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琳琳

(绥化学院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绥化 152061)

在平成年代，日本出现了一大批励志题材电影。周防正行等电影人聚焦日本年青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展现他们积极向上、战胜困难的精神状态，其叙事语言或温婉细腻，或轻松明快。如周防正行的《五个光头的少年》《五个相扑的少年》、泷田洋二郎的《入殓师》，以及石井裕也的《编舟记》等，无不给日本以及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中较为突出的，莫过于矢口史靖。长期以来，矢口史靖专注深耕励志电影，在不断地反思与创新中，逐渐形成了类型杂糅、泛喜剧化的个人风格。更值得注意的是，矢口史靖励志电影对于当代日本文化，有着承载与传播的意义，在一个个主人公奋斗拼搏，实现梦想的故事背后，潜藏着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一、“刀文化”下的昂扬奋进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有关日本文化双重性的论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菊”与“刀”也就代表了日本文化的双重内核。其中“刀”意味着崇尚勇武，是日本民族性中激烈、暴戾一面的象征。在日本电影中，于20世纪50年代横空出世的“太阳族电影”，就被认为是“刀文化”的体现。最早脱胎于石原慎太郎小说的太阳族电影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如《太阳的季节》中龙哉因为篮球不够暴力而放弃了打篮球，沉迷拳击；《疯狂的果实》中的夏久与春次兄弟为争夺惠梨而在海上用帆船决斗，最终夏久被撞死等。

日本当代的励志电影，对于太阳族电影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与太阳族电影不同的是，太阳族电影诞生于二战后，当时日本人普遍觉得压抑、迷茫，于是电影中年轻人将一腔热血宣泄在暴力之中，迎合了时人的情绪。而在当代，一方面尽管压抑与迷茫依然存在，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毕竟较战后稍小；另一方面，暴力程度更甚的黑帮类型片完全能满足有需求的观众，暴力不再是诠释青少年奋发勇武，以及与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的唯一元素。因此日本的青春励志电影选择将镜头对准同样能让年轻人释放精力的，并在日本得到长足发展的竞技体育运动，以获得更广范围内观众的认可。如在矢口史靖的《五个扑水的少年》中，五个年轻人加入了游泳部，在别人发现要学习的是花样游泳一溜烟退出时留了下来，谁知教练佐久间惠被查出来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她不得不回家待产，五个少年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本想就此解散，但是佐久间惠已经为他们报名了校庆文化节，加上他们放水时给学校造成了水费和鱼的损失，不得不靠卖花游演出门票来赔偿这笔钱。于是五个人在自己找的教练——水族馆的海豚饲养员矶村的瞎指挥下拼命训练。他们看着手册学习动作，互相监督鼓励，下水实训时，还有人因为憋气而口鼻出血，昏了过去，其他人连忙将他抬去医务室。在不惜体力地训练外，他们还各自开动脑筋，如学过跳舞的就根据舞蹈来设计开场动作、数理成绩好的就设计队形等，最终以一系列自信有力的“叠罗汉”“蝴蝶舞”“海豚式”，和别出心裁的“撑杆跳”“街舞跳”“跆拳跳”等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欢呼。

除了体育以外，有竞争性的社团活动，乃至职场生存，也能体现出一往无前的奋进精神。如在《摇摆少女》中，原来没有半点器乐经验的女生们临时组成了爵士乐队，于是也开始了艰苦训练。她们为加强肺活量而比赛对窗玻璃吹餐巾纸的时间，排成一排吸瓶子以检查各自的肚子有没有鼓起来，练打击乐的平时靠敲桶来找感觉。在克服对器乐的无知外，她们还需要过经济关，于是她们跑遍二手乐器店寻找便宜乐器，去超市当收银员和推销员赚钱，甚至去山上帮人采蘑菇，结果遭遇野猪，落荒而逃等。看似寻常的校园活动，对于年轻人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让他们拼搏不休。而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也同样保持了奋进精神。如在《机器人大爷》中，原本只跟空调冰箱洗衣机打交道的太田、长井和小林三人，兢兢业业地去做开发“新潮风”机器人的工作，吃睡都在车间，尽管一开始他们不得不用真人来假扮机器人以蒙混过关，但在学习之后，他们最终造出了真正的机器人；又如在《快乐飞行》中，空姐在去机场的大巴上还在背诵注意事项，地勤为了给旅客追回上了大巴的行李一路狂奔，摔倒在地把脸弄破也在所不惜等。坚持不懈，是年轻人在残酷的日本职场中超越自身的无力与卑微的唯一途径。

二、“家本位”下的精诚团结

日本学者中村元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无处不在的“家”文化：“与亚洲其他民族相比较，日本思想最显著的倾向是重视封闭的人伦组织。一般来说，它重视人际关系，肯定人际关系比个人更重要，并把有限的人伦组织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在和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时，中村元认为，西方社会中最小单位是人，国家是由一个个个人组合而成的，而日本社会的最小单位则是“家”，国是由家集合而成的。在矢口史靖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亲情对于支撑一个人奋斗的重要性。例如在《快乐飞行》中，这趟从羽田出发，飞往檀香山的1980次航班是空姐齐藤悦子第一次飞国际航线，妈妈为了给她加油竟然买票来坐飞机，临登机前还特意找到悦子送上在日本有保佑意义的御守。结果飞机偏偏差点因为撞鸟而失事。又如在《生存家族》中，铃木一家在东京大停电中，骑着单车开始了大逃亡。在大阪，一家人排了长队却没能吃到海鲜时，父亲下跪恳求放餐人员给女儿和儿子一点食物。在与一位独居老人度过一段日子后，一家人顾念在鹿儿岛的外公，便又骑车上路。父亲为过河探路而被水冲走，母亲则在被恶狗围攻中摔断了腿，就在火车向母亲驶来之际，两位孩子也不愿放弃母亲逃生。亲情支撑铃木一家跋山涉水，支撑他们度过了两年没电的时光。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文化的“家”与中国文化中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家还略有不同，即还包括了一种由地缘、业缘、社团等联结起来的紧密关系。人们在并无血缘关系，但是身处同一企业或社团时，就可以结成较为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例如在《机器人大爷》中，铃木重光作为一位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过着孤独苦闷的日子，而在扮演机器人人偶，和小林等三个年轻人相处时，铃木对他们已经产生了亲情。他一次次地出去表演，并在最后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固然有虚荣的原因，也有保全三个年轻人的动机。又如在《五个扑水的少年》中，五个人加入游泳部或出于无聊，或是为了接近女教练，或是为了研究流体力学，或是为了练腹肌，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点同性恋倾向，原本是一个松散的小集体，而花游要求的又是高度团结、整齐划一，他们彼此妥协包容。原是篮球部的佐藤，不断被前队友嘲笑，加上头发又被爆炸的录音机烧坏，一气之下退出花游队参加了乐队。铃木等四人劝说未果，失望地坐大巴离去，结果后悔了的佐藤拼命追着大巴，回到了兄弟们中间。

在矢口史靖的励志电影中，主人公大多数时候为群体而非个人，并且在向目标接近的过程中，他们群策群力，和衷共济。这也正是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区别之一。美国励志电影中，奋斗主体往往是个人，如《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等，尽管这些电影中也有友情、亲情和团队合作的元素，但电影始终宣扬的是个人奋斗与个人英雄主义。而在矢口史靖的电影中，人和人的利益紧密联结，对于小团体有着忠诚感，以团结的姿态排除危机，忘我奋斗。

三、武士道精神与包羞忍耻

矢口史靖励志电影，还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所沿袭和新变。日本国际政治活动家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撰写了《武士道》，在结合西方典故的基础上解释武士道精神。在论述武士维护荣誉，但并不会急于赴死时，新渡户稻造以腓立比的罗马人做对比，指出武士在弓折箭绝，孑然一身时，也不会贸然自尽，因为这种自尽是卑怯的。勇敢面对困难，忍耐逆境，才能显示出心灵的纯粹。他引用中国的《孟子》名句表示：“如孟子所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真正的荣誉在于完成上天的使命，即便因此死亡也绝非耻辱。反之，为回避上天所授予的使命而死去则是完全懦弱的。”在矢口史靖的励志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到，主人公们往往也有着极高的荣誉感和自尊心，但在遭受挫折或羞辱时，往往能够一忍再忍。

如前所述，日本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本位文化，这也导致了在一个工作团队中，势必有着严格的上下有序观念，在后辈工作出现差错时，前辈可以对后辈进行严厉批评。在《哪啊哪啊神去村》中，平野在刚到三重县接受为期一年的伐木培训时，因为孱弱胆怯又心不在焉，而饱受火暴粗鲁的前辈饭田与喜的斥责，被揪头发打耳光，平野一度想溜之大吉，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一改娇生惯养之态，最终融入了大山的怀抱。类似的，《快乐飞行》中的铃木机长在模拟训练时因为坠海被教官骂，在执飞时又因为占用频道的时间过久而被同事骂，以至于紧张到在广播时语无伦次。年轻的机械师中村用十分钟更换了他人需要用时十五分钟才能换好的发动机零件，也遭到了主管的批评，因为他曾说过自己只需七分钟。

需要忍耐的除了工作前辈以外还有服务的对象。如在《快乐飞行》中，乘坐飞机的旅客们对空姐缺乏礼貌，或是因为行李箱的托运问题破口大骂，或是急着索要耳机、杂志、醒酒药，稍晚一分钟也不行，或是抱怨没有牛肉饭等，让齐藤悦子手足无措，更糟的是，宿醉的旅客直接一头栽倒，吐在了悦子的衣服上。但身为空姐，她依然需要微笑着继续工作。

可以说，在武士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今天，被认为是“民族文化象征”的武士道精神依然对日本国民有所浸润，而其中正面的、符合现代道德体系的一面被矢口史靖等电影人以励志电影的方式呈现。值得一提的是，矢口史靖还尤为注意电影的喜剧性，为主人公的艰难隐忍包裹上一层轻松的外衣。如在《五个扑水的少年》中，矶村支使五人给他打扫水族馆，这本是辛苦的劳作，但是五个人苦中作乐，一边擦玻璃一边假装自己是在海鲜自助饭店，讨论着什么鱼比较好吃。又如在《快乐飞行》中，悦子因为一错再错，被乘务长命令只能做打下手的工作，不能出去面对旅客。而即使是打下手的做甜点，也被悦子搞砸了。在旅客吃不到甜点就会闹事的关头，悦子将功补过，用现有的边角料临时做了一锅蛋糕，并起名为“塔罗特塔塔蛋糕”，旅客们都以为是什么高级糕点。这些幽默、乐观的情节淡化了主人公遇挫的悲惨性，保证了电影的喜剧基调。

励志电影对于当代青少年形成并巩固正确的价值观，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有着积极的作用。矢口史靖的励志电影，给予人们欢笑与感动，照亮着青少年的成长之路，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是当代日本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们以更平和、更能为人们接受的方式，延续了“刀文化”，介绍了日本人的“家本位”团结意识，并对武士道精神中崇尚荣誉、隐忍的方面进行了正面改造。这种文化自觉与自信，对于日本励志电影健康、长久地发展，甚至对当代日本社会形象的塑造，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