，其哲学观念也渗透到了电影艺术创作之中。美国女性电影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段中回应着时代的主题，女性在银幕中从失去理性，到努力克服异化，寻找自我，重建新的价值，女性的面貌、女性和世界的关系发生着变化。而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存在主义的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